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邪恶政府吗？兼谈知识分子的选择
作者：佚名
我出国以后很久不关心中国政治了，最近，在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说写作者扎堆的地方，经常听到“反共”的说法，尤其是64三十六周年以后，关于64的功过是非的讨论几乎是白热化。所以，我也发表了一些让不少人觉得想不通的话题，例如，从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谈到中国人之间的和解；为了追求64真相，我们必须“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采取与中国共产党政府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和立场。又例如，我认为如果在64事件有真正的权威性学术著作出来之前，就急急定罪中国共产党，从法治精神角度而言就相当于有罪推定，而且一旦你定罪共产党政府，追求64真相就相当于一句气话、废话，等等。这些言论甚至被视为亲共投降做法，实在是对我误读，也是对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极大误解。
然而，毕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实犯过很多错误，有意无意做过很多恶，现在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政府，作为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大家觉得当然要反共。所以，从“我没有敌人” 而逻辑推导而出的“和解”必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甚至冷嘲热讽，以至于辱骂、人身攻击，等等。我觉得有必要对一个事情的本质进行分析，即，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反共，反共是“反对”共产党，还是“反抗”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是反对她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还是干脆全盘一起反？而反抗是遇到压迫和迫害才反抗，还是不管青红皂白，哪怕共产党做了有利国家的的事情也反抗？
我觉得这是目前我们分歧争吵甚至斗争的关键点，需要认真讨论。
讨论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极具争议、需要严肃讨论的问题、在讨论其他一切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邪恶政府吗？
显然，对于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同立场的人和不同理论传统会给出非常不同的评判。以下我将从几个角度系统梳理，而不是简单下“好”或“邪恶”的道德断语。
一、从人权与自由角度
先总结一下这个角度的一些批判观点：
- 言论与新闻自由受限：互联网全面封锁（“防火长城”），对异见作家、记者（如张展）、学者（如许章润）打压，微博微信审查日常化。
- 维权运动镇压：维权律师（如高智晟、王全璋）被打压或失踪，公民社会难以生存。
- 宗教管控：教堂拆除、地下教会被取缔，新疆的穆斯林、藏区的喇嘛等都受到政治教育与监控。
- 少数民族政策：新疆设立“再教育营”，据联合国报告存在强制劳动、强制绝育、语言文化同化等行为，一些国家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
当然，也有人采取政府立场并辩护，例如官方将这些政策解释为：
- 反恐维稳（如新疆）；
- 防范“颜色革命”（对NGO、公知的整治）；
- 促进社会和谐统一（宗教、民族政策）；
- 以及“中国特色”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即国情论，用西方学术届的通用名词来说，就做历史的“路径依赖”。即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不可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政府的运作，必须要采取一些特有的手段和措施。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政府，人民正常生活、现代化进程、甚至自由都是不可能的（详情参见亨廷顿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这些解释，可以说是被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理解并认同。当然，因为这些问题的敏感性，在国内无法被公开讨论，所以没有统计数字。基于目前这些政策被几乎全国人民遵守的情况看来，说成是默认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
二、从国家治理与社会成就角度
下面是一些被公认的积极评价（包括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
- 脱贫成果显著。据官方数据，数亿人脱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承认其成效。
- 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高铁、公路、电网、城市更新等领先全球。
- 专制方式反而导致疫情初期防控成功。虽后期清零政策饱受批评，但初期封控确实控制全球疫情的效果。其实，笔者在国外，也遇到过这种专断性质的有效管控。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就面临过西方国家中最长时间的近3百天的封控（lockdown）。
- 技术与工业高速发展，且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空间站、高铁、电动车等方面形成相对自主体系，让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
三、从政治体制与权力结构角度
最近中国政治又有集权趋势，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国内外舆论的共识。习近平的个人权力极度集中，被认为超越邓小平以来的集体领导制，例如他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更是被认为是“终身制”的正式确定，导致社会舆论极为不满。
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全面领导”扩张。党的机构渗透社会各层面，私营企业也设立党组织。实在是国进民退的“大政府”扩张，被知识分子视为反历史潮流而动。
再一个就是法律工具化。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香港国安法等，用于压制异见与强化国家控制。这与西方民主国家法治精神相违背，遭到历来习惯英式治理的香港人民极大不满，导致香港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抗议，尤其是香港年轻一代自由主义者，更是无法接受这种价值观的冲突之结果，宁愿坐牢也不放弃抵抗。
凡此种种，这些政策或者体制取向被不少观察者认为具有“后极权主义”或“新威权主义”的特征，即强调国家的稳定与统一，但以牺牲公民权利与制度制衡为代价。
四、从国际关系与意识形态输出角度
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几乎是对立，但是这种统治体制强调“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与优越性，常作为“治理典范”向西方国家输出，加上全球化后中国经济地位的巨大提升，西方各种利益在民主博弈时，不可避免要权衡中国用其经济力量支持的政治影响，导致西方世界在历来强调其普世价值、人权理想时，遭受现实挫折和打击，甚至不得不与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合作。
而且，中国共产党政府与俄国、伊朗、朝鲜等形成一定“反美”轴线，在联合国否决人权决议，常常被西方世界看作国际负面形象的代表。
海外干预问题（如“海外警察站”、孔子学院争议、华人社群监控）引起广泛关注。西方害怕共产党意识形态价值观渗透到他们的生活领域。
当然，最近我们也观察到一种国际多元文化论趋势，即：
这种国际关系的变化与意识形态的输出，让西方民众感到压力和怀疑，以至于现在一种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到尊重的国内多元文化价值观有在国际上得以盛行的趋向：即，很多西方民主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制度是多元文化在国际上的一种体现，他们就像中东的一些君主专制国家一样，是一个地域范围历史范畴内的正常合理现象，尤其是当西方国家在自身内部民主制度被新兴的自媒体和交流方式撕裂露出虚伪和腐败的真相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统治治理观，慢慢地开始被世界接受，更多的国家认为国与国之间更要求同存异，寻求共赢，而不是对抗。
五、从哲学与政治理论角度
按照哈贝马斯的标准，中国社会缺乏公共领域和“理想言语情境”，不容许公民参与制定规则，所以缺乏民主合法性。但民主合法性又容易被视为西方霸权话语体系的延申，毕竟每个国家通向现代化的方式、先后都不一样。西式民主不见得是现代化唯一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体制通过“技术化治理”“话语控制”和“身体规训”制造顺服，而不是通过暴力维系传统极权。所以，它是一种新兴的权力控制手段，尽管中国共产党没有用极权手段例如秘密警察、或者武力胁迫全国人民顺从其专制统治，但是其几乎无所不在的控制能力，确实加深了国家机器对自由的危害程度。
当然，尽管共产党政府没有像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标准，像纳粹那样具有“意识形态加种族灭绝”的极权极端性，但在压制多元意见、取消公共空间上，有相似的趋向。所以，不少人依旧把中国共产党政府成为“极权”政府。只是在“极权程度“上见仁见智。
六、结论
总之，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否是“邪恶政权”，是一个取决于我们使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的问题。如果我们以个人自由、人权、民主制度为核心标准，它在很多方面是迫害性、控制性甚至令人恐惧的，接近人民通常所说的“邪恶”。
但是，如果我们从国家治理能力、发展成效、民族统一与稳定为优先指标，它展现出高效治理、战略远见与系统性成就。也就是说，她不是简单的“好”或“坏”，而是一个在高度集权与高效治理之间张力极大的现代政权结构，在某些方面构成了对自由世界的一种挑战。
七、得出结论之后我们怎么办
在我们得出第六点的结论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政府成了当今世界一个非常特殊、令人瞩目的现象，深受全世界人民关注和讨论。尤其是，这个问题更受到我们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关注和讨论。
那么，让我们回到文章之初提到的那些问题。
如果我们采取结论中的第一个立场，那么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应该反抗，因为邪恶与正义势不两立。而如果我们采取结论中的第二立场，那么我们也许就应该重新审视“反抗”甚至“反对”。
有没有第三种立场呢？即我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党政府具有迫害性、控制性，是非民主的压制自由的政府，但是，她也是一个高效治理、让社会高速发展的政府。尤其是她在提供国民教育、医疗水平、消除贫困、住房、基础建设等等公共事业上还是做出了相当大的成绩的。当然，这些成绩也带着很多隐患，例如看病难、房价高、失业率高、食品卫生安全、环境污染、分配不公、教育机会不均等，城乡差别等等。也就是说，当今中共政府是一个功过都有的政府，需要人以理性和全面的态度来对待。
从世界上没有那个政府完美的角度，也许这三种立场有其存在合理之处。尤其是，也许我们应该带着历史感进行纵向比较，而不是从国际横向比较的角度，来再提高一层来看待这个问题。即，让我们问：中国是不是比以前更好了？远不说1949年以前，就说上个世纪5、6十年代、甚至8、9十年代，不说幸福指数，单看我们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就业程度等等硬指标是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总是倾向于和过去的自己以及现在与自己情况类似的人比较，例如，一个福特汽车车间的工人，绝对不会去和福特CEO比较收入，而是会和几年前自己比收入，或者与通用汽车车间工人去比收入，而不是和律师、医生、国家领导人比收入。等等。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中国的国力也大幅提高了，国家不会有被别国侵略的危险，国内也不会有政治动荡导致动乱的危险，那么照这样持续和平发展下去、提高下去，尽管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先前提到的看病难、房价高、失业率高、食品卫生安全、分配不公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得到解决的，只是因为历史、文化、现有条件的制约等等缘故，会慢一点而已。
当然，很多人不喜欢慢，尤其是在那些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心急如焚，无法接受“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心态。我可以理解，也深为同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空间如此激烈讨论的原因。假如我们已经有最好最快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就不需如此激烈讨论了，问题正是没有，而我们又急需发现这些办法，所以才需要认真、严肃地思考。
八、展望未来
我个人认为，在面对当今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复杂现实时，我们无非如下几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推翻现有政府，以革命或激进对抗的方式实现制度性变革。这种路径在理论上追求政治正义与自由重建，但在中国当前极权化趋势与高科技监控结合的现实下，几乎不可能成功。国家机器强大，民众动员基础薄弱，反对派组织缺乏，即使政权被推翻也可能陷入混乱或权力真空，最终导致更严重的人道危机。历史上的利比亚、叙利亚和柬埔寨，均提供了前车之鉴。
第二种路径是与现有政府合作，推动体制内改良。这一温和态度选择试图在既有体制中寻求改革空间，例如通过专业化治理、法治建设、政策建议等方式，在社会福利、教育公平、环境保护等议题上取得渐进进步。然而，这种路径的空间极其有限——一旦触及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的核心，如新闻自由、政党竞争、制度问责等，就会遭遇打压、封杀，甚至牺牲个人声誉与安全。体制也擅长将改良力量吸纳为自身合法性工具，从而消解真正的批判性。
第三种选择是作为体制外的独立反对派存在。这一立场坚持不与权力妥协，强调批判性的公共表达、思想自由与道德自守，虽不具直接的制度影响力，却有助于为未来变革保留思想资源与社会记忆。这条路的现实代价极高——知识分子被噤声、社运人士被囚禁、异议表达被监控，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极权主义的一种抵抗。
在这三条道路之外，或许还有一种更为现实的“第四路径”：既不参与统治、也不诉诸革命，而是在体制裂缝中创造独立的思想空间与实践网络。通过独立写作、教育倡议、小型社群、文化行动等方式，维系对自由、公义、尊严的微弱但真实的坚持。这条道路并不能直接改变体制，但可以维持一代人的精神自主性与价值记忆，为未来留下一些还没有完全被收编或毁灭的可能。
作为海外华人，我尽管倾向于第四种选择，但这里我想着重讨论一下第三种。这种选择显然是我们海外知识分子自然而然采取的。因为我们离开祖国，就选择了“出走体制”。而且作为爱国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批评中国共产党政府，做潇洒而高蹈的反对派。甚至从事海外民运事业，以求暴力非暴力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但是，海外民运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了几十年了。就目前这个局面而言，海外反对派有耗尽资源的趋势，而成果甚微，根本无力影响国内现实，当然这是种种原因造成的，例如：
信息传导断裂。墙内信息高度封锁，海外声音无法有效传入；多数中国人对反对派知之甚少，甚至视为“境外敌对势力”。
反对派组织内部往往分裂、低效，影响范围窄，不具备组织社会的能力。而且最近丑闻迭出，大大地削弱了海外民运人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甚至一些流亡派系陷入意识形态洁癖或仇恨话语，不愿讨论复杂现实，只强调“推翻暴政”。违背国际言论自由准则，这种策略极端化倾向与世界和平对话的潮流也不符。而且，他们对“民主中国”的想象往往停留在道德愿景，而缺乏治理设计、制度路径或现实建设通道，导致空中楼阁。
再者，这些活动对现实社会建设帮助极小，他们往往既无法推动政策，又在具体工作上无法提出任何有效措施，只能停留在言说或批判层面。最后势必成为最令国人反感的 “为黑而黑” ，即“为批评而批评”。
所有的这一切导致海外独立反对派（即民运人士、反共义士，等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失败共同体”，在精神上高昂、但在政治上绝缘、在社会功能上彻底失效。他们的事业更像是在玩一种“零和游戏”：你想办法花钱花精力扩大负面影响，共产党想办法花钱花精力消除你的负面影响。仅此而已。久而久之，海外民运就成了对抗性的表态政治，甚至打压异己的道德牌坊，你骂共产党，我也骂共产党，所以我们都是义士、有良知的好人；你不反对共产党，不骂共产党，就是没有良知的从众、无耻的五毛、沉默的帮凶、甚至为虎作伥的恶棍，等等。造成海外华人世界的巨大撕裂。
当然，这种海外反对派存在是否因此就毫无意义，也是值得商榷的，阿伦特认为：在极权体制中，保有发声、行动、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人之为人的表现。这种“行动”未必产生制度结果，但它打破了体制要人“沉默”的逻辑。苏联瓦解前，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在当时几乎无法撼动体制，但却构成了后极权语境中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体制外反对派可能并不主导变革，但可能承担“保存价值、维系精神”的历史角色，有其存在的政治价值。
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在于问“有没有意义”，而在于如何使反对派有意义。
例如，我们应当思考，反对派是否可能从“零和游戏“中的敌人转向“公共领域的言说者”？是否可以从纯粹的对抗性表达转向“公共建设的参与者“？比如：
我们能否参与或建立真正的独立知识体系，而非只是做“反共”口号的复读机？甚至逢中必反，逢中必黑？
我们能否投身教育、文化、翻译、出版等领域，搭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而不是与现实割裂？
能否开展与海外华人、流散社群的实际合作，形成真实的社群支持去做实际建设工作，而不只是动动嘴巴，写写文章，甚至鼓吹仇恨和暴力，甚至幻想唤起国内民众揭竿而起？
而且，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去真正从事于国家于民族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谋个人私利？当然，人都要活着，用民运事业来谋私利也许并不是不可接受。
最重要的是，能否重新思考此文开篇提到的“反对”的内涵？不是要推翻共产党自己去统治，也不是要加入共产党去同流合污，而是保留一种不同政治价值与人性视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生活方式？并用这种价值观和人性立场在哪怕最艰难的地方去展开工作？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以前提到的英国18、19世纪的废奴运动。威廉·威伯福斯作为国会议员，花费了整整几十年的时间，反复在议会提出废奴法案——一次次被否决、挫败、讽刺，但他没有退却。他并非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对抗奴隶制度，而是依靠持久的公共论辩、道德启蒙、制度内外联动，逐渐形成跨阶层的反奴舆论，最终在1807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止奴隶贸易的法案，并在1833年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度。威伯福斯的努力表明，反对一个强权体制并非一定要用推翻的方式，也不是为了立刻改变现状，而是为了保留正义的力量、累积社会共识、激发历史责任感。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这样的工作仍然是最有价值的——它并不制造乌托邦，但最终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中国的“威伯福斯”？这取决于我们愿意不愿去做、有没有极大的耐心去做。无论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政权多么邪恶，对黑奴而言，她的邪恶都不会超越奴隶制度。那么既然这样的一种制度都可以得到和平地改变，我们凭什么认为共产党政府的制度就不能呢？
所以，回头再看我们先前提到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的几种立场选择，除了暴力这个选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行，那么其他几种都是无可厚非的，完全视当事人的文化背景、个人经历以及价值观趋向而定，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非要纷争分裂呢？
“和解”这个词，不仅仅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和解，也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解，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这难道不完美地阐释了我提倡的“和解“思路和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