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最好是通过思辨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文斗”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你认为某人的思想“有问题”，观念“极端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公开的辩驳论证，让公众看清他的“丑恶嘴脸”或“狼子野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把他批个“体无完肤”，批个“死无葬身之地”。
可是现实生活中，以思想对思想，肯认真和别人的“错误观念”理论的人很少；尤其是那些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选取的方法往往是：捂别人的嘴，不让别人说话。理由还很冠冕堂皇：不许坏人大放厥词。
按一般的逻辑，既然是“厥词”，不应该太难驳倒，更不会“蛊惑”太多的人心。如若有一种“厥词”批驳起来十分困难，又能“蛊惑”很多人，这种“厥词”就有可能包含某些道理。有道理的“厥词”，不下工夫条分缕析深入驳斥，简单地靠“封杀”完事，对担当清除“精神污染”重任的人，是不是有偷懒和失职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我国《宪法》明明白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谁给了这些人捂别人嘴的权力？须知：“违宪是最大的违法”。违反了普通的法律有人管，违反了《宪法》却无人过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宪法》只是聋子的耳朵，或者，只是一具稻草人——摆摆样子？
言论自由，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有过——最有力的一个官方证据就是国民党时期出了个“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没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中国出不了鲁迅。然而言论自由——这一造就了鲁迅，同时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说真话的人的公民权利——却长期不属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这是不是倒退？这是不是在中国开了历史倒车？
在谈到社会进步的话题时，有些人总爱抬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举世注目的成就”来搪塞人。我们姑且不说中国人为这些“举世注目的成就”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也不说13亿中国人中，有多大比例的人，他们的实际生活其实完全与这些“成就”不沾边不搭界。问题是，我们怎样解释：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人还可以自由地办刊物办报纸，“解放了”，这些权利却没有了，却被收归“国有”了？社会进步如果与人的基本权利相脱节，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其意义究竟何在？
为什么要捂上人的嘴？为什么不许人讲话——不许人自由地言说？我们不是从小就被教育说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吗？诚实指的是什么？诚实难道不就是指：一个人心里怎样想，嘴上就怎么说，有爱说爱，有恨说恨，有困惑，说困惑？
可是偏偏有人强迫我们：面对不爱时，也要说爱；面对所恨时，则绝对不许随随便便说出口，一定要看上级的眼色、按上级的“统一部署”来说。至于困惑，通常的暗示是：最好让它烂在肚子里，不能随随便便表示你这也不明白，那也不理解，这也想不通，那也……。可是，这不是把人往虚伪的沼泽里赶吗？这不是引导人做一个十足的伪君子吗？
还有一个问题：真理究竟是不是越辩越明？
那些动不动就捂人嘴的人，他们怕什么呢？不是声称自己掌握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拿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对付敌人的“荒谬绝伦”的理论，还怕不战而胜之？还怕掌握着谬论的人“大放厥词”？“厥词”如果胜了“真理”，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自称为“真理”的其实是谬误，被诬为“厥词”的其实是真理。
为什么要捂上人的嘴？为什么怕人讲话？我有一个猜测：行言禁的人干了太多的亏心事，干了太多不得人心伤天害理的事，他们心里发虚。
今天是二十一世纪的第四个年头了，我们不妨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还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我们不妨认真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国家整体上的落后，是不是和人民没有基本的自由有关？
耻辱呀耻辱，13亿人不能自由的言说，真乃奇耻大辱！
还要用多少时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我们中国人才能无所顾忌地说话，才能洗刷掉不能自由言说的耻辱！
文明是靠自由催生，是在思辨中发达昌盛的。这在所有发达国家已是常识性共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接受这一常识，不肯面向时代潮流，承认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
首发2004年《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