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什么人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在什么样制度下的人民?现实足够惨重,然而她却没有逃避,“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

 

Jin Ronggui对于阿赫马托娃的诗歌产生兴趣,还要归之于大学汉语课堂的王家新教授,那个时候从他口中,流出一串诗人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策兰、茨维塔耶娃以及阿赫马托娃……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她在民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同时却曾是前苏联政府口中的“荡妇兼修女”。前苏联作家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写作三卷本的《阿赫马托娃札记》,中译本分别以《诗的隐居》《诗的蒙难》《诗的朝圣》为名,这里想要说的,是那“诗的蒙难”。

生于“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的俄罗斯,她的经历可称传奇。年轻时代出版三部诗集《黄昏》、《念珠》、《白色的群鸟》,跻身于俄罗斯一流诗人行列;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前苏联当局认定为“在意识形态上既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危害性的”作家,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30年代儿子在大清洗中两次被捕,诗人写出最重要的作品《安魂曲》;直到1987年,她的《安魂曲》才得以全文发表,此时她已离开这个世界近二十年。

在《诗的蒙难》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记下那历史中的重要一页——08月14日决议。1946年8月14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罪名之一“为阿赫马托娃的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场所”,她的诗滞留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的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我们这么多的不幸,如此动荡的局势,她却仍坐在自己的泥潭中,冥思苦想着爱情和自己的发辫”,对于一个诗人的评价,最后竟然需要以组织做出结论来宣告结束,书中不误挖苦地写到:决议的起草者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他们不会用文字、哲学,不会用道德、社会的方式,甚至不会用政治的方式去思考。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搞行政的、习惯于行政思考方式的官僚。既然可以把有偷窃嫌疑的商店经理开除,为什么不能把反苏维埃的作家开除出文学团体呢?于是她沉默了,这不是第一次,1921年她的前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她也曾在文坛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而儿子的两次被捕、自己遭遇的磨难,使得诗人的她难以永远沉默下去。在《安魂曲》的代序里她写到: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国家?在什么人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在什么样制度下的人民?现实足够惨重,然而她却没有逃避,“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终于,她用自己的血泪奏出《安魂曲》的最强音:“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眼睑下流露出畏怯的目光/苦难怎样将粗砺的楔形文字/一页页刻上面颊/一绺绺乌黑乌黑的卷发/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唇枯萎/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凛冽寒冬/还是七月热浪/我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下”。

如今,历史最终给诗人正名,让诗的蒙难具有意义。而在此之前,诗人已经写到,“假使这个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想起要为我建筑一座纪念碑/我将答应这一盛典/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能建立在我出生的海滨/我与大海已断绝了最后联系/不能建立在皇家花园朝夕思慕的树墩旁在那儿,极度伤心的影子在寻找我/而要建立在这里/我整整站立了三百个小时/他们怎么都不肯为我打开门栓”。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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