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逐级下传,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以中国特色反对普世价值的言论甚嚣尘上。一时间,在高校宣讲中国特色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而讲解西方的价值理论,却随时可能招致批评与禁制。

客观来说,中国的确有自身的特色,然而,问题是这世界上哪个国家又没有自身的特色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所有国家皆有自身的特色,那么中国又何以要如此强调自身特色,且以此来拒斥人类赖以和平相处的共同遵行的一些价值准则呢?

所谓中国特色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总结。而中国过往二十多年的发展本质上就是经济改革上的权贵主义与社会治理上的维稳模式,即经济上以权力瓜分为主的放活与政治上以高压严控为主的维稳。这种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是中国二十余年来最集中反映出来的特色,也是中国模式的内在本质。今天,虽然中国理论上所宣讲的中国特色似乎还具有较丰富的内涵,但是现实中被祭出的中国特色却变得非常具体而骨感,那就是对过往这几十年改革发展模式的坚决维护,其本质上就是要坚持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

这种掩藏在中国特色论下的坚持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的目的,就是拒斥进一步的改革,就是要为了方便浑水摸鱼的“摸着石头不过河”,使中国长久徘徊于“转型陷阱”(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语)中。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现代社会向文明转型的路径应该是不断融入普世文明,即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多元包容等等。由于文明世界已有的经验已经摆明这种发展方向,中国权贵集团要想拒斥这种走向,于是就祭出特色论以遮人耳目。

事实上,从中国过往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坚持特色论以拒斥改革的行径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就出现过,只是当年他们所采取的说词是“两个凡是”而已。1977年2月7日,时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习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说。而这“两个凡是”的本质也是要延续过往的道路不变,以拒斥文革后中国掀起的改革呼声,拒绝中国迈向人类主流文明的脚步。

由上可见,“两个凡是说”与“中国特色论”它们本质是相通的,今日的“特色论”只是昨日的“凡是说”的变种,都是在社会需要进一步变革之际,一批顽固保守的既得利益势力,即在文革时期的造反夺权派与在改革时期的权贵贪腐派,他们需要社会保持既往路径与模式,以维护、延续他们既得利益的长久不变。

文革结束后反抗“两个凡是”的理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中国反抗“特色论”的理论就是普世价值。当年一场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迎来了中国有史以为难得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全面改革,然而,随着八九事件,中国改革被畸形化为权贵掠夺,最后形成了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而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官僚腐化、环境毁弃、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法制废弛、社会裂变、矛盾日炽,已经使中国发展无以为继。现在,中国又到了非变不可的历史十字路口,是以人类业已摸索到的普世准则来矫治中国过往发展的积弊,还是依旧延续过往中国特色的路径而拒斥走向主流文明,这又成为中国自文革后所必须再次作出的选择。

当此时刻,中国领导是拿出当年胡耀邦先生那种敢于下油锅的勇气与担当,坚持以实践检验标准来突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开启全面改革的航程,还是任由“两个凡是”统领?也就是说,在今天是坚持用普世文明标准来冲破中国特色禁锢,结束权贵经济与维稳模式,实现中国向现代文明的全面转型,还是延续过往在中国特色面具下的路径?这是个关乎中国荣辱兴衰的大抉择。只要认清中国时下的“特色论”本质上就是当年的“凡是说”,那么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此历史的关头,相信中国能再次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对此,世界正拭目以待!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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