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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识字时,街头巷尾就贴满了大字报。站在大字报墙前的人非常安静,他们的目光被白纸黑字牢牢抓着。文字让大人们不说话了,这是我对文字最早的敬畏。

童年时,另一个人多的地方,是公共厕所边的牌局。看公厕的老刘住在那儿,总有人找他打扑克,当然主要是围观的人。他们看牌时,会评评时政说说人事,或互相攻击、揭短、打趣。我每天借口上厕所,都在那儿看一会,懂得了一些成人世界的秘密。理发室,更是一个人多的地方,有暖暖的肥皂沫的味道,气氛慵懒、私密,我听到的多是家长里短、内幕真相。在那儿大人说的话,对孩子来说,总显得有点耸人听闻。那是个高贵的地方,进去第一件事就要改口,把“剃头”说成“理发”,师傅才会露出笑脸。不剃头,这个地方是不许孩子进的。

如今在参加与诗歌有关的一些活动时,我的脑海中会不断出现以上三个场景。我在想自己究竟喜欢出入哪个地方?我承认自己是在当代文学精神的恐吓中慢慢长大的,在内心,我其实从未赞同过这种恐吓。诗歌现场后来似乎发生分野,有了官方、民间、知识分子的说法,对我来说,它们传达的依旧是同一种精神。

我从不怀疑自己的童年,那时候的孩子究竟是怎样长大的?这让我寻思不已。其实,我们这一代长大的孩子,至今从未走出过童年,我们只是换了个说法,把“大字报墙”、“公厕牌局”、“理发室”,换成了官方、民间、知识分子这些冠冕堂皇的称谓。以为这样,我们就长大成人了。这些年,我渐渐明白,这三个场所成了我们时代精神贫乏的见证,是一种屈辱的印记。从这三个场所传来的只言片语,只是告知我,时间逼近了,若我离开得再晚点,爸爸的巴掌就会打向我的屁股。它们好像主宰了我的童年话语,使我对世俗生活失去了惊奇。

有个犹太人说过,“世上有可以用文字交流的真相,也有只能用沉默交流的真相。甚至还有无法表达的、甚至是沉默也无法传递的真相。”有时候我宁愿成为生活在洞穴中的人,与人保持沉默。然而,我们必须交流,这就是现实。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用“悲剧”,还是用“喜剧”来处理这种表达方式?今天的文学精神已不再关心这类古老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纳粹的集中营,在这种地方,你只有两种选择,或成为听话者,或成为受害人。听话者,是集中营中的大多数,他们随机应变的活命主义,总能让他们化险为夷。活命好像也体现出一种尊严,虽然这时他只剩下一个活动的躯壳。他为能生活下来所使用的谎言或骗术,在这种情境下显出了悲剧意味。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他处理成一个悲剧人物,一切又会变得非常可笑,因为这是对悲剧精神的一种拙劣模仿。当我们让他成为一个喜剧角色时,悲剧的效果反而会凸显。所以,《芙蓉镇》中姜文拿着扫帚跳舞,反而成了这部电影中最有悲剧意味的一幕。

公然站出来反抗的受害人,在集中营众多被奴役的人群的眼中,却变成了小丑,因为他们主动抛弃了生的尊严。在这个有着巨大悲剧氛围的集中营中,是不存在悲剧的。生于其中的人,早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哲学,他们体会不到反抗者的悲剧性,他们把反抗看作自杀,看作是对生命尊严的废黜。听话者早已把“沉默”视作一种肯定的事实,视为一切话语的背景。在这种处境下,即使是对爱情的赞颂,看起来也像在说一种“隔壁”的生活。这是对当代文学精神最准确的概括。因为我们的诗歌现场总是发生在“隔壁”,它甚至演变为我们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

我常想象,一个诗人在屋子里写诗,他周围的墙上应该到处都是字迹,而诗人面孔正是从这满墙的字迹中慢慢变得清晰的。他走来了,成了逮捕自己的警察。他把自己从罪犯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他的解放不是回到洞穴,更不是回到一种未开化的状态。一个真正的诗人所要表达的,正像凯尔泰斯指证过的,“我们的时代是真理的时代,这点是毋庸置疑。人们完全出于习惯而说谎,而且每个人都能一眼识破阴谋;如果宣称:爱——每个人都会知道谋杀的时间到了;假若提起法律——那是属于偷盗和抢劫者的。”

惟一将诗人们联系起来的,就是母语了,然而母语在今天也变得如此陌生。我们的语言,只适合凶手使用,他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含糊其辞。诗歌对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方块字来说,几乎成了一种重新获得物质和思想、生理和心理的现实。一个好诗人的作品中,我们总能闻到这种气息。意义来自选择,来自从不相关的事物中发现的隐藏的关系以及堪称戏剧性张力的气势。我们的诗人已经有了把这个世界记录在自己的身体中的愿望,但我们需要寻找的是让自己变得清澈的源头。诗,如孔子说的,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过去的屈从关系中,我们自己并不是无辜的,我们首先必须反驳与清算的应该是自己,是自己对诗歌的爱。

加缪确实说了“幸福是一种义务”,但他同时强调,“但只有在我们辨清了我们自己、辨清了我们的同类,乃至辨清了上帝的情况下,这个真理才能完全站住脚。”虽然诗歌成了构成我们生命幸福的一部分,然而它在今天的存在状态依然是可疑的。诗人的定义已成为:我是在诗歌这座牢狱中降生的人!似乎来临的一切纯属天然,这成了我们全神贯注于诗歌的理由。

如果一个诗人的眼中只有诗歌与诗坛,我们可以说这个诗人出了问题;但一个时代的诗人心中如果只有诗歌与诗坛时,那一定是我们的时代出了问题。诗人,就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人,再也不会去思考自己与牢狱的关系。事情也许不是这样!越狱从来都是真正的艺术家始终思考的问题:正因为我们被判了无期徒刑,越狱将成为我们第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没有抬起头时,已经历了很多不幸,栖在枝头的那些乌鸦只是加深了这种孤绝、荒凉的气氛。当我们抬头看见一只乌鸦突然飞起来时,我们才明白,原来世上最凄凉的竟是我们自己的作品。诗歌正在成为一座牢狱!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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