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06
陈宜中著《中国关键七问：忧世者的访谈》。
中国确是本难读的书。一面是大都会的浮华万象，一面是农民工的颠沛流离；一面是经济增长节节上升，一面是政治贪腐无日无之。中国最终是越过危机走向昌盛，还是掉失繁荣步入危机，看来需对大局有全盘认知才能判定去向。《中国关键七问》一书的作者，通过与七位大陆思想家的深入访谈，了解他们的思想重点及其背后因由，从而察见中国社会的问题症结、发展障碍及前景走向。
该书以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的访谈开章，从他“文革”造反派的亲身经历谈到他的价值追求，以至他对中国未来的企盼。钱理群是鲁迅专家，他说自己秉持鲁迅的批判精神，鼓吹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崇尚独立思考，也捍卫言论自由。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格不能改造的话，什么富国强兵甚或政治改革，到头来都无法带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因此，在制度改革之馀，必须同步推行文化、价值、生活三方面的革新。
钱理群对改革其实并不乐观。他看到江泽民年代大力发展经济，却同时带来盲目发展的恶果，如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并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到胡锦涛、温家宝年代，他看到言论控制加强，也认定中共绝对不会放手让人民享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更绝对要控制军队、牢牢掌握政权。不过，尽管政治高墙巩固，他坚持以鲁迅所提倡的“绝望的反抗”，不抱任何希望，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抗到底。
随住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乘时崛起，但历史学家许纪霖却担心，这仅仅是富强的崛起，而非文明的崛起。在缺乏普世价值的支撑下，中国崛起代表经济力量强大，却非自身文明价值的优胜。许纪霖认为，中国强大却欠缺普世认可的价值，对外（尤其是周边国家）只会形同霸权，对内亦难以德服人，社会政治秩序只流为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大家可“享受发财和消费的自由…在公共领域则成为缺乏权利与责任的、既无宗教也无道德的个人”。
一个由专制国家组织的个人主义社会，同时承受自由有限、福利不足两大弊端。历史学家秦晖有此看法，因为专制下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其责任亦不可追问，导致个人自由空间窄小，民众福利不足。面对这种特异的社会形态，秦晖认为必须反其道而行，一方面要求为民众的自由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同时，迫使政府为社会福利承担责任。当限制权力、扩福利双管齐下，政府权力和责任亦会走向均衡。在秦晖来看，这更是中国宪政民主的必由之路。
有别于上述三位，社会学家于建嵘，根据社会基层民众—农民和工人的状况，指出中国社会潜存的危机。一方面，九亿农民仍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没权处置自己的土地，却往往被权贵徵地，而农业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往外做工却因没有户籍而沦为二等公民。另一方面，工人追求经济利益，但工会不会组织罢工，反过来制止罢工，引起工人更大的不满。因此，农民及工人的集体维权事件不断发生，却换来政权的暴力施压。于建嵘视此做法为“刚性维稳”，以保住政治权力。但他认为，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却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作者亦访问了思想至今不变的文革造反派袁庾华，他以毛泽东思想理解时下的中国，使人一新眼界。面对中国经济发展、道德缺席的困局，作者分别访问两位学者，其中陈明努力把儒家转为“公民宗教”，以重塑社会的文化基础，而政治学者高放，则主张政治改革，落实宪法，逐步解决以党代政的问题，两人意见相异，却同样值得大家深思。
文章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