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喻国强的网友写了篇《中国变革之命运前途以及对徐琳们的批评》的文章发给我(估计也在网上发布了),主要是批评我和其他民主人士对社会只有批评性没有建设性。我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喻先生认为“中国民主的前途在于启蒙而非变革” ,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启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变革才是目的。启蒙就是因为社会有问题而很多人还没认识到或认识不清。既然社会有问题,那当然就要变革。如果社会不变革,那还启蒙干嘛呢?有些人一直在宣扬现在不需要启蒙了,我多次对此提出了批评,不管怎样,更多的启蒙对于降低社会变革的风险和成本总是有利的。但我主张继续搞启蒙并不是要否定变革。不管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还是温和的和平演变,都不是个别人能决定的,而是大势使然,启蒙对于任何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喻文称“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有极端主义。” 中国社会当然是不成熟的,其实中国社会还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在现有这个体制下,它根本就不可能走向成熟。喻先生把只有批评没有建设说成是极端主义,这反映了他对极端主义概念不清晰。极端主义是主张以极端的方式来处理,但批评者不见得都主张采取极端的方式。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变革,我是对任何方式都不反对,反对也没用,到时候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主张搞非暴力活动,是因为在常态下非暴力活动相对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风险相对小一点。也就是说,我主张的是常态下的非暴力,而不是绝对非暴力。当然,别人要搞绝对非暴力,我也不反对,谁爱搞谁去搞他的,他能成功那是他的本事。我这样是极端吗?我觉得这不极端,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温和多了。我的文章算是比较理性的,因此也有不少批评性文章能在官方网站发布。

其实,批评也是一种启蒙。喻先生一方面说中国的希望在启蒙,一方面又说我和一些人只有批评没有建设,这也反映了他概念上的模糊、思维上的混乱。

批评与建设是可以分开的,由不同的人来做。一个社会里有没有建设者这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偶然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这不能强求。 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也没有。当批评被采纳,不好的被否定,就必然会有建设者。不能因为现在没有建设者,就把批评者说成是极端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难道没有人提建设性意见吗?当然有(不是指那些舔菊者),只是当权者漠视他们、打压他们罢了,例如刘晓波的《08宪章》就是建设性的,可他却被关进了牢房,判了重刑。这是谁极端?也正是因为当局的漠视、打压,所以很多人觉得目前提建设性意见意义不大,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批评,这不无道理。

批评与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提建设性意见也可以更好地批评。但是,就个人能力而言,善于批评者,不一定善于建设,善于建设者不一定善于批评,所以,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这很正常。相对来说,建设的难度更大一点,它需要创新,所以难得有人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也是当前提建设性意见者较少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对思想、言论的扼杀钳制了建设性意见的产生。又是“五不搞” 又是“七不讲” 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建设性意见产生?一旦真正思想解放了,言论自由了,必定会有很多建设性意见萌生。所以根本不必担忧以后没有好的建设性意见,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批评。更何况,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方面,世界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喻先生的文章说徐琳们认为“中国只要一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问题通通解决”,这显然是歪曲。首先,“一人一票” 只是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内容,此外还有言论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只有把这些都实现了,才是较为完善的民主,这些东西我和其他人都已经连篇累牍地阐述了的。尽管我提出了“真正的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言论自由、多党竞争、一人一票” 的观点,也只是在实现民主的进程上更强调这三点,而不是否定其他的内容。其次,即便是上述东西都实现了,也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过程,有些问题需要新的方法,但只有实现了上述那些东西,所有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否则就根本没有希望。

喻先生把我当作当今批评界的代表,这太抬举我了,事实上,现在比鲁迅还伟大的批评者有很多,李承鹏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个,贺卫方、陈丹青也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笑蜀、王五四等很多人也都是很犀利的批评者。我能排第几,这说不清,但拿我当代表,羞煞老夫也。我还只配让喻国强这样的网友批评一下,还没够资格让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来批评,还得加把劲才行。

喻先生说我没有或很少提出对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我写了不少建设性的东西,只是由于当局经常删我的文章甚至封我的博客、朋友圈,以至于喻先生没能看到,但也还是有些人看到了。在这里我要讲一件令我汗颜、后悔 的事。现在当局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很可能就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我是在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个政府就是这样,即使他们采纳了你提出的建议,也不会承认是你提出的。 我提出来后,还有一些反对者跟我辩论。我的理由一是有利于解决黄牛党、假票泛滥的问题,二是有利于在发生铁路事故后顺利地进行理赔。然而,没想到现在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却成了当局控制民主、维权人士活动的有效手段,而买票难的问题又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为他们不肯开通足够多的车次,更令人愤怒的是,动车事件也并没有因为实行车票实名制而使援救、理赔工作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不想把事情做好,你提再多再好的建议都没用, 甚至会成为他们用来欺压人民的手段。更何况,在现有体制下,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没有解的。想起来我那时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当然主要也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邪恶。因此我后来决定不再针对现有体制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那些在实现民主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议,我想到了就还是会写出来,也许有人认为现在写出来有点早,但既然我想到了,为什么不写出来呢?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实现民主呢?尽管我相信中国很快会实现民主,但我不能保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不是我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而是不能低估他们的卑鄙邪恶。

来源:作者提供

附:喻国强:中国变革之命运前途以及对徐琳们的批评

中国民主的前途在于启蒙而非变革。国内外一般要么拥共要么反X,要么强奸要么爆菊(在正常社会如:日美也是有合法的GCD的),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有极端主义。“左的一切都是对的,右的通通不要”,那有本事先把自己右手右脚砍了,再把右行制改为靠左行驶,“中国只要一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问题通通解决”,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动荡数十年,伏尸百万,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类政客粉墨登场……左与右只是手段,民主才是目的。网络上以徐琳为代表的部分人,天天批评抱怨社会,但没有或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尽管其批评也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也起到了相当作用),但这样却误导大家,让大家以为只要在拥X与反X,赤化与西化二选一,这是非常不对的,中国的前途在启蒙,一百年前为什么良好的制度却结了个苦果,民智未开,一百年后,为什么,大陆成为少数派,民智半开,中国向来是多革命家(或改革家)却少启蒙家(或教育家),拿来面包牛肉却不会消化,只会囫囵吞枣,结果营养不良,却有讳疾忌医,故酿成大病,一个正常社会是公民主导,知识分子劝导,政府引导,中国的前途在于启蒙,启蒙一定阶断,由量变到质变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前途在于启蒙,公民社会的成熟是中国走向正常乃甚至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徐琳们只是批评家而非批判家,他们没有提出建设性方案不能怪他们,我也没有,但我相信他们是能接受批评的,故而批评他们,希望他们在建设性方案上多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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