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人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国父群”中的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他从波士顿地区的一个青年律师一路走来,奔走呼号,振臂高呼,勇往直前,起先是为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后来是为了北美的独立建国和独立后的政体规划,进而成为北美独立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直至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巨人”、与华盛顿和杰斐逊齐名的“独立运动三杰”之一。不但如此,他在知识史与社会哲学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当时就尊称他为“政治哲学家”、“权威哲学家”。直到今天,他的许多关于政府的阐述、关于自由与权力的论述,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被实践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文章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是“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

在美国早期独立革命的历史期间,弗吉尼亚州在北美英属殖民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扮演着北美反英独立运动“领头羊”的角色。它是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首个永久性殖民地,因此得了个“老国土”的绰号,还因为它为全美贡献出了一批智勇兼全的领袖级人物,在这片土地上总共诞生了八位美国总统,故而又有着“总统之母”的美誉。尤令人瞩目的是,美国建国之初的第一任、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总统均来自弗吉尼亚,从一七八九年乔治•华盛顿担任合众国首任总统,到一八二五年詹姆斯•门罗卸任第五任总统,在美国立国初始的这三十六年间,除了期间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总统执政四年外,其余的绝大部分时间,美国一直由弗吉尼亚人执掌国政,因此,历史学家将美国早期的这段历史称之为“弗吉尼亚朝代”。


这位夹在“弗吉尼亚朝代”之间颇为扎眼的外州人总统,就是来自马萨诸塞的美利坚合众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马萨诸塞人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国父群”中的一位。

然而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岁月里,约翰•亚当斯并没有获得与其“国父”身份相称的尊崇待遇,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把他看作是美国政治史上一位曾经的总统而已。他那短暂的四年总统任期,夹在华盛顿与杰斐逊这两位耀眼的政治明星之间任职,与这俩人相比,他显得像是一个可怜多余的插入者一样。美国的许多公立高中都会以华盛顿、杰斐逊的名字来命名,这俩人的头像被雕刻在拉什莫尔山“总统山国家公园”的巨大石壁上,而约翰•亚当斯在美国各地的建筑物或纪念碑之上却鲜有其名,在历史教科书中也只是被无关紧要地提了一下。

并且,两百多年来,约翰•亚当斯几乎从未被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看成是“伟大的治国者”,或者是改变了美国历史进程的总统,甚至在许多学者或普通美国人的眼里,约翰•亚当斯常常被看成是一个“失败者”。由于四年总统任内在内政、外交方面没有什么显著政绩,他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只有一届任期的总统,而“弗吉尼亚朝代”的几位总统全都是任职两届八年;随着他在一八00年总统大选中连任选举落败,他所属的政党——联邦党——失去了政权,日后逐渐失势,再也没有机会成为执政党,最终于二十多年后宣告瓦解,成为一个在美国政坛上短暂存在的政治派别。亚当斯四年总统生涯的失意,使他处在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总统中间未免有些黯然失色,也似乎长期被后人、被历史所遗忘,以至于后来美国历史学者约翰•帕特里克•迪金斯在为他作传时,干脆就将书名定为——《被遗忘的总统:约翰•亚当斯传》。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美国人民才又重新对这位被遗忘许久了的开国总统发生了兴趣。有关他的研究专著接连出版,有关他的学术研讨会不时召开,甚至还专门制作、播放了一部名为《约翰•亚当斯》的七集电视迷你剧,美国国会也曾一度考虑要在首都建立纪念碑以纪念他。

依我看,这是一份姗姗来迟的关注和纪念,约翰•亚当斯是不应该被长久地埋藏在历史地表之下而不为人所知的。这是一个马萨诸塞英裔农场主家庭中的长子,一个受过哈佛教育的律师,一个喜爱钻研社会科学的学者,随着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北美殖民地反英运动的萌发,这位曾立誓要追求自由和公正的年轻律师积极投入其中,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撰写文章,启发民智,鼓动风潮,抨击英国当局的政策,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他利用律师的身份,为反英民间组织的领导人辩护,呼吁民众支持活跃在殖民地各地的反英组织;他竞选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的议席,当选议员后参加各种抵制殖民当局的活动,参与北美民间的抗税行动和其他种种反抗活动;独立战争爆发后,他被推选为马萨诸塞州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参与起草呈交英国当局的“权利宣言”,与妥协派针锋相对地辩论,提出一系列建立殖民地独立革命政府的主张,被公认为大陆会议立场最坚定的激进派代表、“大陆会议的灵魂人物”;在独立战争期间他临危受命,先后出使法国和荷兰,参与缔结和平协定,使这两个当时主要的欧洲大国站在了势单力薄的北美一边,为北美谋得了极其宝贵的经济、军事援助和道义帮助,为此被英国当局视为仅次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北美第二号“邪恶人物”。

长年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他从波士顿地区的一个青年律师一路走来,奔走呼号,振臂高呼,勇往直前,起先是为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后来是为了北美的独立建国和独立后的政体规划,进而成为北美独立革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直至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巨人”、与华盛顿和杰斐逊齐名的“独立运动三杰”之一。

不但如此,他在知识史与社会哲学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当时就尊称他为“政治哲学家”、“权威哲学家”。直到今天,他的许多关于政府的阐述、关于自由与权力的论述,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被实践着,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文章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重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他是“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

这样一位英才卓砾的人物,怎能被后人被历史所遗忘?在远逝的时空里头探寻他的生平轨迹,最引起我兴趣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文章,曾经洛阳纸贵;他的辩才,曾经名动一时。

为此,我想与读者诸君一起,穿越时空的烟云,去看一看、听一听两百多年前这位美利坚开国元勋那些光焰万丈的文章、理性和激情俱佳的辩词。

那是一七六五年,是英国在北美建立首个永久殖民地后的第一百五十八年,一群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船抵达普利茅斯港后的第一百四十五年。

那年九月初的一个傍晚,一个将近三十岁年纪的年轻男子,一双虽不大却有神的眼睛,圆圆的脸,浓弯的眉毛,嘴唇缩拢着,略有一点秃顶,带着蜷曲在耳边的邋遢的假发,个子不高,身躯有点肥胖,却也健壮结实,穿着灰色的外套、浅色的马裤和白色的长袜,缓缓踱步在马萨诸塞东部港口波士顿的街头。

这个年轻的男子,就是在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的约翰•亚当斯。
来到波士顿已有将近七年了,约翰•亚当斯习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的黄昏时分在这城里散步。他尤其喜欢像今天这样,在离律师事务所不远的州议会大厦到波士顿公园这一带,沿着那条长长的名叫“特莱蒙街”的林荫路的人行道,边散步边思考。

那时候,波士顿还没有获得特许状从而正式取得城市身份,但却是马萨诸塞乃至整个美洲有名的大都市了。它的建城已有一百三十五年的历史,算得上是美洲新大陆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整座城建造在一个半岛上,通过一个地峡与北美大陆相连,被马萨诸塞湾和查尔斯河的河口所环绕,像是一只放大了若干倍的长筒靴子,由北斜向东南,伸入到浩淼旷远的大西洋里头去。

作为北美距离欧洲最近的一个主要港口,波士顿的对外贸易发展得很快,不断地向欧洲出口食盐、鱼类、烟草、以及辛辣刺喉的朗姆酒等等,海外生意做得很是红火。由于濒临大西洋的缘故,这座城的气候明显受到海洋的影响,全年海风颇为常见,春季初夏多雾,夏季炎热潮湿,冬季寒冷而又微潮,在眼下这种初秋时节,偶尔会有呼啸而来犹如狼嗥的飓风或热带风暴从海上袭来,吓人的很。约翰•亚当斯从内陆移居此地,开始时还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久而久之,他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州议会大厦算得上是波士顿最古老的建筑,原先这里是一幢木质结构的大楼,用作市政厅的,后来被一场火灾给烧了,就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幢三层楼高的砖砌结构建筑,以作马萨诸塞州议会大厦之用。大厦的顶端,是座尖尖的呈圆锥形的淡金黄色的三小层钟楼,远远望去,很是醒目;渐渐地,这座钟楼成了波士顿城的标志。大厦平常是州议会开会、州议员办公的场所,到了节假日,不少市民选择来此举办婚礼,仪式通常在东侧毗邻阳台的房间内举行。仪式结束后,一对新人会来到阳台上,请婚礼画师绘画留念,画师多半会将大厦的红砖外墙入画,沾沾它的喜气。

约翰•亚当斯也喜欢州议会大厦的红砖外墙,倒不是因为它喜气,而是觉得这种色调显得有朝气,有活力。他素来喜欢有朝气有活力的事物。此刻他走在大厦正门前的人行道上,看着夕阳的余晖投射在大厦的外墙壁上来回晃动,照得那一排排红砖金闪闪的,煞是美丽。

信步从法院街左转入特莱蒙街,不一会儿,他来到了一座英国国教会(或称圣公会)教堂旁的墓园。这座墓园,当地人称之为“国王礼拜堂墓地”。

这个墓地座落于沿街闹市,占地还不小。墓地的门面宽敞,黑色的铁栏栅微微见斑剥,大门黑色铭牌上写着“建立于1630年”的白色字样。进入墓园,在一片青黄杂糅的草地上,矗立着一排排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墓位,排列大体整齐,几乎每个墓位都有一块白色或暗灰色的石碑,也就是墓碑了;少数墓碑平铺在地上,不少墓位旁摆放着祭奠者留下的鲜花或盆花。

这时候的墓园里除了他,只有一对中年夫妇在一个墓碑前弯腰摆放下一束花,一边摆放花一边抹眼泪。此刻墓园不闻市声,只有虫鸣,那不知名的虫儿在草丛中唧唧啾啾地叫着,叫得很欢快,它们似乎不知道这里躺卧着长眠的逝者,他们需要安静。

约翰•亚当斯将脚步放轻,来到一座平铺在草地上的墓碑前,又蹲下来,俯身仔细看那墓碑上的碑文。墓碑很大,碑文字体也很大,虽然表面有些磨蚀,却也清晰可见。他掸了掸碑上的灰土,而后死死地盯着碑文的第一行字——“约翰•温斯罗普 1588-1649”。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他对约翰•温斯罗普这个名字当然不会陌生。一六三0年春,正是眼前这位长眠地下的先人,带领了一批清教徒船队从英国航行驶向新大陆,抵达后,在一片荒野之上创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后来,温斯罗普以其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领导作风,与饥饿、疾病、恶劣的气候、经济的萧条、战争的威胁等各种困难危机作斗争,终使得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站稳了脚跟,并且逐步走向安定和繁荣。这位对马萨诸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先贤,因此而被民众选为殖民地的首任总督,且连选连任了十二届,他还曾短期担任过哈佛学院的校长。

为了纪念这位前总督,马萨诸塞州的一个镇就命名为“温斯罗普镇”,哈佛大学的一幢建筑也命名为“温斯罗普大楼”。这位前总督发表过一篇有名的布道词,题为“基督徒慈善的典范”,他提醒、告诫波士顿的清教徒居民:“波士顿与上帝之间存在着特别的契约,应该成为一座‘山上的城’,我们应当成为世上的光,建立一个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和示范的基督徒社会。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将落为全世界的笑柄。”

身在一个英格兰清教徒后裔的家庭,约翰•亚当斯从小就多次听父母讲解过这篇布道词。如今,“道德正直、努力工作、重视教育、不畏强暴”已然成为波士顿文化的一部分,显然与这位马萨诸塞前总督的品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亚当斯站立在墓碑前不免感慨地心想。离开了墓园,他继续沿着特莱蒙街往前走,走了一段路,他来到了波士顿公园。

波士顿公园跟州议会大厦、国王礼拜堂墓地比起来,可就热闹多了。

这真是波士顿市民乐而往返的一处公共园地。园内随处可见苍松翠柏,花卉星星点点地散布着,连同大片大片的草坪,予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园内有一蛙池,夏天是孩童嬉戏玩水的池塘,冬天水干了,又可在上面滑冰。总是有鸟儿会悠闲地在草坪上踱走,发出咕咕的声音,见了人也不怎么害怕。这处公共园地起初是用于放牧牛羊的,后来养牛的人实在太多了,当局就对此地的畜牧加以限制。再后来,这里还一度被用做英国军队的军营,好在英军驻扎的时间不长,又将此地还给波士顿市民了。平日里,市民们来这公园消遣、游憩、运动、社交、开音乐会,甚至还会到这儿来集会静坐、发表演讲、抗议当局。

约翰•亚当斯走到园内一株橡树跟前,忽一阵秋风拂过,几片尖细的树叶飘落在他的外套上。看着那粗壮的树枝,他的心头掠过一阵痛楚,他认得这株枝繁叶茂的巨大橡树,这是以前曾用来执行绞刑的。一六六0年,贵格会女传教士玛丽•巴雷特•戴尔来到马萨诸塞殖民地传教,可是因为当时马萨诸塞普遍信奉加尔文派,不允许其他教派传播,当局遂多次将这位女传教士驱逐出境。但玛丽怎么也不肯放弃,又辗转来到马萨诸塞传教,最终被当地政府判处绞刑,绞死在了眼前这株大橡树上。

想到这,亚当斯的情绪由痛楚转为愤懑,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公正的法庭,这算是哪门子的审判?他想,这不是审判,而是不折不扣的宗教迫害,这实在是波士顿抹不掉的耻辱!他在树下徘徊着,自言自语道:“波士顿再也不能出现令这座‘山上的城’蒙羞的事了!”

他的这声感慨提醒了自己。眼下就有一件事考验着波士顿,今年三月,英国议会出台了一部向北美征收新税的法律——《印花税法案》,可是众所周知,北美殖民地在英国议会中并没有代表权,那么根据英国的“1689年权利法案”,出台此类向北美征税的法律就是违宪、非法的;并且在此之前,英国当局只是通过关卡征收关税,现在有了这部法案,英方就可以不通过关卡,而能够直接向北美搜刮民脂民膏了。作为与上帝存在着“特别的契约”的城市,波士顿怎能容忍这种忤逆上帝的苛政?

正这么浮想着,他看到天边最后一道晚霞湮没在不远处的山巅,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他心想,到了该回到住处的时候了。回去后,还要写信给人在布伦特里的妻子呢,不知她近来境况可好?眼下的布伦特里,天气许是也转凉了吧。

布伦特里是约翰•亚当斯的家乡,地处波士顿西南郊三十多英里,在十七世纪上半叶,这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村野。一百二十多年前,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他的高祖父亨利•亚当斯带着妻子和九个孩子离开英格兰,历经艰危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而后开垦土地,建立农场。

一七三五年,约翰•亚当斯就出生在布伦特里的这座农场里。身为英格兰清教徒的后裔,算起来,传到他身上已是在新大陆的第五代了。他的父亲也叫约翰•亚当斯,是一名农场主兼皮匠,还担任过当地的税吏、民团军官、市政管理委员会委员和教堂执事等职务,母亲苏珊娜•博伊尔斯顿是波士顿一个行医世家的女儿,夫妇俩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亚当斯在家中是长子,在他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这是一个居于乡村、生活在清教徒社区的五口之家。

虽然生在农场主的家庭,亚当斯却是在一个简朴、清贫、并不怎么注重物质生活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他们家是建造在农场中的草地上、一栋用两层夹板制作成的坡顶木屋,屋子里有两层,一层有三个房间和两个供暖的壁炉,二层有两个房间;屋内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几把木椅、一张桌子、几张床和一面穿衣镜,倾斜的屋顶使得二楼上的居室显得狭小、低矮,当孩子们夜晚上床睡觉时,必须弯腰才能入内。

他的父亲生活俭朴,母亲勤俭持家,家里的积蓄几乎全都用在购置地产和子女教育上,而并不钟情于追求物质上的享乐。与许多农场主家庭不同的是,他们家没有奴隶,也没有雇佣仆人,却有着藏书和读书的家风。这一家人与附近其他的一些清教徒家庭住在同一个社区,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亚当斯的父母在立身处世等诸多方面,都给自己的孩子做出了榜样。平日里,父亲就在自己的农场里辛勤劳作,干着锄地、除杂草、挤牛奶、种小麦、玉米、燕麦等等各种农活,到了冬天他就用手工制作鞋子、马具等皮革制品;在当市政委员时,他以察看镇上的穷人是否受到照料为自己的责任,甚至还时不时将外面的穷苦儿童带回家来照料。夫妻俩经常在一起阅读《圣经》,彼此交流神学思想,讨论灵魂的归宿等教义问题,带领孩子们一起向上帝祷告,在品性上,夫妇二人都意志坚强,性格执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有的这一切,都给少年亚当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亚当斯在布伦特里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少时的他喜欢户外活动,时常徜徉在果园、草地、石头墙、山崖、山丘、小溪、河边和星星点点的小岛上,他熟悉家四周的每一条小路、每一条小溪、池塘与周边的每一座山丘、每一座森林,他常常和同龄孩子一起放风筝、滚铁环、打弹子、摔跤、拳击、踢球、游泳、滑冰,在这些户外运动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打猎,一有时间就带上猎枪,跑到野外或森林里,捕猎鹧鸪、鹿、松鼠、松鸡等野生动物。

所有这些流连于大自然的活动运动,常常使他弄得身上沾满了泥土秽物,却也给他带来了健壮的身体、充沛的活力,以及桀骜不驯、无所畏惧的性情。长大成年之后,他依然喜欢打猎与郊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外出狩猎或是踏足郊游,是一件让他倍感身心愉悦的事。

在亚当斯尚是稚小的幼童时,父亲就在家中教他阅读识字了。6岁时,他被送进村中的小学读书,小学期间他只喜欢算术、阅读等科目,对拉丁文不感兴趣,每天一放学就跑到户外去玩。小学毕业后,他进了一所拉丁语学校,在这所学校他过得不太愉快,他很讨厌学校里枯燥无味的教育方式,譬如他在数学上有专长,但学校不允许他加快学习数学的进度,这让他一度十分苦恼。后来,父亲同意他离开拉丁语学校,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在这所新学校,亚当斯终于发现了学习知识的乐趣,他越学越有劲,在学业上也就日益月滋地有所进步。

将近16岁时,亚当斯考入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高等学府——哈佛学院。在这所北美历史最悠久的大学的教学体制下,亚当斯学习了希腊文、拉丁文、逻辑学、修辞学、地理学、数学、几何和物理学等,在大二时他学习了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等,此外,他还学习了神学等科目,在所有的这些科目中,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和哲学。四年的哈佛求学经历完全改变了这个少年人,使他成了一个好学不倦的人,一只乐于咀嚼纸页的一只“书虫”。大学时代的他沉迷于对知识学问的探求和钻研当中,很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如此回忆道:“我很快发觉自己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并且热爱书籍、爱好学习,这在某种程度上驱散了我对运动的嗜好,甚至打消了我与女孩子们交往的兴趣。我想,我永远在读书。”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他逐渐养成了批判精神和独立分析的能力,他不像其他一些学生那样只是死记硬背、抄记课本,而是会独立地思考、批判地接受。譬如,他在阅读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的著作时,就发现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体系中的冲突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在哈佛求学期间,他还曾加入了一个朗诵俱乐部。在这个朗诵俱乐部中,成员们轮流朗读一些新出版的著作文章、诗歌和剧作等,而每次他的朗读、加上他特有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常常获得同伴们热烈的掌声,这使得他在心中萌发了日后从事出庭辩护律师的念头。

20岁那年,亚当斯来到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年七月,他从哈佛毕业并获得文学士学位,接着便面临着今后职业的选择。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自己上教堂,在教堂里听台上的牧师讲道,与教堂的会众一起做礼拜,父亲希望他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教义,而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更是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牧师。然而当他来到择业的人生关头时,对于牧师职业,他头脑中所想到的,全都是“呆板的约翰•加尔文”的教条(注:约翰•加尔文,系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却羡慕那些总是受到他人攻击的“离经叛道的神学家”,他觉得倘若从事牧师这样的职业,实在是乏味甚至令人窒息的,故此不当牧师也罢。

刚好这时,他听说离家乡六十英里的乌斯特镇有一个教职空缺,于是他骑马前往乌斯特,暂时先到当地的一所中学当教师。在乌斯特当教师的那几年,他已确信这不是他终生的职业,思虑再三,他认定了此生最为适合自己的工作,是成为出庭律师。

经过数年的刻苦攻读法律,24岁那年,亚当斯考取了他梦寐以求的律师资格。随后,他被接纳为马萨诸塞州律师公会成员。很快的,他来到波士顿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正式成了一名执业律师。

当上律师后的亚当斯忙碌了起来,他处理一些涉及财产、遗嘱、契约、重税、居民纠纷之类的法律事务,也上法庭代理一些当事人涉嫌盗窃、诽谤、抢劫和卷入私生子纠纷之类的案件,这些工作让他每天都干劲十足。后来,他还发动家乡的群众示威游行,抗议那些导致人们养成酗酒、喧哗和惹是生非恶习的小酒店,最终,他成功促成了一部限量发放小酒店执照的法律。

事实证明,亚当斯很适合从事律师这份职业,他思路清晰,思维敏捷,能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每当站在庄严而又充满戏剧色彩的法庭上,他就会整个人变得精神焕发。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总是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与社会正义。他谙熟法律,对法学、历史和社会科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并且他心胸坦荡,在当时,很少有人怀疑亚当斯会侵害委托人的权益,或者会做出什么欺诈性的行为。

几年后,这位在法庭上穿着黑色袍子、戴着白色假发的年轻律师就声名远扬,为波士顿地区的人们所注目,并因他的品行赢得了“诚实的亚当斯”的美誉。

在他29岁生日到来的五天前,亚当斯结婚成家了。妻子是他从小就认识的一个牧师家庭的女儿,名叫艾碧盖尔•史密斯,这是一位对诗歌、哲学和政治颇有兴趣和造诣的19岁姑娘。婚后,由于亚当斯致力于律师事业和反英运动,造成夫妻之间的长期分离,但是这对夫妻之间的通信却从没有间断过,他俩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信件联系。这些信件给了亚当斯极大的心理安慰,而艾碧盖尔对政局时事的敏锐观察和独立见解,也给了他不小的帮助。

随着亚当斯律师事业的蒸蒸日进,他也在密切注视着方兴未艾的北美民间抗英运动。这个居于城市、驰骋在法律界的青年律师,言谈举止间仍然散发着乡村泥土的气息,仍然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喜爱户外运动的“野孩子”的影子。

随着年华日增,他身上那股自幼龄时即有的桀骜不驯、无所畏惧的性情,却从未曾有半点褪色。

这是他的本色,也是北美的幸运。

散步后回到住处,约翰•亚当斯翻阅了一下当天的报纸、和几张民间反英组织放在家门口的宣传单,然后重又取出妻子的昨天来信,再一次地仔细捧读。

这封信总共有十多页,字写得娟秀而略有些潦草,看来写信人有许多的话急着要在纸上诉说,以至于字迹写得不太工整。在读信的过程中,他的脑海中不时浮现出妻子艾碧盖尔的容颜,年轻的妻子好似十七世纪一幅美丽的油画:宁静安祥的脸庞,扑闪着水灵灵却又难以捉摸的双眸,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看似微笑实则严肃的下颌,举止表情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优雅和高贵。一直以来他都想不通,这样一个出身富裕家庭、爱好诗歌哲学的女人,何以如此热心于现实政治和各样的社会问题?不管怎么说,拥有这样一个生活和心灵上的人生伴侣,都是他此生的幸运。

在信中,妻子简要地向他报告了自己的生活近况,虽然丈夫不在身边,但她已承担起管理农场事务、处理家中大小事情的责任,要他不必担心。她还叮嘱他一个人离家在外要注意身体,安心做好律师工作。

接着,艾碧盖尔在信中花了不小的篇幅,告诉他家乡布伦特里近期发生的事,在英国当局颁布“印花税法案”之后,家乡政府出台了一些法律条例,要求民众遵守这项新税法案,要依照法案规定在有关官方的文件和印刷品上,贴上足额的“印花”,与此同时,有些条例还规定了不遵守新税法案的惩罚措施。目睹家乡政府这种媚上逢迎的做法,艾碧盖尔实在是气不打一处来,她说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他是不会对这一切保持沉默的,倘若精通政治哲学的丈夫为此发声,她会很欣慰也定然会支持他那么去做的。最后,艾碧盖尔说她要效法古罗马政治家布鲁斯特的妻子波西厄,像波西厄那样做个坚忍而又明智睿哲的妇女。

亚当斯读着读着,感到一股温暖的热流涌上心头。他从激动得竟有些发颤的手中放下妻子的来信,就迫不及待地取出一叠空白信纸,开始在上面写信给妻子。

写这封信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很快的,他就写好了这封家书。

在信的一开头向妻子表达了内心的感激之情、聊了一些家常过后,紧接着,亚当斯在信中跟妻子介绍了波士顿的时事。他告诉艾碧盖尔,近段时间波士顿很不平静,民众发起了反对印花税法案的示威游行,在市政厅广场集中焚烧掉了一批印花税票。在游行过程中,示威民众抓住了一个征税官员,愤怒的人群将此人身上涂上桐油,沾满羽毛,然后用绳子牵着此人游街示众。后来,示威民众一路找到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豪宅,将这位副总督的豪宅砸得稀巴烂,最后将房子里的油画、银器、瓷器和书籍洗劫一空。

到最后他写道,一开始,我还为一贯遵守法纪的波士顿市民的行为感到费解,到后来,我不但理解了市民们为争取自由所采取的行动,而且很受群众运动的鼓舞,深觉能来到这座“山上的城”居住、生活和工作,实在是这一生莫大的福分。亲爱的艾碧盖尔,近段时期以来我老在心里寻思,自己到底能为波士顿、为马萨诸塞、为北美殖民地做些什么,才能对得起这么英勇不屈的人民,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值此北美处于十字路口的历史关头,到处都是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我又怎么能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从而置身事外呢?

写完信,他将笔轻轻放下,看着室内的灯光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波动着,感到一种幸福的寂寞,同时又感到一种躁动的激情。

为了平息内心这股躁动的情绪,他站起身,来到靠墙角的那个摆满了书籍的书架跟前,想要取下一本书来读。

在书架前,他搜索了一会儿,然后从一排排书的中抽出约翰•弥尔顿的小册子《论出版自由》下来,重又坐回到椅子上静静地打开,阅读。

他很欣赏这位与莎士比亚齐名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除了这本小册子以外,弥尔顿写的另外几本书像《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等,他也都收集齐了。他喜爱弥尔顿的诗歌和散文,也喜爱弥尔顿那些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初次与弥尔顿的著作思想相遇,还是以前他在乌斯特当老师的时候,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薪水去购买书籍,不过那时当老师薪水不太高,他买的书并不多。后来等他当上了律师,收入变得逐渐宽裕起来,他加大了自己的购书和藏书力度。渐渐的,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各类书籍,可他仍然没有满足,有一次,他向伦敦的一位书商下了一份长期订单,只要是已经出版的、主题是关于法律和政府治理的所有名著和小册子他都要。

在他最先买的一批书籍当中,就有弥尔顿的这本反对书报审查制的《论出版自由》,买回去后,他反复阅读这部在言论出版史上堪称“自由主义的里程碑式著作”的小册子。后来,他又收集了弥尔顿的一些政论文章,“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政论文章,那该多好啊!”他常一边逐字逐句地阅读着这些政论文,一边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乌斯特任教的那段日子,除了反复阅读弥尔顿的著作文章以外,他还悉心研读了维吉尔、伏尔泰和博林布鲁克子爵等人的著作。在读完尼采的早期论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对与政治、历史有关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开始用一个橙黄色的笔记本,专门在上面记录自己对时事、对政局的看法,这成了他每日一份必不可少的功课。在这个笔记本上,他有时只写几行字,有时一晚上能写好几页,有时他边写边心想,这权当作是今后撰写政论文章的练笔吧。

阅读了一会儿书,这时亚当斯的脑子里浮现出几天前在法律俱乐部的那幕场景。

这个法律俱乐部,是波士顿德高望重的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律师发起的一个晚间聚会场所,成员大多是波士顿地区法律界的人士,有律师、检察官和法官,还有几位法学教授。众人聚会时,大家通常会讨论一些法律、政治方面的问题,亚当斯在当上律师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法律人的沙龙组织。这个沙龙使他的思路拓宽了,也提供了他与其他法律人交流思想的机会,他很喜欢那儿的讨论氛围,这使他常想当年在哈佛读书期间加入的那个朗诵俱乐部。几天前在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大家就当晚的主题讨论完毕后,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律师特意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聊了起来。

杰里迈亚•格里德利说:“约翰,你对最近波士顿发生的群众事件怎么看?”

亚当斯说:“毫无疑问,群众是正义的,先生。无论是示威游行,还是其他的行动,全都是正义的,我为此深受鼓舞。”

杰里迈亚•格里德利说:“好极了!你有没有打算给报纸写一点东西呢?”

亚当斯流露出一丝不安的神色,回答道:“我还没写过此类文章呢?我怕自己写不好。”

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带着鼓励的微笑说:“别怕,年轻人,我认为你已具备了足够的学识去写政治文章。你一定行的,相信自己吧。再说了,群众运动的正义性需要学理上的文字论述,这样的工作正需要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去做啊。”

“是的,杰里迈亚•格里德利先生说的对啊,我是该写点东西来论述群众运动的正义性了。”亚当斯惬意地坐在椅子上,背靠着椅背,自言自语道。

亚当斯的寓所地处波士顿近郊,夜晚气温要比市区低一些。这时,窗外随风飘来一阵淡淡的粪肥味,提醒他不远处有一座农场,阵阵蛙鸣此起彼伏,听在耳中却也并不怎么嘈杂。他感到有点儿冷,就起身披上一件毛衣,顺手关上了窗户,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叠稿纸,准备写文章。

当他回坐到书桌前,轻蹙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也写不出来。以前他只写过论文之类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写过政论类型的文章,此刻实在不知道从何下笔。

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忽然好似明白了什么似的,于是他又起身来到书架前,找出一本伏尔泰撰写的小册子。他翻到了其中的几篇,这是伏尔泰抨击宗教迫害和专制政府草菅人命的政论文章,他一目十行地快速阅读着,读着读着灵感就来了,他赶紧回到书桌前,铺开面前的空白稿纸,开始在上面奋笔疾书。

“首先我要声明,写这篇文章完全出于我的一片炽热的爱国之情,出于我对人类的自由和权利的渴望与尊重。作为从英国迁移至此的殖民地人民的后代,我坚信美洲的自由并不是有待争取的理想,而是根据英国法律的规定,通过几代美洲移民的勇气和牺牲早就确立了的一项权利。

我想说的是,所谓美洲的传统,无疑就是自由的传统。一百多年前,当不满迫害的欧洲人来到新大陆,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自由和权利。自从五月花号船抵达普利茅斯港,新英格兰乃至整个美洲大陆就是一片自由的天空,宗教规条和封建法律已经荡然无存,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效力了。”在文章的开头,亚当斯如此写道。

写到这,亚当斯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的天空, 一轮皎晶的皓月在树梢上慢慢地移动,天空被繁星缀满了,像是一块巨大的白点黑底的幔帐。夜已经很深了,四周一片静谧,平日里这个时候他已经上床就寝了,可是今夜此刻,他却睡意全无,文章已起了开头,他就一心想着要继续写下去:

“愚昧与缺乏思考是造成人类堕落的两大因素。由于知识是反抗专制的最佳武器,所以,取得权力平衡的第一步是教育民众。政府统治是件清楚、简单的事情,它建立在自然和理性之上,这是人所共知的,既然我们遭受磨难的真正根源来自于我们的怯懦,来自于我们一直不敢思考,那么,我们就要敢于阅读、敢于思考、敢讲、敢写,我们要打开知识的每一个窗口。”

他写着写着,越写越感到心里有许多的话想要在纸上诉说,于是继续写道:“记住,无论冒多大风险,我们都要支持自由。我们有权得到它,这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自由,如果不了解它,它很难被保存下来。人天生有权获取知识。即使我们本没有这项权利,但我们的父辈们也为我们争取、买到了这项权利,他们为此抛弃了自己的安逸、财产、享乐甚至鲜血。伟大的造物主没有白费心血,他赋予他们理解力和求知欲。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权利,一种天赋、不可割让、不能剥夺、神圣的权利,我所指的是有关他们统治者的性格和行为的知识。”

他握着笔的右手停顿了片刻,抬头朝靠墙角的书架看了一会儿,然后又俯下头去,一时间思如涌泉,笔下也就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成串的句子:“英国人的自由并非王公、议会的恩赐,我们的许多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像普遍真理一样得到人们的认同,并且早在当初就确定,甚至早于议会就已经存在⋯⋯让我们阅读、回忆并铭记我们祖先的初衷和抱负吧,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这块不适宜居住的荒野⋯⋯想想他们惊人的毅力、艰苦的遭遇吧。他们面对饥饿、寒冷却毫不退缩,全都默默地承受。他们从事强体力劳动:清理土地,修建房屋,种植食物,捕鱼捞虾,而且随时面临野兽的威胁。想想那些文明和宗教原则、那些希望与期待吧,依靠这些精神上的支持,他们才得以度过所有艰难险阻,始终耐心坚强⋯⋯让我们把这回忆当做我们的希望吧,这希望帮助他们战胜了所有的挫折、危险和考验,也定然会帮助我们面对一切。”

他一口气写了很多行,顿时觉得心里头舒坦了不少,可是他想说的话还没有完。这时他感到有点儿口渴,于是咽了一口唾沫,又用舌头围绕嘴唇四周舔了一圈,仍是不觉得解渴,遂起身倒了一杯水来喝。回坐到书桌前时,他看着已经写好的段落,对自己不禁轻轻点了点头,是的,该说的话我已说得差不多了,然而还有顶重要的话我要写出来,我要告诉不列颠当局,也要对我的同胞们诉说。想到这,他再次提起了笔,用力地、沉稳地写下了本文的结束语:“英国政府明显轻视了北美殖民地人民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年轻的乔治三世没有意识到,英国议会也没有意识到,在这块大洋彼岸土地上的人们,会比珍视生命更强烈地珍视自由。其实,早在‘五月花’号船民登上这块土地之初,这种精神就以契约的形式被订立下来。我的亲爱的北美殖民地人民,你们要团结起来,不要向英国当局低头!”

亚当斯写完了文章的最后几个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到一阵的轻松。他将桌上的几页稿纸合拢在了一起,又把全文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不少地方进行了修改,修改完毕又誊写了一遍,这才放下了笔。一股浓重的倦意向他袭来,他起身走向床边,刚一沾枕头,就入睡了。

这是约翰•亚当斯撰述生涯中的第一篇政论文章。

数日后,亚当斯将这篇文章投稿发表在了《波士顿日报》上,以不署名、无标题的形式刊登。后来,史学家将这篇文章的标题命名为——“论宗教法规和封建法律”。

“作者是个年轻人,年纪不会长于33或34岁,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判断力。”波士顿的资深牧师查尔斯•昌西看到《波士顿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后,写信给罗得岛的教土埃兹拉•斯泰尔斯时这么写道。

后来成为耶鲁大学校长的埃兹拉•斯泰尔斯回信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它为作者带来荣誉,遗憾的是作者并不为人知晓。”

与这两位教会人士一样,这篇颇有见地的文章刊登出来了之后,社会上许多人注意到了它,并且热烈地对之进行讨论。身为文章的作者,亚当斯先是被政治圈里的人士所知晓,逐渐地,他的名字开始被更多对北美政治感兴趣的人们所关注。

由于发表了这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亚当斯开始投身到波士顿的反抗运动中去。他经常和波士顿地区反英运动的几位活跃人士——詹姆斯•奥蒂斯、塞缪尔•亚当斯、杰里迈亚•格里德利——等人见面,一道讨论时局,日后,这几位活跃人士将发起成立一个激进的反英民间组织——“自由之子协会”。通过一次次的热烈讨论,亚当斯不断汲取这几位活动家的勇气和智慧,这也更坚定了他投身政治的信念。

就在一七六五年,亚当斯当选为他的故乡布伦特里的大道勘测员。翌年,他又当选为布伦特里的镇管理委员会成员,他很高兴自己能有为家乡服务的机会。

担任镇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不久,作为这份工作的职责之一,亚当斯起草了一份《布伦特里市给其代表的指令》。这是以布伦特里全市不动产所有权人的名义,给即将要前往出席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代表的指示。

一七六六年十月,这份文件刊登在了《波士顿日报》上,旋即引起了四方关注。在很短的时间内,布伦特里周围四十多个城镇采纳了约翰•亚当斯的这份文件。

在沙福克县的一个小酒馆里,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围着听当地的一位教师朗读《波士顿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众人聚精会神地从头听到尾,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情。“怎么样,写得好吧?”念完后教师询问大家,并告诉大家:“这份文件是布伦特里给他们的代表发出的指示。”

“这文件一定是约翰•亚当斯起草的。”

“是不是布伦特里的那个演说家和律师?”

“当然是他,除了他还有谁?”

“这伙计写得真好。想不到他又会说,又能写。”

“是啊,他的文章跟他的演说一样的好。”

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的一个镇上,一群农场主和商人围坐在一株大树底下,地上放置着一张大圆桌,桌上摆着一些苹果汁、威士忌和点心,他们平常忙于各自的事务,很少有时间看书读报,只是定期聚在一起,听其中一位颇有学问的名叫克拉伦斯•布鲁姆的农场主给大家读书念报,而后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这天,头发稀疏而斑白的克拉伦斯•布鲁姆举着一张报纸,笑眯眯地对大家说:“今天我给大家念念这报上的内容,保管你们喜欢。”“好啊,好啊,快点念吧!”众人嚷着催促道。

于是在秋风袅袅的大树底下,只听见克伦拉斯朗声念道:“我们一直把英国宪法的主要和基本原则理解为,任何自由人都不应屈从于未经其本人同意的税种。由于英国当局在北美殖民地制订印花税法案的时候,并没有殖民地的代表在场,所以我认为,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必须实现无代表、不上税的原则。此外,根据英国宪法的原则,审判必须在陪审团的监督下进行,北美殖民地必须就此成立独立的司法系统。”

众人听了全都频频点头咂嘴,连声表示这文章说的有理,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他们不住地说:“念啊,念啊,继续往下念!”于是克伦拉斯继续念道:“近年来政府出台的许多条例,有明显的剥夺我们最重要的权利和自由的倾向,倘若执行这些法令,就会夺走我们这一地区的全部金钱、财产,使人们降到乞丐的地位。英国当局为了捣毁美洲所有权利和自由的大阴谋,比如印花税法案,在整个北美大陆激起的如今这种反抗精神,将会被今后所有的后代视为我们的光荣。”

念到此处,克伦拉斯停顿了一下,指着手中报纸上的一行字对众人说:“诸位,到了最后一句话了,这句写得太好了!”他放慢了语速,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念出了文章的最后一句:“我们忠顺于上帝,但我们绝不是奴隶!”

这篇字字铿锵、句句明理的文章像钉子一样敲进了众人的心,在场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大家显然有着掩不住的激动。

不久后,波士顿召开反“印花税法”大会,尽管亚当斯不是波士顿人,仍是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当选为向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呈交反“印花税法”请愿书的三名代表之一。

一七六六年春,英国议会在各方压力之下被迫废除了《印花税法》。

“1766年是我生命中最不寻常的一年”,亚当斯在当年十二月下旬一天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在英国议会被迫废除了“印花税法”之后,北美殖民地恢复了从英国进口商品,双方的贸易也逐步恢复了正常。

可是对英国来说,国内的债务危机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希望海外殖民地分摊大英帝国维护资金的愿望依然强烈。于是,到了一七六七年,英国议会颁布了以财政大臣查尔斯•唐森德名字命名的《唐森德法案》,对运往北美殖民地的纸张、玻璃制品、铅条、茶叶、酒类、糖、棉花、铁、颜料等商品,向北美开征关税,英方想通过增加对北美的贸易税,来减轻英国的征税负担,供养殖民地官员和驻军。该法案还授权殖民地法庭可签发空白拘捕票,以此合法化了北美人民一直以来所痛恨的“搜查令”。

“唐森德法案”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殖民地重新断绝了与英国的商贸往来,对这些来自英国的进口商品发起联合抵制,然后通过加勒比海,将这些北美所需要的商品走私进来。

在北美的重要港口波士顿,商界巨子、反英活动家约翰•汉考克通过走私来逃税。汉考克还发起成立了“反对进口商品协会”,组织波士顿民众公开抗税,拒绝来自英国的进口货物入港,损坏英国的进口船只,围殴英国海关人员,抗议英国税吏的搜查,甚至将税务官捆绑起来游街示众。

见此情状,波士顿海关局向伦敦呈交报告,说波士顿已经处于“暴动”状态。报告中还说,在一七六八年六月十日,海关局查扣了一艘涉嫌走私的“自由号”商船,处以5.4万英镑的巨额罚金,这艘船未经报税,便秘密地将成吨的葡萄酒偷运进波士顿港,船主正是波士顿暴民运动的头号煽动家,此人名叫约翰•汉考克。

接获报告后,伦敦方面赶忙向波士顿调兵,当局派遣了两个团、约两千人的军队前往进驻波士顿。

英军一登陆波士顿,立即逮捕了约翰•汉考克,罪名是走私和领导抗税。这次,麻州总督和海关官员铁了心要法办约翰•汉考克,他们知道,波士顿之所以在北美闹得最凶,就是因为这个颇有组织和活动能力的富商在四处煽风点火、制造事端,这次定要将这个波士顿的头号走私犯、暴民抗税运动的总后台拿下,将他定罪下狱。

逮捕约翰•汉考克那天,当局告知他可以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当即,约翰•汉考克毫不迟疑地表示,他要聘请自己的法律顾问——约翰•亚当斯律师。

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俩人的交情可不一般。这两位约翰是小时候的邻居,俩人的父亲都在教堂里服事,关系很好。两个约翰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俩常在一起玩耍,结伴郊游,一起打猎,长大后,俩人都进了哈佛学院读书,又成了师兄弟和校友。毕业后,亚当斯先后当了教师和律师,而从小就过继给叔父为嗣的约翰•汉考克,则继承了叔父庞大的家产而成为北美首富,同时接管家族企业,走上了从商道路。

渐渐地,约翰•汉考克不再满足于做个商人,他还要干一番更大的事业。他除了经营家族企业外,还投资建造船只,帮助穷人就业,资助当地的民兵卫队更新全部武器和军服,担任上校指挥官,入选马萨诸塞法庭,当选马萨诸塞议会议员,发起建立反英组织,鼓动北美的各种势力对抗总督和当局,组织民众从事反英活动,逐渐成为新英格兰(北美大陆东北角几个州涵盖的区域)最有政治能量的能人。在经商与投身反英事务的过程中,有着“运输大王”之称的约翰•汉考克不仅聘请好友亚当斯做他的法律顾问,俩人还成了反英活动同气相求的同事、战友。

亚当斯本来就十分欣赏约翰•汉考克的反英志向,亦鼎力支持汉考克的反英事业,长期担任汉考克的法律顾问,如今汉考克出事了,自然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当他辩护律师的责任。

一七六八年十一月,马萨诸塞海事法庭审理约翰•汉考克涉嫌走私案。接手这起案子后,约翰•亚当斯陷入了苦思。他反复在想,这案子上了法庭那天,到底该如何辩护呢?毕竟,约翰•汉考克的商船未经海关检查及报税,是在走私葡萄酒时当场被查获的,成吨的葡萄酒被扣押,人就地被拘捕,可谓人赃俱获,证据确凿,这案子倘换成其他的律师,怕是真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对案情做这样的一番分析让约翰•亚当斯的心里像是压着一块石头,使他好几晚都无法入睡,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查阅了一些书籍资料,与律师同行研讨了案情后,亚当斯终于有了辩护思路。

“法官大人,各位尊敬的陪审员,建立马萨诸塞湾省是英王批准的,马萨诸塞湾省是英王直辖殖民地,并不是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它和英国本土一样受英国国王的统治。在不列颠君主之下,两地的地位是平等的,互不统属和管辖。

因此,英国法律未经马萨诸塞湾省殖民地、以及其他北美殖民地的同意,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并没有效力。”

这是身为被告辩护律师的约翰•亚当斯在法庭上的开场白。

说完了这段开场白,约翰•亚当斯用手指了指坐在被告席上的被告,面向法庭和陪审团席大声地、肯定地说:“我的当事人,约翰•汉考克先生,之所以运送这些英国法律禁止的货物,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同意英国的法律有效,所以约翰•汉考克先生的行为不构成走私。”

接着,约翰•亚当斯再以肯定的语气大声地说:“马萨诸塞海事法庭是英国政府设立的司法机构,因此,它并没有权力管辖、审判有关北美殖民地的案件。所以,就连这场对约翰•汉考克先生的审判,也是非法的!”

听了被告律师的这番陈词,海事法庭的检察官、法官们一时间面面相觑,又打心底里颇为欣赏、认同。约翰•亚当斯在法庭上讲的这篇宏论,言之有理、有据,逻辑严谨,并且别出心裁,发人深思。陈词结尾他对海事法庭审判权的质疑,让检察官和法官们不知道该怎样回应,毕竟,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是否享有管辖权,不是他们的职权所能判定的。

除了法庭辩护以外,亚当斯还请求他和汉考克共同的反英战友、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塞缪尔•亚当斯,在议会里发挥影响,制造舆论。当时殖民地司法官员的薪资由议会决定,出于生计的考量,检察官和法官们在处理这桩案件时,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几个月后,本案撤诉了,对被告约翰•汉考克的各项指控因证据不足而取消。最后,当局只是没收了被告的一条货船。就这样的,约翰•汉考克走出了监狱。

这是约翰•亚当斯承办的第一桩众所瞩目的著名案件。约翰•亚当斯的法庭陈词,被塞缪尔•亚当斯安排在当地的报纸上刊载。这位“走私犯”辩护律师的观点,也即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本土在英王统治之下地位平等,犹如醍醐灌顶般的启发了殖民地人们的思维。不少北美民众由此开始认为,英国当局侵犯了北美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不久后,殖民地亲英分子、州检察官乔纳森•休厄尔应州总督的要求,出面聘请亚当斯出任海事法院事务律师,亚当斯毫不犹豫地推掉了这份职位。在法律界驰骋这么久,他很清楚,这是一个众人眼中的“美差”,这样一个皇家任命会羡煞许多法律界的同行,就像他对好友所说的这是“通向州里最富裕行当的途径”,然而出于对自己的信念——立场比财富更重要——的持守,他唯有敬谢不敏了。

在为北美首富、反英活动家约翰•汉考克涉嫌走私一案成功辩护之后,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乃至北美声誉鹊起,成为人们心目中波士顿和马萨诸塞法律界的一颗新星。

一年多后,约翰•亚当斯又代理了一桩令他更加声誉大振的案件。

继英国当局派遣两个团约两千人的军队驻扎波士顿后,驻军司令盖奇仍嫌部队人数不够多,又呈请伦敦方面再调遣两个团来。

一七六八年十一月,另外两个团的英军进驻波士顿。这导致仅有一万七千余人口的波士顿城,一下子竟驻扎了四千多人的英军,差不多接近波士顿城人口的四分之一了。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进驻,让许多殖民地民众心生疑虑: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效忠的大英帝国吗?我们的“母国”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威慑我们?一时间民间盛传,大不列颠正在实施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妄图剥夺北美殖民地所有民众的自由和权利。

在州议员、反英活动家塞缪尔•亚当斯的提议下,马萨诸塞州议会向英国当局请愿,要求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全部撤离;否则,殖民地抵制英货的运动不会停止。与此同时,约翰•亚当斯等波士顿地区的反英活动人士四处宣讲,撰写文章和小册子,号召马萨诸塞民众同心协力进行抗争,直到将英军赶出波士顿城为止。其他殖民地也纷纷响应,采取继续抵制英货等抗争活动。

在波士顿城内,民众与驻营英军之间的摩擦不断,当地居民对驻营英军充满了疑惧和敌视,辱骂、袭击英国士兵的事情时有发生。因为英军身穿深红色的军装外套,活像龙虾死后的颜色,人们故而憎恨地称呼英国兵为“龙虾兵”。

终于,小摩擦酿成了大冲突,双方于一七七0年爆发了一场最严重的冲突。

这年的三月五日,是一个冷得出奇、天寒地冻的日子,波士顿城内街道上覆盖着一英尺深的积雪。当晚八点,在波士顿港口,一名英国军人离船上了岸,但没有支付摆渡费就直奔马萨诸塞海关大楼。船上负责收费的少年赶紧从后面追,一直追到海关大楼门口,被一名正在站岗的名叫休•怀特的英国士兵拦住不让进,两人由此发生了争执。怒气之下追来的少年挥起拳头,休•怀特端起枪托回击,少年被砸倒在地,大声哀叫。随后,波士顿少年被英国士兵打伤的消息传入城中。

九时许,城里的教堂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这是平常发生火灾时的警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拥在街上,一些人挥舞着棍棒从码头赶来,聚集在海关大楼门前的广场上,围拢过来的人群开始辱骂、推搡正在站岗的休•怀特,将这个年轻的英国士兵推倒在地。休•怀特大声呼救,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托马斯•普莱斯顿上尉立即带了八、九个士兵赶过来,这些手握毛瑟枪、插上刺刀的士兵们列队站在一起,紧张而惶恐地与蜂拥而至的人群对峙着。怒气冲冲的群众开始向士兵们投掷雪球、冰块、石头和牡蛎壳等物,边扔还边高声谩骂着,不时有人挑衅道:“你们这些龙虾兵不是有枪吗?有本事就冲老子开枪呀?”、“你个笨蛋,没种开枪就滚出波士顿!”

在一片混乱和人声嘈杂中,其中一个名叫休•蒙哥马利的士兵看着正嚷着逼近自己的骚乱的群众,慌张之下手中的枪没握稳,枪掉到地上走火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其他的士兵不知就里,以为长官已经下令开火,遂也开始杂乱无章地向着人群开起枪来,一阵轰轰锵锵的乱枪过后,人群中有十一人中弹,其中三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几个小时之后不治死亡,其余八个人受伤。死者中有一位名叫帕特里克•卡尔的青年,还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阿塔克斯的年轻人,是个非裔混血儿,胸口中了两枪,成为“美国独立的第一个死难者”。

至此,一场普通的口角争执演变成了流血事件。这就是美国早期独立革命史上的重要一幕、后人所通称的“流血的龙虾兵事件”,又称“波士顿惨案”或“波士顿大屠杀”。

这下子群众更是群情鼎沸,“刽子手,刽子手!”的怒吼声一时间铺天盖地。托马斯•普莱斯顿上尉急速请求上司将一整个团都派出来,军民双方怒目对视,现场气氛剑拔弩张,直到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闻讯赶来,忙不迭地劝解了半天,向群众再三保证,定要以谋杀罪名起诉肇事者,也一定会有一场公平的司法审判,气冲冲的群众这才渐渐地散去。

次日天还没亮,消息传遍了波士顿全城。反英组织“自由之子”的创建者和领导人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是个能将英国驻军彻底赶出波士顿的极好机会,他找到身为银器匠的好友保罗•瑞威尔,请他赶紧将昨晚发生的事画成一幅画,雕刻在铜版上,然后复印出许多份,到处散发开来。

保罗•瑞威尔是波士顿有名的银器匠,也是“自由之子”的成员,接受了塞缪尔•亚当斯的邀请后,他左思右想,寻思着该怎么作画。望着一面光洁的铜版,保罗心里涌起了一阵悲恸,好一会儿,他都陷在这种难过的情绪当中,待情绪稍稍平复了之后,他开始作画了,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他终于完成了这副画作。在完工的这幅画上面,一群身着红色军服的驻营英国士兵在上尉的指挥下,排成整齐的队形,正端着直冒火星的毛瑟枪,向手无寸铁的和平集会群众开枪;硝烟弥漫处,波士顿市民死的死,伤的伤,倒地的倒地,殷红的血迹流淌在地上,现场惨不忍睹。

很快的,这幅题为“波士顿大屠杀”的雕版画,刊登在了约翰•汉考克所控制的报纸上,不日间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了马萨诸塞全州。这起“波士顿事件”也为其他殖民地所瞩目。事发地波士顿更像是炸开了锅似的,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聚集在总督府门前,不断地示威抗议,坚决要求惩办凶手。塞缪尔•亚当斯在街头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正像大家在报上所看到的画那样,三月五日晚在海关大楼发生的,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血腥大屠杀!身为有尊严的热爱自由的美洲人,我们怎么能够隐忍不发、束手待毙?!在此我们严正要求,将杀人凶手处以绞刑!

不久后,在波士顿民众的压力下,八名英军士兵和现场指挥官托马斯•普莱斯顿上尉被逮捕而后遭刑事指控,起诉罪名是:谋杀罪。

并且,在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等反英活动家的要求下,本案并没有交由军事法庭审理,而是由普通法庭审理。

这些英国军人慌了,赶紧托家人朋友帮忙请律师,可是找遍了波士顿,竟也找不到一个律师愿意为他们辩护。律师们是从报纸上或其他渠道获悉这起流血事件的,心里头怨恨他们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为他们辩护?况且,如今这些英国军人已成了遭人憎恶的人民公敌,替他们辩护无异于跟广大民众作对,倘接手这样一个棘手的案子,那不是自讨苦吃、自砸饭碗吗?

最后,走投无路的被告家属请到了一位名叫约西亚•昆西的年轻律师。谁知,昆西律师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只有约翰•亚当斯律师愿意共同辩护,他才同意接受委托。

于是,被告家属委托一名叫福雷斯特的英国士兵找到约翰•亚当斯,向他求助。

听了来人说明了来意,然后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士兵们请不到律师的苦衷,亚当斯沉吟了半晌,这才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回道:“要是士兵们认为没有我的出庭,他们就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我接受这个案子。”

(未完待续)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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