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琉：合作而非独创 ，是烂铜而非真金——抉隐发微，精准解读，重审毛泽东诗词重审系列之19（中）

三）这首词不是毛独自创作之证据

在近十年间，互联网上有人揭发，这首词不是毛独自创作，而是毛与青春时代的同学、同志游历岳麓山、橘子洲时的众人联句合写，据说毛的小学同学、萧瑜之弟萧三曾在延安发现：原作”肃立寒秋”，被改为”独立寒秋”，原作”欢歌百侣”，改为”携来百侣”。

这个揭发很严重，如属实，毛很卑鄙，是贼诗人，这个揭发者如果是萧三本人，可信性会大一些，由于揭发者无名无姓，不知是谁，该揭发就难以采信了。倒没想到，笔者买到一本由国学相当深厚的李奎宁编著、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制庄重堂皇的《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其第一页有如下文字：

……据美国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载，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七十多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但由于战争环境，这本诗集未能流传下来……

其第17页又有如下文字：

这首词（黄琉注：指《沁园春· 长沙》）最早见于萧三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8月发行），后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正式发表于《诗刋》1957年1月号……

这两段文字证明上述的“萧三证言”，并非空穴来风，为此，这个“萧三证言”挑起了笔者对这首词的创作者及创作时间的深沉怀疑，为解疑而想，竟是越想疑点越多。由于近十年间经已查实，四卷毛选中很大部分文章不是毛所写，而毛绝不客气、面不改色都当作自己的作品（包括稿费全部独呑），我们今天怀疑这首《沁园春·长沙》不是毛个人构思创作，因而不算过分。现在，笔者就纯粹从这首词的结构、用词手法来分析，足可证明这首词应该就是众人联句合写，不是单个人的构思创作。另外，查磡《毛泽东年谱》，笔者竟又发现这首词绝不是写于1925年，这就兹事体大了。

1、 经查，这首词最早公开发表于1957年1月号《诗刋》，发表时毛标明的写作时间为1926年，其后，官方查实毛1926年不在湖南，毛在湖南长沙的时间是1925年秋，当这篇词再版时官方遂求证于毛而给毛“订正”写作时间为1925年，毛如果声明该词并非即景 ( 即景自然亦即 “即时”，就算修改几个月或几年才完成，因诗意生于即景之时，循例也算即景）之作，而是追怀往事的游戏之作，或说明该词断断续续在1926年才写完，天下人也就无可质疑什么了，但毛无异议接受该“订正”，亦即毛表示该词是他1925年秋即时即景之作。

笔者认为，这个“订正”真是可圈可点，因为这首词如果真是毛所写，又是写于被紧急缉拿、必要化装亡命关头，毛不可能忘记写作年份。中共毛史、党史权威逄先知在其《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写到：毛1925年8月底逃出韶山，在长沙藏匿数日，于9月初南下继续逃亡，途中住店时因恐惧而把所写笔记全部焚毁。毛记得而讲出这件事，可见“1925年秋”于毛何等凶险，印象何等深刻。如果这首词是毛所写而又写于“1925年秋”，写这首词之事和焚毁笔记之事，明显如一胎所生的孖生男女婴，由于构思、写成这首词所化的时间、心思，绝对远多于焚毁笔记的时间、心思，毛只记得“1925年秋”焚毁笔记，而“错记”这首词写于1926年秋，也就直如生下孖生男女婴的母亲只记得生下女婴，而把同时生下的男婴忘得一干二净，这怎么可能？毛之所以会“错记”，只能是这首词并非毛亡命关头、亦即并非 “1925年秋”所写。

2、 如果这首词是毛单独构思创作而又写于“1925年秋”，毛绝对没有必要隐瞒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因为公示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只会更显毛何等临危不惧，何等英武盖世，何等伟大神圣。1957年1月发表这首词时，毛没有说明这首词是逃亡关头之作，甚至直至1976年毛死之后二十年，官方及中国千百万毛诗词的狂热粉丝都只是轻描淡写说这首词是 “1925年秋，……毛离开长沙去广州……时所作”，并无一人留意及提到这首词是毛的逃亡关头之作➌，就凭这一点，已强有力证明这首词绝不是毛逃亡关头之作。在《沁园春· 长沙》词中，事实上也绝无丝毫逃亡的气味、色彩，官方给它 “订正”写作时间为1925年，应该是无意图的很机械之“订正”，官方绝未想到这个“订正”竟会使这首词成为“逃亡关头之作”，中共毛史权威逄先知未留意这个问题，料算是因他并非诗学专家。

3、 这首词不是1925年毛逃亡关头之作，那么会不会是1925年毛的非逃亡关头之作呢？经查，不会！《毛泽东年谱·1893-1949》141页至145页，记载毛1925年1月至8月在家乡韶山一带的活动甚详，毛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去长沙。

4、 这首词究竟真正写于哪一年呢？查看《毛泽东年谱·1893-1949》及左中右许多部研究毛的巨著，笔者查实如下：

a)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抵制日货，要民主的呼号震撼全国，毛没有参加声援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纪录，但1919年7月毛的《湘江评论》刋物出版发行，其主调鼓吹无政府主义，不主张“有血革命”，它呼叫中国人要觉醒， 要“民众大联合”以救国。刋物出五期被禁，秋冬间，毛母病危，浸而至死，毛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毛忙于参予、策划查禁日货及“驱张（湘督张敬尧）运动”，运动遭张敬尧命令警方刺刀刺戳、棍棒痛殴后沉寂，12月毛与数人赴北京告状、求援。

b) 1920年，极器重毛的杨昌济1月17日 在北京病逝，毛参予治丧，杨开慧1月底随母兄扶灵返回长沙，毛逗留北京至4月11日才离开北京，去天津、曲阜、济南、南京游玩近一个月，5月5日抵上海，随后见陈独秀。恰巧这时苏共派来中国图谋成立中共的维辛斯基也抵上海访陈，毛得以旁听了密谋（这自然给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这为毛后来崛起种下“因缘”），但毛这时只想搞“湖南自修大学”、“民众大联合”及“湖南独立”运动，无意参予组织共产党。7月初，毛离上海去武汉见恽代英等，至7 月7日才又回到长沙（《毛泽东年谱·1893-1949》第68页），拼力搞至年底，自修大学办成了，文化书社又开张了，他的“民众大联合”略见声势却烟消云散，他的“新民学会”会员也越来越散漫，“湖南独立”运动自然也无疾而终，对此他当时致向警予的信显示他气得要死。但由于这一年年初毛之父死，秋天他承继家产实质成了地主，兼且人不知鬼不觉独吞了章士钊给出的二万元救国钜款➍，他不可能苦闷、怅惘，事实上该年秋他一边和陶斯咏造爱，一边向杨开慧展开追求，并于年底和杨结婚。至于前途问题， “湖南独立运动”虽然失败，但当时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祖师爷李逹比邻而居，又接受陈独秀、蔡和森的来信指教，他很快想到维辛斯基所说的必要组党才能牢笼同志乃高见，他因而不会怅惘。该年11月他已着手组织CY（社会主义青年团，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党团，这与后来属中共管辖的共青团不同）湖南支部➎。

c ) 1921年，7月，毛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返回长沙即大展拳脚发展中共组织，绝无苦闷迷惘情绪；

d ) 1922年 ，毛添丁，生毛岸英，发展组织工作又很见成绩，毛很振奋，绝无苦闷怅惘情绪；

e ) 1923年，5月毛被调去上海中央工作，参加国民党（与后来反共的国民党性质不同，当时苏共支持国民党超过中共千百倍），参予国共合作，毛声名鹊起，似鲤跃龙门；这一年秋冬毛不在长沙。

f ) 1924年1月，毛为汪精卫提携参加国民党一中全会，坐主席台，获孙中山钦点为后补中央执委，毛奉派赴国民党上海执委工作，他拼命卖力；颇有跳槽昄依国民党之势，大受他的死党好友、中共中坚分子们非议、不满，年底被踢出中共“四大”的代表名单，中共“四大”结果，是他又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这一年秋冬毛不在长沙。

g ) 1925年年初，毛在国、共两党上层遭冷落，情绪低落，精神崩溃，1月离上海，回到韶山养病兼搞农运，8月底，毛在湘潭农村指挥百余农民拿着锄头、棍棒强迫一土豪贱价卖粮，这等同破门强抢，为此省长赵恒愓闻报8月28日向韶山县发出电报密令：“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毛得朋友郭麓宾报信，紧急化装医生当夜逃出韶山，抵长沙藏匿几日， 9月初南下广州；入医院留医半个月，再去投拜汪精卫，10月7日，由汪推荐，毛就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月薪120 元。

h ) 1926年1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毛的座位为十五号。曾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告。3月20 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成功反制苏俄、中共之压迫， 5月，国民党《整理党务案》获通过，毛依该法案不得不辞去部长职，转而主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该年秋冬不在长沙；7月9日，蒋中正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

I ) 1927年，国民党“清共”，毛参加武汉的中共“八·七”会议，旋即回湖南策划、组织“秋收起义”，忙得天昏地暗，接着上井岗山落草为革命山大王。

（以上未注明出处的，均可查看中共毛史权威逄先知编著的《毛泽东年谱》）

细看以上，剔除1925年，明显有苦闷、怅惘情绪的《沁园春‧长沙》，只能写于1919年秋天，词中的“忆往昔”，则是忆1913至1919年春夏的事，其中特别是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事。1919年秋天毛的《湘江评论》被禁，毛母病危垂死， “驱张运动”遭警方刺刀棍棒痛殴，这时毛又未了解马列主义，他崇拜的人是梁启超（主张“新民”）、泡尔生（主张“无政府主义”）、陈独秀（主张“民主、科学”），亦即他仍未找到人生方向，如此种种，他可算又穷又困苦。心境难免苦闷、怅惘。要说《沁园春‧长沙》写于1920年秋，可能性很微，因身怀钜款（详情见本文之后的附文）又一明一暗搂着两个美女（杨开慧、陶斯咏）谈情造爱者，怎可能会苦闷、怅惘( 参看张戎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P18）？

另须注意：1912年清帝退位至1920年，人们把那些凭借清朝廷而享有权势、在民国肇始仍在弄权者视为“万户侯”，以“粪土”视之是自然的，但1920年 至1925年，中国政坛已一批接一批涌现出很多举足轻重之新军伐新政客。比如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张作霖、陈炯明、陈独秀、汪精卫、胡汉民、 蒋介石等等，“万户侯”实不足以涵括这些权势声威远超公侯的新军伐新政客。

另须特别特别注意的是：1920年至1925年，毛（包括“百侣”中的蔡和森、萧瑜、彭璜、罗章龙等等）的 ，活动很多，该等活动的重要性全都远远超过他读书时期的活动，其足迹且遍及长沙、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等风云滚滚之地，毛的姓名未算响亮，但也可算是大时代涛头站立的弄潮儿了，而这首《沁园春·长沙》提到的事，都是1919年秋天之前在长沙发生的事(即成立“新民学会”及办《湘江评论》等)，全词并无只字触及1920年至1925年的风云人物、大事件和毛自己（包括“百侣”）的活动，这应该也是这首词写于1919年而并非写于1925年的强有力的证据。

这首词的结构散乱，有众人联句合作的鲜明特色，完全不像是一个人的构思创作：

A、“怅”字把上阕斩为两截，涵意相反，欠缺转折的逻辑交待，单个人创作不可能如此构思；

B、 “曾记否”是设问语，在二人以上的联句作诗的环境中，被问者是参予联句作诗的其他人，这是明白如火的，这一设问因而就绝不奇怪，绝不突兀。但如果这首词是单独一个人所构思创作的，被问者是谁那就必须有所交待了，自古以来类似之问，创作者都会在诗词的题目标示写给谁，（比如标示“致萧三”、“致蔡和森及某某某” ……等等，）但这首《沁园春》的题目只是“长沙”，又起句即声明是“独立寒秋”，因而 “曾记否”就出现得莫名其妙，不知是问谁，单个人构思全篇词，不可能如此逻辑错乱。

C、这首词增加了三个平仄韵（秋。透、否），读起来琅琅上口，韵味很浓（不等于诗味很浓），外行人很容易被欺骗，以为读得顺就是条理畅顺，其实它的下阕的条理不顺，结构很奇怪，不合中国文法，请看：

以表格分列出来，即可看出：词的上阕己完成了起承转合，其中转的环节仅一“怅”字，显得很单薄、生硬，但仍勉强通，至于整个下阕的文法结构则奇怪，难以裁定，下阕的文理逻辑（叙事内容）则是：

我忆起，……

我又忆起，……

我再又忆起，而你(或你们）还记得吗……

以 教学生作文来解说：当一个学生连续写完 “我一忆……，我再忆……，我三忆……”之后，这世界有教师会教导学生不必再写这“一忆二忆三忆”引发了什么，就算全文写完而交卷吗？可肯定绝无教师会这 么教导，而毛这首词明显就是写出“一忆二忆三忆”就全篇嘎然而终了。按常规这首词的下阕结构属于有头没尾。

不过，诗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写诗头尾可以颠倒，条理可以偶有错乱，为此坐实毛这首词有头没尾并不恰当。由于上阕的末韵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很沉重，又未有解答，所以，这上阕的最末韵句可算作下阕的逻辑收结，或算是“一忆二忆三忆”之引伸倒射处。换而言之，整个下阕算是整首词转的环节和 合的环节中间的补充，它以“一忆二忆三忆”来隐晦回应上阕之怅问：“我（或我们）有这个主宰沉浮的可能，因为我（或我们）风华正茂……我（或我们）不把万 户侯放在眼里……”。(在此必要指出：这个回应上阕之“怅问”，依据文法、逻辑，只能是“很不服气的苦闷迷惘之问”，不能胡说为“怅问”遭冲击而变成 “豪迈之问”。)

不能指实下阕有头没尾，但这里却可以质疑：这种“引伸倒射”结构，是西式文法结构，大概是很刁钻的洋诗人才会玩出这种文法结构，中国古文学中很难找到谁曾以 这种文法结构来作文写诗，毛没受过西式教育，更极抗拒看新体自由诗，他所写的所有诗词、文章，全都循守中国的“起承转合”式顺序结构，绝无这首词的西式文 法结构，为此，说这首词是毛单个人构思创作，是讲不通的，而说这首词是好几个人联句拼凑，乱打误撞而撞合了这种文法结构（大致算是：起—承—合～转），则十分可信。

6、 当我们认定这首词是毛和同学集体所写而又写于“1919年秋”，本文前面把词中的“怅”问“谁主沉浮？” 解读为是问陈独秀（中共）将主沉浮，还是汪精卫（国民党）将主沉浮？自然不当，必要推翻，而另作新的解读行不行？行！新的解读如何呢？很简单：毛和他的同 伴们之怅问“谁主沉浮？”是怅问哪一个人（或其高见）将主宰沉浮？这种怅问在1919年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因为当时的北洋政府很脆弱，各省督军拥兵自 重，孙中山像一条流浪狗，中国是“一战”战胜国而巴黎和会居然要中国把德国在山东省的利益割让给日本，这成何体统？于是，究竟谁的高见可以救中国，，究竟 谁是救中国于沉沦的英雄，说实在是当时举国士子之怅问。改采这种解读，由“看”到长沙之美好之景而突然转换为“怅”，当然仍突兀，不畅顺，但这并非绝对， 事实上只要词题标示是好几个人联句作于1919年，那么“怅”字之转出，也就谈不上突兀，谈不上不畅顺了，因为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是众所周知 的举国震撼、士子皆激愤怅惘之年。当然，改采这种解读，词的第一句必须是”肃立寒秋”而不是”独立寒秋”，”欢歌百侣”，也不能被改为”携来百侣”。

依 据以上六点，可以斩钉截铁裁定《沁园春·长沙》是好几个人联句拼凑于1919年秋，毛发表该词时注明写于1926年，不可能是“误记”，因为1926年秋北伐开打，长沙地区大军云集，中国天翻地覆巨变，经常全局在胸的毛不可能不知道，他随手而写出该词作于1926年，再后来又认同写于1925年，应该是下意识回避1919年，亦即毛纯粹是因内心有鬼，鬼迷心窍了：他不自觉地以为回避1919年这个他和好几个穷愁潦倒的愤青死党抱团取暖的年份，也就可以遮掩住该词乃几个愤青死党联句拼凑。不料这有如给贼赃贴上封条：“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旋踵又给贼赃加写上“鼠辈润芝不曾偷”。

因为我们无法断定其中哪几句是毛所写，只好权且把它算作毛的作品，笔者重审该词，旨在给读者扫清迷雾，看透毛的真面目，并无剥夺毛的署名权之意，其实这首词 百份之百算是毛所写，并不能给毛增添了什么光辉，也不能显示毛有什么诗才，这一点读者耐心看下去即可明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