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可偏废的利益
人民群众在我们国家是主人，这是人人清楚、人人知道、人人明白的。所以我们才总是听到有人强调群众利益，强调人民利益，却从未听到过有谁强调一下领导利益、干部利益。
但——“领导也是人”，“干部也是人”，既然我们的社会如此地忽视或漠视这些专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利益，时间长了，“这一群体”也会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于是以权谋私者有之，于是假公济私者有之，于是把“主人”的钱想办法弄俩个花花、再弄俩个存放在自己家里的人有之……
看来，一个社会要是过于强调“主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仆人”的利益，时间久了也是不行的。
二，疾小恶如仇
社会上的恶有大有中有小。
见了小恶人们群情激愤有喊有打；见了中恶人们多数喊打少数敢打；见了大恶，人可就蔫了：不要说打，连敢喊打的人也微乎其微了。
因此我建议，将“疾恶如仇”这句话改为“疾小恶如仇”，免得让大恶们听了笑话。
三，让人不解的“回流”
在战争年代，一封举报敌特的信函若是很快就到了被举报者手中，我们会说自己的队伍里出了奸细；今天，大量的举报我们队伍里蛀虫和异己分子的信件，源源不断地“回流”到被举报人之手，又是哪出了问题？
四，难与易
在中国，当官的收拾老百姓中的某个“害群之马”特别容易，简直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老百姓要想除去一个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官，可就难多了，经常是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动其一根毫毛。
问题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他有多大的能量“害群”呢？而随便一个官作起恶来，对“群”的危害则要深重得多。可是我们社会长期以来防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
这其中的原因，值得几代人思考。
五，一敬一畏显实情
中国人对宪法，好象从未敬畏过，虽然不断地有人在中国宣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中国人对国家的党政首脑和各自的父母官，好象却从未脱了敬畏，虽然有人一再地声称：我们的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都是社会的“公仆”，职位无论高低，全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似乎有点特别：国家根本大法无人敬畏，社会公仆却人见人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借鲁迅先生一句话：明乎此，明中国大半。
六，中式幽默
总有人说中国人缺少幽默，这实在是谬见。几十年了，肥肥胖胖坐在轿子上的一直在自称“仆人”，灰头土脸在下面抬轿子的一直被称作“主人”，双方在公开场合也断不了这样互相指称，哪一方也没有觉着有什么不妥，这还不够幽默？
七，白说
有些话你对有些人说了等于白说。
比如你对某些瘾君子说“候车室内请勿吸烟”就等于白说；比如你对华君武笔下的那头猪说“请勿随地大小便”也等于白说；再比如你对作恶多端的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样是白说。
还有，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也等于白说。
因为白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懒得说。
八，事前玩忽职守，事后高度重视
中国只要出现什么重大安全事故责任事故，你随即就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展开抢救云云。
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
我不解的是：这“高度重视”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事后，而不是在事前——如我们常说的，灾祸还处在“萌芽状态”，弹药尚未被“引爆”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事后高度重视，总有一天会让傻子都明白，国家的财产和老百姓的生死其实根本就没有人重视；一心想着金钱美女和怎样往上爬的人，“高度重视”的其实只是怎样设法让自己逃避掉责任，怎样尽力保住乌纱，怎样变着法子让世人相信，他治下发生的一切灾祸都是“天灾”，都与他的“英明领导”无关。
后记：这些豆腐块短文陆续发在多家媒体，后来被《杂文月刊》收进2005年第8期《杂文月刊》选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