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意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有意颠覆我们的家庭和婚姻。题记]

 

(一)

2004年12月4日晨6:35,刚好洗刷完毕,我即刻被带到看守所的门口办理出狱手续。这时还不到放人的时间。一般情况要在9点背诵监规和干部巡视之后才放人。

在那里等候我的人有成都市国安人员刘彰奇这位“老朋友”,和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刘说:“欧阳懿,怎么样,我说过还要来看你。”然后把我入狱前被没收的眼镜递过来。

我说:“我的眼睛已经被弄到800度了。你现在把眼镜还给我有什么用?冤枉班房也坐了,案子也该了了。这么多年前从我那里抄去的、与案子没有一点关系的书呀什么的东西,为什么不发还给我?”

我指的是我的身分证、书籍、手机、传呼机、写作用的电脑以及里面与案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文稿、借来的照相机和其他证件等。这些东西是我正常生活的必需,而且是用我赚来的钱买来的。他们故意不退还给我,却拿这个早已不能再用的眼镜来套什么瓷器。

其他几个人,除了还有成都市的国安外,据说是遂宁市的国安,可脸孔陌生:那些“老朋友”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他们说要把我送回遂宁。我说,我的家人已经到了成都,9点钟会到看守所门口接我回家,不需要麻烦他们,也免得家人接不着,着急。

他们拒绝。我要求打电话联系家人,说我将被解送回家,让家人回家等候。他们也不允许。我想,再坚持也没有用,为了提防人家动粗不好看,也就算了。让家人白跑一趟,真是难为他们了。

后来我知道,他们还派了不少便衣在那里看着我的家人着急,并记录有哪些什么人来接我。

 

因此,出狱后情况很不好,我只得在家里呆着。一家人都无法从噩梦与恐惧中回过神来,都在担心我随时会再被抓去。

我家的房间只有9平米,大、小便都得到公厕去。第4天吧,我正在厕所大便,手机响了,妻子哭喊道:“欧阳,你在哪里?”

 

不管爽不爽,我提起裤子立即赶回家。妻子抱着我哭道:“我回家里,没有人,到处找,还是没有人,以为你又被他们抓走了……”

上主啊,幸好妻子有个手机,幸好我把它带在身上,她才能及时找到我。

这是我妻子的第2部手机。前一部在8月份来彭州看守所探监回成都时,被人抢走了。先前我还暗怪她大手大脚,不该买这奢侈的东西。

 

好在还有这些现代化一点的东西。我呆在家里,多少还能知道一些外面的讯息,因为有朋友给我打打问候的电话。我还算满意。

除回了3次老家看望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祖父,1个月我后才出门。

 

(二)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赵昕先生关于胡石根先生的一篇文章,很令我特别在意。

自从1999年我的同学和盟弟刘贤斌先生出事后,我就硬着头皮应诺出来艰难做事。老实说,所有被系牢狱的朋友中,我最偏心关切的就是胡石根老师和贤斌。只要有机会,我总是提到他们。

 

象许许多多朋友一样,我从未见过胡石根老师,因为我一直呆在乡下,连火车也没有坐过几次。我是从贤斌和陈卫那里知道他的。

他是1989年后民运主流阵营中的核心人物,所以,在1992年的组党运动中,他被判了20年徒刑!妻子也被迫离了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在政府控制资讯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被弄到那种地步,又没有最亲的家人看顾传递情况,那就会变得无声无息。而外面的人对他就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好象没有这个人、好象这个人根本就人间蒸发似的。如果有妻子或恋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她会为她所爱的人,发出哪怕是一点微弱的声音。

难怪刘晓波老师当年为办结婚证受那么多的波折!

当时,我就告诉贤斌和陈卫:要多多关注这个人啊!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后来才会特别关注胡石根先生。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做这种人妻子或者恋人什么的,给他们一点安慰、一些帮忙。我知道,我并不是变态。

还有,我也因此特别在意朋友的家庭问题和婚姻关系很,也试图向朋友们解释为什么要如此。还好,不少朋友在和我在电话交谈中都会关心、问候起彼此的妻子、儿女。有时候,我甚至会扪心自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矫情了?

后来,贤斌和我谈到个人修养时,转述了萧雪慧老师“过马路走人行道,吐口水入痰盂。”这样的一句话,我也就不再怀疑是否太矫情了。

 

其实,赵昕的大名我也早就知道。据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性而且又很能适应生活的人。介绍者非常推崇他。可惜我没有机会和他见面。

不过,我坚持认为,一定会有机会的。

 

赵昕的文章后面加附有一篇为胡石根先生呼吁的文章,还有他自己的联系电话。我就毫不犹豫地给他打了电话,从此与他有了一些电话或短信上的联系。

 

我出狱后,听得最多的事情是大抓捕:师涛、晓波老师、余杰兄弟、杨天水,还有浙江的一大帮子人都被逮捕了;另外就是人们对于“胡温新政”所抱希望的破灭。

我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觉得自己没用,有时很情绪。但是,看到妻子和儿子的样子,我也只好按捺住自己的性子了。

我就告诉赵昕,说:“好兄弟,别出事!别出事!你得向我承诺,至少在我们没有见面以前不要出事。”

 

赵公的去世,使这个承诺变成无法兑现了。赵昕告诉我:紫阳家已开放灵堂,只要说出王雁南名字、再说自己名字即可进去祭奠。刚才警方又找我正式谈话,表示海淀分局又向市局请示能不能让我去祭奠紫阳。明、后天他们才能决定。警方还宣布要在我家门口布置警察3人,24小时监控。

 

还有,林牧先生不见了;刘荻朋友不见了;晓波老师、王国齐、李海、周舵……出不了门了;然后是赵昕的妻子被单位解聘失业了。

北京的朋友在电话中说:“太黑了,与人妻子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人家老婆要吃饭呀,还有一个孩子,这下好难了……”

最后是赵昕自己的电话,好象在告别,说已经与妻子离婚,就要被带走……

 

我不寒而栗,潸然泪下,不是为赵昕的被带走──我们被带走的事情难道还少吗?──而是为他的婚姻和家庭的破灭。

 

【附】赵昕的妻子于2005年2月1日的祷告:

恳求主使我成为和平的种子:

有仇恨的地方,让我种上爱心;

有伤害的地方,让我种上谅解;

有怀疑的地方,让我种上信仰;

有绝望的地方,让我种上盼望。

 

(三)

我想起妻子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离了婚,我还能爱谁?还能够爱谁呢?”

我想,赵昕和他的妻子或许会说:“能不离吗?能不离吗?”

这之前,妻子曾经告诉我说:张明好象和他妻子离婚了。

我很愤懑:张明变心了,嫌弃黄晓玲了,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还曾在《别样的中国:妻子篇》中,讴歌他们的爱情如何地纯洁、忠贞呢!这个狗东西,不是在世人面前扇我欧阳懿的耳光吗?混蛋呀、混蛋!

 

有一天,张明给我打电话,着急地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几乎痛哭起来。我告诉他:赵昕被迫和妻子离婚了……赵昕被迫和妻子离婚了……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话来。

看吧:什么人权入宪?什么人文入宪?什么新政?

畜生也还想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性伙伴,何况是人!人啊人,人!

 

这时,我想起自己这次被抓后,就是那个刘彰奇和他的同志,反复追问我妻子是否知道、是否支持我的事,我能体会到其中的特殊用意!

后来听了张明如下的一席话,我才知道,原来张明要想离婚,不是因为他变心,而是另有缘故。下面请听张明在电话中传来的原话:

2003年底,在经济和恐惧的双重压力下,我告别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以及3岁的儿子,去国离家,流浪东南亚某国。流浪的日子不好过,因为没有合法身分,随时都担心被当地警方抓起来遣送回国。那样,等着我的仍是牢狱之灾……还有一位自称是市局李警官的人威胁我妻,要她劝我自动回国,否则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我妻吓得只会在电话里哭,问我怎么办……我现在只能过一天算一天,尽量延长进监狱的时间。如果她不想担惊受怕  或受到牵连,我们只有离婚了。妻子在电话里大哭,她说:“即使离婚了,你还是儿子的父亲啊!我就不再为你担惊受怕了吗?你说这话好没有良心啊……‘我真想回国作一个了断……”

 

我在电话中如此这般地回应了张明:

“兄弟,我现在和妻、子住在那9平米的房里。两张床和电脑一安,电视也只好放别人家里。晚上做回爱,还好儿子不懂事,但提意见了:你们不要弄得响呀!妻子在工作上老是被人踩,随时可能失业,但我们还得有希望,鼓足勇气和希望,努力下去。”

“赵昕被迫与妻子离婚,然后被带走,然后你打电话来,我忍不住哭了。我在想,我和我妻子的婚姻又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我反复告诫我妻子,我或者我们的事你要不闻不问不管,那么多自称是中国人的男人还在……还好,她听话,从来不闻不问不管。”

“我们夫妻同甘共苦、患难生活了这么多年,还象初恋的小男女一样。我们是有决心和希望走到白头的呀。”

“老实说,凭现在我的情况和浮名,在婚姻以外、或离婚再找别的女人,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不是我所愿,那不是我的为人。我就愿意和我的妻、子永远相亲相爱在一起。”

“但是,看看赵昕夫妻,和你的情况,联想到我妻子告诉我的‘国安们说你在外面有女人’的话,我不寒而栗。努力压抑着才没有在电话里痛哭失声……”

 

我的爱情、我的纯美婚姻,我的虽贫穷但依然幸福的家庭,我怎样来保护你呢?

兄弟姐妹呀,我当时向你们提到老廖廖亦武先生为蒲勇兄弟写的文章:“蒲勇兄弟,你走吧,大大方方地走吧!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比在中国强。你就放心地走呀!”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呀?

不说了,不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不寒而栗,不寒而栗,潸然泪下──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婚姻。

我们无意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有意颠覆我们的家庭和婚姻。上主啊,保佑我们大家,保佑我们的妻子儿女!求求您了!

 

2005年2月1日

 

《民主论坛》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