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一）探索一种科学的模式（上）
1994年初，刘贤斌到北京去了，我留在成都市荷花池批发市场铲货谋生。我的希望很美好，他搞民运，我赚钱作后盾。在北京收到我的第一次汇款时他来信：你是保证粮草的萧何啊。但终因下半年商铺价格上涨，我筹集不到后续资金，好好的势头没法延续。铩羽而归，那萧何不好当也当不成。
贤斌继续他的职业民运生涯，我在老家教书还债。我知道他的职业无所谓职业，我难以重复他的模式。但他的执着，足以让我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外进行一场试验：我要在自己的生活基础中探索出一种模式，推动我们社会的基层民主实现并作为贤斌这样的职业民运人士的基础和补充模式。
什么是科学试验和科学的模式？
科学试验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它的可重复性。
我希望我探索出的模式能够在中国社会的其他地方、能够为其他人重复，为民运扩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志刚先生原本是国安方面特意安插在我身边做线人的同事，因为这种关系，他了解了我和刘贤斌从而追随我们的理念，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争取人权民主实现的道路。我们一道，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在积累出相当信誉的基础上组织、发动了保障教师、学生和农民权利的合法抗争斗争。
我们的梦很美好，通过合法抗争，预备推动和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真正地服务于民众。
几次签名努力，都取得了一些预期的目标，我们在等待机会。
出狱不久的陈卫说：“只要你们出面去参加竞选，我和刘贤斌全力投入策划和相关运作，那些竞选人肯定不是你们的对手。”
1999年8月，刘贤斌与佘万宝获判，国安、地方政府和教育局藉此联合动手，实施反扑，将周志刚、罗祥从保石中学发配到村小教书，我和妻子也被驱逐出保石，到更偏僻的观音小学教学前班。后来听说，把我们驱赶到那里，除了偏僻外，还因为那里80%的教员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让他家破人不亡，让学生听不懂。
我们的预备与刘贤斌他们在另一面的预备同时遭到打击和挫折。
志刚的经历和意义很传奇，他后来也愤然辞职出门，最初很艰难。我在《从卧底到坚定不移的民运人士——记我的朋友周志刚先生》一文中有详细记叙。
二）三次出发与漂泊
川中丘陵农村，一位16岁瘦少年，揣着一个乡下孩子的梦想，捧着一颗父亲削了皮、水份浓浓的梨向城市出发。这是1984年9月，我的第一次出发。
1989年7月，我结束了我的城市求学经历，回到比老家更偏僻的一片麦地中的乡村中学教书。这次出发，除了空空的行囊，我带回去三样东西：四川省遂宁中学（刘贤斌、陈卫、梁擎敦等八九一代异议分子和我校、同级）和川北教育学院的毕业证、等待清查的学潮小头领的身份。
1993年12月，一位乡村教师，应好友刘贤斌先生召唤，到成都谋发展。那时，我儿子不足百日。那是我的第二次出发。
到第二年8月，我结束了第二次旅行，回老家继续教书。它的代价是负债、儿子体弱多病、妻跟着受累。唯一的收获是接受了“公开、理性、非暴力”原则的人权民主理念并试图坚持下去。
第三次出发就因此不容易了。
在儿子面前我尽力作个好父亲，在长辈那里我是个好孙子、好儿子、好女婿，在学生那里我是个好老师……对于妻子，我将永不合格并歉疚终身，我连累她节衣缩食还债。她还知道，我的所谓好，是因为我的第三次出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儿子最依恋我，除了上课，我们行影不离。
1999年7月，我告诉他：我要去营救刘叔叔。他第一次不纠缠我，并从此告别大病，开始神奇地健康起来。
1999年11月，我在妻的默然无语中出发。身后是夜夜让妻、子寂寞、恐惧的空荡荡破教室临时改作的寝室，身后是后来听说的、在同事戏谑中痛哭的妻，身后是妻昨夜无尽的泪和酸楚的话语：
“我有一万个理由不让你走，但想到贤斌，我不拦你。”
我安慰她：“我去支撑两三年，即使出事也不过判两三年。为了你和孩子，我会小心的。”
我出狱后，有朋友问我还能继续教书吗？说杜导斌先生现在还能上课呢。朋友们的意思是学校如果还让我继续教书，那么生活上的压力就减小了。我告诉大家，我当初是辞职：“因为不能全部履行教师的职责，我申请……”我知道我的出走意味着什么，一旦被判入狱，剥夺教师资格也在预计当中。我干了10年，经过三年努力，在我出事前两个月，我领到5436元钱的补偿金，他们原本这也不愿意给我的。
我原本不是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真的不是。只因为1989年的枪炮声与坦克的碾压和其后的“秋后算账”，让我面对许多自己意愿以外的事实，和许多人一样，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和选择新的生活意义。
我的意思是，这种转变的来临，使我必须去承受我计划以外的东西，使我感觉到我的贫乏无力，我有太多东西没有足够的预备。
比如，大量的失业人口从破产的国有企业涌出来，大量的学生从高校涌出来，大量的农民被苛捐杂税驱赶进城，混合在这股洪流中，我的专科文凭和矮小个头都显得苍白，缺少竞争力。
我试着去寻找个一个教师职位，但提供给我的可能并不是教书，而是为那些野鸡学校四处去做毫无希望的欺骗性招生。
我试着到一些小报谋职，但提供给我的可能不是做记者、编辑，而是为那些小报四处去寻找渺茫的广告客户。
和许多到中国内地职业介绍所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们一样，我丢失了不少登记费、介绍费，但却没有找到要找的工作。
因为正在进行的迫害，有能力帮助我们的人远离我们，其他的人希望我们能帮忙解决工作和生存问题。
其实，我的心里还压着一块石头：警察、联防队三天两头作拉网式清查，一旦发现没有暂住证就关进地狱一般的“多保寺”收容所（廖亦武先生笔下那些底层人物几乎都在那里呆过，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个地方）折磨、罚款。我只好办暂住证，从而把自己暴露在当局的掌控中，即使我找到工作也难长久维持。这时，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刘贤斌当时的职业民运的艰难和勉为其难。
我带出来的钱不多，很快就花费完了。除了感觉忧伤、凄凉和很想家很漂泊以外，我并不很着急，我知道我此次出来的目的。我日日在熟人、朋友处蹭饭吃。
记得《明明白白估量民运的力量》一文发表后，刘青先生和他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说文章的调子很低沉。现在想来，是刘贤斌、老佘的入狱和眼前的漂泊、伤感情绪，不知觉中浸入文字里。我还想，贤斌和老佘支撑着的时候，我多幸福。
三）与我交往的部分人们
陈卫呆在遂宁，不方便行走。我呢，反正也被驱赶到人间尽头了，领几个随时拖欠的可怜工资，地方当局还扬言让我下岗。我趁势出发，陈卫给我的武器装备是“蛛网模式”和“沙石理论，相容模式”。
我到成都的当天很晚了，最后与李作取得联系，很晚才赶到四川大学附近他的暂住地。
公开化以后，李作跑到遂宁寻找贤斌。办《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时他与我有了电话上的联系。营救贤斌时他第二次到遂宁，那次到遂宁他很委屈，胡明君对他的到来不以为然，并把这种不信任展示得很充分。其实，此前我到成都，希望有朋友到遂宁参加贤斌案的庭审，胡明君说这个不能去，那个有问题，结果除了让他怀疑的李作、冯达勋老人愿意去以外，其他人都借故不能成行。
到成都时，我与李作的交往很多，他给我的支持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关于这些，我将在后面的文字中专门述评。
我真到成都时，杨伟已经偷渡出境。此前，他试图让我快速掌握他那套秘密的方式，并流露出要出走寻求外部强力支持的意思。我对外部的情况不清楚，愿望也不强烈，我知道刘贤斌、佘万宝出事后，我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杨伟说得很坚决和有信心，我心里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作为。后来，听说他在外面的情况不很好，我也帮不了他，也没有过联系。因为笨，他的那套方法我没学会，但从他那里我得到行事谨慎的启示。
雷风云先生是四川最后一个出来的“6？4”人，他的骨头很硬，但是他欠妻子和女儿的东西太多，他需要弥补这些东西。除了2000年元旦的募捐慰问外（那时他还在狱中），我们没能为他做过其他事。现在，帮不了他，尊重他的意愿，我只好如此。他说他最终会回到大家中来，我想也会。我出狱后，他说可以网上见一面，我不会视屏聊天，一直还没有去见着他。我挂念他，学会视屏聊天后，我第一个找他去。（参阅拙作《别样的中国：妻子篇》，作者注）
侯多蜀先生是四川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10年后出狱。因为有家人为他寻找生存的门路，尚不大难，蒲勇曾去投奔他，他毫不犹豫地接纳，但那事情不适合蒲勇去作，两人洒泪而别。他不在成都，所以我们仅见过一面，在胡明君的住地。他说：“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对我迫害了10年，我有更多理由仇恨他们，但是，我不这样，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如果某一天，有人因为人是共产党而实施迫害，侯多蜀是要坚决反对的。我知道宽容与和解对于未来中国的意义。”我听了很高兴，说：“老侯，有这样的认识，十年牢你没有白坐。”
蒲勇是我心中的伤痛，他在成都时与我与廖亦武先生联系多一些，但我们竟然没有感觉到死神对他的接近。老廖的文稿工程量很大，我没有单独去他那里。除了在三一书店凑巧相遇外，蒲勇是我们之间沟通的桥梁。我没有单独去老廖那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家的狼狗很高大，看着凶猛吓人。（参阅拙作《无尽的思念——怀念蒲勇先生》，作者注）
曾福洪、邓辉等人也是贤斌、陈卫和我公开努力后聚集的朋友，他们的意义在于朴实，在于没有名利算计地显示一种理解和支持。
王林建和其他一些朋友对我的意义在于让我读书，“越是艰难越要读书。读《圣经》，特别是读《新约》，从基督和众使徒中得启示。”他抵达法国后给我打电话。
彭明被踩扁后他回成都与我在三一书店见面。那时他很艰难，我试图为他找一个工作却没有如愿。
最后一面他约我在四川大学外面培根路的茶馆里，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我并不知道他要出走，春节后我回成都，听说他到了泰国。
颜鲁国先生从小加工作坊开始，到成为千万身家的民营企业家，到弄起当地第一家三星级酒店，被共产党统战进入资阳市政协。某日，公安方面的人趁酒兴提醒他：现在，中国出了个民主党，正被当局镇压，当心别沾上那条线上的人。
或许是他的打拼经历中有太多让他对共产党失望的事情，从此他听收音机，四处打听，与我们有了联系。我们说好要保护好他，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和接触，象他这样的朋友不宜抛头露面，出了事的损失太不值。
关于这一节的内容，就写到这里，这一节的标题是《与我交往的部分人们》。我的意思是一部分，只能是一部分，包括其中的部分人物，我此时也只写了他们的部分内容，我要在后面再提到他们的人和事情。
关于这一节，我最主要的意思是：我们在艰难中扛着、忍耐着，并且有可能得到发展。
迫害不可怕，在迫害中我们把这黑沉沉的世界撕开一道裂口，让人们看到光明。
迫害不可怕，自己不张皇，更多的手伸过来，和我们一起撕裂这黑幕，让更多的光明照射进来。
这就是说，博弈啊，政治就是博弈啊，继续下去。
四）探索一种科学的模式（下）
要理解和把握刘贤斌和佘万宝以后的四川民主党筹组的预备情形，有一个暂不很起眼的人物不能绕过去，他就是鲁登川先生。
除了参与签名外，我曾在《牵挂王森及其他》一文中让他出场。但是，我没有让他的姓名出现在大家面前。多年来，我一直犹豫着是否让外界理解和把握四川民运的真实状况，因为一旦付诸行为，当局也一样获得这些方面的信息，甚至比那些民运观察家们和研究人士获得更多。比如《牵挂王森及其他》一文，我没有看见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观察和研究价值。我入狱前的那些文章，是建立在对民运文化建设的长远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有人观察和注意到什么，那么应该说是林牧先生、任畹町先生、杨建利先生和王丹等四人。
我想还是带大家回到鲁登川兄弟本身上吧。
1998年10月，刘贤斌和卢四清先生达成共识：四川方面凡是被当局骚扰和迫害的异议人士均以民主党成员身份予以报道，这便于扩大民主党的影响力。
“把共产党的每一次施暴，作为扩大我们影响力的好时机！”贤斌如此说。
1999年9月，我和妻子被驱逐出原居住地和工作地时，我和周志刚申请示威游行，抗议地方政府对我们的迫害，当地动用上千人马对我们进行压制，卢四清先生对此作了详尽的报道，据说持续了五、六天。
稍后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我正在家中吃午饭，一个黑、瘦的小个子青年站在门口，笑着说：“正吃午饭？”
我们有些茫然，他进了门，说：“我从达川来，从收音机里听说你们被驱逐到这里。”
然后他告诉我们，收音机里说我们是民主党，为老百姓争权利和利益。达川地区的官员很贪婪、很腐败，那么贫穷的地方，老百姓还被搜刮三百多元的“双提留”。听到我们的情况后，他先从达川到遂宁，为了不被跟踪，他绕道保石，再到我祖父家里，最后到观音小学。
他说他叫鲁登川，是当地一个乡干部。
“那样沉重的苛捐杂税，老百姓没法活呀，我不忍心与那些狼心狗肺的人压榨老百姓了。”他说，并且很平静，这种平静，显示的是一种长期的思考和选择。
“你任命我作民主党达川地区的负责人，回去后我就全面推动民主党的发展工作。那里的群众基础好，老百姓早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了。”他有很迫切的心情和表情。
我告诉他，四川民主党正在依法地筹备中，当局就给与了残酷的迫害，主要的联系人刘贤斌和佘万宝两位被判了重刑，现在不宜以民主党的旗号活动。至于我自己，我更关注人权的维护方面。我希望他充分利用现有身份，尽可能地结识和联系一些有志有识的人士，尽可能地为自己或朋友谋求一些职位，尽可能地帮助农民减少经济负担，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参与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建设。没有广泛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不利于进一步的发展。
他对我没有给予他民主党身份有些遗憾，他认为人们就认可那东西。
我耐心地给他解释，并告诫他一定要忍耐，我们需要有长期做事的耐心和耐性。我还告诉他，我们的努力有相当的风险，正因为这样，我现在不能给他一个身份。
他说他妻子快分娩了，他露出即将做父亲的喜悦。我因此告诫他，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家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除了把苦难留给他们和她们独自承受外，什么也作不了了。
因为他妻子临近产期，我留他一天后，催他回去。他说回去后会努力于民运的大事。
2000年元旦前，他又从达川到成都来看我，他的女儿刚出生。因为我要赶到广元去探看佘万宝先生和他广元的朋友，我们的交流时间不多，内容和上次的基本一致。他高兴地告诉我，已经和一些人有了民运意识方面的交流和联系。他说要有一所培训学校该多好。我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经验不足的焦急，他思想中的学校大概是黄埔军校或农民讲习所那种，我们不可能有。我反复告诫他多读书多思考，我们没有现成的各种条件，必须要有独自担当一切的预备。他希望我到达川去见见新朋友。我只是口头答应他，但我知道，这很难，我的经济状况很艰难。
2000年秋，他再来成都，那时我已经在成都东门电子科技大学紧邻的石油路9号居住了。他告诉我一些达川的情况，说已经有三、四十个朋友之间的联系，地域方面辐射两、三个县，人员构成而言，有公务员、私营业主、教师和农民，他们正预备办一份刊物。
我为他的努力和成绩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深深的忧虑。我的忧虑在于：在其它地区还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没有经验和深入思考的协调，一支偏师的快速发展，留有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反复强调稳妥发展，把重点放在巩固现阶段的成果方面。他们的刊物还在酝酿中，我看了一些稿件，质量并不高，但侧重点很突出，我吩咐他们把重心放在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建设与科学致富等方面，刊物不一定要有固定的名称，可以以关注和研究农村社会问题的通信的形式出现，也可以转摘一些相关的法规和研究文章，我也考虑把精力分一部分关注相关内容，一定切忌搞组织建设，目标就是基层选举的预备。
我说，如果能够不动声色地获得部分地方权力，大大削减农民负担，推进科学和民主的制度建设，其价值就是或者远远大于当年共产党的根据地。此种模式的探索如能取得成功，很具推广价值，我会考虑寻求人员、技术、政策或资金方面的援助和支持。
小鲁很高兴，觉得很受启发。我也知道，他的担子越来越重。我很有必要去达川看看，他也是这个意思。
和相当一部分水分充足的人们的虚张声势不同，小鲁的努力和成绩以及在这里反映的情况非常真实，它的佐证我们可以在王森先生和胡明君后来的判决书上看到，也可以由2002年11月我和黄晓敏到南江县探望弥留中的蒲勇引得成都、达川方面的高度紧张事件得到证明——他们以为我们的另外目的是去恢复达川地区的民运形势的。（参阅王森、胡明君的起诉和判决书，参阅拙作《无尽的思念——怀念蒲勇先生》，作者注）
五）和胡明君在原则上的分歧与坚持
张明在《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人》一文中写到：“欧阳懿与胡明君的分歧很大，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是的，我与胡明君的分歧很大，水火不容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
我到成都是去做协调人和协调工作的。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和刘贤斌达成的意见和预备，还有一个大家说不出口的意思：欧阳懿生活要求不高，出了事也损失不大。
对后一种意思，我应该说没有在意，我在意的是象刘贤斌、佘万宝、胡适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吴仪龙、祝正明这样勇于付出的人的事业需要延续，他们才能够尽可能早日迈出监狱的大门。
鉴于“万贤明”的模式的有效性，避免个人行为对整体的危害，我们也考虑了相应的协调机制，并多次重声不得在此基础上擅自作为，我切记了这种原则和努力。
2000年元旦期间，朋友们对我的努力比较认可，胡明君说我事实上是挑着贤斌和老佘两人的担子。我自知现在的形势，论成效比贤斌和老佘差得很远。
现在，需要再次回到鲁登川的话题上来。
小鲁来石油路9号的第一次，我已经与他作了一些交代，吃过午饭，我带他到另一位协调人胡明君那边去。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彼此认识，便于今后有一种联系，同时希望有机会到达川去一次。
小鲁和胡明君见面后，通报了达川情况，胡明君很兴奋。
胡明君把话题突然转到了他与其他朋友的分歧方面，什么话也说了一气。我感到很费解和惊讶，就对小鲁说我预备回了，问他是否和我一道走。胡明君很肯定很坚决地邀请小鲁到他家里去，我知道问题严重，独自走了。
第二下午，小鲁回石油路，我估计胡明君对他说了不少过头的话，一了解，果然如此。我给小鲁说明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希望他不要作出不适宜的努力。我告诉他，如果举措不当，我们陪了老本而毫无意义。
鲁登川走了，我后来找了点维持生计和能支付电话费的临时性杂活干，去达川行走的计划未能实行，其间只有电话上的一些联系。我三番五次嘱咐他小心、冷静，不要走得过快、不要在搞组织上去动脑筋。
熟悉情况的朋友对胡明君的过激与思路早有警惕，不断重声要在原则上办事，胡似乎并不以为然，把多数意见达成的共识指斥为什么“七不主义”和“等待主义”，他要在刘贤斌与佘万宝被打击的情势上发生改变。
这种意识的发生，我在上篇中有所提及，那是刘贤斌被判决的当天下午，我正告国安当局也给自己以警示：
“象刘贤斌和佘万宝这样坚持理性的温和努力的人们你们也不放过，你们可能得到的将是对这种渐进努力的失望和放弃，秘密、激进、暴力、对立的努力可能发生，那不是刘贤斌、佘万宝愿意看到的，也不是你们乐意见到的！”
我当时的声张除了正告执政当局外，的确也有给自己和朋友一面的警示。后来，我把这些思考形成文字，引起了王丹的关注。他通过洪哲胜先生的途径，问我是否愿意联系。
正如张明的了解和我在上篇的表述，胡明君在刘贤斌时期的确为川渝民运作过很多的贡献，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他不遵行多数原则的理由和依据。
我甚至在不少情况下说过，胡明君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最初到成都，常在他那里蹭饭，几乎摆一副饭碗在那里，没有那种支撑，我早就卷起包裹回乡下去了，这于我个人和大家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仍然不能成为我丧失原则的理由和依据。
小鲁他们现在最不缺少的是热情，最缺少的是经验和理性，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候把激进的东西传递给他们，灾难将不可避免，一切努力将丧失干净。
我把相关情况通报给相关朋友，大家仍然耐心地劝导他、帮助他，力图使他平静。好在他也有一些事要忙，比如生意，学驾驶和为出国学英语。
六）资阳——痛心之地
2001年五月大假的前一、二日，胡明君打电话邀我们外出旅游。我们在电话里和他开玩笑，说，没有阴谋诡计吧。他说：“只喝茶，没有阴谋诡计。”后来只有我去参加这个没有阴谋诡计的喝茶约会。
同车的有吴嗣宇，也算熟人一个。因为下雨，决定直接到资阳，进海峡大酒店，老板是颜鲁国先生。
安排了五楼的一个房间，鲁登川和另外一个人很快过来了，说是昨天就已经到达，我的脑袋有点大了。
我问小鲁怎么回事，他说是胡明君通知的，还说有其他地区的人参见，要成立省党部。我更惊讶，眼睛大大地一愣。
小鲁介绍同来的人，说是达川的朋友，律师，名叫江文书，对达川的发展很努力。
中午，老颜来安排到二楼用膳，很丰富那种。我很沉默。
午休时我叫小鲁与我一个房间，江文书也跟了过来。我很郑重地告诉他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百害而无一益处，并且这也是严重的非程序行为。小鲁和小江有些茫然，答应听我的意思。
胡明君过来叫我到他的房间，我过去了。
他拿出小鲁和小江的申请书，我发现问题比我想像的还严重。我指着那两份申请，没有好脸色。胡说就几个人知道，不会出问题。我警告他这样做很不负责任，他说人家热情高嘛。
很快，胡明君向我施加种种压力，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下午成立党部，要分工。
我告诫他这种举动的非程序性、不具有代表性和可能危害。他的头梗得厉害，没用。
我伤心欲哭，却没有眼泪。
心痛到不能支持时，我抱着头，任他晃动和言说。
离开的念头在脑子里闪过，同时我发现现在的离开无疑是一种可耻。
我必需留下，阻止。
下午到一个公园，说是喝茶。一行六人，我、小鲁、小江、吴嗣宇、老颜和胡明君，另外有胡明君的女友及其孩子。
我存心拣了小鲁、小江中间的位置坐下，我心里明白，眼前就是一场厮杀，如果阻止不成功，我们在场的人将全体覆灭，更不用说颜鲁国的三星级海峡大酒店也将丢失。
不咸不淡的言说，其实是一种等待，或者说是给眼前的对方施加一种压力。我预备豁出去了。
一番争执后，胡明君提出举手表决，我的手正好在桌面下，我拉了左边的小鲁和右边的小江的手，说：
“在座各位的行为不具代表性，我反对！”
三对三。
后面的争辩意义不大，我说：“以我对国安的了解，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能保守住秘密。”
正因为如此，那时我唯一的希望是未来的证词只一个：三对三，由于没有多数的形成，被欧阳懿搅黄了，没搞成！
唯有如此，才能使大家逃生！
这种局面使人不愉快，我也极不愉快。
第二日预备回成都。下楼时我被故意留到最后，旁人说：“……你要理解他，他预备出国，不把四川的事情弄好，他出去不放心，在国外会没有影响力……”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肚子很缩，脑子里闪过许多事。我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人，他不复是我认为脑子不济、知识结构不完善的胡明君了。
酒店门口，行在前面的人摆开姿势照相，我哭笑不得，一帮人非要给国安留下足够的证据厚礼。我心里明镜了一回：海峡大厦不复姓颜矣。我再次不合作，也没有好脸色，拒绝合影。
回成都，我被安排与吴嗣宇赶公交车。吴说：“你看，人家老颜安排得多周到、客气……”
我不咸不淡说：“这与吃什么没有关系。”
雨下得很绸，对我和我们的追求而言，我感觉，资阳是一块痛心地，很痛心很痛心的地方。
此后，达川方面的朋友被胡明君要求与我断绝联系，理由是欧阳懿害怕了，不干了。我被胡明君在能够施加影响的地方消音。邓永亮曾经是周志刚和我妻子的学生，也参加这种消音，我质问他时，他回答是胡明君的意思。后来，邓宣称，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独断和一人说了算，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中心。我问是胡明君的意思并且他正是这样作的吧？他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胡明君表示欢迎我加入呢。我让他转告：
“如果胡明君弄的东西也可以叫民主党，欧阳懿永远也不会去加入它。永远。”
分道扬镳，只能如此。
因为我正看到达川的新兴力量被推到悬崖边缘。
因为一万个万一中的胡明君式的努力的侥幸成功，不也就是一个毛共而已。再一个毛共，我的祖国已经消受不起了。
胡明君再次让邓永亮给我转告，欧阳懿是陈独秀，是托派。我笑他们连用词语都那么一致和没长进。一位朋友听说这件事，说：“你问问他们是否清楚陈独秀和托派是什么好了。”
中国民运的当下努力和担当，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唱新歌走新路，避免毛共和再一个毛共来祸害我们的国家和国民。
我常常扪心自问，我和胡明君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对，是该用一个表示复数的词）的努力与追求，真的与胡明君先生一类的努力与追求不一样，真的。
我知道这样表达要招致一些误会与争议。但有这些误会与争议来关注，应该说是重要的。
谈到胡明君四处封杀我的事情，我想起一个人，邓焕武先生。他说：“据我的判断，欧阳懿可能不赞成你们的搞法，但决不会退出民运！”老先生的话很温暖人。有时候，他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我有什么他认为我没作好的事时，他就拿话压我：“贤斌还在监狱里！贤斌怎么说的？”
胡明君很明白，不采取措施切断我们与达川方面的联系，他的独角戏就唱不下去，那么他到海外去“整合海外民运”就“没有影响力”。
及此，达川的民运力量被引上绝路，除了痛惜，我们无能为力。灾难临近头顶时，奉了将令的邓永亮却来给我传说达川的奇迹，我心里痛得咬牙切齿。
我对此的警觉，除了对原则的理解与坚持外，与刘贤斌的提醒有些关系。他说我没有识人之明，让我注意一些突然激进的人，一般而言，他们留有出走的打算。我们不反对别人的出走，但我们鄙视或警惕为出走而推动冒进的人。
“欧阳懿，你有点讴嘛，喊你照相你讴起，成立党部你反对。你不讴起讴起的，人家预备给你一个副主席嘛……”面对达川和成都的国安的揶揄和洗刷，我无言。
这时我才知道，江文书其实是王森的化名。资阳的相逢，被双方拔高为“资阳会议”。我不知道什么资阳会议，我更不愿意去知道这以后他们的其他努力。
我知道鲁登川在逃亡之中，一直在逃亡。我出狱后得到他飘飘渺渺和充满盼望的问候。我知道，他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家庭，妻子或许改嫁，孩子也杳无音信。几年了，他没有和家人作任何联系，天罗地网张开着，我对他的这种明白感到欣慰和揪心。
夜里常会想起年轻、热情、执着的鲁登川兄弟和他的事，我知道，比较他而言，无论是10年的王森，还是11年的胡明君，幸运，幸运得多。人们常常觉得坐牢很艰难，我以为，小鲁的逃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艰难啊。
后来，杨建利先生希望我努力促成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我心里很伤痛，我想，要是达川还在掌握中，即使没有杨建利先生的那种盼望，那也是多么美妙的事。
多年来，我一直避免谈及这些事，除了永远的伤痛和伤痛的不可减轻外，还要涉及的人和事太多，比如，毕竟，人家也进去了，我何必不厚道呢？
还有，对于我的不奉将令，邓永亮奉更牛的人的将令转来的话是：饿死他，活该背时。
但面对小鲁和达川的丢失，我更坚定了宁可饿死也决不拿原则与任何人做交换的决心。
还有一个颜鲁国和他的海峡大厦千万资产的丢失，何尝是不可以避免的。只是这里，还掺杂了另一个因素，披前学生领袖之皮的偷渡客周勇军。（参阅拙作《别样的中国：真心英雄张林》，作者注）
但这一切，无不在一个擅自作为的胡明君氏。鲁登川、王森、颜鲁国和其他人，除了一腔热情和努力外，其实是白纸，而胡明君氏，自己号称1978年就觉醒得厉害的一个人。
我安慰自己，说：“或许，说出来，才是真正负责任、有利于所有人们的努力。”
我告诫自己，说：“客观一些，客观一些——一切意义悬在这一丝一弦上了。”
说出这些来，我还表示这样一种意思。1998年和1999年的大迫害，我们损失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运动员，这种损失是巨大的。执政当局的这一招极狠毒，但这一招必须要另外的后手或机缘配合才能置我方于死地。中国民运只要应对得当，自然可以化险为夷，成就拱兵、夺旗、将军之格局。执政当局正为自己的一招虚汗淋漓时，各地如胡明君氏式的昏庸置子，却让我方损兵折将自退三百里勉强扎寨安营。
正是，可惜我方失马蹄，休怪共军多狡猾。
（请参阅拙作《关于非暴力》、《关于公开》、《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力量》、《牵挂王森及其他》、《由经济学原理看民主的实现》、《由2001年基层选举引发的思考》、《试着幽默一番的文字》等同期其他文章、王森与胡明君的起诉和判决书，关于达川罢工事件的相关报道，作者注）
七）继续探索与民运文化建设
2000年上半年，胡明君在吃了别人几次闭门羹后，放弃了介绍一些人给我认识的努力。我也没有多少需要协调的事可做。口袋里常常不足两百元钱，除了担心什么时候坚持不住就撤退回遂宁外，我困守在石油路9号闭门读书。偶尔出门，一是周末到三一书店去听讲座，一是去李作那里喝茶聊天。
李作把新疆的马肉弄成都一些商场销售，生意比较清淡，闲暇的时间比较多，他选了四川大学后面租房，说是因为吃饭和看报方便。刘贤斌和佘万宝出事后，胡明君老怀疑他什么的，他一外地人总也使不出力特别孤单。胡明君的逻辑是，贤斌和老佘出事了，为什么李作等人没出事。这个思路很奇怪，李作一类朋友并没参与多少事，比胡明君参与的事少得多呀。我在各方的互相猜忌、互相提防中独自一人我算什么事呢？加上自公开以后，关于这样的狐疑，早已经不是一件事儿，我坚持与这类朋友接触、交流。
有一天下午，我对李作谈起现代技术在苏、东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互联网对未来社会人们生活的深入影响。我的无心之谈来源于对苏、东和平演变的一知半解的了解，和几年前《美国之音》、《北京之春》关于对极权势力的瓦解的现代技术作用的关注。
那时侯，我对电脑毫无概念，我以为它需要太多的专门训练才能把握。我担心一不小心弄坏了照价赔偿我承受不起。所以，我对李作的言说其实是毫无指向的闲聊而已。
分别后的第七日早晨，他给我电话，要我赶过去。他说他七天七夜没有回住地，一直呆在网吧学上网的技术。他花了不到半小时教会我，然后不到半小时我比他懂得更多，我们彼此交流新摸索出的东西，我给他发一封信，他给我一个问候。正好我无意中留有两三个友人的邮件信箱，我给了一个问候，鬼使神差有一位朋友竟然在网络的另一端，立刻给了回复，这显然比毛泽东氏的坐地日行八万里牛皮得多。
天啊，这才是真正的比尔·盖茨，否则比尔·盖茨在我的生活里永远算个遥远的星际狗屁！
从此，我们开始了网络世界的漫游。我和李作说，刘贤斌时代的民运是传真时代的民运，现在，民运进入网络时代了，我们正处在网络时代的民运里，要是贤斌没有出事，该怎样的高兴？
和朋友们沟通的途径宽广通畅得多了，我们预备大干一场。然而，2001年春节期间，李作出事了。据说是与王金波等人呼吁有条件给予中国办奥运会的事情被追查，结末的罪名与李必丰一样，诈骗呢，刑期是15年整。我对胡明君说起李作的出事，他给我的回答是“苦肉计”，我记得我在心里剜了他几眼，没心没肺。
李作是在峨嵋家中出事的。他从成都回去时告诉我，他要回峨嵋去努力，他在新疆也生活过几年，有机会也想在那边做些努力。我问他经济状况如何，他告诉我，互联网时代了，饿不死人。
他回峨嵋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和一位姓雷的中学女教师相爱并预备结婚。这一方面他并没有告诉我，他对另外的朋友说，怕欧阳过去送礼，他知道我的坚持很不容易。他出事的时候，结婚不足三个月。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友人被掳掠进牢狱，除了哀伤以外，其实作不了什么事情。我只好这样告诫自己和朋友们：“尽量温和、理性，迟进去一日，我们的家人就多快乐一日。”但这后来也成为一帮激进人士诟病我的依据。
生活还要继续，该做的事还得坚持下去。
外部的打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内部的糊涂与纷争，以及来自伪自由知道分子的自恋自虐。北京的四分五裂，上海和杭州在重压下难得发出声音，山东和东北艰难重重，西安有林牧先生和杨海的有效坚持却被莫名其妙地弄得灰头土脑，重庆在自我封闭中围困自己，四川也被搅扰成如此样子，伪自由知道分子的要来消解，我开始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中来考虑问题。
和林牧先生有过几次渐进努力的电话交流，任畹町先生在作“民运建设”的努力。借助互联网，我在考虑一个通畅的交流平台的建设，核心却在文化的梳理：
唯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和认同，才是非组织的组织力量。
我先找了一份在春熙路的书店营业员的工作糊口，但终因时间紧张、收入低和业绩显著受同事的嫉妒和其他原因辞职而去。
2002年初，我受聘到一家文化公司供职，做与网络联系比较多的编辑事，待遇不错，生活稳定，但终因国安当局盯住和其他原因，干了四个月辞职而去。
在文化公司的四个月，学了更多网络方面的皮毛知识。我被当时的两小同事邀请加盟筹办自己的网站，因为空间租用的费用几近于零，我欣喜万分——随便几个朋友就可以弄起来，比前几年的地下刊物有效率得多。
我得学会它，甚至找到盈利模式，最好让每个省的朋友都学会和推广下去。我给正在给私人公司做网络管理员的张明说起过这件事，我告诉他我的想法和预备条件成熟时各省行走交流的计划，我告诉他，希望在我没有完成此项努力就可能出事的情况下把相关的思考和努力延续下去。
无论是文化方面的思考，还是我在网络方面的实践，都得到部分朋友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那时侯我在国内网络上的主要话题集中在关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宪政的张扬，它们的意义指向是要求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和进而倡导“无代表权不纳税”。第二个系列是对于思想史的梳理，我在写《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提纲，刚把“祭祀时代”和“僭越时代”写好，“人文时代”正在开头。第三个系列是我一个人的阅读史，一方面有助于网上多发一些帖子，另一面可以让自己得片刻休息。然而，也得罪了几位爱护我的网友，说我在网站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不如在经济上为自己考虑一下。于是竟要从鼎力相助到联合着要给我歇了，但我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意思，坚持着办下去。
我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努力还有一个浅薄的想法，让那些以自由知识分子身份自居自傲而鄙薄致力于社会实践的民运人士缺少文化积累的人们知道，身体力行的民运人士同样可以是自由知识分子，或者更可以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我们不是不可以站在同一平台上，大家都别拿文化贵族的棒子或帽子当回事。在此基础上看任畹町先生对拙作《文化中捉鬼》的偏爱、抬爱，就容易理解了。
我知道国安当局正在密切注视，我尽可能低调，所以一直只被注视而没有有力的证据以至于发生被抓进去出不来那种情况。石油路9号的住户不多，门口却赫然安排了派出所的一个值班室，我清楚它意味着什么，而已。
王林建从法国给我意见，让我在我们的网络上大力倡导环境保护，在此基础上研究国家政策，他说他考虑与欧洲的绿色和平组织建立联系，或许可以招商引资。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政治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泛政治化，有时需要与政府合作，比如环保什么的。”我赞同他的意见，或者说我们也这样努力着。
我还在网站上开辟了中医板块，因为我发现许多欧洲人到成都来学习中医。我以为，可以寻找条件和机会，在中医方面也留下实践的空间，我还特别咨询过尚未发现癌症的蒲勇先生，希望他给我好的建议。
网站的人气越来越旺盛，我以为，将来在出版代理方面也是有前途的。
王林建、张明对我很帮助，这与我当初为他们找工作谋生有关。我给朋友们说，当局打击我们的最后一招就是断粮道夺粮草，越是在努力的朋友生计越艰难，谁能在这件事上多努力，对民运的贡献也就是最大的。王林建和张明当初极其艰难，我为此尽过一份力。
刘飞跃先生努力于“非暴力之声”，我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除了偶尔的鼓励和交流外，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做进一步的支持。
另一方面，杨海之后的民运联系成了一个问题，西南和西部的民运联系却在逆境中得到加强，我开始在文化建设中加入地域政治的因素来考虑民运方面的事。
八）这件事情的成本付出有点大，缺少交流是一个问题
2002年10月里，和张明等人谈及民运的状况，我说因为胡明君的原因，我与何德普没有联系与交流，他怎样的思路我不清楚，但当局肯定把他作一目标了；杨海淡出后，林牧先生很难受，好在有赵常青来努力，但赵常青的方法还不老道，缺少杨海的经验，可能容易出事。我的经济状况会得到一些改变，计划第二年各地走一走，再不能拖延下去。我们的意思是，没有足够多的基础建设和努力，民主党的筹备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中间还有一个与执政当局的磨合与适应的问题。我还谈到蒲勇的病，朋友们预备筹一些钱，让我代表大家去看望。
等待中的一天上午，我在石油路9号的住处考虑网站的发展问题，也考虑忙完蒲勇的事就回老家看望思念成愁的老祖父。电话铃响了，是林牧先生和赵常青来的，希望我代表国内部分持不同政见人士和自由人士草拟一个文件，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与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并祝贺即将召开的执政党的十六大会议。
我们的电话在监控中，我一听就知道麻烦大了，这种操作方法肯定出事。我推辞着，托词有蒲勇的病。林老说那边正有不少的朋友，文件的事由我，为蒲勇筹钱的事他们操心。想想我未曾见面过的林老的年龄与坚持，我决定承受，不再推辞。
我告诉我的一个私人朋友，说我正在做什么和可能逼近的危险与我的选择。他给我的意思是，经历就意义。
两件事作完我回老家，然后再回成都，12月4日我被当局抓捕，离赵常青先生被捕有近一个月的时间间隔，我估计因为我的回家，对方一时没有找到我动手，或者在四处寻找动我的所谓证据。
我在关押近一年半的时候，被判了两年，先后关押了两个派出所、三个看守所。
我一直以为只有我和赵常青先生出事，虽说代价有点大，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出来后才知道，何德普、桑建成、戴学忠、姜力均等先生也在其中，刑期也不短。林老当时说有不少朋友在他那里，原来是这样的。一件事情牵涉如此多的人，感觉很划不来，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嘛。
没有办法，过去交流不够，大家对西南民运的希望太大，我们为此再付出了比较多余的成本。
或许，对于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而言，这种成本付出是必需的。
我的问题却在于，能否多思考、多探索，从而尽可能降低成本、多得效益呢？
九）中篇之后记
《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的中篇就要结束了，其中涉及到的总总人事，仍然和几年前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正如我在文中一再流露，写与不写，它都是、总是我的一块心病。这种不能释怀，在我决定以政治博弈的角度来书写时，才得到减轻。
在这一部分里，由于我自身经历以及与胡明君的原则分歧决定，它将引来一些争议与疑惑，这是我明确的，但这些争议与疑惑的存在和关注，或许是事实存在和书写之必要的召唤，这是我犹豫再三和最终写下来的原因。
当然，更最要的原因是我的希望、我许多朋友的希望——中国民运越来越健康地发展、壮大和做工后的收功的实现。
所有的原因还必须建立在一种勇气之上，无愧于那些受难者，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与可能的考证。
我盼望着有这样一个时机，多年以后的某个早晨或黄昏，阳光温柔地照在窗台上，我铺展纸张或打开电脑，开始写下这样一行字：
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下篇）
这个侧记和评述肯定是不完整的，这需要加以说明。
有需要了解更多内容的朋友，可参阅2002年12月以前，我发表在《民主论坛》和《议报》上的旧文。
2005年7月23日星期六
十）后记之补记
这篇《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是先父病重期间，我在服侍的间隙中敲打而成，因为是乡下，无法上网查证一些资料，所以是凭记忆来完成的。8月4日凌晨，父亲在他64岁生日那天离开了我们一家四代人。
我知道有些地方记忆有些误差，主要是有几个年月日的数字上的问题。但忙于父亲的病和送葬，然后是8月22日遭遇抢劫，以及9月若宇进城读书的事，没有时间修订。
9月底，听人说，国安们很关注这篇文章（指上篇，已发），他们并且说有些数字是错误的。这和我在文章中已经提到，他们其实比我们的观察和研究仔细得多。趁“中篇”还未刊发，给洪博士联系，把“中篇”中的一些年份上的差错做了一个修订。至于“上篇”中的同类差错，留今后再说吧。
感谢洪博士的特别破例，在如此紧张的版面上，使这篇长文在《民主论坛》上发表。
1998年10月15日，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和其他四川民运人士，将四川民主党筹委会注册申请递交四川省民政厅。谨此7年纪念。
2005年10月15日星期六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