一
“清一色的双龙抱！”婵媛倒下牌，拿起茶几上烟盘里的半截双喜香烟，一连吸了好几口，挑着兰花手，眯着吊梢眼，敞着高而硬的衣领，露出一截白皙的颈子。
其余三个女人，一个把奶头塞进怀中孩子的口里，咕咕噜噜地自艾自怨；一个目瞪口呆地瞧着婵媛的牌，仿佛是要找点岔儿来否认才好；另一个看了一眼自己面前的筹码说：“今天真是三归一？还早着呐!！还有十六圈！”
房门推开了，一个年老的女人伸进头来。
“哎呀，太太，可把你找着了！”她的笑容掩饰不了那责备的口吻。她走到婵媛身旁，俯下身子，煞有介事地压低了声音说：“赖先生来啦！”
“啊！”婵媛蓦地站起身，把烟蒂扔在烟盒里，转身就要走的样子。
“什么事？叶太太。”抱孩子的女人问。
婵媛歉然笑了一下。
“我不能来了，我得回去。”
“那怎么行？讲好的二十四圈！”那女人把怀中睡着的孩子放在地板上，扣上了腋下的扣子，来不及扣衣领，就自顾自洗起牌来，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婵媛的话否决了。
“我家里的先生孩子，我都不管，我先生下了班自己做饭。结果只打了八圈牌；天还没黑呢！”
“今天另有一场，我退掉了，特地跑来赶这一场。”
三个女人全在抗议。
“好啦，好啦！”婵媛把自己面前几叠筹码撒在桌面上。“我赢的统统不算了！”她拿起身后的黑皮包。“实在对不起，明天别说二十四圈，四十八圈我都奉陪，今天我得走了；李妈，你先跑回去，说我就回来。”
李妈碎步跑出门。
“李妈，李妈，来，来！”婵媛在房门口凑在李妈耳边说：“别跟他讲我在这儿打牌！”
李妈会意地笑了一下，又向外跑去。婵媛走到台阶上，忽然停住，把领口扣上，打开皮包，拿出一个古铜描金花的粉盒，对着盒子上的小镜子，在脸上敷了粉，抹了唇膏，又用一条白纱绣花小手绢，把泛在嘴角的唇膏擦去了，然后对着镜子端详。若睁若闭的吊梢眼下有一颗小黑痣。一滴黑色的泪。他喜欢那颗痣。她不觉对镜笑了一下，关上粉盒，放在皮包里。她正准备走下台阶，只听见室内有人说：“赖先生？赖先生是谁？”
“她先生嘛！”
“赖先生是叶太太的先生？她先生不是陷在大陆了吗？”
“唉；你这人；上一次打仗有抗战夫人，这一次有戡乱先生！”
室内一阵哄笑。婵媛因为好奇，也不急于回家了，退了一步，贴墙站着，楞楞地。晚霞已褪尽。灰苍的墙。灰苍的天。婵媛就像一个无生命的美丽标本，贴在一个灰苍的大匣子里。
“姓赖的干什么？”
“开纺织厂，很有些钱。”
“多大年纪？”
“五十多罗！ 比她大十几岁。高头大马，标准的关东大汉。”
“家里有人吗？”
“有个太太，也在大陆。”
“那不是正好吗？一个要补锅，一个要锅补。她为什么不名正言顺嫁给他呢？”
“妙就妙在这里。她和三个孩子、一个老佣人，一家五口人，吃姓赖的，喝姓赖的，她可就是不肯姓他的姓！ 她说生为叶家人，死为叶家鬼！”
“那就守到底好啦！”
“要活命呀!！太太！ 先生没出来，谁养活她？一家五口，柴米油盐，少一样行不行？她是吃过苦头的呀。后来碰着这个姓赖的，他一眼就看上了她，托人介绍。她怎么样都可以，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嫁他，不改姓；第二，他不能住在她这儿，一星期来两三次。”
“你别说，叶太太是挺逗人爱的，她也不是长得怎么美，就是那一股味儿，俏！”
“唉，这种乱世，无奇不有，要是她先生……”
婵媛没有再听下去，她走下台阶，一转头，看见园子里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只是没有雪。
二
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还有濛濛的雪。婵媛在这亚热带的小巷里走着，仿佛又感觉到那料峭春寒中的红情绿意了。
那是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他们的新房在楼上，卧房外面有个镂花铁栏杆的阳台，阳台上摆着盆景：一株鸳鸯霓裳,，一株腊梅，还有一株一捻红。新婚第一个早上，天下着小雪，仲甫还没有醒，婵媛怯怯起床，漱洗之后，在梳妆台前坐下，两旁白铜双喜蜡台里的大红烛挂着大大小小的烛花。镜中映着阳台上的一捻红，在那一片皑皑寒光中，艳中别有韵致。她打开胭脂盒，正准备将胭脂擦在脸上，李妈端来一碗冰糖莲子，在门口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太太，起来啦！”婵媛的脸一下子绯红，那艳射的容光，正像雪中的一捻红。她无需再擦胭脂，放下那金色小盒，一抬头，由镜中看见仲甫，躺在镂着一节节圆瘤的钢床上，调侃地笑着说：
“还害臊吗？”
婵媛走到巷口。巷口有个水果摊。一只苍蝇绕着她嗡嗡地飞。她皱着眉心，用手挥了一下。她不知道是要挥去那只讨厌的苍蝇，还是要挥去恼人的记忆，她许久不想这些事了。她只剩下一个动物的本能——活下去。求生的欲望是残酷的。然而她怎能不想呢？那弄堂门楼子底下就有个水果摊。卖水果的黎老头，下巴有一小撮灰色的胡子，每逢她打那儿走过，他总是哈着腰向她问；她在摊子上买水果，每个月初才算账。弄堂口还有个馄饨担子。她与仲甫看戏深夜回家，坐在黄包车上，老远就看见馄饨担子上的一盏油灯。他们下车时,总会这么说：
“喂，老赵，来两碗馄饨，一碗双份！”
自然，那碗双份是仲甫的。老赵总是在他们的馄饨里多加一撮海米，有时还加一小把面。还有那个管弄堂的聋子老岳，白白净净，谦恭有礼，说起话来咬文嚼字，他本是个大公馆的管家，主人死于神经病，大公馆成了破落户，他自己耳朵又有毛病，主人的老朋友才设法让他来管理自己的弄堂。他一家六口，没法糊口。婵媛为他标会，找米票，募旧衣服。老岳逢人就说：“叶太太心肠好，必有后福！”还有那得楞得楞的博浪鼓；得得的马蹄声；马车夫咯咯的吆喝；不知何处飘来的风琴声；永远是《燕双飞》那老调子……她想起仲甫，就会想起这些琐事。她对他没有多少美丽的记忆，然而，他们是结结实实在一起生活过的。他们有时候也拌嘴。为孩子、为佣人、为生活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而拌嘴。那只是因为他们彼此了解太深，彼此要求太多。他们无需掩饰自己。婵媛本是个温厚带点儿笨拙的女人，不会花言巧语，不曾用温存的小动作取悦仲甫。但他感觉得到她的爱。它就在那儿。他知道。
婵媛低头想着，一抬头，看见小理发店玻璃窗上的一张画：一个日本女人，高高梳着一个髻，前额有一抹不经意的刘海，圣洁的笑脸，丰润的胸窝。婵媛喜欢那日本女人的发型。但那太费时间。有人等着她。她走进理发店，也没坐下，只是站着让理发师用吹风器在头发上吹了几个大波浪，把脑后的大髻整理了一下。她在镜里看了一眼，心里想：他也许喜欢。她付了理发师三块钱。用最少的时间、最低的价钱，换来了一份最有用的美丽。她感到很满意。理发店旁边是个杂货店，过去是个小药房，再过去是个烧饼豆浆店，再过去是个电料行……全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全是人生的小烦恼。人生的小烦恼，是谁说过的？啊，是仲甫。而把那些小烦恼加在他身上的就是她自己。“仲甫，你今天出去给我带一瓶婴儿药片回来。”“仲甫，家里米完了，你叫米店送米来，要上海米，记着！”“仲甫，带两个灯泡回来，一个一百支光，一个五支光。”仲甫虽然抱怨，每次都照着她的话办到了。她记得他抱怨的神情，他苦笑着摇摇头：“唉,我都给你磨老了！”她可不觉得他老，开朗的前额，没有一丝皱纹，笑的时候透着孩子气。
只有一次，她在他脸上看出了苍老，在他们分手的那一天。那正是一九四九年，仲甫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留在原地，到最后关头才能撤退，婵媛只有带着孩子随着他的机关先来台湾。那天晚上，他送她和孩子上船。仲甫只是张罗着为他们找舱位放行李。船将开行时，他走到梯子口，又回头看看她。他太阳穴暴着粗筋，喉瘤滚动了几下。她隐隐约约觉得，她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奔过去抱着他哭，说她不走了，要和他共生死。仲甫拍着她的肩：“别像个孩子，难道真是一天也离不了吗？马上就在台湾见面了。我一定尽可能快点来。多难为情！这么多人看着。婵媛，你笑一笑，好不好？我要看你笑着走，我才安心。”她抬头勉强笑了一下；他也在笑，但他的泪水却滴在她的脸上，滴在她的嘴角——带着咸味的泪。
婵媛用舌尖在嘴角舔了一下。嗯，带着咸味的泪，她又尝到了。然而，仲甫不在眼前。她用手把眼睛抹了一下，原来她正走到菜场门口卖花的旁边。每次赖国熹来她这儿，她都买一束鲜花，插在她卧房的花瓶里。她买了几枝菊花，走了两步，又转身回来由篮子里抽走了两枝。卖花的咕噜着，她也不理会，径直走向肉案，买了一小块猪肝。他有宵夜的习惯。她没有为自己准备宵夜，她学会了节省，学会了吝啬——她的钱得来不易，是用她那个人换来的。谁过过她那样艰苦的日子？！她来台湾还不到一个月，仲甫就陷在大陆了。多少个失眠的夜，她空自追悔,她不该离开他。但是,渐渐地,她所想的不是仲甫，而是如何活下去。她的积蓄用尽，衣物当尽，最后连老李妈攒的一点钱也拿出来用光了。患难使他们主仆有了母女的感情。她束手无策，流泪的时候，李妈就拿起空菜篮向外走：“哭？哭有什么用？想办法呀！”她回来的时候，就会提着一篮菜，甚至还有一小块肉。她把菜一样样放在厨房桌子上，一面唠叨：“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管他明天有没有米下锅，今天吃饱了肚子再说！我装着满不在乎地对卖菜的说：‘喂,我太太打了一夜牌，还没起床，没拿着钱。我今天在你这儿买的菜，明天给你送钱来，要不你就跟我回去拿钱，我可懒得再跑一趟。’他忙得团团转，连连说：‘好，好，老主顾！”李妈会拿起那一小块肉掂一掂：“几个孩子好久不知肉味儿了，我又赊了几两肉。”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唯一的依靠是一个既忠诚又狡诈的老妇人！
婵媛走到十字路口，一拐弯，再经过一个巷口，一根电线杆，就可看到一扇绿门上的小木牌：叶宅。叶宅大门内，等着她的是一个姓赖的陌生人。她忽然觉得他是陌生的。他心地厚道，对她很好，甚至是爱她，她知道。他使她过着不虞匮乏的生活，甚至近乎奢侈的生活，她也知道。然而，她不肯完全委身于他，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每当有人从大陆出来，她就害怕他也会出来找她。害怕，是的，正是这种情绪。她已不是从前的婵媛了！
她走到电线杆下，靠着电线杆歇气。不知为什么，她今天特别累。一阵风吹来，她闻着了菊花的清香与猪肝的血腥所混合的怪味儿。她见到赖国熹怎么说呢？他不喜欢她打牌，而她的生活中只剩下这一个短暂的乐趣是可以把握的。有一次，她在外打牌，他来了，李妈没有找着她，他悻悻地走了，有半个月没到她这儿来。她靠着电线杆，把额前一小绺头发向后一甩，牵着一边嘴角笑了一下。她知道如何对付他。
婵媛朝着“叶宅”那扇门走去。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还有濛濛的雪。今天怎么回事呢？她并不要想，她只要活下去。“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仲甫就那样赞美过那种花，就在他们新房外镂花铁栏杆的阳台上。
三
“你上哪儿去了？”赖国熹悻悻地坐在卧室犄角一张沙发上。
“上哪儿去了！”婵媛靠着梳妆台，半嗔半笑地斜瞅着他。“成天等你，你不来。我一出门，你就来了。理发、买花、买宵夜的，还不是为了你？！我简直就是为你而活的！”
“你知道我会来？”赖国熹起身把她一把拉过来。“我一看见你，要生气也没气了。”
婵媛坐在沙发的扶手上，整个身子靠着他的胳臂。她看见他后脑勺的几道肉沟，还有一颗猪肝色的大肉痣。
“我随时都觉得你会来。外面一有响声，我就以为是你。送报的，送信的，过路的，只要一听见车子刹车的声音，我就掀开窗帘看看。你，哼！”婵媛撅着嘴，用拐肘把他推了一下。
“你说话也得凭凭良心，”赖国熹笑着说。“只要你答应，我恨不得天天在你这儿。你呀，你是天下最矫情的女人！”
“好啦，好啦，”婵媛站起身，在衣橱里拿出一件黑缎绣双凤的晨衣，走过来为他解开领带，脱下西装上身。“松散一下吧。我不在家，你自己就不知道换衣服？！”
“要你干什么的？”赖国熹凑在她耳边低声说过之后，又大笑了一声，才懒懒地把婵媛双手拿着的晨衣穿上。
婵媛为他系好了腰带，转身由衣橱中取出一个衣架；准备把西装挂在衣架上；但她停下来笑着瞟了赖国熹一眼，便掏着西装上的口袋，里里外外的口袋全掏过了。
“在这儿！”赖国熹拍拍裤子后面的口袋，然后撩起晨衣，掏出了一个皮夹，在婵媛面前晃了一下，又放回口袋里，带着调侃的笑坐回沙发上。
“好，记着！”婵媛抿着嘴，似笑非笑地，走到梳妆台前的圆形矮凳子上坐下，顺手打开了梳妆台上的音乐盒。一个纤美的女孩子坐在钢琴前面，跳动的手指在那白色的琴键上弹着催眠曲。粉红的墙，粉红的壁灯，西蒙丝的床上罩着白底撒粉红玫瑰的单子，仿佛是一个盲女信手撒上去的，满床的狂花混絮。婵媛把盘着的髻解开了，用刷子慢悠悠地刷着，由镜中看去，那一抹长发就像黑夜里翻滚的瀑布，闪着黑黝黝的光。她梳了一会儿，放下刷子，对镜皱皱眉，半闭着眼，掠了一下鬓角的小卷发。赖国熹一直坐在那儿瞧着她，现在才站起身来，走到她背后。那女孩子仍旧弹着催眠曲，反反复复地弹着。白纱窗帘隐约透出宝石蓝的夜空。婵媛看见他站在背后，便又拿起刷子刷头发。赖国熹关上了音乐盒，由她手中拿下刷子，放在梳妆台上，两手扶着她的头朝着镜子。
“别动，也别笑，我就喜欢看你皱眉头的样子。”他一只手由她的鬓角摸到脸颊、下巴，又用一根指头顺着她鼻梁滑下去，滑到她的嘴唇上，便停在那儿轻轻逗弄着她的嘴唇。“这两片小东西，这两片小东西!來！又会笑，又会矫情，又会说叫人飘飘然的话，又会说叫人伤心的话，还会——还会什么？ 嗯？”
“别碰我！”婵媛把头扭到一边。
“嘿，还害臊吗？”赖国熹挤在婵媛身后坐下。
婵媛蓦地站了起来，恍恍惚惚地，一只手摸着额头。
“今天，”她回头对他勉强笑了一下。“今天你还是到公司去睡。好不好？”她走到床边坐下。
“为什么呢？”赖国熹两眼楞楞的。
“你——” 她轻声笑了一下。“你得留心你的身子。你工作太辛苦了。”
“怎么今天忽然这么大慈大悲起来了？”赖国熹说着，由裤袋里掏出了皮夹，取出一枚戒指，走过来坐在婵媛身旁，把戒指戴在她左手食指上。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猫儿眼，你瞧，多好的猫儿眼！这在台湾还少见。一个朋友缺钱用，拿出来卖，我就买下了。我想逗逗你，所以起先故意不拿出来。喜不喜欢？”
“喜是喜欢，不过，”婵媛瞧着手上那颗茶色的猫儿眼。“你不是说——”
“我记得，我记得。”赖国熹由皮夹中抽出一张支票。“哪，你先用着。只有两千，明后天我再给你送来，手边一时没有那么多。”
“也不必那么急，我只要够开销就行了。”婵媛接过支票，放在床上。“三个孩子马上要缴学费了，就得一千多；小翠的跳舞费，小鑫的钢琴费都得缴了。还得给孩子们添点衣服、鞋袜什么的。小凯的生日快到了，我答应过他……”
“算啦罢！”赖国熹又用一根指头逗着她的嘴唇，“这两片小东西多会哄人!！你说是为我而活的，我看你才真是为孩子们而活的。”
“我这个人，” 婵媛向他凑近了些；靠在他身上,拉起他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身子。“我这个人,这该是实实在在的吧，人，就是这个人！”
“好，好，我逗你的。”赖国熹搂着她。“你听我说，昨天我去殡仪馆吊一个老朋友，出来在路上我突然有个念头，我要为你在银行开个户头，有一万存一万，有一百存一百，存折放在你手上。我要把你安顿得好好的。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的祸福，谁知道——”
“别说些傻话！”婵媛一只手蒙住了他的嘴，看见他鬓角上几星白发，决定下次陪他去理发店染一下。但在目前她没有勇气说出来。她不愿看到他的老态。她不知是怜悯自己，还是怜悯他，弯身为他脱下拖鞋。
“好好休息一下吧？”婵媛扶着他在床上躺下，又把那张支票塞在垫子底下。“我去给你打洗脚水。”
“不要。”
“我去给你做宵夜。”
“也不要。干么今天这么乖？”
“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婵媛坐在床沿，用鼻尖擦着他的鼻 尖。
“我要你给我捶捶背，我今天太累了！”赖国熹翻身朝着墙。“唉，人上了年纪，一年不如一年了！”
“又说这种丧气话！”婵媛两手在他背部轻轻捶着。“什么人说过的？七十才是人生的开始呢；你离七十还有十四年吧。你七十的时候，我多大年纪？我也五十二了，也快进土了。”
“我七十人生才开始，你五十就进土？”赖国熹哈哈大笑。“你今天怎么回事？简直是语无伦次了。”
“我常常犯这个毛病，你小心，小心我有一天真成了神经病！”婵媛两手娴熟、轻巧地在他背上继续捶着。
赖国熹哼了两声。“舒服，哎！真舒服！你两只手就像两只小动物，又灵巧，又柔软，好像是你身上什么东西由你手上传到我身上来了。舒服！哎！舒服！”
婵媛没有答腔，她想起小时候为祖母捶背的情景。祖母捧着水烟袋，水烟袋上有个彩色毛线套；她脚下踩着镂花小铜炉，由镂空的小格子中，可以看到苍白炭灰中闪烁着的玛瑙色的火星。祖母对着纸捻子“呼堵”一吹，又是一朵玛瑙色的火光。她为祖母捶背，祖母为她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常常在紧要关头，祖母忽然停住，呼噜呼噜抽烟，抽起烟筒吹出烟灰，又燃起另一根纸捻子。她等得不耐烦，不觉在祖母背上使劲加速捶下去，祖母就会笑着说：“你这个小丫头，你不好好捶，今天那一百钱就不给你！”她又慢慢耐心捶着。祖母一叫她住手，她就立刻要那一百钱。她把每天捶背得来的钱攒起来，听着博浪鼓远远摇来了，她就拿着钱跑出去，看着玻璃柜里的水胭脂、鹅蛋粉、红缎带、白铜手镯、小瓶双妹牌花露水……不知要买哪一样。无论她买什么，祖母总会抱怨她上了当。然而，在她一撒手把钱撒在玻璃柜上，拿起一样小玩艺儿的时候，她是衷心快活的。她为祖母捶背，是为了那些美丽的小东西；现在她为身边这个人捶背，是为了讨生活。“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一株一捻红。冷艳大红的花。仲甫……
“你怎么老在一个地方捶？你在想什么？婵媛！”赖国熹扭过头来。
婵媛抖了一下。
“我在想——”她弯身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在想你！”
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搂着了她的腰。
（选自《台湾轶事》， 北京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