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风”并不是被人“忘了”，而是已经离开了栽培它的土壤，不可能再回来了。要想找回“延安作风”，就得根据新的条件，建立新的制度，也就使把权力关进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编者按：1979年4月，第一期的《读书》杂志刊发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原题为《打破读书的禁区》)。“读书是否有禁区”成为当时最热的话题，时至今日，还有人怀念到：“《读书无禁区》立即引发了知识界一次空前的思想大激荡、大震动。从而，对当时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便此后，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极左思潮及其运动的干扰，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犹于一座鲜明的里程碑，终究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并且，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牵引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大浪潮。”
李老师出生于1925年，今年已经90高龄了，但依旧耳聪目明，身体健朗。但是由于声带受损，没能接受我们的当面采访。即便如此，在收到我们的采访提纲后，李老师用笔做了3万多字的回答(足足83页)，全稿名为《改革是“人性”的回归》。在之后的时间里，本稿又经多次修改，从原来的三万多字增补到接近五万字。李老师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说，他多年以来的工作习惯就是写一个东西一定要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在这篇长访谈里，李洪林老师回忆了他的延安岁月，对“党性”、“人性”的认识，对“激进主义”的看法以及对“改革”的建议等等，本文不单是一位老革命家的一生缩影，更是老人家对这个体制的沉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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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老师简介：李洪林(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正文：延安故土和邯郸新步】
问：您是延安时期的见证人，您也曾说，您很怀念当年的延安作风，可否描述一下当年的延安是怎样的氛围?
值得怀念的延安作风
李洪林：我从1946年起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我才不得不紧急脱身进入解放区，所以我到延安很晚。那时党中央已经迁到华北解放区(平山西柏坡)。只是西北局在延安。
我是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绕道从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经过长途行军，横跨太行山、吕梁山，又渡过黄河，才到陕甘宁边区的。因为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李殿成是西北局派出去的平凉特委书记，要回来也只能回到延安，到西北局报到。但由于当时他已和组织上失去联系，我们只好辗转找到可靠的朋友，从北平通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转赴延安。
延安是我久仰的革命圣地。也不止延安，初到解放区，什么都是新鲜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干部朴实可亲，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看不到的。其实我看到的延安，早被日本飞机炸平了。城里到处是败瓦残垣，只有南门外新市场有点小商铺。所有的机关学校，都分散在延河河谷两岸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真是土里土气，人也是土里土气，但是这种土里土气却真值得怀念。“人杰地灵”，重要的还是人。延安当时老百姓很少，我接触的几乎都是干部，那些干部首先是没有“官气”，都是一身灰布制服，一点架子也没有。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大干部，谁是小干部。人和人的关系不光是平等，而且没有繁文缛礼，说话都是直来直去，办事简捷明快，态度淳朴亲切，没有世俗习气，特别是没有衙门作风。我不论走到哪里，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拘束。
初到延安，西北局组织部介绍我到延安大学去学习。入学要写一篇作文作为考试。教务科长向明见我的作文写得好，立刻领我见一下校长，便作为教务科科员，留在校部工作了。整个过程，从我踏进延大校门去上学，到我变成学校的干部，总共用了大约两个小时。这种办事的作风和效率，真是闻所未闻。更使我惊奇的是：进了“校长室”，只见一个身穿旧棉袄的瘦老头，叼着一根旱烟袋，正和一个中年人谈话。原来这老头就是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四十年代中期，他在西安主办《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大胆鼓吹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是名震西北的风云人物。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他的传奇事迹。据传，他曾遭特务枪杀，但不知有意无意，幸未命中要害，被抢救回延安，又把子弹取出来了。真想不到，如今和他面对面，这位当年英勇的新闻战士，今天的大学校长，分明是一位老农!
所以，要说最使我怀念的延安作风，其实就是它的简单朴素，就是它的乡土气息，就是那些农民面孔，就是那杆旱烟袋。一切的一切，可以说就是一个“土”字。
邯郸新步
使我感到这种作风的可贵和可惜，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是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失掉了延安作风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权力腐蚀人”的规律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作用，对一个人是如此，使得一个党达到腐化的程度当然更需要时间。至于我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更晚了。
那时已是1975年，我在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劳动之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工作。那里某些带“长”字的干部，官不大，架子不小，无知而有权，气焰熏人。这才使我回忆起当年延安那种人际关系的可贵之处。那时身处延安山沟，真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后来身处官气熏人的“鲍鱼之肆”，才回想到延安作风之可贵。对比太强烈了!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五十自詠》：
两鬓已任严霜染，心中犹存火一星。
逆水长江九千里，观云巫山十二峰。
延安故土终难忘，邯郸新步学不成。
五十年间风和雨，岂堪斗室度余生!
所谓“邯郸新步”出自《庄子》“邯郸学步”的典故，说的是一个燕国人羡慕赵国首都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便去学习。结果没有把邯郸的步法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的步法忘掉了，只好爬着回到燕国去。我是反其义而用之， “邯郸新步”的“新”，指的是共产党进城后丢掉老传统，追逐 “新时髦”。
工农和高干
河北省有个北戴河，地处渤海海滨，是避暑胜地，有大面积的海水浴场。不过最好的地段已经被封为“禁区”，专供中共中央每年暑期在此开会之用。触发我强烈怀念延安作风的，正是1975年的北戴河。
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抓住“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雷厉风行，使各方面的工作，顿时有了起色。然而这年夏天，河北省委却在北戴河办起了“高干读书班”。当时我正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同事们看到省委办学习班的《通知》，纷纷嘲笑：明明是去公款避暑，却说是“为了提高觉悟，特在北戴河举办高干读书班”。此事立刻引起我对延安作风的回忆，一气之下，写了一张小字报，准备贴到省委大院去，题目叫做《盛夏三咏》：
一， 咏工人
烈日炎炎似火烧，洪炉鼎沸铁石销。
此心更比洪炉热，誓令钢铁上指标!
二， 咏农民
烈日炎炎似火烧，旱风扑野云霓消。
铁手挥汗化为雨，点滴入土润禾苗。
三， 咏高干读书班
烈日炎炎似火烧，海滨浴场乐陶陶，
高干此来非避暑，果然觉悟有提高!
然而这张小字报最后没有贴出去，因为同事们一致劝阻。我也知道，除了惹一身是非，不会有别的作用，何必生这种闲气?
其实把问题说透，延安的“土气”和掌权以后的“官气”，不单单是两种作风，而且是中共前后的两个时代。掌权前，是在野党，没有群众掩护，连生存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群众不单是它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上帝，怎敢有丝毫不敬?
从鱼水关系到官民关系
关于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1948年我去延安途中，曾有深刻的感受。我们是徒步从河北横跨山西，渡过黄河到达陕西的宋家川。原来一路都是住“兵站”(就是招待所)，宋家川没有兵站，村干部就把我们介绍到一户老乡家借宿。主人是一位老农，待人非常亲切，时值寒冬，把炕烧得热乎乎的。他很抱歉地告诉我们：“胡儿子来时，把粮食都抢光了，今年咱们才把他们打跑了。但春耕耽误了，没种上粮食，只好种山药蛋。”谈话间，老大娘已经把晚饭端到炕桌上，一碗蒸土豆，一小碟腌苦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土豆当饭吃，也是第一次尝到苦菜的滋味。
原来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胡宗南部30万人在1947年大举进攻陕北。中共决定，为适应解放战争新形势，临时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主持，和各中央机关全部迁往华北。毛泽东则撤出延安，但留在陕北坚持，由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即“一野”)保卫党中央，与来犯之敌周旋。那个时候，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真不愧是“鱼水关系”。就在陕北这块方圆不过几百里的地方，胡宗南的几十万精锐大军，还加上空中的飞机，不但被彭德怀忽悠得晕头转向，还被打得丢盔卸甲。有时双方的人马只隔着一道山梁，彭德怀这边对敌人了如指掌，因为整个陕北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耳目，而胡宗南那边还蒙在鼓里。就这样，双方以悬殊的兵力打了一年，结果是彭德怀把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而逃，完全收复了陕甘宁边区。其中的诀窍就是边区群众把共产党看作亲人，而痛恨胡宗南的军队，称之为 “胡儿子”。所以共产党在这里如鱼得水，而国民党却无法立足。
可是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后，情况就变了。过去是山沟里的“土八路”，现在是“坐天下”的执政党。不光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掌握了“公共财产”，如果说“权力腐蚀人”是铁的规律，那么“权力”再加上“金钱”，这种双料的腐蚀力，有几个人能抗拒呢?所以，“延安作风”并不是被人“忘了”，而是已经离开了栽培它的土壤，不可能再回来了。要想找回“延安作风”，就得根据新的条件，建立新的制度，也就使把权力关进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问：当下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整风?中央提出要以优良的党风带动社会风气，您看可行吗?
作风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制度
李洪林：反腐不是整风。整风虽然斗争也很尖锐，最后也有组织处理，但仍属于解决党内矛盾。反腐是和违法犯罪作斗争，不是解决党内作风问题。现在的反腐是先由中纪委侦办，然后再移送公安和检察机关，最后由法庭审判。这大概是“中国特色”造成的特殊情况：凡腐败分子都是当官的(有权才能以权谋私)。因此这种贪腐分子既犯国法，必违党纪，于是由党的纪委先来侦办也就说得过去了。
其实党委对党员的最高处分也就是开除党籍，无权剥夺党员的人身自由。而现行的“双规”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了人身自由。严格的讲，不经过正式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是违宪的。所以这只是在中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之前的过渡措施。
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雷厉风行反腐，应该说很得人心。这也说明腐败的严重程度，确实到了国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条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不但还会有更多的“薄熙来”和“周永康”滋生出来，而且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中央要求用党风带动社会风气，还对纠正不良党风作了一些硬性规定，当然会有作用。但作风毕竟是第二位的，关键在制度。文革的时候，“学习最高指示”可谓空前热闹，“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还不都是白耽误时间?总之，没有客观的制衡和监督，光靠党自己来检查，也就是上级检查下级，连党风都不可能有根本好转，更不要说带动社会风气了。（未完待续）
来源:共识网作者:李洪林、花满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