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柴静记录片《穹顶之下》引起的网络大战，作家慕容雪村写了《柴静事件与中国的言论空间》一文。文章较长，对事件的各类意见进行了梳理、概括，也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由此事件的争论延展到关于中国言论空间的探讨，我以为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必要的。要进行有效的公共讨论，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相互交流、辩驳、达到可能的共识或各自的保留，使事件和思想明晰地呈现于公众面前，需要慕文所强调的避免“道德化”和“情绪化”的倾向。这应该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学会如何进行公共讨论。我认为，首先，讨论的各方都应该对柴静的原作及对方的表达进行充分的阅读和理解，在准确理解讨论对象的基础上而不是自己想象的基础上发表意见，这是对讨论对手的尊重，也是讨论能够进行的基本条件。由此，我认真地看了柴静的《穹顶之下》，两遍，也仔细阅读了慕容雪村的《柴静事件与中国的言论空间》，在努力准确理解的基础上表达看法。
理解和表达
先从表达事件所使用的语言说起：“劈柴”大约来自于“批柴”，一如当年的“倒韩”，但不妨细想一下，以倒某人即让某人名誉扫地甚至难以立足为目标的行动或运动，本身已经失去了就事论事、就观点思想进行争论的意义，因而也失去了合理性。不要小看言词的使用，根据弗洛依德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连语误（口误）都是潜意识理念所导致的，更不用说有意识地使用词语。至于一些专门把“倒”某、“批”某当作事业来做的人，只能当他们有某种心理病症吧。这一点非指慕文，只是作为提醒。
慕文所概括的“对柴静及其作品的批评”第二种，“技术性批评”，当然是可以也应该进行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既是技术性批评，就须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拿出证据，并向原作者一样呈现获取证据的方式。这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堪称研究的工作，必须评之有据，言之有理，不能如一些人仅一句柴静“就是造假”了事，也不应质疑“她为何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资料、信息？” 慕文在强调“技术性批评”本身的价值时，应该同时强调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出现以“技术性批评”为名的人身攻击，而这样的攻击也确实出现了。
慕文第三条在批评了“阴谋论”之后，却认为“阴谋论者也说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官方的助推一定有其目的，而公众应对这目的保持足够的警惕”，这难免让人感到一种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观点。而现实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阴谋论，五毛们诽谤柴静背后是美国反华势力在支持，而所谓的批评者们认为柴静背后的推手是中国政府。在中国社会信息不透明和严重不对称的情境下，阴谋论应该毫无疑义地从公共讨论空间中去除，而不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如何的辩证法。
慕文第四条，在一定程度上为一种批评辩护，即“认为柴静回避了真正的原因，而且片中某些片断让人难免产生雾霾各国都有、雾霾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些国家的雾霾比中国更严重的印象”，还有“柴静说出了一些浅层次的原因，而全然未提及雾霾形成的制度原因”，慕文概括为“没有讨论至核心地带，基本上可算一种温吞话语”。对此我认为与观众对影片的理解程度有关，也与批评者是否认真观看有关。柴静在片中与数位访谈对象的谈话、影片本身的叙述方式已经把“真正的”原因呈现出来了，稍加思考不难归结于制度安排。我认为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易，非要明确说出“一D独裁，遍地雾霾”这样的结论，影片也就不用指望播出了。
慕文第五条严厉批评 “一念之间，改变雾霾”之说，认为这“似乎是在号召公民从我做起”，从而“把雾霾这样的重大治理灾难，悄悄地转变成公民个人的心性修养之事”。幸亏慕文所用为“似乎”，不然柴静就真该变身成于丹了。我想说，慕文并没有理解“一念之间”的含义，观念的改变当然可以意味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警醒、关注，并带来参与、问责乃至积极的行动，所谓“一念之间”的改变也可理解为公民意识的觉醒。正如哈耶克所言：“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你若把“一念之间”理解为“根治雾霾”的全过程，当然会觉得很荒谬，可换一种思路，做如上理解，就不难明白柴静的表达。当然你有权利保持你的理解。
逻辑啊逻辑！
慕文做了至少两次假设：“在几个不同的微信群中，我都提过一个非常幼稚的假设：假如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对柴静的纪录片你会怎么评价？” “时机不对。假如3年前推出，我一定会大声赞美。而假如再推迟一年或两年，它所受到的批评或许会更加严厉和刻薄”。
我认为这样的假设，不管有没有得到回答，都没有意义。非正常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正常的公共空间是我们每天身在其中的现实，如此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不能做如彼的假设，只能直面相对，无处可逃亦无从假设。
慕文认为，事件导致的“分化可能会带来极为难堪的局面：言论者之间的谅解越来越少，攻讦和指责越来越多，可调和的余地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朋友走向绝交。分化好的一面是，今后的公共讨论可能会更直接，更触及底线。一句话：暧昧地带不复存在，观念的交锋将越来越直接，那些不肯明示自己位置的人的将不再拥有‘裕如也’的优渥处境”。
这段话本身就有些暧昧，一个好的公共讨论空间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正常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讨论中才能形成；而当下，无论是权力重压下难以形成公共领域，还是讨论总是直奔人身攻击的不良氛围，都无法有更好的公共讨论。这同样不能是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的辩证法所能解决的问题。
慕文最后指出，“柴静的话语处于中间地带”，而“从柴静事件可以看出，两端的人都在增加，而中间地带的人则相应减少。在大一统成为宗教的国家，这种分化或分裂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担心，可事实上，它不见得全是坏事。在这样的国家，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常常是权力强行所致，权力也从中受益最多”。我想问的是：中间地带减少或者消失了，只剩两端，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民间力量如果更多元，对权力大一统是有益还是相反？还请仔细想想其中逻辑。
最后我为自己说明一下，我在微信群中曾经说过，柴静拍片是镜子，也是尺子，善恶高低自己看吧。这是对整个事件各种意见而言，不是仅仅指你所秉持的真正的批评。即使在同一群中，许多“批评”仍然难以称得上是批评，也很少善意，就此而言，我仍坚持这一说法。
其实整个事件最令人悲哀、也最让人心寒乃至有时控制不住情绪的就是，对尽力做实事的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当作常量习以为常，这大概就是“新常态”下的社会生态。
2015年3月5日
来源：作者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