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晓明:我为什么必须支持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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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 】
本篇访谈原定3•8出,被毙。

艾晓明  没有女权主义思想启蒙,最让人无力

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采访刚开始,艾晓明向记者说明,如今自己不大适合谈女权主义的话题。她热情推荐了女权领域几位更年轻的学者,并解释了她们的研究特色——大多是她在中山大学教书时的工作伙伴。

明天是三八妇女节,谈论女权主义似乎天然地和这一节日相联。艾晓明也明白在大众眼中自己是女权领域的一个“发言人”,媒体会来联系她。“到了‘三·八’,媒体都要找女人说话,‘三·八’一过,就不会再找女人。你要想再说话,只能等第二年了。”62岁的艾晓明边说边笑。

接着,她说:“如果没有这个节日,有没有一天专门谈论女性话题,都还难讲。”

社会层面:女权行动意识日益强烈

世纪之交,艾晓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同时开始行动倡导。2003年,她创办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同一年,参与“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之后,又介入“黄静案”、“太石村”等女权与法治议题,带领学生排演女权主义行动的经典剧目《阴道独白》。面对更多的社会问题,她用纪录片的方式予以聚焦。

2008年,艾晓明从中山大学退休,返聘后,她继续指导研究生。到2013年底,指导学生的工作全部结束。

这十几年,在艾晓明看来,中国女权主义及其行动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同性恋、跨性别人群的权益被关注、推动。“青年女权行动派”也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展开街头行动,挑战性别歧视。还有一些民间女权活动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但“成为中国女权行动中一道很重要的光谱”,影响深远。

个人层面:结束体制身份仍要发言

与此同时,在体制内,艾晓明自己却越来越被边缘化。在课堂上,她的很多权利慢慢被剥夺,也有过被若干所名校驱逐的经历,甚至有人冲进她的课堂,把电脑强行关机。

“这和这个社会的一些强势集团有非常强烈的冲突,所以,个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边缘化,并不是一个个案,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停顿了一下,艾晓明说。

这使得艾晓明对社会的介入变得“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自由——她不再以体制内一个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发言,但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的行动者,作为一个公民权益的倡导者”——艾晓明如此“定义”自己——还可以用个人身份发言,“以个体的行动力产生影响”。

对话艾晓明

“女权主义是去做,而不仅仅是讲”

新京报:那些被遮蔽的民间女权主义者,她们的努力到底对女权整个生态,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影响?

艾晓明: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2006年,我就有了这样的看法。那时,我开始拍摄关于艾滋病的纪录片。我接触了高耀洁——有个说法,她是“中国民间抗艾第一人”——以及一大批了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捍卫者。

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对女权主义不应该有非常表浅的理解,好像那些教女权主义的人就是女权运动人士。其实不是这样的,教女权主义,只是女权主义很表面的一种行为方式;当然,教女权主义的人,大多参与社会行动。什么叫女权主义呢?女权主义最重要地就是为妇女权益而战。妇女运动就是这么来的。

妇女运动从19世纪开始争取选举权,20世纪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到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文化改造,再到世纪之交女权主义和各种思潮的对话,进一步扩展到性少数群体以及女权主义内部的多元化等。这都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和争取权益密切相关,第二个就是行动,不是单纯的学术,不是理论倡导,女权主义就是生活方式本身,也是人权进步的一个标志。

所以,当我们谈到中国女权的时候,有一种普遍的现象是把那些讲女权的人叫做女权主义者。其实,女权主义是去做,而不仅仅是讲,尽管讲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去争取妇女权益,是更为重要的推到社会进步的事情。比方说,在反对性暴力、争取性工作者权益方面叶海燕发挥的作用。我们这个社会,在各个权益受到侵犯的群体里,同时有一批卓越的女性成长起来,成为“代言人”,成为活动家,成为权益的捍卫者——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女权运动的中坚。

因此,我比较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正是为权益而斗争才构成了女权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新京报: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面对一个又一个妇女权益的议题时,你会产生无力感吗?

艾晓明: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嗯……有力感和无力感,都是相对而言。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学校教妇女和性别研究时,我可能会觉得社会上的太多问题,需要制度性的改造,在这方面有太多工作要做。但是,这不会使我产生无力感。

我觉得,最让我们产生无力感的,是我们没有女权主义的思想教育和思想启蒙,这是最让人无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排斥,为什么受压迫,为什么在很多领域得不到平等的资源、平等的待遇?人们主张女性去做的总是次一级的角色,而女性受侵害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是最无力的。

“性别教育的发展很不均衡”

新京报:女权主义特别强调“女权”中的“权”字?

艾晓明:你这个说法也不错。简单来说,女权主义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套学术理论,是一整套社会实践——天啦,你现在让我上课,我会讲得很大很空,哈哈。因为,这确实不是我当下考虑的主要问题。不过,女权主义当然强调“权”,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权力,指话语权,这两个对女权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是我们反侵害、反歧视所要争取的东西。

新京报:那么,你怎么理解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的那句话“妇女的权利是人权”?

艾晓明:这句话不需要理解,这句话很难吗?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是一个很低的标准,就是你不要把我当猪,我也是人,对不对?想想看,凭什么一个小学校长带六个女生去开房,凭什么把她们当作对官员实施性贿赂的一个工具呢?这就是完全把女人贬低成了性对象,而且对这些女生的身心造成巨大伤害。这个时候你想,我们的国策讲男女平等讲了多少年?

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实际上是低标准,你把我当平等的人看待。我说高标准是什么?同时你得把我当女人看待,因为女人有和男人不同的要求。不光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妇女的权利还是女权。

新京报:从1995年到现在,20年过去,除了女权主义者,我感觉一般女性对女权主义挺有距离。

艾晓明:谈女权运动在中国的进展,谈女权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其实,就是这二十年的历程。从学校的性别教育来讲,发展是很不均衡的。可以说,在全国主要的重点院校,有与女权主义、妇女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但是在其他学院,就未必了。我还没有听说在哪一所大学这些是必修课程。

你说一般女性对女权主义比较隔膜,这是因为女权主义的教育不够普及,还需要大力推动。实际上,有些“阵地”过去发挥了积极影响,后来被撤销了。但是,更多的年轻学者有系统的女权主义训练,他们会在学校教育发挥作用。我本人差不多指导了20名博士生,他们都会在自己的教学中,用女权主义的理论视角去分析问题。我不担心教育上的断层,一点都不担心。

附录:名片

艾晓明,1953年11月生,女权主义代表人物,妇女和公共问题学者,独立纪录片导演,曾负责“性别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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