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习近平主义。习近平企图打造出一套可以跟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习近平主义”，可惜他本人和他挑选的御用文人的才干有限，他们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中淘宝，却始终无法捏合出一套言之成理、高屋建瓴的主义来。习近平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可以征服人心的价值体系和治国理论，却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什么、“敌人”在哪里。习氏上台后不不久，就祭出“七不讲”的杀手锏，向民主、自由、宪政等普世价值宣战。“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党内其他派系，用政法委镇压民间维权运动，他手中的笔杆子虽然软弱无力，刀把子却发出闪闪寒光。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刊登文章，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选举中，有人借一名内地学生的共青团员身份大做文章，是“麦卡锡主义”。文章指出：“有来自内地的候选人因为曾经是共青团成员，在校园和网络上受到不公指责。少数港人处处恶意针对内地生的行径，与麦卡锡式政治审查无异，这股歪风委实不可长。”《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自以为是地使用“麦卡锡主义”的比喻，简直就是“抱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首先，在中共和西方左派的历史叙述中，麦肯锡主义被描述为“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白色文革”，这些说法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麦卡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参议员，由他牵头，美国参议院组成一个反对共产党势力渗透的调查委员会，因其调查人数太多和出现侵犯人权的问题，后来该委员会受到参议院决议的谴责。
但是，麦卡锡去世时，并没有“声名狼藉”，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七十名参议员参加了葬礼。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三万威斯康星人到他家乡的圣玛丽教堂向其表示敬意。近年来，美国历史学界越来越多地给予麦卡锡和他肃清苏联间谍的努力以正面评价。很多学者认为，麦卡锡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及时抑止了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颠覆，此后美国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图纸泄密这样的事件了。保守派作家安•科尔特在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中评价说：“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的《纽约时报》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当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麦卡锡当年的怀疑符合事实，苏联间谍确实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渗透。
另一方面，麦卡锡并不能一手遮天，也没有成为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暴君。他只是一名参议员，并不是执掌最高行政权力的总统，也不是像胡佛那样权势熏天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对苏联间谍和共产党同情者的调查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但是，在三权分立、宪法为大的美国，危及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作为，很快会受到遏制和纠正。即便在麦卡锡主义的巅峰时期，麦卡锡和他的同事也未能控制美国的独立媒体——他们甚至没有作过这样的尝试。因为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们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倾向左派的媒体是反对他们的，他们必须容忍反对意见的表达。而当时麦卡锡真正所能做到的，最多就是将一些嫌疑人传召到参议院来开作证会，他并不具备司法审判和定罪的权力。麦卡锡也没有将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送进集中营、古拉格或劳改营，而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杀害的政治异见者的数量才是满坑满谷、罄竹难书。
因此，《环球时报》没有必要故作惊惶地宣扬“狼来了”的危险，拿麦卡锡主义来说事。此前，香港的大学中曾出现过当选学生会领导的陆生，在六四、法轮功、西藏等问题上亦步亦趋地执行北京的命令，侵害广大学生的言论自由的先例。港大学生警惕共青团和地下党渗透校园，要求每个学生会主席的参选人公布其政治身份，这是每个参选人的义务，也是保障每个投票的学生的知情权，何错之有？学生会的章程中，并未规定共青团员不能参选和当选，但候选人不得隐瞒此类身份，是为了让投票者在了解充足的信息之后，能够更加谨慎和准确地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习近平主义。以“政治审查”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侵害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不是早已过世半个世纪的美国参议员麦卡锡，而是以“今上”自居的“习禁平”。习近平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有人曾用—联加以概括：“江山是老子打的，谁叫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龙位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
习近平企图打造出一套可以跟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习近平主义”，可惜他本人和他挑选的御用文人的才干有限，他们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中淘宝，却始终无法捏合出一套言之成理、高屋建瓴的主义来。没有主义，就只好先创造一些奥威尔式的“新词”。《南德意志报》在评论文章《又见马克思》中指出，中国强人习近平比他的前任在一些方面更高一筹，最显着的特长就是传播既好记又上口的关键词：“中国梦”、“新常态”均榜上有名。“习用‘新常态’描述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将来要更缓慢和更健康地发展，过去几年的过热发展势头已经结束。很快这些词语就红遍大江南北了，红到了宣传机器之外。但对中国的自由派和知识分子而言，天色更加昏暗：中国比二零一二年的时候更加不自由。”文章举例说：“中国的‘新常态’是：仅在去年一年就有近千名维权人士被捕，人数相当于前两年的总和。中国的新常态是网络审查月复一月的愈加严格，中国政府逐渐创造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平行网络空间。”换言之，中共不用像北朝鲜那样断网锁国，也可以让中国成为“西朝鲜”。
偏行己意的习近平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可以征服人心的价值体系和治国理论，却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什么、“敌人”在哪里。习近平上台后不不久，就祭出“七不讲”的杀手锏，向民主、自由、宪政等普世价值宣战。这份“党的文件”本该大白于天下，却成为“国家机密”，在海外媒体上批评这篇讲话的资深异议记者高瑜因此而下狱，并在狱中倍受折磨。从这个细节中就可以发现，习近平内心是多么地不自信，正如《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问题：他们几十年来就缺乏一套团结全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淡化后，中国一直处在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习近平现在偏偏要尝试用其腐朽的残余去填充。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党内其他派系，用政法委镇压民间维权运动，他手中的笔杆子虽然软弱无力，刀把子却发出闪闪寒光。
教育部长袁贵仁善于察言观色，试图讨喜欢挥刀弄枪的习近平，在媒体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将“西方价值观念”赶出大学课堂，他的“三个绝不”是习近平的“七个不讲”的依葫芦画瓢。如果说习近平像是跟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那么袁贵仁就像紧紧跟随的仆人桑丘。然而，吊诡的是，习近平和女儿和袁贵仁的儿子，都在西方留学，他们的下一代的心思意念全都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人们不敢直接去置疑刚愎自用的习近平，而当袁贵仁语出惊人之时，反对的声音遂此起彼伏。看到袁贵仁在这场舆论战中落了下风，官方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立即出马声援，刊登了一篇颇具文革遗风的文章：由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撰写的《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这篇文章声称：“袁贵仁为何竟然遭到围攻？其中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这些参与围攻者近年来屡次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并且没有得到应有惩处，才使得其越来越肆无忌惮。”这篇文章还建议：“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才能真正惩恶扬善，迎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崭新春天。”如此磨刀霍霍、杀气腾腾的言论，比起当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来，不知要厉害多少倍。
袁贵仁是习近平的打手，朱继东则是袁贵仁的打手，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可惜，这群打手的质地和成色都太差了，跟毛泽东时代比起来望尘莫及。当年，毛泽东身边网罗了一批堪称一流的货色，如陈伯达、胡乔木和邓力群；如今，习近平身边只聚拢了周小平、孔庆东和朱继东等一些不入流的家伙。毛泽东本人虽有粗鄙不堪的一面，却也算是熟读诗书的奇才，又有文采风流之魅力，可以吸引到不少知识分子忠心耿耿地为其服务；习近平却志大才疏、粗鲁无文，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习气，让那些“有心入幕”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裹足不前。于是乎，“周带鱼”、“孔三妈”和“朱钉子”等一群小丑才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才有什么样的奴才。
好事的网友搜索有关朱继东的资料，发现他此前原是薄熙来的马仔，直到薄熙来垮台后，才痛改前非，钻到习近平的围裙下。人们还发现，自称拥有博士学位的朱继东，其博士论文居然是抄袭而来——这一点，倒跟他的新主子习近平有异曲同工之妙。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找枪手写的，习近平登基后出版了多本畅销上千万册的“巨著”，但他偏偏就是不敢出版在清华大学的那篇博士论文。
那么，我们就安静地等候习近平和朱继东这主奴二人，这两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假博士，联袂打造一套将中国拖向专制暴政的深渊的“习近平主义”吧。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