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什么人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在什么样制度下的人民?现实足够惨重，然而她却没有逃避，“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
对于阿赫马托娃的诗歌产生兴趣，还要归之于大学汉语课堂的王家新教授，那个时候从他口中，流出一串诗人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策兰、茨维塔耶娃以及阿赫马托娃……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她在民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同时却曾是前苏联政府口中的“荡妇兼修女”。前苏联作家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写作三卷本的《阿赫马托娃札记》，中译本分别以《诗的隐居》《诗的蒙难》《诗的朝圣》为名，这里想要说的，是那“诗的蒙难”。
生于“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的俄罗斯，她的经历可称传奇。年轻时代出版三部诗集《黄昏》、《念珠》、《白色的群鸟》，跻身于俄罗斯一流诗人行列;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前苏联当局认定为“在意识形态上既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危害性的”作家，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30年代儿子在大清洗中两次被捕，诗人写出最重要的作品《安魂曲》;直到1987年，她的《安魂曲》才得以全文发表，此时她已离开这个世界近二十年。
在《诗的蒙难》中，作者浓墨重彩地记下那历史中的重要一页——08月14日决议。1946年8月14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决议：撤销《列宁格勒》杂志并改组《星》杂志编辑部，罪名之一“为阿赫马托娃的空泛无物、不问政治的诗作提供场所”，她的诗滞留在资产阶级——贵族唯美派和颓废派的立场上——“为了艺术的艺术”，不愿与人民走在一起，只写自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爱情苦痛。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我们这么多的不幸，如此动荡的局势，她却仍坐在自己的泥潭中，冥思苦想着爱情和自己的发辫”，对于一个诗人的评价，最后竟然需要以组织做出结论来宣告结束，书中不误挖苦地写到：决议的起草者们对艺术一窍不通，他们不会用文字、哲学，不会用道德、社会的方式，甚至不会用政治的方式去思考。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搞行政的、习惯于行政思考方式的官僚。既然可以把有偷窃嫌疑的商店经理开除，为什么不能把反苏维埃的作家开除出文学团体呢?于是她沉默了，这不是第一次，1921年她的前夫、诗人古米廖夫被处决，她也曾在文坛沉寂了一段时间。
然而儿子的两次被捕、自己遭遇的磨难，使得诗人的她难以永远沉默下去。在《安魂曲》的代序里她写到：在那令人担惊受怕的叶若夫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国家?在什么人统治下的国家?人民?在什么样制度下的人民?现实足够惨重，然而她却没有逃避，“不，不是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是在陌生的翅膀下，彼时彼地，我和人民在一起，和遭遇不幸的人民在一起”。终于，她用自己的血泪奏出《安魂曲》的最强音：“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眼睑下流露出畏怯的目光/苦难怎样将粗砺的楔形文字/一页页刻上面颊/一绺绺乌黑乌黑的卷发/霎时间怎样变成一片银白/微笑怎样从谦和的嘴唇枯萎/恐惧在干涩的轻笑里颤栗/……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凛冽寒冬/还是七月热浪/我扑倒在失明的红墙下”。
如今，历史最终给诗人正名，让诗的蒙难具有意义。而在此之前，诗人已经写到，“假使这个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想起要为我建筑一座纪念碑/我将答应这一盛典/但只有一个条件/不能建立在我出生的海滨/我与大海已断绝了最后联系/不能建立在皇家花园朝夕思慕的树墩旁在那儿，极度伤心的影子在寻找我/而要建立在这里/我整整站立了三百个小时/他们怎么都不肯为我打开门栓”。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