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倒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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