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JP1中共新当权者前往延安朝圣已成惯例,然而,延安已具不同的意义。

多年来,中共新当权者前往延安朝圣已经成为惯例,然而,延安对中国今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各当权者从朝圣中究竟在吸取着什么精神滋养?这个可能只有当权者自身才知,外界的解读多是猜度之词,因为从历史来看,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延安,当然也就会唤起朝圣者的不同联想。

毋庸置疑,延安对王实味及其相似命运者,与对黄炎培及其前往考察者,显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也即他们所看到、经历及感悟的完全不是同一个延安。也就是说,一个整风长达近四年的延安与一个在窑洞中描述、承诺下的延安的泾渭不同,预设着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路径与命运。

至今,中共党史对延安整风运动的评定是: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开始;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与党史相应的中国民间历史研究者看到:延安整风运动,一般又称作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自1941年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所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虽然从形式来看到1945年结束了,但实质上延续到1947年甚至更晚的时期。整风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五四运动的精神(自由、民主、个性解放)被延安精神(“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取代。通过整风运动的实行,使毛泽东成为党主席,在党中央的地位更为确立,也使共产党对于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也就是说,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质就是打击异己思想,统一人们认识,造就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现立威造神的运动。

要真切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作家王实味先生的命运就是很好的参照。王实味(1906—1947年7月1日),河南潢川人。翻译家,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延安存在的官僚主义、人情冷漠等等问题,1942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因拒绝作出违心的检讨,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被残酷地杀害于转移途中。在长达几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类似王实味先生的命运者不乏其人。他们仅仅因为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或日常话语中表达了与官方不一样的观点,将延安存在的一些消极与不足反映了出来,居然就遭到整风下的“抢救”,“抢救”中的关押,最后甚至死于非命。这种以斗争来平息观点分歧,以消灭肉体来达成思想统一,居然成为了党史上的一条至今膜拜的成功经验。

了解中国当代半个多世纪来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延安整风其实在中国一直没有结束,并且在之后1957年的反右,十年文革,清污与反自由化,反普世价值等等历史事件中,延安整风的精神与手段一直在延续、在发酵,在不时掀起批斗、整治异己者历史的狂潮。这就是延安对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影响,就是延安为中国日后默认下的路径选项。

与整风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让黄炎培等文人们激动的延安,那就是宣传描述中的延安,这个延安其中反映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

据记载:1945年7月4日,毛泽东请黄炎培到窑洞中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首肯:“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著名的“窑洞对”承载着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对天下的承诺,对跳出历史循环路径的理解。这个在纸媒上、在宣传上、在口号与承诺上的延安,在《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的庄严承诺》中得到充分展现:“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让思想冲破牢笼”等等。

耐人寻味的是,延安时期的官媒一方面宣讲着:“言论自由与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等等,陈述着“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词,这些振奋人心的承诺,勾画出一个多么炫目诱人的延安!让人至今读来,犹热血沸腾。这个宣传上的延安承载着民族的希望,展示着光明的未来。

值得深思的是,就在这些延安中共领导者亲自描画感奋人心的自由、民主愿景,讴歌着秉笔直书的威武时,在延安现实生活中却在大兴整风运动,将类似王实味这种讲了几句真话的人批判关押于暗牢中,直至残忍棒杀于荒野外。这种现实中的禁言灭异与宣传中的自由民主,是何极背离?!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延安就共存于那个时空,以致今天读来仍使人心惊肉跳。

其实,我们只要冷静审视延安那种现实与宣传背离的情状,就会发现这无非是一个“羊皮与狼质”的古老典故的再版,是表与里,现像与本质的矛盾共存,是欺骗、愚弄与背信弃义的历史剧幕重演。事实上,这两个相反并存的延安最后一直扩展到了全国,延续到了当下。

今天,如何结束表里分裂的延安,将口号与现实背离的延安统一起来,将那些振奋人心的承诺兑现出来,使“历史的先声”不再停留于纸面,使敢言的王实味们不再蒙冤于监狱,使延安真正成为一个值得后世国人朝圣之地,这应是前往延安观瞻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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