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祷,为那个尚在艰难逃亡路上的兄弟!

主啊,您说那因过失伤人的人的罪过应当得到谅解,可以预留下土地,为他们修建逃城或庇护所。我的兄弟鲁登川先生并没有犯什么罪行什么恶,他所做的事本于您赐予的善意和良知,从而冒犯了那些真正犯罪行恶的人众。他在艰难中逃亡已经很久了,求您在这没有逃城或庇护所的罪恶国度,施展您的大能,让他在逃亡中得享平安和休息。也请主您怜惜他的妻儿,因为她们在这国度比花草还卑贱柔嫩,经受不起风吹雨打的惊吓。阿门!

2004年12月8日,是我出狱的第5日。此前我在遂宁和老家逗留,这日才回到妻子的住地。晚上11点左右,电话响了,对方不等我去接就挂机。一会儿,铃声再次响起来,我接过来。

“欧阳老师,祝贺你出来了,为你和家人团聚高兴!”对方很兴奋。

“你是?哦……听出来了……你是……”我很惊喜,我已经听出对方的声音是谁。因为电话被监控着,我没有喊出他的姓名。

“你在哪里?现在可好?家人可好?孩子怎样?……”我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向他抛掷过去。

“我在外地打工,他们还在打听我的下落,不预备放过我。只好与家人断绝一切联系,没有办法的事。不说这些吧?祝贺你了,向罗老师和若宇问好,我挂电话了……”他叹息着、哀求似地挂断电话。

“保重啊,好兄弟,一定要保重,想办法帮助和联系家人,她们太不容易……”我焦急万分,电话里的嘟嘟声响过不停。

那就是鲁登川兄弟,他在逃亡中,在艰难的逃亡中已经4年了。

我在《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中篇之4)《探索一种科学的模式(下)》中写到:“要理解和把握刘贤斌和佘万宝以后的四川民主党筹组的预备情形,有一个暂不很起眼的人物不能绕过去,他就是鲁登川先生。”

我要单独为鲁登川先生撰文的愿望已经很久了,但直到现在才动笔,其关键性和重要意义有上面的理由作为考虑的原因之一。我以为,在对待小鲁和小鲁的努力以及他的热情、他的苦难上的任何轻率与简慢,都是对于我们这个正在危亡与勃兴之两可之间、努力于她的健康发展的国家的善意与良知的极端轻率与极端简慢,那将是我感觉羞耻的事情。

第一次与小鲁见面是1999年秋天。

因为米洛塞维奇拒绝国际社会的调停、斡旋努力,科索沃战争爆发,5月里发生炸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中美交恶,中共执政当局乘机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施以最恶意的迫害和报复。7、8月,因筹备民主党,刘贤斌、佘万宝被盗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判处13年、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期间,我被掳掠进去两次,侥幸得脱出来。

9月1日,我和妻子因当局与地方腐败势力的勾结,被驱逐出原工作和居住地——保石中学,流放到更偏僻的观音乡小学去,同时遭到牵连迫害的还有周志刚、罗祥两位同事。我和志刚愤然申请示威游行。

由于刘贤斌先生与卢四清先生有“要把每一次来自当局的迫害,作为发展、壮大民运的好机会”的事先约定,我们被迫害和申请示威游行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据说多国媒体详细的报道持续了5、6日。

9月中旬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家人正在观音小学的家中吃午饭,一个20出头年龄的黑瘦小伙子站在门口问候。我迎他进屋,让坐。

他说:“我从达川来,从收音机里听说你们被驱逐到这里。”

“收音机里说你们是民主党,为老百姓争权利和利益,我们老百姓真是感激。达川地区的官员很贪婪、很腐败,那么贫穷的地方,每个人还被搜刮三百多元的双提留。听到你们的情况后,我从达川到遂宁,为了不被跟踪,先绕道保石,再到你祖父家里,最后到观音小学。”

他说他叫鲁登川,是当地一个乡干部。

“那样沉重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没法活呀,我不忍心与那些狼心狗肺的人一起去压榨老百姓。”他说得很平静,我从这种平静中感觉到一种长期的思考和选择。

“你任命我作民主党达川地区的负责人,回去后我就全面推动民主党的发展工作。那边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早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了。”他有很迫切的心情和表情。

我告诉他,四川民主党正在依法地筹备中,当局就给与了残酷的迫害,主要的联系人刘贤斌和佘万宝两位被判了重刑,现在不宜以民主党的旗号活动。至于我自己,更关注人权维护一面。我希望他充分利用现有身份,尽可能地结识和联系一些有志向的朋友,尽可能地为自己或朋友谋求一些职位,尽可能地帮助农民减少经济负担,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参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建设。

“没有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缺少的正是象你这样能够与基层民众联系在一起的人。”

他对我没有给予他民主党身份有些遗憾,他认为老百姓就认可那东西。

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告诫他一定要忍耐,需要有长期做事的耐心和耐性。“我们的努力有相当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我现在不能给你一个明确的身份。”

他说他妻子快分娩了,他露出即将做父亲的欢喜。我因此告诫他,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除了把苦难留给她们和她们独自承受外,什么也作不了了。

因为他妻子临近产期,我留他一天后,催他回去。他说回去后会努力于民运的大事。

2000年元旦前,他又从达川到成都来看我,他女儿刚出生。因为我要赶到广元去探看佘万宝先生,我们的交流时间不多,内容和上次的基本一致。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和一些人有了民运意识方面的交流和联系。他说要有一所培训学校该多好,就可以把一些朋友集中起来做思想和经验方面的提升。我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经验不足的焦虑,焦虑如焚啊。他意识中的学校大概类似于黄埔军校或农民讲习所,我们哪里会有呢?

我反复告诫他多读书多思考,我们没有现成的各种条件,必须要有独自担当一切的预备。他希望我尽早到达川去见见新朋友。我只是口头答应他,但我知道,这很难,我的经济状况很艰难。

2000年春,他再来成都,那时我已经在游乐园和电子科技大学紧邻的石油路9号居住了。他告诉我一些达川的情况,说已经有三、四十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地域方面辐射两、三个县,人员构成而言,有公务员、律师、私营业主、教师和农民,他们正预备办一份刊物。我为他的努力和成绩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忧虑。我的忧虑是:在其它地区还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的协调,一支偏师的快速发展,留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反复强调稳妥发展,把重点放在巩固现阶段的成果方面。他们的刊物还在酝酿中,我看了一些稿件,质量并不高,但侧重点很突出,我吩咐他们把重心放在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建设与科技致富等方面,刊物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名称,可以以关注和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通信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转摘一些相关的法规和研究文章,切忌搞组织建设,目标就盯在基层选举的预备方面。

我说:“如果能够不动声色地获得部分地方权力,大大削减农民负担,推进科学和民主的制度建设,其价值就是或者远远大于当年共产党建立的农村根据地。这种模式的探索如能取得成功,极具推广价值,我会考虑寻求人员、技术、政策或资金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小鲁很高兴,觉得很受启发。我也知道,他的担子越来越重。我很有必要去达川看看,他也是这个意思。

不足一年,竟然开拓出一片不错的局面来。和相当一部分水分充足的人们的虚张声势不同,小鲁的努力和成绩以及在这里反映的情况非常真实,它们的佐证我们可以在王森先生和胡明君后来的判决书上看到,也可以由2002年11月我和黄晓敏到南江县探望弥留中的蒲勇,引得成都、达川方面的高度紧张的事件得到证明——他们以为我们另外的目的是去恢复达川地区的民运形势。(参阅王森、胡明君的起诉和判决书,参阅拙作《无尽的思念——怀念蒲勇先生》,作者注)

我需要到达川去一次,所以,小鲁到石油路9号的第一次,我就带他到另一位四川民运的协调人胡明君那里去。胡听说达川的情况后很兴奋,邀请小鲁到他家里去,并擅自鼓动达川方面突进。我发现这种苗头后,赶紧告诫小鲁,不要作不适宜的努力:“如果举措不当,我们会血本无归。”其后,我与他有过电话上的一些联系。我嘱咐他要小心、冷静,不要走得过快,不要在搞组织上去动脑筋。

小鲁他们那时最不缺少的无疑是热情,最缺少的是经验和理性,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把激进的东西传递给他们,灾难将不可避免,一切努力将丧失干净。然而,面对我们的耐心劝导和帮助,胡明君依然置若罔闻,暗中继续鼓动冒进。

2000年5月大假前两天,胡明君打电话邀约我们出游。我们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半敲打说:“没有阴谋诡计吧?”他说:“只喝茶,没有阴谋诡计。”后来我只身去参加这个没有阴谋诡计的出游与喝茶的约会。

说是到三岔湖,因为下雨,改道资阳去,进老板为颜鲁国先生的海峡大酒店,待鲁登川和另外一个未曾谋面的人出现在我眼前时时,我很惊讶。

“你们怎么在这里?”

“昨天到的,老胡说是召开民主党成立的会议。”小鲁说。

“怎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呀,开玩笑当儿戏啊?”我忍不住的气愤。看来形势很严峻。

小鲁介绍同来的人,说是和我最初见面以后回达川结识的朋友,律师,叫江文书,对达川的发展很努力。

午休的时候,我叫小鲁与我一个房间,江文书也跟过来。我很郑重地告诉他们,这样做很危险,百害而无一益处,并且这也是严重的非程序行为。小鲁和小江有些茫然,答应听从我的意思。

胡明君过来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拿出小鲁和小江的申请书,我发现问题比我想像的还严重。我指着那两份只看了题目的申请书,对他恶目相向。胡说不会出问题。我警告他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他说人家的热情很高嘛。很快,胡向我施加种种压力,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下午成立党部,要分工。

我告诫他这种举动的非程序性、不具代表性和可能危害。他的头和颈梗得厉害,不停地晃动和言说。我伤心欲哭,心痛得没法支持。我选择了留下来,阻止他的愚蠢。

下午到一个公园喝茶,因为心里有了主意,我特拣选了小鲁和小江之间的位置坐下。我明白,眼前就是一场厮杀,如果阻止不成功,在场的人和达川的民运形势将全体覆灭,颜鲁国先生的三星级酒店也将化为泡影。

很快就到摊牌的时候了,一番争执后,胡明君提出举手表决,我的手正好在桌面下,我拉了左边的小鲁和右边的小江的手,说:

“在座各位的行为不具代表性,我反对!”

因为是6个人,3对3。后面的争辩意义不大,我知道,一切保密的许诺等于空谈,他们几乎没有应对国安的经验和能力。

正因为如此,那时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未来的所有证词中有一个唯一的指向:3对3三,由于欧阳懿捣乱,没有多数的形成,没搞成!

唯有如此,才能有逃生的一线机会。

这种局面,使人不愉快,我也不愉快,极其!

第二日清晨预备回成都。下楼时我被故意留在最后,旁人说:“……你要理解他,他预备出国,去整合海外民运,不把四川的事情弄好,他出去不放心,在国外会没有影响力……”我的确倒吸了一口冷气,肚子抽搐得厉害。我得重新认识这个人。

几个人在颜鲁国先生的海峡大酒店门厅里摆姿势拍照,我再次表示了我的愤怒与不合作。我知道,海峡酒店不会姓颜了。胡明君说:“不会有问题。”

我是被安排与小鲁和小江分隔开离开资阳的,我知道这分隔的目的与意义。回成都后,我将情况通报给一些朋友,我反复强调我可能的偏见或误导,而已。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资阳是我痛心之地,很痛很痛那种。尽管做了努力与防范,达川的民运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持续的巩固和加强,一番有价值的探索没有进行下去,更不要说小鲁和小江后来的艰难,我有不可避免的责任,责任极大。

此后,达川方面的朋友被胡明君要求与我断绝联系,理由是我的胆小与不干。后来据说在一次胡明君主持的聚会上,我被说做如何如何。我对这些东西有一种阅读中共党史中所谓路线斗争之类之后的熟悉,所以不希望别人给我仔细说下去,我觉得很没有意思。挫败已经成就,再说下去于我的确只有伤痛的意义。

我被胡明君在能够施加影响力的任何地方消音了,那消音的目标只有一个: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独断和一人说了算,一个党和一个领袖一个中心。当然,其他人就是卫星或流星,这使我想起全国人民围绕一个中心忙乎的五星红旗。我对显示宽阔胸怀的邀请说不。“如果胡明君弄的东西也可以叫民主党,欧阳懿永远也不会加入它。永远。”

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和悲哀的是我看到达川的新兴的民运力量被推向悬崖边缘而我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2000年11月,因为一家工厂罢工,据说胡明君指示全面介入,以民主党名义表示公开支持的标语贴在电杆上,贴在警车车身上。我在一部分人的亢奋中感觉到败亡的出现。这时我知道小江不是小江,真实姓名为王森。王森只有逃亡,我对其他人说:“逃亡是需要代价的,隐姓埋名,找工作更不容易,待到山穷水尽,只要与亲友联系,被抓捕不可避免。”

果然,2001年5月,王森被抓,小鲁等人在逃亡中,我也因此被抓进去两次。据说全四川被弄进去的人在二、三十之数,我无从知道。

“欧阳懿,你有点讴嘛,喊你照相你讴起,成立党部你反对,你不讴起讴起的,人家预备给你一个副主席嘛……”面对达川和成都的国安的揶揄和洗刷,我无言。

资阳的相逢,被双方拔高为“资阳会议”。我不知道什么资阳会议,我更不愿意也没办法去知道这以后他们的其他努力。

我知道的是鲁登川兄弟在逃亡中,一直在艰难中逃亡。

鲁登川兄弟仍然在艰难地逃亡。我常想起他黑瘦的小个子形象,他中气很足,一个农村大孩子。尽管他父亲也作着比他大的基层官员,但他早年丧去了母亲,生活的磨难比一般人多。正因为如此,他更能应付眼前的艰难。特别是王森和胡明君以及其他人的被重判,使他坚定了与亲友断绝联系的心肠。这或许是他还在逃亡中的原因。我希望这种原因能够被他明确和坚持。

我出狱后得到他飘飘渺渺和充满盼望的问候,很久都不能释怀。春节将近,我开始自言自语和有所盼望,我在电话前放一枝笔和记事本,希望他某天再给我打电话,我要询问他的老家的地址,我要问他妻子和孩子的地址和姓名,我希望自己能够给他的妻子和孩子有所帮助和盼望,我想给出一点点关心与问候。我盼望着,但春节期间,我回老家和进城里去,假期里,家中的电话无人接听。

今年4月,连战与中南海人作“破冰”秀,不明就里的人们以为有什么大的变局,各种喜乐的想法生出来。然后有十几省“重建国民党”之说。也许是还在坚持听收音机吧,或者是学会了上网,很快的,一个晚上,又听见了鲁登川兄弟的声音,他说在公用电话上给我打电话。

他很喜乐,我不愿破坏他的好心情。但我仍然减少着他的热情,嘱咐他小心和保重。我抢着问他妻子的地址,他支支吾吾,见我很坚持,他说:“不能联系,必须切断联系。”我说我写信去问候,去关心一下。他沉重地说:“或许改嫁了,孩子也杳无音信。”电话的两端都沉默、叹息、揪心。几年了,他断绝了和家人的任何联系,对方的天罗地网张着啊。有时候,我会幻想或奢望,要是达川还有一些了解情况的朋友多好啊,那样就可以代替着关心一下,那该多好啊。

夜里常会想起年轻、热情、执着的小鲁鲁登川兄弟和他的事、他的逃亡,我知道,比较而言,无论是10年的王森,还是11年的胡明君,他们都幸运,幸运得多。人们常常觉得坐牢很艰难,我以为,小鲁的逃亡之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艰难啊。

2002年,杨建利先生希望我促成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那时,我心里有多痛,谁能知道和理解?我想,要是达川还在掌握中,即使没有杨建利先生的那种盼望,也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多年来一直犹豫着是否书写鲁登川兄弟的话题,在于两方面的原因,因为这里涉及到胡明君一类的人事,担心别人说我不厚道或落井下石之类的闲话,其他人的安危也是问题。但我终于下定了书写的决心,对于一些可能的闲话和非议或质疑,我何必在意?我的羽毛值得那样的爱惜吗?

围绕小鲁鲁登川的人事的认识意义极大,它包涵的信息,值得每一位以为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或民运人士的人们花费一些时间去理解与思考。

但这对于小鲁兄弟本身的意义相对要小得多。

他在逃亡中。

逃亡的日子有多艰难啊?请告诉我,小鲁兄弟!

别给我打电话,那会对现在的你不安全。

真希望你什么时候象我们最初的相逢那样,悄然地来到我的家门前,不管你是怎样的更黑更瘦,甚至一身肮脏一身恶臭,我都会和你紧紧拥抱,拥抱在一起。

主啊,我有最虔诚最恒切的祷告献上,为我那个尚在逃亡路上的兄弟!

主啊,您说那因过失伤人的人的罪过应当得到谅解,可以预留下土地,为他们修建逃城或庇护所。我的兄弟鲁登川先生并没有犯什么罪行什么恶,他所做的事本于您赐予的善意和良知,从而冒犯了那些真正犯罪行恶的人众。他在艰难中逃亡已经很久了,求您在这没有逃城或庇护所的罪恶国度,施展您的大能,让他在逃亡中得享平安和休息。也请主您怜惜他的妻儿,因为她们在这国度比花草还卑贱柔嫩,经受不起风吹雨打的惊吓。阿门!

2005年8月28日

《议报》第213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