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共政权即将崩溃,不知道时间概念如何,十年还是五十年甚至更长?当然沈大伟的这句话完全正确:“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朝鲜劳动党之后全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永远执政下去。” 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亿万愚昧的民众,中共依然会继续统治,甚至游刃有余。推翻专制统治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不要幻想一夜变天。

取中文名字的美国人沈大伟尽管被称为“中国通”,其实还真的不是“中国通”。这次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即将分崩离析》(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引起海外媒体长时间报道、分析和讨论,也引来一些真正的“中国通”的中国人诸如何清涟、林保华、曹长青等政治评论人士的观点。

说中共政权即将崩溃,不知道时间概念如何,十年还是五十年甚至更长?当然沈大伟的这句话完全正确:“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朝鲜劳动党之后全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永远执政下去。”

笔者认为,不能拿苏东共产主义阵营顷刻瓦解相比较。中国的确有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多数民众依然迷信“明君”和英明领袖,换句话说,民众依然崇拜权力,而不是崇拜真理,并不明白对权力制约的民主制度才是国泰民安的基础。从民众中很多人继续崇拜毛泽东来看,中国人还停留在几千年以来的思维中。
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亿万愚昧的民众,中共依然会继续统治,甚至游刃有余。推翻专制统治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不要幻想一夜变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3月8日报道:中国通美学者沈大伟撰文称中共的“终局”已来临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硬的措施,只会把中国带向分裂的边缘。
在这篇名为《中国即将分崩离析》(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中,沈大伟承认过往估计中共必将倒台的“中国通”们,都因为他们的失算而影响他们的学术声誉,但他现在确信中国共产党的“终局”已经开始。他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但有可能相当混乱与暴力,亦不排除习近平会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政变中下台。习近平现在的肃贪运动带有攻击性,是这个外强中干的政党所难以承受的。
沈大伟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政权最少有五大结构性的弱点。第一,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已经至少把他们的一只脚伸到中国门外,只要中国一崩溃便能马上离开。他引述上海胡润研究中心的调查,有64%的中国富人已经移民或正计划移民,并正大肆在海外产子、购买资产。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的富人,都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外国读书。这些富人根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
第二,习近平自上任以来一直加强对媒体、网络、电影、艺术、宗教及少数民族等的钳制。中央政府更向各大院校颁下了所谓“七不讲”指引,不能在校园内谈论西方的普世价值,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及新闻自由等。沈大伟认为一个稳定而有信心的政府,不会作出如此严厉的镇压,这些政策是政权内心深处虚怯不安的病征。
第三,他认为中共的教条式口号、党八股已经完全失去号召力。沈大伟说他去年夏天出席了一个附属于共产党的中国智库会议,会议议题是探讨什么是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然而,他形容连这些政党学者都表现出目无表情、毫无兴趣,沉闷非常。另一方面,习近平的著作在大学书店即使是免费赠送亦乏人问津,可见人民对党理念再无幻想。
第四,习近平的肃贪纵使雷厉风行,却没有针对一党专政、朋党网络、欠缺透明、法治及媒体监察这些贪腐的真正根源。因此,打贪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大部分都是针对党内大佬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门生及盟友。然而,习近平本人在党内却不见有忠实的盟友。
最后,中国的经济前景未容乐观,而对国家企业的改革将牵涉大量利益冲突,举步维艰,令中国难以真正转型为有创意、能发展高科技的知识型经济。以上这些问题,全部都需要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包括放松政治控制。如果习近平在这个亟需改革的情况下一意孤行,他们恐怕将需面对他们极力回避的结局。
对于有人认为习近平在靖内难后将变得开放,沈大伟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习近平视政治为“零和游戏”,认为放宽政治管制就是向敌人让了一步,就是对党的打击。这一点,从中国处处暗示美国正积极推翻共产党便可见一斑,毫无证据显示改革就近在咫尺。

▲美国之音(VOA)3月10日报道:沈大伟: 中共进入残局 习或毁于政变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endgame)已经开始,习近平的无情手段只能让国家更加靠近崩溃点。

盛世表象下压力重重

这位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文章中说,虽然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场面盛大,各方纷纷“表态”效忠,但在表象之下,“中国的政治体系严重失灵,没有谁比共产党本身更了解这点了。”他写道,中国的强人领袖习近平决心不要成为坐视共产党瓦解的戈尔巴乔夫,但其强势做法的最后效果可能是一样的。“他的专断给中国的体系和社会造成严重压力,让其更加接近崩溃点。”
沈大伟说,“中共的统治不大可能宁静结束。单一事件不大可能触发政权和平内爆。它的覆灭可能是漫长的、混乱的和暴力的。我不会排除习近平将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推翻的可能性。”

五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缝

作者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反映中共统治进入残局的五大征兆。
第一,中国的经济精英已经把一只脚放到了门外。他们把资产和孩子送到国外,如果系统真的开始崩盘,他们随时可以大举出逃。
第二,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全国各界加紧政治压制,清除西方“普世价值观”,而一个更为安全和自信的政府是不会实行如此严厉的打压的。
第三,即使很多效忠政权的人也只是在那里走过场。沈大伟提到,他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官方智库的“中国梦”研讨会,二十来名御用学者无精打采地做着讲座;他观察到,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书店,有关习近平群众路线的小册子堆在那里无人问津。
第四,充斥党政军的腐败也弥漫着整个社会,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可能清除腐败,而且他的选择性反腐、特别是对仍然健在的老领导人江泽民的旧部的打击具有“高度风险”,另一方面,跟他政治联系密切的“太子党”这代人则深受中国民众憎恶。
第五,中国经济陷入一系列体制陷阱,没有容易的出路。习近平的经济改革方案遭到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干部的阻碍。
沈大伟认为,中共控制力出现的这五个越来越明显的“裂缝”只能通过政治改革来弥补,如果习近平和中共领导人不放松控制,可能恰恰会加快他们想要避免的那种命运的到来。

习从江胡路线倒退

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了避免重蹈苏共覆辙,落实了一些开放政策,包括小心翼翼的有限政治改革,而习近平却收紧控制。某些观察人士说,习近平以暂时的铁腕手段巩固权力后会大力推行改革开放,但沈大伟不这样认为。
沈大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能预测中国共产党将在什么时候崩溃,但很难不得出结论说,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共是世界上统治持续时间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朝鲜),而没有任何政党可以永远统治下去。”
2015年1月底,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麦克尔•奥斯林曾为《华尔街日报》撰文说,中共已经进入迟暮之年。他说,在华盛顿的一次私人晚宴中,一位权威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踏入迟暮之年。”奥斯林没有点出这位专家的姓名。他说,在场的其他专家没有反驳,甚至有人赞同。
奥斯林在他的文章中说,中国的残局或许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显现,但西方官员、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应当走出“四环路”,更多地与中国民间接触。
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崩溃或中共垮台的预言屡有出现,激起几波涟漪后,最后都归于沉寂。沈大伟在这篇文章中承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好几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因为预言中共垮台而危及自己的学术声誉,他和其他的专家则较为谨慎。不过他说,“中国的时代变了,我们的分析也必须改变”。

▲德国之声(DW)3月11日报道:美国教授:“中共政权正进入残局”

习近平受到被推翻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到了执政的最后阶段?这些问题在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看来只能用“是”来回答。而中共高层对中央警卫局的人事重组是否为防止政变提供了佐证?

(德国之声中文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的长文。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尾声已经进展的“比许多人想象的更为深入”。这名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曾以正面肯定中国的发展而著称,也正是因此,该文一经发表立刻引发热议。《环球时报》问道: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德新社发出“中国领导层的权力之争是否是一场结局的开始?”的提问。
沈大伟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转变”。他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文章中写道,自1989年以后,许多资深汉学家在做出判断时,冒着损害职业声誉的风险,认为中共统治的崩溃不可避免。“但我属于另外更为小心谨慎的那一类。然而,在中国时代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的分析也需要调整。”
沈大伟在文中表达的最核心的论断是,不排除“习近平因权力斗争以及政变而被推翻的可能”,其原因是,压制批评的声音以及反腐斗争让党内、国内、军队以及商界的重要势力开始群起而反之。

5个方面进行论证

沈大伟从5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中国的商界精英“一只脚已跨出了国门。”一旦制度开始出现崩溃,他们已做好出走的准备。上海胡润研究院发表的201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64%的百万及亿万富翁已经移民国外或者有这样的计划。第二,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推进控制手段,目标对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影视、艺术、文学、宗教团体、异议人士、非政府组织,甚至也包括大学生以及他们使用的教材。中共中央2013年下达的“9号文件”要求摒除西方价值观,其中包括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
第三,即便是对政府效忠的人都被卷入这场斗争。第四,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更为持久和深入,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类似的运动。然而,光靠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五,中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2013年秋季中共18大三中全会推出巨型经济改革计划。但到目前为止,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改革目标得不到真正贯彻,因为它们触及到许多强大的利益集团,如国企和地方党政干部。
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永远执政下去
沈大伟文中最后说,一些专家会以为习近平的强势做法恰恰是为其今后开放政策以及改革方向奠定基础。“但我对此并不认同。这样的领导人和这样的政府,都是在零和博弈的背景下进行施政的:放松统治在他们眼里是制度走向衰败和倒台的一步。此外,他们还以阴谋论的眼光看待美国,认为美国展开积极的颠覆中国政权的活动。而所有这些都同改革毫不相干。”
他表示,“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朝鲜劳动党之后全世界执政最长的政党。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永远执政下去。”

中央警卫局大换班

习近平被推翻是否可能?这在目前当然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媒体恰恰在此时报道称,习近平对中央警卫局大动作进行重组,自然引发人们的联想。香港媒体日前发出消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换人,原局长曹清调任北京军区,原副局长王少军升任局长。
中央警卫局负责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南海的安全事务,任务极为重要,它是中共主要干部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护伞。中央警卫局直接对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换言之,原局长曹清曾长年在原办公厅主任令计划手下任职,而令计划因腐败指控已被调查。《南华早报》援引消息来源报道称,习近平希望在中央警卫局肃清令计划等的影响。外界并不知道这场人事变动发生的具体时间,香港媒体报道,两会召开前夕有人在大会场地看见了曹清。有照片显示两会期间的曹清身着军服并佩戴军衔,估计此时的他已调任北京军区。
曹清曾担任叶剑英的警卫员,参与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事件。
新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王少军现年60岁,2008年晋升为少将。去年12月,他曾陪同习近平视察南京军区。另外两名中央警卫局的主要干部已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调离。

▲美国之音(VOA)3月12日报道:学者发文驳沈大伟: 中国不会垮

美国权威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预测中共统治进入“残局”(endgame)的文章激起波澜。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反击说,一个“温和派”美国学者如今也唱衰中国,说明“我们对西方的防范既不可过头,但也绝非可有可无的。”与此同时,澳门大学政治学者陈定定(Dingding Chen)3月10日在美国杂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网站也发表英文长文,题为《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

陈:中国崩溃迹象不存在

从题目可看出,这是一篇反驳沈大伟的文章。不过,与《环球时报》的政治批判不同,学者陈定定逐一分析了沈大伟提出的中共统治进入最后阶段的五大征兆。陈定定声称,在中国最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问题上,沈大伟的事实不正确,解读有瑕疵,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他的错误结论。
沈大伟列举的五个越来越明显的“裂缝”之一是中国经济精英把子女和资产转移到海外。陈定定说,这些富人实际上还是在中国做生意并看好中国的发展,他们转移资产是为了逃避反腐而不是担心国家发展前途。他还提到,最近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海归”中国。
沈大伟提到的第二点问题是习近平上台后对全国各界加紧政治打压,这反映了政府缺乏安全感和自信。陈定定反驳说,和胡锦涛时代相比,这方面并没有多大变化。作者质问说,人们可以争辩说,自从1989年以来,中共一直缺乏安全感,“当前有什么特别之处预示出党的残局?”
在第三点,也就是沈大伟观察到的中共官员死板僵硬、无精打采的现象,陈定定在他的文章中说,很多中国官员一直是这样,这没有什么新鲜的,支持不了“中国崩溃”论。
就第四点,也就是中国腐败横行以及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具有“高度风险”,陈定定反驳说, “反腐运动到目前为止一直很成功,主要原因是获得公众支持。腐败官员也知道这点,所以他们无法反击。”
沈大伟说,中国社会显现的第五道裂缝是经济陷入各种体制陷阱而且没有容易的出路。陈定定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等于经济崩溃,而即使有严重的金融崩溃,也不意味着一定发生大面积社会动荡。他认为,中国人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有在分担经济减缓后果时出现严重不公平,才会引起民愤,而即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并导致严重不满,也不等于会爆发起义。
这位澳门大学政府和公共管理学助理教授说,很多学者认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依赖经济业绩,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他说,中国人除了经济增长,还关心教育、环境、腐败和司法公正等问题,“只要中国政府认真处理这些领域的问题,共产党就会继续得到高度支持。”
陈定定还认为,即使有政治动乱,也不等于中共政权会被推翻。他写道,“中国今天的政治反对派在哪里?政治反对派是否享有广大中国百姓的普遍支持?有没有任何领导人想扮演戈尔巴乔夫的角色?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

陈:多数中国人不向往西式民主

陈定定称,沈大伟在他的文章中暗示,如果中国不采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中国和中共就会崩溃。但是陈定定对多数中国人是否向往西式民主提出了质疑。他说,他本人的调查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最自由派的中国人中间,只要中国政府在处理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问题上工作做得好,他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就会迅速消褪。民主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
陈定定断言,中国不会迅速崩溃,相反,“一个强大、自信、张扬和威权式的中国将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因此,有关中国的讨论应当考虑到这一现实,而不是幻想西方为中国设计的愿景取得胜利,不管这多么的可能让人不舒服。”
目前任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的沈大伟去年6月也曾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那篇文章说,中国的强大是一种“幻想”(illusion)。他说,很多人都预测中国巨人的崛起,并主张要适应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现实,“这种看法可以理解而且很普遍,但它是错误的。”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2日发表评论家曹长青文章:亲北京学者预言中共崩溃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刊出专稿:中共即将崩溃的五大理由。作者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教授。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沈大伟”的美国学者,是当今美国非常知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专家预言中共将垮台,并不罕见,像章家敦(Gordon Chang)多年前就曾着书《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共专制朝不保夕。但章是知名的保守派,常在美国电视上评论(批评)中共政权。
沈大伟就不同了,他跟章不同阵营,被视为亲北京派,在美国被叫做“红军”(Red Team,像傅利民、奥克森伯格、包道格、蓝普敦、史文、麦利凯等都属于此阵营);而像章家敦那样强调中共崛起威胁世界丶力挺台湾的学者,被称为“蓝军”(Blue Team),包括保守派智库的学者,《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还有反共议员等(美国国务院很少蓝军)。
现在,由亲北京的“红军”成员出面撰文斩钉截铁地说,中共政权将崩溃,还详述五条理由(根据),并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尔街日报》刊出,随后很多媒体转载报导,就比较罕见了。
美国的亲北京学者不仅多,且很有势力,相当影响美国的对中国政策。早在四十年代,在国共两党内战之际,就有美国国务院官员(作为美军观察员被派驻延安)谢伟思(John Service),亲共到几乎成为毛泽东的传声筒。他在延安时跟毛泽东谈话50多次,完全被毛洗脑。他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几乎都是替毛讲话,贬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领袖蒋介石。
谢伟思等左派外交官丶写了歌颂红军的《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等左倾记者,再加上认为共产党代表新的进步文化丶后来成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权威鼻祖的费正清等学者,就形成了美国很强大的亲北京(红色政权)的声音。
后来的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专家,多都是费正清的弟子。沈大伟也属这个派别。而且他的学术“出身”更左,他是美国着名的亲共学者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的弟子。
卡特总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愚蠢、无能的总统,不仅他的大政府高税收的国内政策造成美国经济困境,更因为他的对外绥靖政策完全失败。这里既有卡特本人对共产邪恶等无知,还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左倾有关。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布热津斯基(主要负责对苏联政策),中国事务助理就是奥克森伯格(他跟布热津斯基联手负责跟毛的中国建交,抛弃中华民国)。
奥克森伯格左到这种程度,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美国应学习中共监狱改造罪犯的经验样板。中国发生六四屠杀,全球一片制裁声,奥克森伯格却独排众议呼吁“不要孤立中国”(实质是不要孤立中共屠夫)。1997年他还促成卡特前总统到北京访问(让他看到所谓的中国进步),结果卡特回来后就在《纽约日报》发表“将中国魔鬼化是错误的”一文。
1992年我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做访问研究时,正好是奥克森伯格从卡特政府卸任后在那里当总裁,更近距离知道不少他的左倾故事。当年《纽约时报》唯一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罗森绍(A.M. Rosenthal)曾相当抨击奥克森伯格对北京的绥靖和浆糊头脑。
据统计,奥克森伯格作为导师总共指导了中国研究领域内的70多位博士生和150多位硕士生。他的左倾,可能濡染了很多学生,沈大伟就是其中之一。奥克森伯格到卡特政府做幕僚时,也把得意门生沈大伟带到了国务院,后又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见师徒两人关系之密切,观点之一致。
费正清、奥克森伯格等那一代所谓“中国通”(其实是“中国不通”)之后,基本就是沈大伟这一代的天下。沈大伟又很勤奋,至今已发表了研究中国问题的19本专着。绝大多数作品,对中国正面评价居多;尤其早期写的两本中共领袖的传记性作品,更是明显赞颂,一本是写赵紫阳(当然是赵当总理得势时)。一本是关于邓小平。
但在近年,这位被誉为“中国研究权威”的沈大伟对中国的看法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或者说是“成熟”了,能透过中共宣传的表面而看到红色长城的内在真实。
沈大伟的这个变化可从其撰述看出,尤其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后更加明显。2012年初,在习被确定为胡锦涛接班人、来美国访问前夕,沈大伟就撰文“十问中国的预备领导人”,掌权后会不会走向政治改革、市场经济、对新闻松绑、对西藏新疆实行人性化政策,不再煽动民族主义、反美等。
可能正因为沈大伟对中国新领导人有相当期待,所以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刺激他更看清中国(与习近平)。
在2013年,沈大伟连续发表文章,对北京政府相当批评。该年三月,他在《纽约时报》撰文“中国名声在全球范围内恶化”,引据皮尤研究中心及BBC的民意调查,指出过去欧洲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但如今美国和亚洲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赶上了欧洲。甚至在中东和非洲,中国的声望也出现恶化。
该年8月,在北京官方媒体热衷鼓吹什么“中国模式”走向世界时,沈大伟却发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模式’”,指出在政治上,“中国的制度是不可对外移植的,因为它是苏维埃式体制的混合体”;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体制也是个混合体,虽然私营经济比重升至40%左右,但国家仍主导着经济生活。
该年他出版了新书《中国走向世界:部分影响力》(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指出北京砸巨款做国际宣传,但没获什么所谓“软实力”效果。外部看到的中国,仍是官员腐败权斗,社会贫富悬殊,环境污染严重,富人纷纷转款移民。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表现,检视起来其实也很差劲”。沈大伟的这本专着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年度最佳着作”之一。

2014年,沈大伟的文章更多对习近平中国的批评:在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沈大伟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了“中国是纸老虎还是狮子王”的文章,从外交、军事、文化、经济、国内因素等五个方面剖析中国,指出所谓中国将主宰21世纪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中国虽然“很多指标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质量上并非如此。缺少高质量的实力,让中国缺乏实际影响力。”
沈大伟的上述结论很像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说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无法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专制中国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思想,怎么可能主宰世界?他的结论是:“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全球性大国。”不是狮子王,而可能只是纸老虎。
今年2月底,沈大伟在美国民间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中国存在国际定位危机”。指出中国目前对“自己究竟是谁,想要什么”并不明确,存在相当程度的身份定位危机。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后,中国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 从“周边外交”到“新亚洲安全观”等,一步步在挑战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丶经济和安全体系。“‘敷衍’或‘冻结’美国”。
今年3月初,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这篇被很多媒体转载的“中国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专文。不少媒体根据内容把它意译为:“共产党即将分崩离析的五大理由”。沈大伟分析说,习近平极力阻止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执意集大权于一身,结果反而让共产党一步步迈向分崩离析。
沈大伟承认,过去有些“中国通”预言中共将垮台,结果落空,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声誉。但这次,他却确信(预言)中国共产党的“终局”(endgame)已经开始。他不知道结局会是如何,但有可能相当混乱与暴力,亦不排除习近平会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政变中下台。这些都是中共“这个外强中干的政党所不能承受的”。
当亲北京的“红军”学者,师从奥克森伯格那样左倾(甚至亲共)的,现都反戈一击,直言批评北京,甚至大胆预言中共将崩溃,看来共产党的气数真的快到了。

▲美国之音(VOA)3月13日发表学者何清涟文章:中国未来:在“强大”与“崩溃”之间的“溃而不崩”

最近,美国一些中国通在各种渠道发言,表示对习近平的失望与批评,评论之尖锐,仅与邓小平六四屠城之后的那段时期相仿佛。他们的评述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观点有何新颖之处(一些中国学者更早以前有过更深刻的论述),而在于其态度之转变,这些中国通学者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一直主张通过“接触、影响”来构造美中关系,以促成中国向民主化迈进,是主张中美战略同盟的主要支持者。

“拥抱熊猫派”的中国期望落空

说来有趣,这些中国通所论及的问题在中国早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习近平接管时中国就是个烂摊子,但那时这些“烂”不仅被忽视,还有人忙着勾画中国的“和平崛起”。区别在于,习近平与前任不同,不仅没有按照2012年访美之前美国亲北京力量对他的期望施政,反而表现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强烈排斥与敌意,让不少“中国通”深感失望。
这一轮批评公开浮出水面始于今年1月。1月2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 (Michael Auslin)的文章《中共步入黄昏》。文中提到,一位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一次外交官的私人聚会上说:“我无法给你它垮台的确切时间,但是中共已经踏入迟暮之年。”2月中旬,孔杰荣教授在美中关系正常化40年演讲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执政固执缺乏灵活性,并对其治下的人权状况十分不满,他希望中国最终能实现他所理解的真正的法治:限制政府权力,减少酷刑、任意行为和审查制度。
各种评论当中,以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中国行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为代表。该文罗列了五个因素,资本外逃与富豪移民;加强控制舆论、打压政治异议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对者;人心离散;弥漫于政府、军队中的腐败;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问题且没有出路。五因素当中的前四个因素在十年前就已出现,经济危机征兆则从2009年开始浮出水面,唯一的新因素是“打击党内对手”,也就是说,沈大伟教授认为,党内高层的斗争可能招致中共崩溃。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哈佛大学的马若德,即中国人熟知的麦克法夸尔,他也认为习近平强力反腐会危及政权稳定。

反腐导致官不聊生,但并非导致政权不稳定因素

上述表述如果止于反腐导致习近平在高层陷入孤立,那倒完全成立。习近平高调反腐,颠覆了胡锦涛时期那种由家国一体利益输送管道支撑的利益格局;在全球展开的猎狐行动则断绝了官员们在海外的后路,将这些人圈在国内,与中共这条大船共存亡。这种高压态势,与胡温时代官场夜夜灯红酒绿,美人在抱,日进万金的黄金岁月相比,习王治下当真有点官不聊生,于是他们都怀念胡锦涛对官员们的宽仁体恤了。
但官员对“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忧虑,毕竟与盼中共垮台完全不是一种情绪。官员们都很清楚中国老百姓的仇官仇富情绪,也知道他们因腐败被党内清除的概率最多不超过5%,而中共垮台后被民众清算的概率可是高达100%.因此,官员们只是希望赶快结束反腐,大家不再提心吊胆,继续安心当官。
中国通们接触的主要是官员及知识精英,官员们对反腐的不满会通过交谈传递给他们;但“拥抱熊猫派”对习近平的失望,其实也不缘于对反腐的担心,而是缘于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强烈排斥。习近平当政之后,毫不犹豫地打压言论、控制互联网,抓捕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最近还正式宣布,将加强对外国在华6千多家NGO的管理。通过这些政治举措,习近平日益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他想建成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威权统治+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阻断中国与外部的政治文化交流,只进行经济交流商贸来往。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最近批评习近平不懂何谓“软实力”。从西方角度看,他这一批评无疑很正确,但他不了解的是,习近平根本不想奉行西方的软实力标准,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溃而不崩”之局将长期维持

早在2004年,我就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中指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是: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这是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除了第四点与制度有关,可以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者是长期的生存要素,甚至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这些年来,中共拒不政治改革,透支中国的未来,支撑一党专制;而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短期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的状态,即生存环境会一天比一天更为溃烂,但却不会崩溃。
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依靠意识形态与计划经济,对人民实施全面控制;经邓小平改革之后,主要依靠利益维系,因此现在中共社会基础之强弱,主要视政府控制的国家资源多少及其财政汲取能力强弱而定,而不是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类的价值观。这种利益结构导致变革成本发生变化,摧毁它的代价将比修补大得多。无论是政治、经济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与中产阶层,都很明白,维持并修补现存结构是成本最小的选择;但如何修补,各类精英的看法有不同。各级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与中共政权当然是荣损与共的关系;经济精英当中不少脚踩两只船,这两年海外投资扩张(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140亿美元),就是他们对国内政治形势加以研判的结果,因此,他们虽然是中共的坚定支持力量,但并非生死与共者;知识分子当中虽然有不少人具有关心民瘼的家国情怀,但大多数人既无移民外国之财力,也无在政权鼎革之际自保的武力,基本都会选择支持现政权,但他们会因要求中共放宽言禁,给予一定的出版言论自由、实行更开明的政治而与当局发生龃龉。
《中共步入黄昏》中称,有美国外交官认为,中国未来变革的希望在底层。这一看法只有部分基于现实。在数量高达数亿的社会底层中,总会有一些人对民主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并愿意身体力行,但这些人的数量据说在全国加总也就20万之众(前几年有项调查,根据微博上关心政治的人数推算得出),但如果考察这些人在其周围人群的动员能力,很难判定这些“火种”何时才能形成燎原之势。
事实很无情:更多的底层认同“有奶就是娘”的原则。这些人当中,有不少必须依赖中共生存,比如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生存下去的边疆地区(新疆与西藏除外)的贫困人口,其中包括连日常生活用度及饮水都需要依赖政府供给的1.5亿生态难民。那些每年不断增加的失业大学生,有不少也需要依靠政府提供的网评员(五毛)工作生存。还有那占人口15%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这些人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与中共政权一道完蛋。对上述这些人来说,民主很遥远,面包很现实。澳门大学陈定定为反驳沈大伟而发表《对不起了美国,中国不会崩溃》,文中对中国现状及前景估计虽然过于乐观,但有一个判断却接近事实,即 “只要中国政府在处理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平等问题上工作做得不错”,中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就会迅速消褪。”说得挖苦一点,只要习近平能够继续找到草料,中国这座动物农庄的羊群还会不断地继续哼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并将“两条腿”的动物,即追求民主自由的人,视为异类。
正如我以前所言,一个政权的崩溃需要内部统治危机(政变、财政危机)、官民势同水火、有杀伤力的暴力反抗不断发生、外敌入侵等四个因素一齐发作。目前,“外部势力”这一外敌其实只是虚拟,政变的概率很小,财政危机还只表现在地方政府一级,属于可控级别;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时时发生,但不足以撼动中共政权。上述因素使得中共不可能强大,但在它们没有一齐达到临界点之前,中国将在中共的强权统治下,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

▲美国之音(VOA)3月13日报道:焦点对话: 两会风声鹤唳,中共“进入残局”?

华盛顿—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表面上看规模盛大,声音统一,但底下给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感。 从军中要员谈郭伯雄之子郭正钢案点出“父母难脱责任”,到江苏省长和省委书记双双缺席引发猜测;从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高层换人,到外媒盛传当局派人赴美国追查令计划之弟令完成下落,值得解读之处甚多。就在两会期间,美国最权威的中国学者之一沈大伟发文,称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已进入残局,在媒体和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更增加对中国局势的争论与揣测。这次两会最值得解读的信息是什么?中国的局势到底是统一稳固,还是像沈大伟说的那样在走向崩溃?

焦点对话: 两会风声鹤唳,中共“进入残局”?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近期多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发出中共进入残局、行将崩溃的评论,虽然具有争议,但却触及中国政治体系失灵的乱象,这正是中国呈现的现实问题。中共两会所表现的内外紧张、与会人士对反腐的焦虑、会场中一批官员失踪、以及不同派系人士的发言,都强化了党内的紧张空气。两会结束后的第一件大事,很可能就是公布郭伯雄的案件。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表示,今年两会的特点就是人人谈反腐,谈打虎。会前军中推出14只老虎,包括郭正钢,会中热议郭伯雄。过去谈反腐像是点缀,这次是主题。再一个特点是两会的气氛有点凝重,有点过于严肃。也许反腐反得超出了大家的预料,或者说太多的人感到自危。关于沈大伟,臧国华认为沈大伟提到的现象都是真实的,但是他的结论却不正确。中国的问题的确很多,但是并没有到崩溃或终结的阶段,原因是人民很善良,虽然会抱怨,虽然偶尔也会抗争,但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揭竿而起的可能性极低。加上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派),共产党拉拉打打维持政权没有大的问题。习近平主政以来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强势,让很多西方观察家不舒服,沈大伟也许也是最新的一位。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沈大伟愿意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困境,难能可贵。但从他的结论到他的论据,他只同意部分看法。程晓农认为,在结论方面,沈大伟把困境和崩溃混为一谈了;在论据方面,他的分析过于表面化、简单化。多数中国人,特别是中产阶层、退休群体和啃老族,其实怕出现崩溃。中共与苏共的命运不同,中共不会在陷入困境之后立即崩溃;相反,它可能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溃而不崩过程。
程晓农说,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上世纪末已经定型,在政治层面,必然出现全面腐败,但却不能全面反腐,因为全面反腐败就会动摇制度根基,这是中国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沈大伟认为,加强政治高压会加速崩溃的到来;但他忽略了一点,政治高压虽然最终可能导致崩盘,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推迟专制政体的崩溃,这正是习近平眼前的目标。
程晓农还说,经济层面,由于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长期永久的收入分配两极化,老百姓的消费力无法支撑经济增长;政府为了拉动增长,十几年前开始将中国经济引上了房地产投机的歧途。因为房地产价格过高,许多拥有房产的中产阶层感觉自己挺有钱的;但中国经济对房地产泡沫的依赖也动摇了经济基础,特别是地方政府普遍靠拿地皮到银行抵押或对老百姓发行理财产品来圈钱,十分危险。对地方政府这种为了度过眼前困难而不惜制造金融危机的做法,今年“两会”期间,中央政府的态度是默认并加以保护。今后,不管是勉强维持房地产的表面繁荣,还是听任房地产业滑坡,金融危机都只能推迟,难以避免。这是中国困境的另一重原因。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在目前的中国,反腐就等于反党,习近平大力度反腐的同时又不放弃救党的使命,肯定是死路一条。对党来讲,反腐是找死,不反腐是等死,救国不救党可以免死。然而,这样大力度镇压民间民主力量,习近平正在丧失他救国的机会。

▲纽约时报3月17日发表记者储百亮采访沈大伟:我为何对中共的执政前景不乐观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是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在中国也颇有名气。中国翻译并出版过他的著作,官方媒体也援引过他的观点。《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介绍过他;今年1月,在中国外交部下属的外交学院,研究人员把他列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第二位,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戴维•M•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沈大伟教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辩论,这篇文章称“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共产党可能遭遇的覆灭“也许会是漫长、混乱、暴力的”。有些专家赞同他的观点,即在中国那有序而繁荣的面具下,掩盖着执政党面临的重大风险。也有人认为,与沈大伟的看法相比,中共在政治和经济上更为坚挺。在本次采访中,沈大伟回答了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问题:
问:几年前,你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书,强调了中国通过学习和适应,有潜力去克服或遏制其问题,比如腐败和受到削弱的权威等等。对于中共继续掌权的长期前景,你做出的最新评估显得黯淡了许多。是什么让你改变了看法?
答:我那本关于共产党的书完成于2007年,在2008年出版。出版年份很重要。正如你所说,当时我重点对中共采取的一些“调适”措施进行了分析,中共采用这些措施来实现合法化、重新制度化,并进行自救。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调适的原因——这主要是中国研究苏联和其他列宁主义国家的崩溃的结果,而且也因为我研究的那段期间,中国最高领导层有人推动这些措施,特别是主席和党总书记江泽民,以及他的盟友、副主席曾庆红,他们研究苏联倒台教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共必须采取有所改变的积极领导方式。

所以,这本书侧重在中共当时进行的“调适”上。但别忘了书名中的另一个词:“收缩”。这个词很重要,我当时说,一党列宁主义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都会在后期出现收缩状态,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现在我也仍然这样认为。而问题是:列宁主义政党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收缩,延缓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们可以采取被动和防御性的做法——进行压迫式的统治——也可以采取主动和动态的方式执政,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你可以非常精确地说出逆转的时——2009年9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第二天。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党的建设”,它做出了非常进步的“决定”,基本上就是把曾庆红和党过去8年采取的所有措施纳入制度。当时我住在北京,在看到这次会议的报道时,我心想,“太棒了!”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前一年的春夏,西藏和新疆爆发骚乱期间,中共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所以,我猜测,这个会议的文件是前几年改革工作的某种总结,必须发布出来,因为它的筹备工作已经进行了近一年,而且对中共而言,要改弦易辙,转向严厉的压迫式统治,并放弃积极的政治改革,这样的事情毕竟难以宣诸于口。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对于他们改弦易辙的原因,我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党总书记胡锦涛不必再应付曾庆红了,而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不过在中国政界,用官僚因素来进行解释通常是很重要的。这里面还关系到巨额资金,由于采取压制措施,这些官僚机构的预算都出现激增。

因此,对于中国和中共的统治战略和战术,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这纯粹是因为中国和中共发生了转变!关注中国的观察家们都不会坚持那些已经失去实证基础的论点。其实在过去五年中,我一直在就这个变化公开发言、教学、发表文章。如果中共能回到曾庆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会是第一个鼓掌的人。中共不是没有选择。打压可能是它的“默认模式”,但这不是唯一选择。它还可以采取开放姿态,主动管控政治变革。
诚然,如果他们尝试那么做,也仍然不能保证能够控制这个过程,改革可能会导致雪崩一般的失控,他们无论如何都会下台,就像苏联那样。因此,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要么通过压制来自取灭亡,要么采取开放姿态,但这样也可能导致自己的覆灭。
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即使他们放松了压制,也还有其他因素在影响中共。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大出血,到了他们可能无法扭转或阻止的地步。而这也就是精英大批离开,经济中的系统性陷阱出现的时候。我认为,导致公众对这个政权不满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污染无处不在,以及工资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而停滞不前。所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最后阶段”。但是和《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标题相比,我对于中共收缩、衰落的这个漫长过程的看法,要更加细腻微妙一些。

问: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习近平有什么方面最出乎你的意料?当时,你曾判断他很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和党内元老的影响而受到束缚。这一点似乎并未成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
答:实际上,在大多数方面,习近平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十八大的时候,我是少数几个撰文指出以下观点的观察者之一:我们不应该指望习近平展开改革,而且2009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情况,也很可能会愈演愈烈。
我想,事实正在证明我当时的判断基本准确。不过,习近平的确有一个方面出乎了我的预料,那就是他巩固自身作为中国领导人的个人权力的速度。与多数观察中国的人士预计的一样,我本来认为会有一个两到三年的缓慢的权力巩固过程。真实情况显然与之不符。然而,就像我在《华尔街日报》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混淆习近平个人权力的巩固与党的总体生命力,甚或是混淆这种巩固与他个人对权力的掌控。在我看来,这两者都相当脆弱。

问:你提出,习近平决心不去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但他还是可能最后产生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效果。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理由吗?在我们的观念里,戈尔巴乔夫是一位较为开明的领导人,不管怎么说,他开辟了政治松绑的道路,而习近平似乎很反对这样做。那么,这两位领导人的命运可能会发生怎样的重合呢?
答:我的文章里在这方面的看法相当地简单:习近平之所以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深恶痛绝,而且毫无兴趣进行类似的改革,是因为他认为这些措施会导致党和国家的崩溃。我的看法是,通过抵制政治改革及大力进行严厉的压制活动,他或许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我认为,压制正在让本已出现问题的体系严重承压,很可能会加速它的崩溃。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将习近平拿来与戈尔巴乔夫进行比照。两人殊途同归。

问:当评价中共对民众及党内上下的掌控在不断减弱的时候,你写到了自己的一次参会经历。会议无聊至极,而体制内学者似乎跟你一样厌倦。不过,在胡锦涛执政时期,他们肯定也这么机械吧?党正在传播一些较为宏大的概念,尤其是在习近平治下,它们难道不会对许多人产生某种向心力吗?比如,党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给中国带来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进而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
答:我在文章结尾说的是:“未来,中国观察人士应该关注这个政权实施控制的工具和那些被指派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我们应该拭目以待,有一天,这个政权的宣传机构和内部安全机器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时开始松懈——或者他们开始认同异见人士。”
我说的是未来这个政权的执行机构在执行命令时变得松懈的可能性。我并不是说宣传机构、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监控人员以及公共和国家安全机构现在已经如此。迄今为止,这些执行机构没有表现出松懈或公民不服从的迹象。
你指的似乎是我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他们“机器人”般的行为——我同意你的这个说法——是否比胡锦涛统治时期更加明显。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而且自从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夏天发起群众路线活动以来,在更加因循守旧的方向上发生了一次质变。
我每年参加好几次这样的会议——2014年参加了五次,其中三次是中央党机关主办——多年来也一直如此,这对我观察中共“知识分子”和干部长期的行为变化特别有利。我从2009年到2010年都住在中国。除了“民族复兴”的说法,我不认为习近平的口号,以及你所说的“更为宏大的概念”,引起了全体民众的共鸣。在中国与我交流过的人里,根本没人被宣传系统提出的大量口号所“鼓舞”,虽然许多口号据称来自习近平本人。
民族振兴的叙事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但我要提醒你,自清代以来,几乎每一位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习近平——都强调了这个文化基因。因此,这并不是习近平特有的。重新强大起来,在世界上获得尊重,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最强烈的渴望。
人们似乎还非常反感围绕习近平建立的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集体决策和协商一致的惯例的打破。自从毛泽东时代完结以来,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努力建立和维护这种惯例。

问: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针对异见人士、独立公民组织以及大胆前冲的新闻媒体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你也写到了这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最终会让中国共产党自食其果?目前来看,政府似乎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或反对声音的来源,也没有引发什么严重后果。你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改变吗?
答:请看我之前的回复,我提到了打压行动对体制造成的压力,以及密切关注这些领域打压行动的执行机构的必要性。如果——我是说如果——他们的行动开始松懈,中共的体制就会迅速瓦解。但就目前来看,就像你一样,我发现我所说的“打压机构”相当强大,有效地开展工作。这对中国来说并非幸事,但现实就是如此。

问:如果中共选择一条政治自由化的道路,结果可能会怎样?你说这是习近平避免垮台的最大希望,而且他可以恢复对更大的参与度和开放度的尝试,就像江泽民甚至胡锦涛执政时那样。但中共领导人似乎确信,政治自由化会激发一些社会需求和压力,让自己走向灭亡。所以说,如果实施政治自由化,他们注定在劫难逃吗,而如果不实施政治自由化,是否也是同样的结局?
答:回顾一下中共2000年到2008年在做些什么。可以想象,中共可以带领中国回到政治改革的道路上,逐步加强政治开放和改革,同时不会失去控制和权力。根据我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我认为与他们现在正在实施的默认的打压选项相比,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好得多的选择,虽然这一点也并不确定。因此,我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
但实际上,我非常怀疑它能否实现,原因是习近平、刘云山——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人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式。不过,我要指出,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开放和封闭的循环(中国人常说的放和收)。正常情况下,开放阶段会持续五到六年,封闭阶段会持续两到三年。我们目前在一个“封闭”阶段的第七年。乐观人士会说,我们早就应该迎来一个开放期了!我想要保持乐观,但遗憾的是,我的分析判断却让人难以乐观。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英国广播公司(BBC)3月18日发表署名蒙克评论:透视中国:中共统治会崩溃吗?

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3月6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进入尾声,习近平执政把中国带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媒体评论人士认为沈大伟的观点不值一哂,但中国媒体出现驳斥声音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发行量巨大,对美国和西方舆论影响巨大。
沈大伟对中国前途发惊人之语背后一个主要逻辑是,当初苏联解体出乎西方观察家的意料,美国中情局完全误判。而之前两年西方的反共分析家也没有预料到东欧共产党政权会垮台…因此类似事件直到实际发生前,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
其后这位中国观察家在文章中罗列了中国的几大问题或危机支撑他的观点:中国经济精英对中国失去信心,政治压制,国家宣传失效,官员腐败和经济改革遇阻等因素。而这几方面的观点频繁出现在中国和海外对中国的不同分析评论中,只不过其他分析没有得出如沈大伟那样吸引眼球的结论。
中国《观察者》网在沈大伟发表“崩溃论”后评论说,这位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的“学术突变”越发让人无所适从。文章引述中国学者对沈的分析所作的逐一反驳,认为他几方面的分析都不足以支撑“中国崩溃”的结论。比如,澳门大学学者陈丁丁说,沈大伟指出中国腐败严重,但却没有提及中国反腐取得的成果;他将“经济放缓”挂钩“中国崩溃”更是漏洞百出。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葛艺豪(Arthur Kroeber)在沈大伟文章引发的中国是否要崩溃的辩论中说他不赞同崩溃结论。他指出7年前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一书中曾经对中国作过更准确的预测。沈大伟在那本书中说中共是“十分强大而且顽强的体制…当然它存在问题并且面对挑战,但是这些都不会产生令体制垮台的可能性。”
早年令沈大伟在中国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书大概是他在90年代探讨中国学界对美国看法的研究:《美丽的帝国主义》。他在那部书中探讨了中美关系中对彼此看法存在看法上的鸿沟,认为中美对对方都存在认知错误,一厢情愿,信息不确,误解……
沈大伟对中国的崩溃预测是否武断,读者只能从不同评论员的分析中和从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寻找线索。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其中不乏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令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感到不确定。未来难以预料,中国如此,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如此。
2008年北京奥运后“软实力”突然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热词。沈大伟对此的评论是,虽然中国经济实力、硬实力有了长足进展,但中国靠资金投入、大力对外宣传,无法换来软实力。
对此,中国一家著名时事网站的年轻编辑肖文对BBC中文网说,如果把软实力理解为文化吸引力的话,现在上海生活在她周围的许多年轻人,他们去不同国家游历,大部分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都选择回到中国生活。至于中国崩溃,她笑着说,周围的年轻人在策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还没有人把政治崩溃因素计算在内。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8日报道:评论界人士点评沈大伟教授对中共统治前景的评估

作出“中共统治的最后统治阶段已经开始”这一评估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最近接受《纽约时报》 记者储百亮的采访,解释他为什么觉得中共执政前景不乐观。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评论界人士就沈大伟的观点谈了或认同或反对的意见。
沈大伟教授有关“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的评估,无疑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像刘冰雁这样的名人早就有过对中共更不看好的评估。但是,沈教授的评估无疑也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在国内国际的处境比以前某些历史时期好像还要好一些。
旅美中国事务评论家刘念春表示,沈大伟教授对中共命运的评估并非闭门造车。
“沈大伟的观点代表美国教育界很多教授的看法……实际上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经进入黄昏期。”
英国工商会首席中国顾问吴克刚博士表示,他不能苟同沈大伟教授对中共执政前景的预测。
“这种预测(指沈大伟所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不是根据事实,不是根据历史,不是根据现状,也不是根据中国老百姓的民意。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他究竟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方案没有?”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教授表示:看中国不宜过于乐观,也不宜过于悲观。
“这种言论(指沈大伟所说‘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比较过激。(当然,)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了解。 多少年来,在观察中国的人中,有的人对中国前景很乐观,认为中国蒸蒸日上啊,是经济大国啦。有些观察家则对中国非常悲观,认为中国很快就要垮了。这两种看法(都)比较简单一点,稍微过激一点。”
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采访时表示,打压异议人士对于中共来说“并非幸事”。评论家刘念春说,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力度。
“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明显超过邓小平、江泽民 和胡锦涛的时候。”
这位评论家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共建政后的左倾路线缺乏批判态度。
“习近平重点想说的就是:改革开放不能否定毛泽东统治时候(的路线)。”

▲自由亚洲电台(RFA)3月18日发表评论家林保华文章:中国是否即将崩溃?

这些年来每年北京的两会,都是向全球显示中共的团结与崛起,还有外界一系列赞颂的声音。但是今年情况有点不同,至少是从美国方面,传来质疑的杂音。
今年2月,哈佛大学研究共产党高层政治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并且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的采访,畅谈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他认为习近平铲除腐败的运动蕴藏着危险,习近平要挽救共产党,但他的运动却对共产党的未来造成了风险。
3月6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列举中国即将崩溃的5大理由,指出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习近平的无情手段只能让国家更加靠近崩溃点。
如果按照中共的惯常思维,这一定是这些学者配合美国政府的重返亚洲,或者叫做亚洲再平衡政策而唱衰中国,为美国的政策制造舆论。
过去也有美国保守派的学者预测中国的崩溃,结果不是那样,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更加“强大”。这次再重谈老调,是否毫无新意?但是如果从这两个学者的身份来看,马若德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习近平这个文革知青一代而且言不离毛泽东的中共领导人,自然会将他与毛泽东作对比,将目前中共高层的内斗与文革做对比而有其特别的认识。而沈大伟长期亲中,说中国的好话,如今突然转变立场,自然也是因为他有特别的感触而出现急转弯。因此他们的看法自然不能忽视。
他们的共同点都在指出中国反贪带来的内部斗争给中共带来崩溃的危险。但是同样,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西方的价值观也是对中共带来威胁的重要因素。这也让我想起当年邓小平所鼓吹的“两手硬”政策,虽然这两手的内容略有不同。但是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打击与习近平对异议人士的抓捕都是这个独裁政权一脉相承的手法。然而30多年下来,他们消灭不了异议人士,改革与反贪也没有取得多少真正的成绩,因为他们所反的,只是不同派系的贪污犯而已。
不过他们两位的分析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马若德着重意识形态,共产党依靠的“粘合剂”有儒家、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但是现在似乎都很模糊,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意识形态,因为连民族主义也会杀伤自己。这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的确如此,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来说,现在要推翻的难道不是中共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裙带资本主义制度?而与日本的暧昧关系也说明民族主义走向困境。也许,儒家对自己的的杀伤力比较小,但是却与毛泽东的“批儒”唱反调,那就很难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的继承者了。
沈大伟也谈到高层的政治斗争,但是在第五点专门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前景未容乐观,而对国家企业的改革将牵涉大量利益冲突,举步维艰,令中国难以真正转型为有创意、能发展高科技的知识型经济。” 这也是“两会”承认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一旦中共特权集团可以瓜分的大饼变小了,无疑会加剧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也将导致,即使反贪有重大的风险,也必然要反下去,从而导致难以预期的结果。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难以用西方观点来准确分析中国是否即将崩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六四以来中共党内最激烈的权力斗争。习近平也感受到了这个风险,所以他的人马已经制造他将会成为“蒋经国”的舆论,因为蒋经国也经历过非常独裁而被人痛骂的阶段,最后却是翻转台湾历史。然而习近平的辣手,已经让自由派丧失对他的期望,连沈大伟也对他失去信心。难道习近平还可能出现戏剧式的急转弯?
面对中共的困境,最要紧的却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美国与欧洲西方国家,该如何促使中共的崩溃或改革,而不是因为乌克兰与中东的问题而再度放纵中共。作为全球最大、最狡猾与最野心勃勃的专制国家,如果西方国家可以抛开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团结一致,共同向中共施压,乌克兰与中东的问题其实也就不必看中国在联合国的脸色而比较容易解决了。
而中国红二代、官二代纷纷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为自己留后路,也等于西方国家抓到中共的软肋。中国只能讹诈而不可能对西方国家发动战争,连对日本都不敢,何况美国!

▲美国之音(VOA)3月19日报道:沈大伟挺曾批习而介入中共高层内斗?

2008年3月15日,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右)向刚刚当选副主席的习近平表示祝贺。
纽约—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第二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最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专门解释此前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中共崩溃一文的理由。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认为,沈大伟在访谈中“明显地‘扬曾抑习’,替曾庆红打抱不平”,“已经介入中共高层的内斗之中”;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让人们看到了中共高层“内斗激烈,已经撕破了脸,习近平虽大权在握,但远未一言九鼎,挑战他的大有人在”。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指中共的统治残局已经开始,他列举了五道裂痕以说明习近平如不通过政治改革弥补,只会加快本想通过高压控制可避免的苏联崩溃式命运。
该文随即引发了各方的激烈辩论。其中中国官媒和某些御用学者的反应尤为激烈,如《环球时报》:指沈大伟“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
沈大伟3月17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采访,解释了曾被称为“对华温和学者”的他何以得出对中共如此不留情面的结论。

曾庆红路线能延缓中共衰落

沈大伟表示,习近平高压控制会加速中共崩溃,因为他进一步背离了江泽民时代曾庆红的开明路线。他说,“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种方式。但我认为,在2009年中期,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的方向突然发生了转变。”
所谓后一种方式是指他认为的列宁式政党要避免衰落命运的所谓“动态的方式”——“以开放的姿态,尝试引导和管理变革。”引人注目的是,沈大伟认为,是曾庆红而不是总书记江泽民,代表了这条能从某种程度上延缓共产党衰落的路线。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说,“联系近来各种动向,沈大伟的这篇文章不是空穴来风。他之所以在这时候出来赞扬江泽民、曾庆红,批评习近平,说明中共高层内对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作法严重分歧,连深知中共政情和官场冷暖的美国学者也直接介入进来,把原来双方暗中的斗法公开化”:“他对曾庆红的辩解已经到了不遗余力、不加掩饰的地步”。

中共内斗已经撕破脸

高文谦说,沈大伟是美国著名的亲中学者,多年来在中共官场游走自如,与中共官场交往很深,他的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内部刀光剑影,内里已经撕破脸了”,综合最近海内外媒体的各种报道,不难看出这一点。
3月14日,香港《动向》杂志报道,2月26日,赵洪祝代表中纪委、中组部正式宣布对曾庆红立案审查。赵洪祝特别转达了王岐山对曾的三点忠告:现在是检查、交待的最后时机;不要抱幻想;不要走的太远。该文甚至被一些海外亲北京媒体转载。
3月5日,曾任曾庆红秘书、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的施芝鸿,在两会期间出席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时不避嫌疑,公开反击海外媒体把中纪委网站刊登的“‘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一文过度解读为要打大大老虎曾庆红,并借阐述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提出要警惕告别“三个代表”迎“四个全面”挑拨性言论。

胡时代开始背离江曾路线

沈大伟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江、曾路线是从胡锦涛时代开始改变的。“一些强大的、可以在控制过程中享有利益的官僚机构聚到一起——宣传部门、国内安全部门,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有企业,我称他们为‘铁四角’——说服了胡锦涛,如果不进行严厉打压,并且在诸多方面更好地加以控制,中共就会失去控制权。”
沈大伟说中共开明期从2000开始,到2008年止。高文谦说,2000年正是江泽民 “三个代表”出炉的年份。“虽然‘三个代表’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反正共产党把好事全代表了,但实际上是在试图淡化、松动共产党意识形态这个紧箍咒,把判断是非的标准放在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上,那一段相对开明宽松。不管江泽民个人和家族如何,但在政治上提出‘三个代表’,如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党,虽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但至少是‘与时俱进’,值得肯定。”
高文谦说,相比之下,现在习近平恰恰是在开倒车,举毛旗,走老路,“政治上没有新招,都是照搬毛的那一套”,“过去被江泽民松动的意识形态,现在习近平又把它重新扭紧了,明显地逆历史潮流而动。”
高文谦表示,沈大伟访谈的要害是扬曾抑习,在政治上牵制习近平,“他明显地为曾庆红打抱不平,把党内开明派的桂冠加在曾庆红头上,肯定会激怒习近平,因为这样一来,习近平成了党内保守的顽固派,形象大损,失去道义上的制高点,党内中间派会疏远习近平,这将会进一步加剧习与江曾之间的争斗。”

曾是红二代的大哥大

高文谦认为,曾庆红是红二代的大哥大,长期处于权力中枢,掌管要害部门多年,在党内有深厚的人脉,不大容易被撼动。“走到哪一步不好说,取决于各种因素,动曾庆红,不仅牵扯到江泽民,而且也会伤到红二代,而红二代是习近平当政的基本队伍。”
习近平是江曾在中共17大上推出来以对付胡锦涛的接班人李克强的。习近平为什么要把矛头对准他们呢?
高文谦回答道:“在权力场中,卸任的前任都不愿意轻易放弃权力,而现任为了摆脱前任的影响力,就必须作某种切割,连父子、亲兄弟都没有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多了。江、曾有可能对习的大力反腐提出过看法;而习一开始也低估了反腐的难度,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自己不下狠手,就可能被别人干下去了。”
高文谦认为,习、曾交恶从打周永康就开始了,“当他一旦决定要打周的时候,他跟江、曾的关系就已经处在一个矛盾当口上了。因为周是曾庆红提拔起来的人,然后介绍给江泽民。谁是石油帮的帮主?不是周永康,而是当年给余秋里当过秘书的曾庆红。所以打周永康,跟曾庆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追他便罢,一追一个准。”

▲美国之音(VOA)3月19日报道:裴敏欣评沈大伟文章及美对华“共识”

华盛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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