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4月28日,笑蜀、夏楠、杨子立等八位曾在传知行任职研究员的学者集体致信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呼吁不要起诉郭玉闪和何正军。

他们介绍,传知行是一个以独立智库为定位的研究平台,从事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调研,撰写研究报告,并印刷和发布包括这些报告在内的研究资料,这些从来都是光明正大进行的。

他们认为,在当下社会,印刷资料,向同行、师友乃至公众免费赠送,以作交流之用,无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还是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参与,不能简单地视为违法。或诗文唱和,或申一家之言,刊印以赠同道,自古便是读书人的正当交往方式,即使在文字狱盛行的“康雍乾”三朝,也未予禁止。

此外,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中,特意列举了传知行的合作方,并且使用“……境内外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及美国使馆提供的资金……”这样含糊的措辞,似要制造传知行是“境外势力代言人”的印象。

目前,传知行这次包括律师在内先后有5人(另外还有已取保的第二任所长黄凯平和前成员陈坤)身陷牢狱之灾。根据知情人士介绍,此前传知行多人被抓捕的起因是疑似涉嫌声援香港占中,除了“传知行”外,还导致立人大学多人被抓。

2014年10月1日,传知行前成员、立大青年活动中心总干事陈坤的女朋友凌某在北大张贴支持香港“占中”的小黄伞图标而被刑事拘留,此后陈坤于10月6日被国保带走。

据说,凌某在复印店打印小黄伞图标时开过一张发票,发票抬头写的却是传知行,北京警方以郭玉闪及传知行研究所与此事有关,于10月9日凌晨2点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刑拘了郭玉闪,并同时抄走了传知行办公室的所有台试机、笔记本电脑、光盘、移动硬盘、U盘、摄像机、照相机、录像带、录音带等各种带储存功能的电子设备。

10月10日中午,传知行现任负责人黄凯平被警察从办公室带走。

传知行人士称,凌某虽然不知何故开了抬头为传知行的发票,但她的个人行为与传知行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郭玉闪还是传知行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香港的“占中”,也没有支持“占中”的实际行动。

但针对传知行的行动并未就此中止。

10月底,“传知行”行政主管何正军接到北京市国税局通知去领取以查税之名被扣押了近1年的传知行的财务账本,何正军刚到税务部门办公室,七八名警察突然也出现在税务局的办公室里,直接收走了这些账本。

接下来,郭玉闪辩护律师夏霖于11月8日被警察带走,其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刑拘。11月9日,国保又一次查抄了传知行办公室,抄走了公章、合同以及传知行印刷的研究报告。11月26日,何正军被国保以约谈之名带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罪名为涉嫌“非法经营”,警察同时也查抄了他的住所。

同一天,与立人图书馆关系密切的薜野与柳建树也被北京巿海淀公安分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羁押在北京巿第一看守所。接下来,传知行的研究员纷纷被频繁传唤。

郭玉闪被刑拘之后的80多天里,律师一直无法会见,直到2015年1月6日,郭玉闪妻子潘海霞接到逮捕通知书才得知郭已于3天前被北京市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涉嫌罪名变成了“非法经营罪”。

何正军被刑拘之后,会见律师的权利也一直被剥夺,律师袭祥栋经过多次抗争之后,才终于在2015年1月7日见到何正军。

会见中,何对办案单位调查了解“传知行”的情况未做任何避讳,并表示“传知行”的运行以及研究的课题都是正当、光明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同时何坚持认为自己以及同事没有实施任何经营活动,更谈不上“非法经营”犯罪。

黄凯平自被警察带走之后就一直处于“被失踪”的状态,警方一直没有给黄凯平家属出示过法律文书,甚至也没有口头通知。

虽然黄凯平的律师张磊与家属跑遍了北京各看守所,也没有获知黄凯平被羁押在何处,家属向警方询问、向督察办投诉、向检察院控告也没有结果。

检察院最终没有批准逮捕黄凯平,2015年1月28日,警方让黄凯平办理取保回到了家中,取保时的罪名为“非法经营罪”。

来源:法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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