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星期,就是浙江民主党宣告诞生七周年的时候了。唐元隽兄让我藉此写点文字纪念四川民主党的筹组事,特别是追述一下刘贤斌、佘万宝兄弟的事情,说是很有必要。我想,也是。

关于四川民主党筹组事,说与不说,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首先是贤斌、老佘的长刑入狱,我不知道除了写点文字呼救和纪念之外我还能够做什么?然而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还将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其他各色人等的感情、意愿,还将顾及到由此而来的可能迫害对其他人士的压力,等等。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就这样一直地困扰了我5年多。2003年10月16日的法庭上,控方不忘恶意提出此事,意欲判我重刑,感谢我的律师邱诗明先生的辩护努力,使我免遭更长刑期的迫害。

出狱后,新、老朋友也多重提及此事,我的回答和问题是:公民有没有这个权利?中国公民有这个权利吗?面对极端的迫害势力你有怎样的智慧和能力来实现这个权利?

出狱之初,任不寐君力邀我写这个话题,因为各种忙乱,拖延至今,遗憾没有实际的行事。

四川民主党的筹组活动,我最初参加得很少,即使要写点东西,也是不完整的表述。细想来,能够完整表述的只有被判13年的贤斌和被判12年的老佘,但他们仍在狱中。除此之外,只有那些国安机构的研究人员和我自己了。但我仍然认为,我的表述和评说的权威性是值得置疑的,所以,我愿意用“侧记”这样的题目。

同时,我的评述将超出四川这个地域界限,因为对于民主党的筹组努力而言,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明显的地域界限呢。

以此为序。

上篇

一)1998年中国社会的国内国际政治生态

我这样来理解现代文明下的政治行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利益群体把自己以外的力量和存在当作对手并进行有章可循的博弈。它与把自己以外的力量和存在一概当作敌人并进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野蛮兽性对决行为有本质的区别。

写下这样的话,我开始觉得轻松起来,我觉得我找到了真正表述和评说1998年及其以后的四川甚至整个中国民主党筹建及其发展的一个称手的尺度,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因此事评述引起的困扰了。

1998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情势决定着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情势。

1989年的大屠杀,使大批有自由民主意识、意愿的人们或被掳进监狱,或被迫流亡海外;同时,大屠杀也擦亮了更多人们的眼睛,和那些漏网的自由民主意识、意愿的人们一道,他们开始了最初的抵抗和博弈,最有代表性的是胡石根先生等人的自由民主党的组党努力。自由民主党组党受挫受迫害,宣告了大屠杀后第一波抵抗和博弈的结束。

此后,以李海为代表的国内国际救援联结努力显得特别重要,流散到全国各地或刑满出狱的人们重新有了联系。1993年《和平宪章》及其联署发表在中国政治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贤斌出狱在北京盘桓月余即与这部分人士建立起基本的联系。

王丹的出狱又是一个重要的事件,1995年《吸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联署影响巨大,其后在“公开、理性、非暴力、互动”原则下的不断抗争,使国内民运力量浮出水面走在光明中。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西单民主墙之后,持不同政见队伍高水平有力量的新展现。在此基础上,有“广交友、不结社”、“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织活动非政治化”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人权观察》(chian human rights watch)的开办,又是一件大事,各地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联系更加密切和公开化。

中国民间政治力量开始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利益群体把自己以外的力量和存在当作对手并进行有章可循的博弈。”的博弈。正是这样,她在1994年到1998年的数年时间里,得到了国内国际的广泛理解、支持,并发展壮大。这种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她自然会有摆脱旧的阶段性限制的需要和努力。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与“打土豪、分田地”的中国式农民造反相结合的根本结果是,把一个开始了“共和”和有“现代宪政体制”萌芽的中国重新鞭打着回到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式极权社会里。一个极端利益集团,依靠枪杆子暴力垄断一切国家的、政府的、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它从来也没有希望过在自己以外出现另一个与之不同的从思想的到政治的、经济的实体或亚势力的存在。它宣扬的阶级斗争就是把自己以外的任何力量和存在一概当作敌人并在其萌芽状态下强迫她与自己进行残酷无情的野蛮的兽性对决。

然而,“我们不需要向帝国主义国家乞讨也能够活下去,而且比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们活得更好!”毕竟被证明是一种虚妄。无论是智力不逮的毛泽东还是短视的邓小平,或者是更不入流的江泽民氏,只要还想要在国际社会混下去,他们最终都得谋求国际交流和国际支持,就得被喝斥着玩有章可循的公平的现代文明规范下的政治博弈游戏。不愿意归不愿意,脸色可以难看,偷牌换张耍老千是另外的本事和意思。

大屠杀后的国际国内舞台上怎样隐去丑陋恶劣形象怎样欺和骗怎样骗和瞒?办奥运、到欧洲、到白宫走一圈,再去克林顿或布什的农场吃牛排,如此而已。

不得支持国际恐怖组织和极端政权、遵守经贸规则、保障人权、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两个重要文件是入场券。

心里的确难受一百个不愿意,剩下的只有一途:韬光养晦——哼,等到起,先进院子再进门,到时候再飞碟子摔盘子拆了桌椅砸烂碗。

这就是1998年中国民主党筹建时的国内国际的政治生态背景。

二)最初的预备和晃动的人影

1991年4月,预备筹建抵抗组织的刘贤斌在即将毕业时被抓捕,我也因此被掳掠被收容了三个月。两年半后他出狱,然后我们一起到成都谋发展。1994年初,他到北京,与李海、王丹等人达成共识,并回四川联络各方人士从事人权保障活动。(见拙作《刘贤斌先生小传》,作者注)

由于参与了李海、王丹的活动并达成共识,加上他自己的努力,他结识了不少异议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那时,重庆与四川还没有行政意义上的分割,黑瘦的邓焕武老先生常奔波于川渝和其它各地,佘万宝、廖胡子等人也陆陆续续出狱,每次签名,四川就显得人才济济了。(参阅火戈《追怀刘贤斌》,火戈,邓焕武先生笔名,作者注)

贤斌去北京后数月,我回老家重行教职,外面的情形只有他来给我讲述,还有不少复印的资料带回。他给我买短波段的小收音机,说是晚上可以听听,便于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儿子一、二岁,常把收音机当砖头或榔头砸,贤斌就给我买了很多次。廖胡子的朗诵碟子我没看,因为没有相应的设备。《人与人权》、《北京之春》以及阮铭的一本书我抓紧时间看,看了就让贤斌带走了事。那些复印的资料我不保存,看了就化为灰烬让水冲进下水道里去。所以,尽管抄家不断,除了抢劫走我的书籍之外,我没有大损。

贤斌告诉我,他不预备经商什么的,他说:“见过太多一小阔脸就大变的人们,要坚持现阶段的抗争必须放弃先富起来的打算。”他说得很决绝。不久他告诉我打工也不行,“有太多事情需要做,只有走职业化道路!”他仍然说得很决绝。我说:“哪里来职业化的条件?你要吃饭。”他说:“你别管,有宽裕你就预备给我点儿,现在还能撑下去。”这一方面,我看他的情形也是没有长远的解决之道,很为他担心。几年这样下去,还是如此,我只有担心和参与签名而已。

妻子对我说,“贤斌又黑又瘦了。”我说:“他皮肤原本就黑,读书时很胖。”后来他就累倒在街头,结核病复发,才想起他的病是有先兆的,我们没有在意,而已而已。

他在家养病,成都那面催促却很厉害,没有他在场,很多事情无法开展。陈卫第二次出狱,走了走看,不行,他还在剥权期,盯得死死好厉害。他就作“蛛网模式”的理论思考。

1997年他边吃药边行走回成都,和朋友们聚会于茶社,办起了文化沙龙,聚敛了不少人气。此前、此后他还多次跑西安和北京,林牧先生、杨海兄弟、徐文立先生、江祺生、杨宽兴先生那边也有了很多联系,王有才、王泽臣、陈青林等先生也到四川来探索、交流。(参阅徐、江、王等人的判决书,作者注)

我的经济压力有所缓解时,遇周末每月去成都一、两次,感谢我的那些同事和学生,我没有在场时没给我添事。

那时候,秦永敏先生把《中国人权观察》(chian human rights watch)办起来了,各省的分部也运作了,人心振奋。我在那些聚会中认识了佘万宝、邓焕武、廖胡子、杨伟、阿邢、胡明军、何斌、文强、汪建辉夫妇、南江、刘晓东……时机不巧,当时的王明、王林建和许万平我没有见着。

王明很仗义,作为战略考虑,他承担了与王希哲的《北上宣言》相呼应的《公民言论自由宣言》的全部责任,为川渝地区民运的长远发展付出了三年劳教的牺牲。除了电话联系,我到现在也没有面见到王明,知道他出狱后的境况很不好,我没有办法帮助他,心里愧疚得很。(参阅火戈《追怀刘贤斌》、何斌《思念难友——王明同志》,作者注)

杨伟的确是一个能吃苦的大孩子,他靠蹬三轮车、转卖啤酒给小饭馆维持基本生活,其余时间埋头于民运的大小秘密事。我到过都江堰他家,书架、床铺上全是古今中外侦探和谍报活动的书籍。看那些书籍,你就会明白四川的许多重要资料能够及时传送到国外的原因。

在杨伟那里见到过出狱不久的覃礼尚君,覃没有生存之道,杨伟说你收酒瓶买吧,覃就收购酒瓶。覃望我一笑,说:“能挣钱寄给老母就行!这里没有谁认识我呢。”他背转身去擦泪,他想起了他母亲。他出生在贵州的偏僻地方,老母为他上大学把本来就贫穷的家弄得更穷了,他不能让老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形。(参阅廖亦武《民运人物:杨伟》,作者注)

李必丰是贤斌在遂宁养病时见到的。他紧张兮兮,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容易把人搞疯那种。此君很有生存本领,和贤斌在成都闹到没有饭钱时,他说无碍,面包会有的。“揣10元钱出去找人赌牌,第二天准能揣回二、三百。”贤斌说。因为一次工潮的报道,触怒了当局也让朋友不爽,不久,被用了经济问题的名义掳进班房7年。这是第二次了,1989年那次是5年整。(参阅汪建辉《有没有——十四年》,作者注)

在这个时间段的王明、杨伟、李必丰,是贤斌身边极重要的支撑。

总起来看,就是签名——各种人权个案、取消收容制度、取消劳教制度、签署人权公约的呼吁、反对武力犯台海、释放政治犯、救助狱中的雷风云、蒲勇、候多蜀、先勇军等川籍“六?四”重刑政治犯。交流各种信息、资料的文化聚会,组织研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哈维尔们的“七七宪章”、曼德拉的“民族和解”以及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经验等等。

廖胡子成了老威,他自有他的路数,大的动作就是编印《知识分子》和写他的《底层访谈录》。

三)“万贤明”与内部协调

重庆作为一个特别的行政区从四川分割出去了,川渝的民运人士怎样应对和协调?这方面的情况,老邓(邓焕武先生)与何斌兄最知道内情。刘和邓的共识是川渝民运不分家,重大事情共同协商和决定。

需要做的事情越来越多,重大事情需要做出决策和协调,“万贤明”出现在民运活动的视野里。

这是四川民运对外决策和协调的一个命名。分别取用佘万宝、刘贤斌、胡明军三人姓名中的一个字。它多用于对外文稿和文告,推出四川民运一些思考、意见,其实也是即将出现的民主党筹组的一个半组织亚结构性质的预备。这个笔名下的文章需三人中的多数同意才能启用,具有约束性,没有获得多数通过的作为个人意见予以保留、尊重。

贤斌说:“必须在最初就做到民主的设计,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才解决,到时候或许根本不能解决或当事人不需要解决了。”

佘万宝先生,原广元市信用合作银行的副主任,中国金融家协会理事。1989年大屠杀前后积极从事民主活动,被判刑5年,出狱后,继续从事民运活动。老佘阅历多、思路清晰、能坚持原则,协调能力强。随着民运事务的增加,他和贤斌一样,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职业民运生活。问题和贤斌一样,这是一个非常个人意愿的职业和选择,没有薪水的职业的职业选择。于是他把自己在广元市的房子卖掉,得来的几万元全拿来填补花费。那一年他39岁,不在非理性行为能力的年龄阶段。

胡明军,文学爱好者,四川攀枝花人氏,中专毕业后在攀枝花市一家单位供职。1989年,为攀枝花市民主运动重要组织者之一,后遭到单位处罚和歧视。便辞职到成都,从摆地摊干到富足,在成都有了产业。他认识不少成都的文化人,对西单民主墙的事情了解得多起来,后来到北京拜访徐文立,与刘贤斌、佘万宝有了联系。老胡对于民运的人、事比较热心,来往于成都的朋友,他都能热情地接待和扶助,这是刘贤斌和老佘两个立足未稳的外乡人最需要的支持。“每天的开资很大,老胡的支持很多。”贤斌告诉我。“明君发财后并未忘记民主事业,经常拿出大笔的钱支持民主事业和民运朋友。那几年,只要是从事民运的朋友到成都,食宿都是明君安排。”(参阅张明《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领袖》,作者注)

贤斌最重要的意义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有在意,那就是1988年底,他就和我为1989年可能的失败达成共识和作了预备——暂不出头,埋伏下去,准备下一次。还有,1997年,他告诉我说是有途径和机会逃往国外并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再次达成共识——留下吧,这里更需要我们。我敬佩贤斌,正是他的这样想并真的忠实于这些誓言。多年以来,我自己忠实于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和自愿承受她的苦难,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贤斌这样忠诚不移的人们始终坚守、坚持在这一队伍里。

三个人有时会有分歧,胡明军的思维和行为总有超常的冲动性反应,比如把个人的意见和文稿用“万贤明”的名义发表,佘万宝就决不容情地抵制,这对刘贤斌有很大的帮助和支持。“相互制衡很重要。”刘贤斌多次给我提及这些事。

多年以后,张明先生在《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领袖》中说:“四川的不少文宣都是他(指佘万宝)执笔起草的。”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证词。出狱时,黄河清先生希望我提供贤斌、老佘的文稿,作为独立中文作家狱委会救援对象的资料预备,我羞愧、内疚啊,为了安全,我当初把资料全化为了灰烬。(这一时期刘贤斌的文章有《中国农村社会的困境与出路——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现代民主运动的一般经验》、《后邓时期与邓后时期的中国政局》、《一九九五年签名运动述评》和《陈卫访谈》等,更早前有《理性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实现》,作者注)

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四川的民运力量的坚强有力,除了廖胡子这类人文环境和其他暂不便浮出水面的原因外,这个结构作用不小。

贤斌、佘万宝和许多其他在1994—1999年期间从事民运的杰出人士一样,他们都是赫赫有名和贡献、牺牲很大的人们。然而,由于相关的文字资料没有保存和外传,由于许多当事人要么在狱中或者在狱外的人们的疏忽,他们的努力与贡献没有为更多的人们知晓,这些赫赫有名的人们倒成了“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见张明《我所了解的四川民主党领袖》)。噫!

四)公开后的困惑与思考

心不死,火不灭,希望就永远与我们同在。

公开的呼吁、阳光下的聚会,其结果是不屈的意志的扩散。灵犀埋心头,总有相通的时候,失散的志士从没有放弃对彼此的渴望、寻找。

1997年7月香港回归。

1997年10月,当局被迫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998年克林顿访问北京、江泽民访美行程在计划中,《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成为该计划的许可证。

“六四”十周年即将到来,血与火、死亡与屈辱的记忆更加清晰。

失散的朋友找上门来了。比如李作兄弟、黄晓敏、冯达勋老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中回归到大家中来的。

这种回归,对于受共产文化长期污染、毒化的新的政治力量而言,是一种毫不容情的考验。

有没有特务来卧底?某个人是不是有些问题?某人的言行值得怀疑……

这些疑惑在不少人的脑袋里闪动,并且嘀嘀咕咕,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不再参加聚会了。

这种局面是对贤斌和老佘不可回避的考验、挑战。

记得那时1998年春天的一个周末的晚上,成都五大花园那边的那间出租房里。贤斌、老佘和我。

贤斌对我说:“欧阳,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我望着老佘,说:“有一个思维和认识方面的问题。比如,以物质的组织结构而言,人的皮肤是由无数微粒组织起来的,在微粒与微粒之间,存在着空隙,我们把注意力一味盯在空隙上,我们的结论肯定是”无“,而不是皮肤,但我们看见的毕竟是皮肤而不是”无“。另外,我们绝对没有人力和物力去确证谁谁谁可靠还是不可靠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的”卧底“,我们可能很难求证,而那些真正的朋友,反而会遭受到无端的怀疑和伤害。我们公开的目的不就是希望有影响和发展壮大吗?怕这个,怀疑那个,只能使我们的公开成为虚妄。我们怀大爱心和理性做事,对这个国家和所有民众负责,怕什么卧底?我们不是还主张与他们互动吗?让他们来吧,不管他怀什么目的,用什么身份和形式。”然后,我们试着把我们自己作为怀疑的对象进行演绎,结果我们自己也经受不住夸张的怀疑。我们还谈及东欧的秘密警察对反对力量的深入渗透,我们知道,这种深入地渗透并未能阻止苏、东社会民主化的实现。

贤斌、老佘对我的分析很满意。其实,我不过是把贤斌的思考重复表述一遍罢了。这些问题,前人很早就遭遇了,只是共产文化要有意洗刷我们而不让我们知道使我们糊涂罢了。我要感谢贤斌,他带回的书籍以及围绕这些书籍与我的讨论,使我少了一些糊涂呢。这为我后来出来做事,很重要,极其。

我不能说这种困惑得到了全面消解,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洗脑太厉害,思想和行为要跳出

历史的巢臼需要刻意的努力和更大范围的参照系统来引导。民运队伍里抓特务的声音,我很少当一回事,贤斌的博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原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贤斌和老佘出事后,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旧病复发。其中,李作和冯达勋老人再被人怀疑,我一直抗着扛着,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那些怀疑的狭隘、虚妄——李作被判了15年,冯达勋老人也因参加、报道工潮进去了3年。

我出狱那几天,冯达勋老人给我打来电话祝贺,说是人老了,在家养鸽子赚钱过日子,可想有多艰难。春节期间,待预备给他寄点钱表示一下心意时,我发现自己忘记留下他的电话,我为自己的粗疏感到羞耻。

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 鸡鸣胶胶 既见君子 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贤斌和老佘在坚持公开努力方面的实践,值得我们深思。

五)“不宜一哄而上”与“合理冲撞”

1998年3月,《中国人权观察》开办。

1998年6月25日,抓住克林顿访问北京的时机,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到民政系统申请登记组党。很快,王有才等人被抓捕,赵昕、吴仪龙、秦永敏等在各地连接,徐文立、林牧等国内人士与国际友人施压援救,被抓捕的人放了出来。

对于组党,各地的人们都在思考和讨论:这样作是否恰当?下一步怎么行动?多数人们更愿意看一下再作决定。

9月里,谢万军在山东起事。稍后,湖北、京津地区、东北地区、湖南、贵州相继公开筹组省党部。

10月初,我抽空再到成都,白天参加了文化沙龙的活动,晚上仍然回五大花园的那间出租房。贤斌和老佘,一个到楼下回外地友人打来的电话,一个预备晚饭。我无事可做,见里间卧室的床头有一些资料,捡过来浏览了一番。

晚饭后,贤斌和老佘征求我对组党的意见。“那篇《组党不宜一哄而上》是你写的吗?”我指着床头那堆文稿对贤斌问,我的意思是那篇署名“万贤民”的文章。老佘和贤斌点了点头。“我也是相同的意见,不宜一哄而上,从而避免全面打击导致的全面崩解。现在应该把重心放在人权维护方面好,这样可以民众间扎根,扩展更多的空间,伸缩皆可。你们是这样的想法,我明天就可以放心回去了。”

我回去一星期左右,收到他们给我寄来的资料——10月15日,四川民主党筹委会成立,并到四川省民政厅要求登记注册。我感觉我的头有些大了,我不知道贤斌和老佘改变的原因。我打电话问,贤斌说许多人又被抓捕进去了,情形变化,必须施加压力。“见好就收,见坏要上”他在电话上说,想想也只好如此,我嘱他后面的行动要尽可能地谨慎,再谨慎。

10月底我又去成都,具体了解当时的情形和他们的思路。从当时拍下的照片表明,10月15日去民政厅递交申请的有刘贤斌、佘万宝、黄晓敏三人,杨伟、文强、胡明君等人则在旁边协助。晚上,佘万宝兄拿出一篇《组党成功与否不重要,合理冲撞有必要》的署名“万贤民”的文章给我阅读。贤斌说是老佘主笔的文章。大意是回答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以及后续事宜的内容。我觉得它和《组党不宜一哄而上》一样,是一篇思路清晰、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稿。

重庆的朋友们也去电话联系组党事宜,贤斌告诉重庆的朋友,暂时不要动为好,四川在此时的行动只是为了被迫害的事实施加压力和显示道义上的支持,重庆方面务必采守静观态势。

西安杨海和林牧先生处,贤斌和万宝也是作如此的意见交流的。

他们继续坚持在成都搞人权方面的活动,预备在11月的人权日到街上散发联合国人权文件。结果,所有的资料被查抄。廖胡子后来在他的文字中说,他在某地印刷自己的书稿,当地警察赶来查抄,说他们是得到民主党人要在彼处印刷传单可靠情报,正是两件事被当局当成了一件事的迅速反应和措施。

六)《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和向东折北大协调

和贤斌不同,我妻子的收入要少得多,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我不得不回家去固守那微薄的工资。现在我唯一能够做的是探索一条中国基层民主努力的道路或一种模式,从而给整体运作提供更强大的基础性动力。这个行列的人们的文化含量和他们的生活离开底层社会有点多而远,我彻底地生活在中国底层社会,我适合在这个领域去探索或者合理冲撞。

所以,从成都回来不久,我组织了五百多人的一个签名,揭开了当地学校乱收费害得孩子们失学的盖子,并得到贤斌和秦永敏先生的大力支持。

在双方博弈的时候,贤斌到我那里去,并希望我趁机离开那里,他预计当局将施压将我赶走,我呆在那里还不如跟他离开——成都也需要你,他说。我说立即走对周志刚和罗祥是一种削弱,我希望能够给他们加强一下,并表明我在底层探索一种模式的意义。

他不便再坚持,说:“如果我进去了,你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出来做事!”他说得很悲壮很伤感,我知道,他在表示危险于他随时可能发生了,我只好说:“我答应你!”

12月初,又有许多人被抓捕了,其中包括主办《中国人权观察》的秦永敏先生。成都再也呆不下去了,经过和朋友们商议,他回遂宁家中接办《中国人权观察》。12月5日,设立该刊的临时总部于遂宁中学,全面协调国内人权和民主党的筹组活动,呼吁国内外友人关注12月20日杭州当局对王有才的非法审判或到杭州去旁听、抗议。(见《中国人权观察》第399号,作者注)

临时总部的文告上,我被指定为办公室主任。我没有参与多少实际的事情,贤斌他是在为自己的危险和我的后继行为留下后手。这一切,我自知,我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和妻儿过着甜美的日子,我知道,分别的日子就要来到,不会遥远,我当珍惜这短暂的温馨。

12月8日,贤斌、佘万宝、胡明君、文强、黄晓敏和我共六人,被掳了进去。

当时的情形是,我们的行为规范并富有理性,有宪法和国际人权法为依据,面对国内国际压力,正在扮开明秀的高层恨得牙痒痒却不知道如何措手,下层国安不明了上层的意图也不敢有太多的作为。我们第二天就出来了,临时总部继续运行。(见《中国人权观察》第407号,作者注)

12月20日,王有才被判,然后是徐先生和秦先生。

12月23日,《华西都市日报》刊登了王有才先生和秦永敏先生被获判的简短消息,另一版面较详细报道欧阳懿、周志刚举报当地学校乱收费、责任人受到处理的事情。

遂宁国安的办法是不断收缴传真机,几次下来,资金缺乏,临时总部支撑不下去了。

1999年1月,贤斌和国内友人组织起百日接力绝食,抗拒当局对民主党人和其他人权人士的迫害,预备6?4十周年的到来。

临时总部被迫停止活动后,贤斌与记者袁亚娟女士结伴从成都出发,沿长江向东折北大行走,希望协调出更加有力量的大态势。沿江折北的民运精英与新秀,闻风接应,风云变幻,尽在不言中。(见袁亚娟《追踪中国民运二十天》或汪建辉《有没有——那些我认识的人》,作者注)

行走到山东时,形势更恶劣,袁亚娟与贤斌被冲散,袁经西安回成都,贤斌东躲西藏到北京,在北京被抓捕,收容三个月。后由遂宁国安当局自北京空运回来,再拘留月余,最后改监视居住。

七)智商为零的炸弹与中美交恶

南斯拉夫的形势越来越恶劣,一切斡旋多显得多余。

政治改革的放弃,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暴露无遗。

有条件的中美友好态势需要建立和维持。

克林顿访华并保证在经济领域给与危机中的中共以扶持,在WTO等问题上给中国开绿灯。

江泽民氏在联合国两个最根本的国际人权公约文本上签字并扮演开明秀。

人权民运人士藉此筹组独立的政党,并成燎原之势。

江集团感到难以措手,只好硬着头皮小面积打压,并另外等待一个时机。

1999年5月18日,数枚美国制造的聪明炸弹炸塌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并伤及驻馆人员,中美交恶。

那一日,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对妻子说:“得预备一下,他们终于等到收拾我们的机会了。”

我立即给贤斌打电话,贤斌很沉重,说:“是的,是这样。保重!”

贤斌告诉我监控的力度加大了。其间,我们通过对方对我们的电话监控这一行为,办成了两件事:公开了遂宁地区爆发瘟疫事件;阻止了农村基金会破产后对部分投资人和非投资人的掠夺。

7月7日,贤斌、老佘、陈卫、我、杨伟、胡明君、文强、黄晓敏一干人同时被抓捕,贤斌和老佘再没有机会出来。尽管我们竭力营救,但对方已经下了杀手,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

8月4日,佘万宝兄被判12年。

8月6日,贤斌被判13年。陈卫在5、6日被关押,我在6、7日被关押。

在关押期间,我正告国安当局:对象刘贤斌、佘万宝这样温和、理性的人士的打压,将极大地引起人们对“公开、理性、非暴力和互动”和渐进努力的怀疑或放弃,这个国家和民族将再次收获“秘密、暴力和对抗”的苦果或恶果,这不是刘贤斌、佘万宝所愿意看到的,也不应该是其他人们愿意看到的。

对于四川地区而言,贤斌和万宝兄的缺席,我们痛感损失的巨大。

对于整个中国民运和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言,贤斌和万宝以及其他上百友人的入狱,其损失的巨大仍然是直接可以感受到的。

关于那几枚聪明炸弹及其爆炸与不爆炸以及其它东西,有太多的说法。后来我在成都与有关人士作了专门探讨,最后的结论是:对于正在筹组的中国民主党而言,那是一枚智商为零的炸弹。

关于1998年、1999年的民主党筹组,我也征求过不少人士的意见,结末的教训是:它必须要与传统的、极端的势力有本质的区别,它的发端和发展都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后援力量。

有效的社会基础的缺失,持续的后援迟缓或乏力,中美交恶外部压力突然失效,我们明白,在这一回合的最后博弈中,我们失败了。

好在,这还不是最后的称量或胜负局。

走好吧,朋友们。

八)后记

这部分内容,原本计划三、五天完成,最好能够赶在6月25日前杀青并交付相关刊物发表。奈何屡遇停电,再是父亲病危的告急,我只好停顿下来,一停就十余日。

此刻,时间是2005年7月7日下午4时。6年前的此时刻,我们四川地区与民主党筹组有关的人几乎全被同时打劫进去,贤斌和佘万宝兄再没有出来了。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写到此处,是否是一种巧合。

和其他地区一样,四川地区民主党的筹组失败了。

但和其他地区一样,这种筹组是一个过程,它远没有结束,句号决不会在这里出现。

不管谁谁谁愿意不愿意,这盘棋还要下下去。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这种博弈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又回到前面,给加上了一个“上篇”的字样。

但我决定先在这里暂时停顿下来,先把它奉献给元隽、不寐兄和其他阅读者。

我也将尽快把“中篇”奉献给大家,而“下篇”,正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的思考和实践中,在我们正在行走的脚下。

是为《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上部之后记。

2005年7月7日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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