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汉学家周锡金，在他写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给出了“在许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的学术判断。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就这一判断进行充分论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马勇，也许没有读过周锡金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在新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别开生面地叙述描绘的，恰恰是辛亥革命期间“很不革命”的另一面。
满清王朝的尊严与潇洒
“一个王朝的尊严与潇洒”，是《1911年中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章节的小标题。按照马勇的说法，“开创一个王朝不容易，结束一个王朝也很难”。
1912年2月1日，隆裕皇太后主持召集近支王公及国务大臣御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颁布召开国民会议、君主不得干预国政的谕旨。2月3日，皇太后对两天前的决定再作让步，责成袁世凯与民军全权商酌议和条件，奏明请旨。袁世凯当天与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取得联系，按照先前的谈判结果，提出一个综合性的清帝退位条件：甲，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乙，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丙，关于满蒙回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
伍廷芳收到来电后，于4日下午与唐绍仪、汪精卫一道前往南京通报情况。当天晚上，孙中山召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在总统府展开讨论。5日上午，南京临时参议院开议优待清室各条件，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删去“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等项条款。
2月6日，伍廷芳将这个修正案电告袁世凯。袁世凯立即委派梁士诒进宫觐见隆裕皇太后。皇太后依然坚持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三项条件，并且拒绝采用“逊位”二字。
2月9日，伍廷芳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电达袁世凯。张謇在密电中劝告袁世凯说，南方最后修正案中之所以同意优待条款，主要是因为条款中采用“辞位”替代了“逊位”。这两个字的代价不可估量，这是南方革命党人同意妥协的前提和根本。
2月10日，袁世凯召集内阁各部大臣及近支王公会议，坦诚表明自己的妥协立场，以为在能让则让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对朝廷对国家都有益处。
2月12日，也就是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皇太后连发三道诏书：一为清帝退位诏；二为公布优待条例诏；三为劝谕臣民诏。至此，维持了268年的满清王朝正式终结，辛亥革命取得初步胜利。
作为总结，马勇写道：“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不能不说是当时各大政治势力以大局为重，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清廷、清政府、革命党、立宪党人和袁世凯以及他的那些北洋将领，各方政治势力不论拥有怎样的力量，他们都没有在这场大危机关头执意诉诸武力，而是坚持谈判，各自让步，从民族大义、国家前途着眼，退一步海阔天空。……后世中国人应该将这些和平的权力转移的历史过程铭记心头，以温情和敬意去看待一个王朝一个帝国的消失。”
在刊登于2011年3月16日《中华读书报》的访谈录《应重新建构我们的问题意识》中，马勇进一步表示说：“最近两年出版的小本子很多，因为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每出来一本都会去买，感觉很多作品很草率，这大概和出版界热衷于炒作的风气有关。这些书只是讲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算不上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流。……我们应该转化一种视角，从现代化的视角、人民本位的立场去回看这一段历史，这样，我们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但是，历史毕竟是一门引经据典、实事求是的苦学问。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的温情和敬意，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意识，必须落实到由“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构成的事实链条。不在史料的发掘与考证方面付出一些笨功夫，是很容易犯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低级错误的。正是由于在构成事实链条的“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方面存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严重硬伤，马勇在开创辛亥革命研究新局面的同时，也表现出通俗有余而专业不足的整体偏差；以至于把多元共和、暗潮涌动的辛亥革命，高调美化成为一团和气的廉价喜剧。
辛亥革命的选择性共和
据该书第八章介绍，“武昌起义爆发时，李燮和正在老家湖南安化，稍后他接受湖北军政府委派，以‘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义，率领三十多名敢死队队员奔赴上海，希望以声东击西战术在东部、长江中下游发动，以减轻武昌方面的压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李燮和与光复会对于上海而言，毕竟是一种外来力量，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在这段文字中，至少存在两处严重硬伤。
其一，李燮和是在武昌首义还没有爆发的10月6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中秋节——离开武昌前往上海的。他与几天后才宣告成立的鄂军都督府及都督黎元洪之间，并不存在委派与被委派的关系。所谓“长江下游招讨使”，一方面是出于李燮和本人兵不厌诈的虚张声势；另一方面是出于100年来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
其二，1904年11月，光复会由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龚宝铨等人成立于上海新闸路仁和里。陈其美以同盟会员的身份在上海开展活动，是1908年春天的事情。同盟会方面的浙江湖州人陈其美，与光复会方面的浙江绍兴人陶成章和湖南安化（今涟源市）人李燮和一样，相对于李平书、李英石等上海土著来说都是“外来力量”。李燮和与陈其美之间，并不存在“强龙压不住地头蛇”的关系。
龚翼星于1913年12月根据李燮和的口述记录整理的《光复军志》介绍说，1911年11月4日上午，李燮和统率军警、商团以及主要由学生和会党成员组织的敢死队，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攻坚战，成功占领江南制造局；从而在胜利光复上海城区的同时，解救了前一天被制造局守军扣押捆绑的陈其美。11月7日，在李燮和已经被推举为军政府临时总司令的情况下，“有业报者十余人，集于海防厅，议举都督，燮和部属惟章豹文知之，驰往，则见一人手叉药弹，呼曰：”今日事已属某君，有异议者，即以此击之。‘豹文趋出。“
“业报者”，指的是上海同盟会机关报刊《民立报》的出资人沈缦云和编辑记者陈其美、吴忠信等人。以“手叉药弹”之类恐怖暴力手段拥护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的，是会党首领刘福彪、王金发等人。据比陈其美（英士）还要年轻一岁的他的表叔、同盟会员杨谱笙介绍，“当时多数人推举都督的对象是李英石。起义前大家原有‘谁先入咸阳谁尊王’（指刘邦、项羽故事）的想法，而李燮和首先光复吴淞、闸北，因此又多瞩目李燮和。如果没有李燮和插一脚，就可能推英石当都督。”
沪军都督陈其美上任之后，既与上海本地的实力派人物李平书、李英石等人实现了军政分权意义上的共存共和，也与上海租界的外国统治者实现了国际外交意义上的共存共和。但是，名字与谐和谐音的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却被陈其美强行排斥出了上海城区。对于光复会的另一位领导人陶成章，陈其美干脆派遣蒋介石等人直接采取了暗杀行动。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走向共和已经成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一种主旋律，马勇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就是这种主旋律的集中表现。只是书中的相关论述，明显忽略了这样一个负面事实：基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反思辛亥革命，同盟会方面的沪军都督陈其美一派人，其实是通过恐怖暴力手段有选择地走向共和甚至于败坏共和的。共同发动武昌首义的以湖北人为主体的共进会，与以湖南人为主体的文学社之间，也在进行着同样性质的残酷斗争、自相残杀。假如不把这些历史当事人所表现出的历史局限性阐述明白；辛亥革命之后接连不断的国内乱相，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以讹传讹的片面采信
同样是在该书第八章中，另有关于庄蕴宽的片面介绍：“上海光复后，当地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人就推庄蕴宽前往湖北，……上海方面邀请黄兴还有一个不便对黎元洪说明的理由，即上海方面认为，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所拥戴出来的，不是真正的革命党领袖，而孙中山还在国外未回来，现在只有黄兴是国内唯一的革命领袖，应该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帅江浙军队攻克南京，在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
诸如此类片面采信、以讹传讹的历史叙述，在最近重新出版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和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等一系列史学著作中普遍存在。这种说法的唯一依据，是黄兴当年的参谋长李书城严重失实的回忆文章《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
庄蕴宽乘船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的准确时间，是农历辛亥年的9月22日下午，也就是公元1911年11月12日；而不是冯天瑜、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排列的11月22日。在11月13日下午致赵凤昌信中，自号南华的庄蕴宽写道：“惜阴先生惠鉴：别后于晚二时登轮，顷已过澄江，近北固矣。想啬公同侯梧冈行否？诸公犹在总会商进行之事，恨不与闻之。”
这里的“北固”，指的是镇江东侧的北固山。“啬公”指的是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梧冈”是浙江代表姚桐豫的字号。在庄蕴宽离开上海的11月12日，江苏都督代表雷奋、沈恩孚和浙江都督代表姚桐豫、高尔登，以上海西门江苏教育总会为通信处，联名通电各省都督府和咨议局，倡议已经光复的14省，“各派代表仿美国独立后第一、二次会议，速筹结合。……结合之地，一时以上海为便，现由江苏、浙江两省共同发起临时国会，派奋等莅沪专候各省公议，并公推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临时外交代表，……”
庄蕴宽抵达武汉后，张謇等人在寄给他的密信中写道：“接粤都督胡复电开：养电悉。武昌亦请派员赴鄂，会商统一法，尊处是否另是一事，乞即示，俾派员莅会。又沪都督陈其美致各省漾电称：接湖北黎都督、镇江林都督专电，谓上海交通较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急当照办，请各省公举代表，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云云。两电有异同，謇等意政府设鄂、议会设沪，请迅商鄂军确定办法，设法电示。如同意，请速派代表。”
这里的“养电”，指的是广东都督胡汉民11月22日的回电。“漾电”指的是沪都督陈其美的公开通电。庄蕴宽作为聚集上海的各省立宪派的代表人物，甘冒战火来到湖北的第一目标，是与黎元洪、黄兴等人协商中华民国“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整体框架，而不是李书城所说请黄兴“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到上海去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第一法理，是权为民所赋的程序正义。立宪派人士庄蕴宽无论如何不会撇开江浙联军方面德高望重的程德全、徐绍桢等人，私自赋予革命党人黄兴统率江浙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马勇该书中最为混乱离奇的常识性错误，是第十章关于洪述祖的介绍文字：“至于赵凤昌与袁世凯之间，还有一层过去不太知道或不太被重视的关系。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据说洪述祖还有一个胞妹又是袁世凯最为宠爱的姨太。”
书中为此事提供的文字证据，是十分薄弱并且明显误读的一段话：“在赵凤昌所保留的历史文件中，还有一份洪述祖在北京致赵凤昌的密函，从这个密函看，洪述祖很亲切地称呼赵凤昌为‘竹哥’为‘吾哥’，因为赵凤昌的太太就是洪家人，据说就是洪述祖的姐姐；称袁世凯为项城，称唐绍仪为少川，称庆亲王为‘老庆’，称摄政王为载沣，称徐世昌为菊人，其亲疏远近分明。”
这里所谓的密函，是直隶候补道兼矿物局总办洪述祖，于1911年11月21日从天津写给赵凤昌的一封密信，其中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以及唐绍仪南下议和的相关情况。根据密信中的介绍，洪述祖擅自替朝廷草拟的一份诏书，是通过唐绍仪（少川）等人辗转递交给最高层的袁世凯、奕劻、徐世昌、载沣等人的。洪述祖与袁世凯等人之间，显然没有直接沟通的信息渠道。据同时代的钱听涛介绍，赵凤昌的元配夫人洪元，生一女名汝欢，又名志仁，长大后嫁给苏州人潘一山。继配夫人周南，广东人，生女汝和，又名志道，后来成为杨杏佛的妻子。生男赵尊岳，原名汝乐，字叔雍。据赵尊岳回忆，赵凤昌与庄蕴宽之间是“乡人”关系。至于赵凤昌的元配夫人洪元，到底是洪述祖的同胞姐姐还是同宗堂姐，笔者迄今没有看到第一手的确切记载。在袁世凯有据可查的一妻九妾中，从来没有姓洪的姨太。洪氏姨太其实是许指严、蔡寄鸥、蔡东藩、陶菊隐等人，采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小说笔法虚构捏造的一个文学形象。马勇在历史叙述中竟然据此写出“赵凤昌不仅与武汉方面有着他人无法比拟的亲密关系，就凭他与袁世凯这种一肩挑的关系，又有他们的小舅子洪述祖从中穿梭，所谓南北和谈，还不就是赵凤昌、袁世凯他们自己家的事吗？”之类的无稽之谈，无论如何都是对于广大读者的低级误导。
总而言之，出于对李书城等人的片面回忆，以及许指严、蔡寄鸥、蔡东藩、陶菊隐等人莫须有的文学虚构的片面采信，马勇在别开生面地叙述论证辛亥革命“很不革命”地走向共和的同时；却又陷入了片面美化甚至于以讹传讹的另一种误区。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