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喻国强的网友写了篇《中国变革之命运前途以及对徐琳们的批评》的文章发给我（估计也在网上发布了），主要是批评我和其他民主人士对社会只有批评性没有建设性。我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喻先生认为“中国民主的前途在于启蒙而非变革” ，我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启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变革才是目的。启蒙就是因为社会有问题而很多人还没认识到或认识不清。既然社会有问题，那当然就要变革。如果社会不变革，那还启蒙干嘛呢？有些人一直在宣扬现在不需要启蒙了，我多次对此提出了批评，不管怎样，更多的启蒙对于降低社会变革的风险和成本总是有利的。但我主张继续搞启蒙并不是要否定变革。不管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还是温和的和平演变，都不是个别人能决定的，而是大势使然，启蒙对于任何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喻文称“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有极端主义。” 中国社会当然是不成熟的，其实中国社会还不是成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是存在严重的不合理，在现有这个体制下，它根本就不可能走向成熟。喻先生把只有批评没有建设说成是极端主义，这反映了他对极端主义概念不清晰。极端主义是主张以极端的方式来处理，但批评者不见得都主张采取极端的方式。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变革，我是对任何方式都不反对，反对也没用，到时候是怎样就是怎样。我主张搞非暴力活动，是因为在常态下非暴力活动相对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风险相对小一点。也就是说，我主张的是常态下的非暴力，而不是绝对非暴力。当然，别人要搞绝对非暴力，我也不反对，谁爱搞谁去搞他的，他能成功那是他的本事。我这样是极端吗？我觉得这不极端，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温和多了。我的文章算是比较理性的，因此也有不少批评性文章能在官方网站发布。
其实，批评也是一种启蒙。喻先生一方面说中国的希望在启蒙，一方面又说我和一些人只有批评没有建设，这也反映了他概念上的模糊、思维上的混乱。
批评与建设是可以分开的，由不同的人来做。一个社会里有没有建设者这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偶然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这不能强求。 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也没有。当批评被采纳，不好的被否定，就必然会有建设者。不能因为现在没有建设者，就把批评者说成是极端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难道没有人提建设性意见吗？当然有（不是指那些舔菊者），只是当权者漠视他们、打压他们罢了，例如刘晓波的《08宪章》就是建设性的，可他却被关进了牢房，判了重刑。这是谁极端？也正是因为当局的漠视、打压，所以很多人觉得目前提建设性意见意义不大，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批评，这不无道理。
批评与建设也是相辅相成的，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提建设性意见也可以更好地批评。但是，就个人能力而言，善于批评者，不一定善于建设，善于建设者不一定善于批评，所以，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这很正常。相对来说，建设的难度更大一点，它需要创新，所以难得有人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这也是当前提建设性意见者较少的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前对思想、言论的扼杀钳制了建设性意见的产生。又是“五不搞” 又是“七不讲” 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建设性意见产生？一旦真正思想解放了，言论自由了，必定会有很多建设性意见萌生。所以根本不必担忧以后没有好的建设性意见，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批评。更何况，在建设宪政民主制度方面，世界上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喻先生的文章说徐琳们认为“中国只要一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问题通通解决”，这显然是歪曲。首先，“一人一票” 只是民主制度中的一个内容，此外还有言论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等，只有把这些都实现了，才是较为完善的民主，这些东西我和其他人都已经连篇累牍地阐述了的。尽管我提出了“真正的民主的三个基本条件——言论自由、多党竞争、一人一票” 的观点，也只是在实现民主的进程上更强调这三点，而不是否定其他的内容。其次，即便是上述东西都实现了，也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过程，有些问题需要新的方法，但只有实现了上述那些东西，所有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否则就根本没有希望。
喻先生把我当作当今批评界的代表，这太抬举我了，事实上，现在比鲁迅还伟大的批评者有很多，李承鹏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个，贺卫方、陈丹青也都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笑蜀、王五四等很多人也都是很犀利的批评者。我能排第几，这说不清，但拿我当代表，羞煞老夫也。我还只配让喻国强这样的网友批评一下，还没够资格让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来批评，还得加把劲才行。
喻先生说我没有或很少提出对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我写了不少建设性的东西，只是由于当局经常删我的文章甚至封我的博客、朋友圈，以至于喻先生没能看到，但也还是有些人看到了。在这里我要讲一件令我汗颜、后悔 的事。现在当局实行的火车票实名制很可能就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我是在十多年前提出来的，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个政府就是这样，即使他们采纳了你提出的建议，也不会承认是你提出的。 我提出来后，还有一些反对者跟我辩论。我的理由一是有利于解决黄牛党、假票泛滥的问题，二是有利于在发生铁路事故后顺利地进行理赔。然而，没想到现在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却成了当局控制民主、维权人士活动的有效手段，而买票难的问题又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为他们不肯开通足够多的车次，更令人愤怒的是，动车事件也并没有因为实行车票实名制而使援救、理赔工作得到很好的解决。他们不想把事情做好，你提再多再好的建议都没用， 甚至会成为他们用来欺压人民的手段。更何况，在现有体制下，很多事情根本就是没有解的。想起来我那时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当然主要也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邪恶。因此我后来决定不再针对现有体制提出建设性意见。但是那些在实现民主后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建议，我想到了就还是会写出来，也许有人认为现在写出来有点早，但既然我想到了，为什么不写出来呢？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实现民主呢？尽管我相信中国很快会实现民主，但我不能保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不是我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而是不能低估他们的卑鄙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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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喻国强：中国变革之命运前途以及对徐琳们的批评
中国民主的前途在于启蒙而非变革。国内外一般要么拥共要么反X，要么强奸要么爆菊（在正常社会如：日美也是有合法的GCD的），这说明中国社会的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会有极端主义。“左的一切都是对的，右的通通不要”，那有本事先把自己右手右脚砍了，再把右行制改为靠左行驶，“中国只要一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所有问题通通解决”，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动荡数十年，伏尸百万，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类政客粉墨登场……左与右只是手段，民主才是目的。网络上以徐琳为代表的部分人，天天批评抱怨社会，但没有或很少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尽管其批评也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也起到了相当作用），但这样却误导大家，让大家以为只要在拥X与反X，赤化与西化二选一，这是非常不对的，中国的前途在启蒙，一百年前为什么良好的制度却结了个苦果，民智未开，一百年后，为什么，大陆成为少数派，民智半开，中国向来是多革命家（或改革家）却少启蒙家（或教育家），拿来面包牛肉却不会消化，只会囫囵吞枣，结果营养不良，却有讳疾忌医，故酿成大病，一个正常社会是公民主导，知识分子劝导，政府引导，中国的前途在于启蒙，启蒙一定阶断，由量变到质变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前途在于启蒙，公民社会的成熟是中国走向正常乃甚至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徐琳们只是批评家而非批判家，他们没有提出建设性方案不能怪他们，我也没有，但我相信他们是能接受批评的，故而批评他们，希望他们在建设性方案上多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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