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文化优势。

“文化”一词含义太丰富,或者说太模糊。此处说的“文化”仅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现为人的行为特点。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不同。

有学者就把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因于中国人:特别勤劳又非常节俭(高储蓄率)。有外国老板警告手下员工:“要么像中国人一样工作,要么工厂只好搬到中国去”。

中国人的勤劳节俭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所造就。在水、旱、虫灾频发的中国大地上,不特别勤劳就没有收获,不节俭储藏就度不过灾年。其他民族也勤劳节俭,但中国人更胜一筹,海外华人就是实证。别管在哪个国家,华人都属于经济上非常成功的群体。他们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勤劳和节俭。富二代只是最近十几年的事,过去的海外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

澳洲有个“四十千”群体,是1989年前后来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下飞机时就是一大一小两件行李,口袋里有几百澳元就算富的。这才二十多年,大多数四十千的个人财产已经超过了澳洲人的平均水平,至少有一套房产,许多人还有了投资房。怎么来的?想当年,一个人打几份工,租一间屋睡几个人,什么便宜吃什么,挣钱、省钱、存钱,一天天,一年年,就这么过。

除了勤俭,中国人还以精明著称。在海外也许带有贬义,都说中国人最擅长找机会、占便宜,讨价还价,寸利必争。当年的四十千攒足了第一笔钱,有人就开始做小老板,从小商店、小饭馆开始,逐步发展。尤其在经济不好的时期,洋人的店铺撑不下去了,只好低价出让时,一家家中国店就开张了,弄得洋人目瞪口呆。才二十几年,悉尼又出现了多处“小ChinaTown”,比如“小上海”。

中国人从不知足,钱永远挣不够。买下住房,接着买投资房,一处、两处、三处,没完。积攒钱财,留给后代,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虽然常受人诟病:不知道花钱享受,把挣钱攒钱当成了人生目的,简直愚蠢。但是,努力工作,又省钱攒钱,这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却起着巨大作用。亿万人攒钱,政府和企业才有大量资金投资。中国的基本建设气吹的一样膨胀,高速公路铁路,水库电网,工业园区,大城市群。当然,这也是问题,生产能力过剩闲置,基本建设过多浪费。而且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这被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大问题,不可持续。但是也别忘了另一面,在经济还很不发达时,只有尽量多的投资才能有高速的发展。低消费、高投资到了今天是问题,而在经济起步阶段却是高速发展的关键。

工蚁或工蜂,精明的小商贩、小店主,这些词还远不足以描述中国人。说到理解和学习能力,中国人也常常令人惊讶。中国人的数学好不必说了,就连西方的音乐、美术,中国人也常常在国际大赛上拿奖。但西方人也陷入了忧虑和警觉,因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也能力超强,尤其是盗版和山寨更让西方人反感甚至愤怒。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模仿和山寨盗版肯定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后发优势,少走弯路,节省研发费用。

中国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比西方人逊色,这似乎是公认的,与传统文化也脱不了干系。中国人从小就在太多的“条条框框”里长大,习惯了只在给定的条件和空间里发挥聪明才干。不是没有创新的能力,只是没有那个习惯。如果真的需要,中国人完全可以在创新方面有出色表现,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仅仅是最近的例证之一。

中国人还有一样超强的能力:忍耐。其中的生理耐受力曾很让西方人吃惊,比如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的华工,比如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在生理忍受之外,中国人更有超强的“社会忍受力”,这却令西方人不解,甚至不屑。有人不加掩饰地称之为“中国人的奴性”:面对社会不公平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中国从不讲平等,社会等级是天经地义。上等人的特权和下等人的吃苦受累、受歧视,都是当然的。然而,这种“社会忍受力”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却作用巨大。

农民进城务工,工资低不说,还要拖到年底一块发,没准还欠着不给了。农民工还没有医保,没有失业救济,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养老金,还要加班,还要在恶劣的环境里工作。这给那些雇主、企业、政府省下了多少钱?“中国制造”的成本能不低么?中国农民生来就比城里人“矮一大截”,可他们忍了。这在西方国家可能么?许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得到的国家补贴反要多于城里人。

许多中国人还忍受着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粉尘、雾霾,还有各种的不方便,包括为工程搬迁,离开自己的故土,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这在西方可能么?正是中国人对恶劣境遇的忍耐,有人称为“低人权状况”,经济成本才大大降低。这里包括企业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成本”,它额外地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西方的人权、平等、民主虽然真是好东西,尤其是对广大百姓,但在经济成本上确实起负面作用。比如选票会迫使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结果使经济不堪重负,“钉子户”会使一些建设项目拖来拖去,成本高企。

中国人还特别能凑合、能对付,常常降低标准,不严格按章程办事。这也扎根于中国文化:缺少工业社会的精准和认真,土办法盛行,讲人情讲关系,规章制度可以通融。在中国,办事一板一眼,不讲情面特别认真的人常常吃不开。这大概算不上优点,很让西方人看不上眼。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很明显,但它还有正面作用呢,却往往被忽略了。比如:善于凑合,因陋就简,条件不够也对付着把事情办了。请看例证:

北京1990年代之前的住宅根本就没有私家车的停车位,甚至1990年代后的住宅也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但北京的私家车却疯狂地增长到数百万辆。入夜时分你去三环以内看看,到处停满了车。院里院外,马路边、人行道,全停满了。许多胡同和小区的道路都因为停车被堵成了单车线。车堵着车停,车窗上留个电话号码。被堵在里边的车想出去,得先打电话叫人来挪车。可就这么凑合着,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要等解决了停车位再发展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能发展这么快么?

再看一例,北京马路边排泄雨水的下水道应该只排“灰水”。可那里经常冒出恶臭,为什么?因为里面有大量屎尿和泔水这类“黑水”。不是另有一套下水道排泄“黑水”么?当然有,但只是正规建筑才有。而“非正规建筑呢”?比如,街边人行道挺宽,有人就会搭起个小棚卖早点。慢慢地,小棚变小房,小房变大房,一个变俩,变仨,变成一大排装修挺漂亮的饭馆、小吃店、理发店、杂货店。简直看不出它们都是非法建筑。自来水和电不知从哪就接来了。下水道呢,对不起,就用街边的雨水管道了。什么脏水都往里排,能不臭么?可由于这些非法小店铺的成本低,东西也就卖的便宜,帮助降低了生活费用,使农民工和其他“下等人”更能接受低工资。整体效果就是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你再去北京各大学看看,校门外的人行道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盒子,周围是大学生们围着,那是快递公司在工作。大学不让进,就在大门外摆开了“快件认领处”。这才没几年,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许多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货车。在寸土寸金的北京,雨后春笋般的快递公司居然没有被场地难住。店面都是小小的,而许多宽敞点的马路边人行道就成了他们的“货场”、“分检处”、“认领处”。就这么凑合着,包括阿里巴巴那样的网购电商大公司就成功崛起了。西方人能行么?

中国人的凑合还包括降低质量,用廉价原材料,用省工省力的工艺流程。产品质量当然高不了,但是绝对便宜。低质量坏的一面谁都知道,但它的“优点”往往被低估了,那就是节约。世上有太多的“高质量”被浪费了。比如名牌服装,结实,能穿好多年,但许多人穿不了几次就不好意思重复穿了,从此遗忘在衣柜里。高质量也没用。而低质量的假名牌穿几次就走形、掉色、磨坏,却刚好“够用”,避免了浪费。类似的事情很多。中国人就特别善于使用廉价的替代品,少花钱也把事情办了。当然,这么干有时会出质量事故,造成重大损失,非常引人注目。但事情的另一面,低质低价的替代品造成的节约,却毫不显眼而被忽略了。实际上它的数量非常巨大,作用也同样巨大。

总之,许多中国人特有的习惯和行为也许得不到别人(比如西方人)的佩服和尊敬,但对于经济发展,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却是巨大的优势。

中国人的这些“经济优点”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造就,但也被压制了几千年。专制皇权的最高利益不过是一个家族的“江山”,超出巩固江山所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不必要的,也是危险的。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有潜力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商”一直受到抑制,“士、农、工、商”,他被排在社会等级的最下层。“重农抑商”几乎是两千年一贯制。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经济优点”也曾遭到严厉压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直到邓小平,才把中国人身上的束缚一点点解开了。效果简直是立竿见影,偌大中国立刻就迸发出勃勃的经济生机。

当然,仅凭这个“文化优势”和前面讲过的“政治优势”,依然无法完整解释“中国奇迹”,还有其它不可或缺的因素。那是什么呢?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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