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 著《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简评两则
正如科斯提卡·布拉达坦在《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注意到的，死亡的神秘陌生性并没有阻止哲学家去研究死亡，更罕见的是，也没有阻止哲学家将死亡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其一
达门·扬 著 吴万伟 译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写到老年人“蹲伏在灭亡的山峰下，”而地面却在不断升高。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巨蟒(Monty Python)指着鲑鱼慕斯肉酱给我们介绍死亡先生。虽然死亡有其整体式终极性，但它仍然包含很多东西：如杀手的威胁、喜剧演员的妙语、和寡妇的沉默。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描述的个人难以避免的可能性—死亡却变成可塑造的东西，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
不过，这个“存在”是有限的。死亡无论能代表什么，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仍然是难以理解的东西。其要点不在于死亡不真实，而是要弄清死亡的含义是一种渐近线：我们一直在接近却永远也无法真正到达。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的说法很简单：“我们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有出现;死亡到来时，我们就不存在了。”
正如科斯提卡·布拉达坦在《为理念而死：哲学家的危险人生》中注意到的，死亡的神秘陌生性并没有阻止哲学家去研究死亡，更罕见的是，也没有阻止哲学家将死亡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中。
这个说法不是偶然性的：死亡成为充分的哲学议题不仅仅是作为反思的对象而是因为它在身体和尸体中被客体化。布拉达坦的核心观点是在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学者的帮助下精心提出的，即哲学能够作为存在技能：不仅仅是概念分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和传记的某些关键节点上，哲学家的承诺不再能够通过写作来实现，而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工程。
作者布拉达坦利用包括苏格拉底、希帕提娅、乔尔丹诺·布鲁诺、西蒙娜·薇依等在内的例子论证说，肉体的毁灭可能是值得欢迎的好事，在某种情况下如“殉道者哲学家”甚至是受到鼓励的。这种情况往往涉及到死亡不仅仅被视为存在的终结，而是一种生存过程：人们通过抛弃(粉碎)肉体皮囊而成为完全优秀的、正义的、完美的人。
柏拉图在《斐多篇》的对话中最优雅地表达出了这种观点，但其实这种观点有悠久的历史。让布拉达坦的阐释特别引人入胜的是他对死亡表演和死亡接受的关注。比如16世纪天主教政客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变成哲学家殉道者的故事。若仅仅反对国王亨利八世是不够的，那样只能得到寿终正寝后果。他必须自愿地公开地死在行刑者的手中：就他来说就是被砍头，虽然最初曾被威胁要被吊死、内脏被挖出来和生殖器被阉割。布拉达坦认为莫尔必须把自己转变为合适的受害者。
莫尔在反对王室指令的时候仍然承认国王的权威;他鞭笞自己、严格节食和穿苦修者的刚毛衬衫、撰写对话来说服自己接受神圣的使命，所有这些仪式都帮助托马斯·莫尔完成了成圣过程，从平庸的政客变成了反抗权威而牺牲的象征。布拉达坦也显示，如果没有讲故事者将死亡变成戏剧收场，没有积极回应的观众，这些死亡结局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后果。苏格拉底有柏拉图和色诺芬，莫尔有自己的女婿来讲述其故事：这些讲故事者将死亡处决变成了凸显死者高尚道德品质的新故事中的最后场景。布拉达坦写到，讲故事者必须“慷慨到足以杀死哲学家这个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血肉之躯的地步，然后将其重新组合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英雄)。”观众的接受也非常关键。自焚的僧人那不寒而栗却又令人痴迷的自杀会让那些已经深受内疚情绪困扰的观众在良心上更加不安。
这些死亡揭露了殉道行为的偶然性：这种死亡表演很容易被人遗忘或者被时间淹没，或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台表演。即便成为神话人物，他们仍然不能取得很大成果。这些哲学家更多是作为被勒死的受害者的戏剧性高潮而非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革命。事实上，每个哲学家的生命周围都围绕着徒劳无益的氛围。
布拉达坦写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安排都只是要让你成为笑柄，接下来你能做些什么呢?”《为理念而死》的最后段落的情绪与其说是忧郁沮丧倒不如说是悲喜交加—临死关头以放声大笑作为在一场不请自来的喜剧表演中保留些许尊严的方法。
布拉达坦有时候陷入学术界设置路标或术语的泥潭：“这里的重点是在形而上学越来越缺失的本体论安排中实现完全自我塑造的可能性。”但总体上看，他的文笔还算灵活巧妙。本书自始自终都是直接了当的文风，从论证过程到俏皮话和叙述都恰到好处。
本书的设计非常巧妙，每个章节都建立在前一章节的基础上。在主要篇幅之间夹杂着布拉达坦的巧妙幕间剧。比如，他在解释了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的概念后接着讨论了德国哲学家充满魅力的、咒语似的、有时候矫揉造作的语言的有趣讨论。布拉达坦写到“你永远搞不懂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真的想在此表明某种深刻的思想还是陷入了一种游戏而不能自拔呢?”这些论述偏离了主要的论证，但这种保持距离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视角，而不是迷失了自己的立场。
《为理念而死》是对死亡问题的流畅讨论和对哲学目标的无情描述，在哲学这个词的双重意义上都是如此。
译自：Costica Bradatan: Live by the words, die by the sword by Damon Young
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arts/books/costica-bradatan-live-by-the-words-die-by-the-sword/story-e6frg8nf-1227353615885
其二
阿米·怀特沃斯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评述了作者对哲学家的终极牺牲所做的内容丰富的考察。
作者科斯提卡·布拉达坦(Costica Bradatan)在书中对哲学家遭遇死亡的方式做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叙述”。他认为哲学家为理念而死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姿态，是依靠将哲学家投射到集体记忆中永垂不朽而战胜死亡。真正重要的不是哲学家说了什么而是他做了什么。
正是这种行为表演成为本书讨论的话题。本书的结构就像一部戏剧脚本，死亡本身成为它的主角，幕间剧则随着故事的展开而提供评论，一直到最后的生命临终表演。但是，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写作技巧，因为布拉达坦的真正课题是要阐明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表演。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如果哲学是学习如何死得更好，那么哲学家使用的工具——思想、文字和写作等都不过是彩排的组成部分。哲学出现在行动中，它已经超越构建哲学的工具——语言，哲学家的身体成为最终的试验场。布拉达坦考察了哲学家如何看待死亡，死亡如何看待哲学家，以及殉道者哲学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死亡不一定是“对生命的否定”，实际上，生命需要死亡。人类的条件是不确定的和稍纵即逝的。在死亡背景下，哲学变成了自我实现的过程。谁也不能逃避死亡，布拉达坦为所有哲学家、学者和普通大众提供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书，这正是尊重死亡的普遍性的证据。在这本充满智慧、叙述巧妙的书中，作者广泛涉猎了从古代世界到当今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刻画了捍卫自己的理念并为之牺牲的殉道者的故事。
作者认为，死亡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抽象性或概念性的非物质层次，换句话说，是哲学家对死亡的思考。蒙田试图驯服死亡，要把死亡转变成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海德格尔将死亡焦虑置于特权地位，我们正是以此为手段度过大部分人生时光的。
但是，死亡从来不仅仅处于概念层次;死亡不可避免地要求体验，因而遭遇第二层的死亡就把我们带入濒临死亡行为的讨论，涉及濒临死亡的肉体概念和肉体哲学。为理念而死的哲学家必须表演临终死亡行为。就拿女哲学家希帕提娅来说，她是被拜占庭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基督教暴徒杀害的，她的躯体被肢解然后抛撒在全市各地;再如乔尔丹诺·布鲁诺，他是1600年在罗马被活活烧死的;还有现代哲学家让·帕托什卡，他是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时期经过几个月严酷的警方审讯之后突发脑溢血死掉的。这些死亡之所以被人牢记不忘就是因为发生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之上。为理念而死就是一种表演，必须有观众现场观看。
该书的最后是一篇后记—笑着去死，这是对哲学本质的解构和嘲讽。哲学起源于问题，而问题则拆解和破坏现实。在此基础上的重构不可避免地揭示哲学家的行为的不可捉摸性。为理念而死的表演本身也受到质疑：或许哲学家之死不过是一场滑稽的闹剧，其最重要的行为不是死亡行为本身而是他的嘲讽。正如亚里斯多德注意到的，嘲笑是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是你能在一场不请自来的喜剧表演中保留些许尊严的行为。布拉达坦对哲学家为理念而死的行为所做的丰富考察让人看到活着的风险。
译自：Book Review on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by By Amy Whitworth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books/dying-for-ideas-the-dangerous-lives-of-the-philosophers-by-costica-bradatan/2019728.article
本文评论的书：
Dying for Ideas: The Dangerous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By Costica Bradatan
Bloomsbury, 256pp, $39.99 (HB)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