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附录2）

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下）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报告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一苏联？

伪爱国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拼命要证命，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搞垮了苏联。他们以此来转移视线，而搞垮这个大国真正的罪人是“困在别洛韦日密林里的”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时实际上只想做一件事: 把苏联变成真正的、起作用的、强有力的中央和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有机结合的联盟。苏联是建立在斯大林错误的自治化思想基础上的，这并非秘密。这种自治化思想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完全服从于中央。改革要结束这样的民族政策。

当然，从前的苏联不仅有过失，而且有显著的成就。尽管十分奇怪，党的代表大会的提法“苏联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仍有部分道理。苏联的历史功绩是使许多民族掌握了世界文明的成就，拉齐了他们的发展程度。与此同时，却无视联盟制原则，把各共和国完全置于中央的权力之下。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还犯了其他严重的失误和错误，斯大林对一个个民族的残暴镇压的后果很严重。从这些真假多少的压制和欺凌的有毒种子中逐渐滋长出仇恨和怒火。

构成生死攸关的挑战的是新的现实——由于联盟中央的政策在苏联内部成熟了的原始民族国家(加盟共和国及其狂妄自负的地方精英)业已形成。民族问题和联盟问题纠缠在一起。要解开这个问题、野心和矛盾的死结，只有坚决使苏联联盟制现代化，赋予它以现代的面貌。

改革无疑促进了各共和国民族自决的增长。但是苏联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精英对民族主义偏见、分裂、仇恨和如此露骨的表现没有思想准备。改革派政权未能制止分离主义者的破坏活动。

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高涨的背景下，这些共和国的精英开始劲头十足地争取对经济资源作有利于本国的重新分配。加盟共和国政府同联盟中央由于对财产的监控不断发生冲突。管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统一体系逐渐瓦解。企业间的生产联系也遭到破坏。1990年苏联经济生产开始衰退(起先并不严重)。价格改革(1991年2月)规定经济局部转为价格不由国家调控，但并未见效。

必须为苏联的国家结构打下新的基础。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看来高估了苏联制度的安全系数，主要的是对民族精英们的自私和野心的程度估计不足。

众所周知，俄国的民众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民众的国家至上主义模式的背面。某些精英集团蓄意挑起造反的、反国家的狂热，利用民众猛烈的自发势力来攫取政权——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摧毁自己的国家。正如常言所说，为了在火堆旁烤烤手，不惜烧掉共同的房屋。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立场在苏联的命运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合法的要求(更充分地满足俄罗斯居民的需求)的幌子，实际上破坏了联盟条约的各个方案。他们客观上导致了统一国家的瓦解。

我们共同的伟大祖国的瓦解给它的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和贫困。各共和国自己建立独立国家能得到多大的补偿呢？在后苏联空间内保留某种一体化的共同生活形式岂不更好？把苏联多文明的、多民族的和多文化的共同体变成现代民主岂不更好？

今天回头来看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统一、至少是我国的主要部分的统一是可以保留下来的——通过深入革新苏联联盟制的途径保留下来。这一方向的运动于1991年夏天进入最后阶段。当时已准备签署多数加盟共和国都已同意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但是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国家叛乱令人痛心地破坏了改革苏联联盟制的计划，这次叛乱的组织者是高层官僚的代表。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利用了已经出现的形势。

不时听到有人说，苏联根本不能保留，苏联的解体是客观原因决定的。这样的观点是对历史及其“铁的”法则和规律持极其客观主义、机械论态度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的目的是为瓦解苏联真正的罪魁祸首涂脂抹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中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人违背全苏联的全民公决，提出了一个极其自私的目标: 推翻戈尔巴乔夫，哪怕代价是解散苏联。他们在别洛韦日密林深处就是这么干的。因此，他们瞄准的是戈尔巴乔夫，打中的却是苏联。撤销苏联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他们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突然置身外国。

矛盾和错误。改革的历史意义

20年过后，再来讨论改革过程中什么做的不对、哪里错了、哪些负面情势是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是很容易的。但当时我们苏联人，从普通公民到领导人很多事情不清楚，很多情况不明白。在改革初期强烈觉察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政治意志与牢牢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局限之间的矛盾。

我国处在为它此前发展划定的世界观走廊之中。为了摆脱它的限制，不得不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行动，依靠清醒理智和直觉。但改革的目标是不变的: 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

与此同时，一开始的构想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苏联改革的领导人最终找到了我国革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是指社会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为取向的经济、负责任的国家。

不能忘记，许多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接受市场、私有制、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全人类价值观优先这样一些概念还存有疑虑和担心。直到1990年，这些概念才被广泛使用，具有了正面的色彩。但当时联盟中央实施社会经济战略的可能性受到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主权化”的严重限制。

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过对奇迹般立即改善生活的信念。但事实上在改革中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通常却变糟了。在改革年代，为了造成我国社会中的政治稳定，只需用商品和服务填满消费市场就行了。正如“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服务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活跃会制造出一个能缓解由于拆除国家社会主义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困难和贫苦的缓冲垫。

但是巨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在苏联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而服务业薄弱、农业停滞)，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平稳自由化、对经济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又不能通过大量出口商品来取得这种效果，因为世界能源(苏联主要的出口项目)价格猛跌。当然，还应指出高层官僚顽固反抗，他们往往加剧危机以迫使我国社会抛弃改革派。因此，正在形成的大众消费型社会日用品紧缺，这一切极度激化了我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改革这一悲剧性的奇怪现象是苏联社会历史形成的特点的结果。

回首往事，能更清楚地看出造成苏联社会改革困难的基本原因。要在一个大部分版图处于严峻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而众多民族又各有不同的历史、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大国里进行民主改革，实在是难上加难。在民主化进程中，长期共同生活积累起来的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迅速蔓延和激化。恬不知耻的、急于上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冲突和矛盾。

国家制度架构的削弱(我国改革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反对派——党内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对抗加剧的结果)对经济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监督体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数高层官僚对实际攫取国有财产的贪欲大增。
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群众性社会文化的陈规旧习，对改革和我国的命运起了反面作用。还可以加上后期苏联社会某些精英群体世界观的特点。自愿的、有意地放松国家对社会的严厉监控，不是被看作是当局邀请对话和合作的愿望，却被看作是当局的软弱，正好乘机攻击国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亚美尼亚地震、世界能源价格猛跌——这些灾难严重削弱了我国的经济能力并破坏了本已萌生的民众的社会乐观主义。

只用客观因素和俄国的传统遗产来解释改革的悲剧性结局是不对的，也是不事实求是的。改革领导人犯的错误和失误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他们的行动受硬性的时间限制，很快便置身于结成推翻中央政权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专家们对于以下问题仍是众说纷纭: 是苏联改革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由于1980年代、1990年代初选择空间极度缩小实际上别无选择，也无机动的可能。

看来，在当时改革的框架内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犯下的错误严重地恶化了局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这些可能性和错误分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两类。

第一类是苏联和苏共改革领导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群众基础的失败。

大家都清楚，苏联是“党的国家”，其中的苏共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很难否认，尽管十分不民主，但这个独特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现代化中作用不小。党一国家是十分有效的开发式加速发展的主体，尽管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艰难困苦的巨大代价。

而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这个半军事机制开始停滞。它逐渐变成了苏联发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条件下，按官名录任职的原则竞争不过职业内行和效率原则。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指令性计划支配。党在苏联是社会机动的唯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但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反共分子)的大杂烩。

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苏共国家”这份逝去的历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但是抛弃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的机关中保守和“疯狂”(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

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办法是，由党的领导人主动分裂苏共并在其基础上组成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党一旦分裂，大多数党员(与其政治观点无关)及强大组织的主要资源将与领导人在一起。苏共中根深蒂固的群众追随领袖的传统，将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政治路线的基础。但是，八月叛乱埋葬了这一思想和新的联盟条约。

苏共高层中有强大的保守派，导致我国政治领导人往往对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行动迟缓。正如苏联改革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苏联总统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观点，如果戈尔巴乔夫是通过全民投票当选的(当时很少有人对他能取得胜利产生怀疑)，那么，在1991年决定性时刻，他的权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对力图消灭苏联的势力采取更坚决的步骤。

可以归之为(第二类)未实现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对在政治进程中为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严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够。其后果表现在从1988年(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屠杀开始的许多族际冲突过程中，当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追究和惩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解散非法武装组织。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我国改革的进程中绝对不容许发生流血事件，他的这种道德高尚的立场被人视为中央政权未能及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强力的软弱表现。

削弱国家对遵守法纪的监督也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民主运动中，冒险主义者向公众头脑中灌输一个观点: 俄罗斯和苏联合而为一的国家是民主进步的敌人。因此形成了违法成为家常便饭的形势，而黑手党团伙开始在经济中得势，他们并不关心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关心通过犯罪手段瓜分国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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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一谈改革的历史意义。改革的重要结果是消除了国际孤立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整个苏联时期我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关系的特点，对我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了心理上的紧张。与此同时，为国际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产生了建立民主的国际新秩序的前提，这一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法的原则、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团结合作的原则。

如果去掉词语的外壳和意识形态的堆彻物，那么改革就是朝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点综合的方向自发的、不自觉的，同时又是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运动。改革应向社会主义学习社会公正和密布的社会保障网，再加上人道主义激情，向资本主义学习组织有效益经济的能力和政治民主。

这一综合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社会创造尝试力求消除效率与公正之间“万恶的”矛盾。这一尝试的使命是展示人类历史永无尽头，使人类登上实施其潜能的全新高度。

概括地说，可以指出改革过程从性质上改变了现存的苏联社会，使之具有新的民主的尺度。尽管左右翼不同的政治势力不断反抗，改革最终得以做到主要的一件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在苏联的运作创造了实际的前提。依我们看，这就是改革的历史意义。

改革否定了斯大林主义的遗产，给中欧和东欧带来了自由，使后苏联国家有机会得到民主的发展。苏联的改革给全世界的独裁极权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我国同胞尽管对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却高度评价改革的成果，首先是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领域的成果。70%至80%的俄国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和支持改革带给我们生活的基本的民主价值观。改革时期许多外交行动仍然得到高度的赞同。

改革为在和平、自由、公正理想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世界政治中经过不长一段过渡时期后，以私利盘算、自私利益和粗暴实力为基础的方法重又积极登场。

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各国首先是美国领导人利用业已变化的形势来片面强化自己的立场。例如，其结果是欧洲的心脏——巴尔干发生流血冲突，中东保持爆炸性形势，阿富汗及其他一些国家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生态问题加剧，艾滋病蔓延，非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与此同时，如果说这样的立场在今天占优势地位，也是夸大其词的。改革创造的前提和开拓的前景——不仅是“走向未来的申请书”，而且是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它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对抗，使我们想起一个永远载入改革史册的、现实合作解决十分复杂国际问题的范例。

改革和当代俄罗斯

1991年底改革结束了。如果说此前进行的是对旧制度的改革(即使是根本性的改革)的话，那么此后列入议事日程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创建。当代俄罗斯(其他后苏联国家也一样)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改革中诞生的，尽管它们不承认彼此的血缘关系，而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对于后共产主义精英来说，改革如鲠在喉，因为该如何来谈它不明白，还是忘掉更好。更何况叶利钦时代许多政治活动家对改革方案的毁灭都插过手。

新的俄罗斯仅仅是表面上继承了改革的政策和辞藻的许多特征。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遗产的某些特点(如与西方接近的方针)起初具有过分的、甚至荒诞的性质。其他的特点(如盖达尔改革)又被说成是要克服苏联领导人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方针。

但是，尽管改革这样宏大的历史现象有着惯性，在本质的、原则的方面改革与其后的时代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如果改革导致苏联社会民主潜力的释放，那么，19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标志则是阉割这一潜力并使我国同胞沦落为精英剧场里顺从的受雇的捧场者。如果改革经济战略要求在保留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同时对市场“软进入”，那么叶利钦一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则破坏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文化世界，在刹那间使千百万俄罗斯人沦为赤贫。取代解放经济主动精神以提高全体居民生活水平的是少数人掠夺多数居民而超级暴富。

俄罗斯的第二位总统(普京)力图摆脱其前任政治遗产中最令人反感的特点，但不敢触犯与“野蛮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许多东西。因此，1990年代开始的许多破坏进程还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退回去了。

如果改革要求苏联通过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非集中化来逐步转变，但要保留统一的国家，那么1990年代初则是目标明确地毁灭苏联，以强制手段割断各原加盟共和国和人们之间的联系。这成了造成震撼整个后苏联空间的大规模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0年代后五年的社会乐观主义被后来15年的社会的、社会文化的人类退化所取代，其结果是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居民死亡数量可与国内战争时期相比。

在这一负面背景衬托下改革的意义更加突显，不仅因为它是苏联历史的最后一章，而且因为它是世界历史未写完的一章。改革将作为转折点永远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其潜力还有待实现。

(2005年)

荀路 202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