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过“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论，但很快被党中央叫停了，不许再争，不许拿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许用前者否定后者。确实，前后都否不得。目前的路线依然是后三十年的继续，当然不能否。而后三十年的政权根基又与前三十年一脉相承，否定前三十年也是否定现在的权力合法性。
可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中又的确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大事。比如，前三十年里，农民的土地归了公社，资本家的企业归了国家。后三十年呢，“人民公社万年长”居然“死光光”了，而土地又分给了农民。许多国家财产也归了新资本家（现在叫什么大股东、董事长）。
引一段胡平的文章：“邓小平曾经讲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么，什么是第一次革命呢？当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这就是说，改革不是改别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如果革命是对的，改革就是错的，如果改革是对的，革命就错了。很可能是，革命也错，改革也错。但决不可能是，革命也对，改革也对。”
本文关注的不是前后三十年的对错，而是它们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是破解“中国迷”的关键。有人不同意“根本不同”：一党专制的政体并没有改变。确实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中国之迷。专制通常意味着思想僵化，制度死板，专权独断，一意孤行，怎么能和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呢？苏联的专制在一场经济竞赛中不是已经完败了吗？特别是，专制的独断专行难免犯大错，重创经济。中国“前三十年”里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是明证。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重创经济的大错没有在后三十年里再次发生呢？
答案恐怕就在前后三十年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便同是专制社会，也可以有天壤之别。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既有汉唐盛世，更有极度黑暗腐朽、百姓生灵涂炭的乱世。而如今的“后三十年”中，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专制实体。
第一，“皇帝”没了。一个人犯错导致全国灾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前三十年发生的灾难性大错都离不开握有绝对权力的毛皇。尤其文革，干脆就是毛的“个人创作”。虽然轰轰烈烈的文革有亿万人的积极投入，但“创意”却100%来自他一个人。其他党政领导连做梦都想不出那么离奇荒唐的文革，个个都说“不理解”，毛却能以“皇帝”的绝对权威推动全国上下“不理解也要执行”。
到了后三十年，“一人犯错全国灾难”的权力机制即使还没消除，也大大削弱了。分散和制衡最高权力的不仅有集体领导和破除终身制，还来自党内多种派系，已经退下的“大佬”，由互联网而大大增强的社会舆论，一些敢言的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来自国内外各个方面的批评、建议、甚至斥责。这些“压力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准反对党”的作用，使最高权力核心受到相当牵制，不致过于走极端。
尤其在经济方面，对重大问题和危机总能及时出现来自“压力集团”的警告。这对防范经济领域的重大灾难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曾有过这样一些预警：若与美国强硬对抗经济必遭重创，耕地面积下降将导致粮食危机，生育管制再不放松二三十年后人口将锐减，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已膨胀到危险水平，房地产泡沫破裂会导致重大危机，社会不公激起的民愤已到危险边缘，等等等等。对于这些警告，确实看到了中央政府的相应行动。
第二，共产党发生了深刻的“思想转变”，经济成了重中之重。
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已被放弃。虽然它还写在党章里，但从上到下还有谁真信呢？经过前三十年一次次的荒唐尝试，从普通党员到权力核心都体会到共产主义好似水中月梦中花的实质。淡淡的三个字“不折腾”来自刻骨铭心的教训。
替代了共产主义的新目标是中国崛起的强国梦。而根本途径是大搞经济。从邓小平开始确立了“经济是重中之重”，“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搞得咋样成了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第一指标。而且，这与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息息相关。把自己的“地盘”搞得兴旺繁荣，要说满足成就感、使命感，恐怕太过高尚。从不高尚的角度说，经济越兴旺，当官的就掌控更多的物质财富。这是贪腐的基础，“蛋糕”做得越大，可贪的也就越多。各级官员当然有大搞经济的积极性。
想想前三十年曾有过干部们“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那简直就是拦着路不让经济发展。两者相比，真是180度的转弯。
第三，确立了发展策略：实用主义。
从邓小平开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首先就是摆脱思想意识和原则路线的束缚，什么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主义那主义，这道路那道路，都不管了，怎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来。哪怕把自己当年说的话做的事，建的功立的业，全盘否定，走回头路，“一夜回到解放前”，也都不在乎。为了经济发展什么都敢否定，包括自己的过去。实用主义简直被推倒了极致。
不过，行动可以，却总有些事情讲不得，需要遮掩。把事情都讲清楚，也就公开枪毙了自己的前半生或后半生，也就是承认过去或者现在，自己犯了完全彻底的路线错误。所以就来个“不争论”，干起来再说。
当然，实用主义说到底仍是策略，而目标是“强国”。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原则是“一党专制”。四项基本原则中只有“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实打实的，不容商量。邓小平说过，乱了什么也干不了。这话有道理，发展经济确实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争论点仅在于：以什么方式取得稳定。民主制度可以达到稳定，一党专制也可以，而且更顺手，更现成，还能够保证统治集团的利益。牺牲的是公平、正义、人权。
在一党专制的红线之外，几乎一切都可通融。从1921年就为之奋斗的理想被丢弃了。嘴上有时还说坚持这，坚持那，不过是敷衍一下党内外的“革命左派”。而对于曾经口口声声要埋葬的资本主义则是又引进又培养。
不过，对待资本主义也绝非整套复制，而是分解拆零，合心意的才纳入囊中，触碰底线的坚决排斥。如此拼装起来的是个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叫法不少，多是过去用过的名词。但实际上，中国今日出现的却是过去从不曾有的一种政治经济实体，一个“新物种”。
不过，若仔细追究，上面所说这“新物种”的三个政治特点却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充足条件。就是说，这三点并不能确保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三点甚至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必要条件，因为其他国家走其它道路也能取得高速发展。只能说，这三点是“中国特殊情况”下的必要条件，即：沿着一党专制的道路，若没有这三点就没有中国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但这三点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还有其它，甚至更重要的条件，才产生了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三点不过是清除了原本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中国本来就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当束缚被除去或部分除去，那巨大潜力就迸发了出来。这巨大潜力是什么？请接着看。
（未完待续）
来源：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