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风”并不是被人“忘了”,而是已经离开了栽培它的土壤,不可能再回来了。要想找回“延安作风”,就得根据新的条件,建立新的制度,也就使把权力关进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编者按:1979年4月,第一期的《读书》杂志刊发了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原题为《打破读书的禁区》)。“读书是否有禁区”成为当时最热的话题,时至今日,还有人怀念到:“《读书无禁区》立即引发了知识界一次空前的思想大激荡、大震动。从而,对当时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便此后,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极左思潮及其运动的干扰,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犹于一座鲜明的里程碑,终究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并且,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牵引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大浪潮。”

李老师出生于1925年,今年已经90高龄了,但依旧耳聪目明,身体健朗。但是由于声带受损,没能接受我们的当面采访。即便如此,在收到我们的采访提纲后,李老师用笔做了3万多字的回答(足足83页),全稿名为《改革是“人性”的回归》。在之后的时间里,本稿又经多次修改,从原来的三万多字增补到接近五万字。李老师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他说,他多年以来的工作习惯就是写一个东西一定要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在这篇长访谈里,李洪林老师回忆了他的延安岁月,对“党性”、“人性”的认识,对“激进主义”的看法以及对“改革”的建议等等,本文不单是一位老革命家的一生缩影,更是老人家对这个体制的沉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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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林老师简介:李洪林(1925年~)辽宁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1956年,在中共中央从事理论工作;1977年,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

【正文:延安故土和邯郸新步】

问:您是延安时期的见证人,您也曾说,您很怀念当年的延安作风,可否描述一下当年的延安是怎样的氛围?

值得怀念的延安作风

李洪林:我从1946年起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1948年被国民党特务发觉,我才不得不紧急脱身进入解放区,所以我到延安很晚。那时党中央已经迁到华北解放区(平山西柏坡)。只是西北局在延安。

我是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绕道从北平进入华北解放区,经过长途行军,横跨太行山、吕梁山,又渡过黄河,才到陕甘宁边区的。因为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李殿成是西北局派出去的平凉特委书记,要回来也只能回到延安,到西北局报到。但由于当时他已和组织上失去联系,我们只好辗转找到可靠的朋友,从北平通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转赴延安。

延安是我久仰的革命圣地。也不止延安,初到解放区,什么都是新鲜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干部朴实可亲,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看不到的。其实我看到的延安,早被日本飞机炸平了。城里到处是败瓦残垣,只有南门外新市场有点小商铺。所有的机关学校,都分散在延河河谷两岸依山而建的窑洞里。真是土里土气,人也是土里土气,但是这种土里土气却真值得怀念。“人杰地灵”,重要的还是人。延安当时老百姓很少,我接触的几乎都是干部,那些干部首先是没有“官气”,都是一身灰布制服,一点架子也没有。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大干部,谁是小干部。人和人的关系不光是平等,而且没有繁文缛礼,说话都是直来直去,办事简捷明快,态度淳朴亲切,没有世俗习气,特别是没有衙门作风。我不论走到哪里,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和拘束。

初到延安,西北局组织部介绍我到延安大学去学习。入学要写一篇作文作为考试。教务科长向明见我的作文写得好,立刻领我见一下校长,便作为教务科科员,留在校部工作了。整个过程,从我踏进延大校门去上学,到我变成学校的干部,总共用了大约两个小时。这种办事的作风和效率,真是闻所未闻。更使我惊奇的是:进了“校长室”,只见一个身穿旧棉袄的瘦老头,叼着一根旱烟袋,正和一个中年人谈话。原来这老头就是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四十年代中期,他在西安主办《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大胆鼓吹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是名震西北的风云人物。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他的传奇事迹。据传,他曾遭特务枪杀,但不知有意无意,幸未命中要害,被抢救回延安,又把子弹取出来了。真想不到,如今和他面对面,这位当年英勇的新闻战士,今天的大学校长,分明是一位老农!

所以,要说最使我怀念的延安作风,其实就是它的简单朴素,就是它的乡土气息,就是那些农民面孔,就是那杆旱烟袋。一切的一切,可以说就是一个“土”字。

邯郸新步

使我感到这种作风的可贵和可惜,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是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失掉了延安作风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权力腐蚀人”的规律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作用,对一个人是如此,使得一个党达到腐化的程度当然更需要时间。至于我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更晚了。

那时已是1975年,我在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劳动之后被分配到河北省工作。那里某些带“长”字的干部,官不大,架子不小,无知而有权,气焰熏人。这才使我回忆起当年延安那种人际关系的可贵之处。那时身处延安山沟,真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后来身处官气熏人的“鲍鱼之肆”,才回想到延安作风之可贵。对比太强烈了!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写了一首《五十自詠》:

两鬓已任严霜染,心中犹存火一星。

逆水长江九千里,观云巫山十二峰。

延安故土终难忘,邯郸新步学不成。

五十年间风和雨,岂堪斗室度余生!

所谓“邯郸新步”出自《庄子》“邯郸学步”的典故,说的是一个燕国人羡慕赵国首都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便去学习。结果没有把邯郸的步法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的步法忘掉了,只好爬着回到燕国去。我是反其义而用之, “邯郸新步”的“新”,指的是共产党进城后丢掉老传统,追逐 “新时髦”。

工农和高干

河北省有个北戴河,地处渤海海滨,是避暑胜地,有大面积的海水浴场。不过最好的地段已经被封为“禁区”,专供中共中央每年暑期在此开会之用。触发我强烈怀念延安作风的,正是1975年的北戴河。

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抓住“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雷厉风行,使各方面的工作,顿时有了起色。然而这年夏天,河北省委却在北戴河办起了“高干读书班”。当时我正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同事们看到省委办学习班的《通知》,纷纷嘲笑:明明是去公款避暑,却说是“为了提高觉悟,特在北戴河举办高干读书班”。此事立刻引起我对延安作风的回忆,一气之下,写了一张小字报,准备贴到省委大院去,题目叫做《盛夏三咏》:

一, 咏工人

烈日炎炎似火烧,洪炉鼎沸铁石销。

此心更比洪炉热,誓令钢铁上指标!

二, 咏农民

烈日炎炎似火烧,旱风扑野云霓消。

铁手挥汗化为雨,点滴入土润禾苗。

三, 咏高干读书班

烈日炎炎似火烧,海滨浴场乐陶陶,

高干此来非避暑,果然觉悟有提高!

然而这张小字报最后没有贴出去,因为同事们一致劝阻。我也知道,除了惹一身是非,不会有别的作用,何必生这种闲气?

其实把问题说透,延安的“土气”和掌权以后的“官气”,不单单是两种作风,而且是中共前后的两个时代。掌权前,是在野党,没有群众掩护,连生存都成问题。这个时候,群众不单是它的衣食父母,而且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上帝,怎敢有丝毫不敬?

从鱼水关系到官民关系

关于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1948年我去延安途中,曾有深刻的感受。我们是徒步从河北横跨山西,渡过黄河到达陕西的宋家川。原来一路都是住“兵站”(就是招待所),宋家川没有兵站,村干部就把我们介绍到一户老乡家借宿。主人是一位老农,待人非常亲切,时值寒冬,把炕烧得热乎乎的。他很抱歉地告诉我们:“胡儿子来时,把粮食都抢光了,今年咱们才把他们打跑了。但春耕耽误了,没种上粮食,只好种山药蛋。”谈话间,老大娘已经把晚饭端到炕桌上,一碗蒸土豆,一小碟腌苦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土豆当饭吃,也是第一次尝到苦菜的滋味。

原来国共和谈破裂以后,国民党胡宗南部30万人在1947年大举进攻陕北。中共决定,为适应解放战争新形势,临时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主持,和各中央机关全部迁往华北。毛泽东则撤出延安,但留在陕北坚持,由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即“一野”)保卫党中央,与来犯之敌周旋。那个时候,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真不愧是“鱼水关系”。就在陕北这块方圆不过几百里的地方,胡宗南的几十万精锐大军,还加上空中的飞机,不但被彭德怀忽悠得晕头转向,还被打得丢盔卸甲。有时双方的人马只隔着一道山梁,彭德怀这边对敌人了如指掌,因为整个陕北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耳目,而胡宗南那边还蒙在鼓里。就这样,双方以悬殊的兵力打了一年,结果是彭德怀把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而逃,完全收复了陕甘宁边区。其中的诀窍就是边区群众把共产党看作亲人,而痛恨胡宗南的军队,称之为 “胡儿子”。所以共产党在这里如鱼得水,而国民党却无法立足。

可是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后,情况就变了。过去是山沟里的“土八路”,现在是“坐天下”的执政党。不光掌握了“公共权力”,而且掌握了“公共财产”,如果说“权力腐蚀人”是铁的规律,那么“权力”再加上“金钱”,这种双料的腐蚀力,有几个人能抗拒呢?所以,“延安作风”并不是被人“忘了”,而是已经离开了栽培它的土壤,不可能再回来了。要想找回“延安作风”,就得根据新的条件,建立新的制度,也就使把权力关进民主制度的笼子里。

问:当下正在进行一场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整风?中央提出要以优良的党风带动社会风气,您看可行吗?

作风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制度

李洪林:反腐不是整风。整风虽然斗争也很尖锐,最后也有组织处理,但仍属于解决党内矛盾。反腐是和违法犯罪作斗争,不是解决党内作风问题。现在的反腐是先由中纪委侦办,然后再移送公安和检察机关,最后由法庭审判。这大概是“中国特色”造成的特殊情况:凡腐败分子都是当官的(有权才能以权谋私)。因此这种贪腐分子既犯国法,必违党纪,于是由党的纪委先来侦办也就说得过去了。

其实党委对党员的最高处分也就是开除党籍,无权剥夺党员的人身自由。而现行的“双规”是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了人身自由。严格的讲,不经过正式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是违宪的。所以这只是在中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之前的过渡措施。

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雷厉风行反腐,应该说很得人心。这也说明腐败的严重程度,确实到了国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条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不但还会有更多的“薄熙来”和“周永康”滋生出来,而且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中央要求用党风带动社会风气,还对纠正不良党风作了一些硬性规定,当然会有作用。但作风毕竟是第二位的,关键在制度。文革的时候,“学习最高指示”可谓空前热闹,“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还不都是白耽误时间?总之,没有客观的制衡和监督,光靠党自己来检查,也就是上级检查下级,连党风都不可能有根本好转,更不要说带动社会风气了。(未完待续)

来源:共识网作者:李洪林、花满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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