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看，中共在建政之前，对腐败问题并不是没有认识和警惕的。据说中共在从西柏坡向北京搬家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在走上吉普车之前，还带着有些惶惑的神情问身边的周恩来：“会不会像李自成那样又搬回来哟？”由此见出他当时对李自成进北京后，由于贪财恋物而失去政权的历史教训，是铭记在心的。所以，进城之后才会发出那个“要警惕糖衣炮弹进攻”的政治告诫。只是在他“龙椅”坐稳之后，便逐渐忘乎所以起来。并随着“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运动的捷报频传，开始进入了所谓“超英赶美”和“解放全人类”的政治幻觉之中，而疏于微观上的治国理政。虽然在这之后的十余年间，他也曾经发起过几次反腐运动，但结果都收效甚微。其中，即便是规模最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实际打掉的所谓“老虎”，只有刘青山、张子厚2人，其他都是一些苍蝇、蚊子。
至于后来他发起的“大革文化命”，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反腐的口号，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已经对官僚主义的腐败现象，产生了不满情绪。所以，这个运动能够被很快发动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他充分利用了社会和民心的这种力量。现据大量揭露出来的“文革”史料证明，“文革”开始之时，每当批斗“走资派”时，都要把从他们家中搜查出来的高档消费品，如当时市场上买不到的名烟、名酒、化妆品、收录机等等，如数搬到批斗现场，作为他们贪污腐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进而去激起广大民众，争相成为“造反派”的狂热情绪。最后达到了他挑起全民内斗，掩盖高层权斗的政治目的。
随后是90年代末期，朱镕基入主国务院之后，由于亲身感受到腐败对改革形成的巨大阻碍和钳制，因而矢志反腐，并公开誓言：“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故而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除成克杰外，曾先后有20名部省级高官和数十名地市级官员被他的反腐利剑铲除。因此，对腐败的猖獗起到了一定的威慑和遏制作用。
由此而把习近平至今的反腐，与中共的历次反腐相比较，无疑是其中声势最大，成果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引起社会反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一次。因为实际上，他反腐的成果越大，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大。或者说，是中共今日官场的腐败，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小贪小污，生活作风腐化的问题，也不是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官倒”、“吃回扣”，贪污几十万，几百万的问题，而是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问题。甚至比王宝森贪腐数额多数千万，数忆，数十亿的问题。对此，社会上曾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二十年前的政府官员，十个中隔个枪毙一个，可能有冤枉的：二十年后的政府官员，十个中枪毙九个，不会有冤枉的。”由此见出今日官场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和局部问题，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了。
而对腐败问题，记得9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制定的改革路线中，经济体制改革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而在他们当时的治国理念中，是唯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建立起司法独立，舆论监督到位的国家管理机制，才能遏制和惩治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权力腐败问题。否则的话，政府官员没有边界限制的权力与没有止境的贪婪，一旦结成利益同盟，便会对国家、民族形成形成“颠覆性”的破坏力量。
可如今，习近平通过近二年来的反腐，非但没有使他认识和觉悟到腐败产生的体制性原因和根源，反而使他增强了对这个体制的自恋情结，即他所谓的政治定力。换句话说，就是他所取得的反腐成果，非但没有成为他“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资产，反而成了他维护这个腐败性体制的依据和根基。以此从反面见出，他在接过邓小平经济向市场化改革的衣钵时，却俨然把邓小平政治向民主化改革的政治遗产彻底否定了。而使他逐渐露出了反腐——集权，集权——反腐，然后不断向毛泽东的红色专制极权帝国回归的轨迹。
因而，他通过反腐所得出如下荒谬的政治结论，就不足为奇了：反腐抓出的贪官越多，成果越大，越证明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越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越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越正确。而中共之所以敢于反腐败，就在于对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致他在各种讲话中，无处不坚持固守着这样的观点和认识：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的，关键在于敢不敢反腐败。因此，只要敢于反腐败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所以，只要他敢于将反腐进行下去，腐败就会销声匿迹了。
在此，我们不难见出他赖以反腐的观点和认识，存在着一个理论上不能证伪与圆说的悖论。这即是：敢于反腐败的制度，就是好制度。或者说，是反腐抓出的贪官越多，越证明这个制度是好的。那么，是否敢于反腐制度就是好制度呢？或者说，是否敢于反腐就能够挽腐败性制度于既倒呢？看来要弄清这个问题，只有“请历史老人走进中南海”，为他当一回“国师”，上一堂历史课了。
众所周知，明朝皇帝朱元璋和崇祯，是被史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敢于反腐败的皇帝。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在开国建朝之初，由于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改革，而是因袭秦朝旧制。同时，由于多数造反起义的农民没有文化，政府官员只有沿用前朝人马。因而使得整个官场，很快就贪腐问题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横行于世，百姓苦不堪言，难于聊生。于是，迫使龙椅刚坐稳的朱元璋，只能起而强势反腐。
而他的反腐出手之烈，可谓空前绝后。不仅一举打掉了当朝宰相胡惟庸及其一帮大老虎，株杀九族2万余人，还相继对17万人之多的地县级以上官员，施以凌迟、剥皮、活埋、抽肠、阉割、剁手、挑筋等严刑酷法。甚至连他的驸马欧阳伦，只因用公车私运茶叶，也被他果断处死。由而使得当时的官场是人人自危，惊呼“官不聊生”。据说当时许多官员上朝之前，都会对家人软语绵绵：“夜未归，即安排后事。”
此外，朱元璋为了补救制度这个“妈妈”的坏处，还亲自制定、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大明律》等236条法律条文，其中惩治贪官污吏的条文竟达150条之多，企图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产生。而更有甚者，是大搞心理恐惧战术：“剥皮实草”。即凡受贿数额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吏，都被设在地方衙门的“皮场庙”当众剥皮，皮剥下后填上稻草，再摆在衙门的公座上。以此对官员形成警钟长鸣，屠刀当头的威慑作用。
但不幸的是，他施行的这些严刑酷法，并没有达到他彻底根除腐败的治国动机。而在他未退位之前，腐败又像野草一般，“春风吹又生”了。于是，使他后面的历代皇帝，依然处在不反腐则国无宁日的帝位恐惧症之中，惶惶难于终日。而到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登基时，整个官场已经是腐败无处不在，一片黑暗。整个国家已是岌岌可危，处在行将崩溃的边缘了。于是，又迫使如今还处于中学生时代的这个年轻皇帝，不得不面对先父留下的那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咬牙承担起先祖未竟之业，进行强势反腐。
而崇祯在所有的中国专制皇帝中，其实是一个使命感极强，又极为勤勉敬业，励精图治，生活作风极为勤俭自律、清心寡欲的贤明皇帝。他在位14年间的反腐运动，无论是规模和强度，还是形式和手段，与他的太祖朱元璋相比，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如他一上位，便果断铲除权倾朝野，党羽四方的国级重臣魏忠贤，及其把持朝政和军政大权的副国级“五虎”大臣；随后相继被铲除的省部级大臣，竟多达258人之多。至于被铲除和革职的地县级官员，据史载不少于20余万人。而这些震撼官场的举措，无不显示出了他的胆识魄力过人之处。
最令人感叹的是，为了实现他惩治腐败，整顿吏治，重振朝纲，再现明皇辉煌景象的治国理想，他每天坐殿16小时以上，废寝忘食地批奏折，亲自处理政事。而为救治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穷尽了他所有的聪明和智慧，使尽了所有能够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及至最后，当他发现监察御史部门尽皆贪腐失察，国家机器进入死循环之后，还不惜采取非法手段，使用特务机关锦衣卫（东厂、西厂）进行反腐。但可惜他所有的这些努力，也依然未能挽救这个从根子上已经腐烂透了的专制王朝于不倒，最终只能给自己留下一个煤山自缢的悲剧结局。
由此见出敢于反腐败，并不是救治体制性腐败制度的灵丹妙药。因为这个制度在它的顶层设计中，把皇权高置于所有权力之上，把整个天下作为自己的家产，把所有百姓作为自己的家奴。其中皇权无边界，不受任何限制，皇帝的家财任何人不能觊觎。所有天下人都是被关在权力笼子里的羊，只有皇帝是站在笼子之上的牧羊人。而在这个笼子之内，所有文武百官都是皇帝的奴仆和皇家的外人。即便贵为将相，也是不能与皇亲国戚同富贵的。故而致使所有官员在拥有权力之后，只有走贪污腐败，窃“国财”为“家财”，才能让自己成为“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在这个专制制度里，政府官员是无官不贪，在官难免，无法避免。
同时，由于这个专制制度除了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之外，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也是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尤其是在那个不准结社，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流通传媒的封闭社会里，无论是谁掌握了一定权力，都会为所欲为，拼命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在这个专制制度下官员贪腐成性的一个真实写照。
而倘若细究明朝这个最敢于反腐败的王朝，最终还是覆灭于腐败的原因，实际并不复杂。这即是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揭示的真理。而明朝皇帝除了爱做木匠的天启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手持绝对权力的专制统治者。倘若要他们的王朝不腐败，岂不就是人类奇迹了。或者说，如果崇祯反腐成功的话，那我们现在岂不还要生活在他的皇恩浩荡之下了么？
由此进一步证明：在专制集权制度里，专制与贪腐是互为因果的的依存关系。它的产生是制度性的，其存在也是制度性的。所以，无论再严酷和恐怖的反腐败，都只能伤及它的皮毛，而无法打击到它的筋骨本身。而任何不改革这个制度结构本身的反腐败，都只能以惨败结局告终。其中，尤其是崇祯反腐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悲剧，更是一个敢于反腐败并不能证明制度优越的生动注脚。
而与此相反的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不反腐，也不需要反腐的制度。其原因是这个政体自17世纪在英国创建，再由美国不断改进和完善，随后相继被欧美国家选用以来，至今已经经过了300多年的历史检验，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这中间，即便它存在的合理性和优胜之处有千条万条，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其实只有那么一条：把权力关进笼子。这即是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布什那个著名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
当然，由此并不等于说“把权力关进笼子”之后，这种政体就一劳永逸，不会产生腐败问题了。而只是由于这种政体的权力结构，不是政府官员逐级向顶层负责的金字塔结构，而是政府官员依次向选民负责的反金字塔结构。选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监督、问责与被监督、问责的关系。再加上它的司法体系独立，舆论监督健全，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能够促使权力始终处在阳光之下运行。
因此，这些权力逆向结构因素的存在，对政府官员的行政作为，始终保持着制约和限制作用。所以，在这种权力法治化状态下的政体，即便它没有“监察部”一类的反腐机制设置，政府官员就是有贪腐之心，也机会不大，成功者少。如果有谁贪腐得逞了，也会很快被暴露出来的。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专制政体那样的腐败症候群了。同时，任何人也不会因为反腐败而付出家破人亡，甚至坐牢杀头的痛苦代价。而国家也无须把巨大的资财和人力，耗费在永无休止的反腐和维稳之上。自然，也就更不需要谁充当“好男儿”，去为救治腐败性体制性而担执政风险了。
总的来说，对于习近平所取得的反腐成就，现在人们已经普遍看出其中权斗与集权的真面目了。而再放眼往下看，如果他继续坚持以“三个自信”，作为反腐的理论支撑，并坚持固守“制度是好的，只有贪官是坏的”这一理念的话，那么他的反腐，无论气势有多么轰轰烈烈，成果有多么辉煌显赫，其最终结果都只能是抱薪救火，在这个腐败性体制的躯体上火上添油，使火越焼越旺，直到它走向“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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