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ihua姜国芳《紫禁城系列》油画之“听政”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文化人,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至今都没有在观念和实践上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对于母体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恋。

忠君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从和崇拜、可耻的助纣为虐。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的许多精英,却套在这两个相反的概念拧成的一根绳的绳索里,困惑到死。

屈原爱到生命难以为继的爱是楚王统治下的楚国,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国。历史书里,绝大多数忠臣良将都是忠君到死。岳飞的“壮怀激烈”是为民请命,同时也是为了“靖康耻,犹未雪”,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最后是为了“朝天阙”。

1982年我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槐花曲》,假设岳飞在风波亭被处死之前,回顾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漫漫征途,从而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了一些另类的思索。

很明显,我试图通过这部话剧解开这根“三千年之绳”。

感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受了这部作品,进行了彩排。遗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后,再也没有升起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一部电影剧本里,我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其实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认为这问题提得振聋发聩,有人认为实在是大逆不道。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古老的困惑呢?

其实,一百年前答案已经有了,而且已经付诸实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整体,在实践中的分辨能力却相当之低下?

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随着长期帝王独裁统治的历史重复更迭,“帝王至尊”却一直深入人心。

拜历代封建文人之所赐,帝王和他们的统治制度,始终联系着亿万民众的渴望。

臣民长期过着没有起码的尊严、自轻自贱的日子,却把皇帝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诸多灾难都当作恩赐。被凌迟处死,还要谢主隆恩。甚至会为因穷奢极欲而亡国的帝王悲哀、惋惜。

皇帝真的是天子吗!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吗?我们的史学家很少把历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诉后世的人们。

其实,除了少数几个开国皇帝,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儿或畸形儿,皇帝的所谓教养,来自——也只能来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残缺的嫔妃、宫女和阉人。

很多史家或由于自保,或由于逢迎,或由于为尊者讳,独裁者的面容都经过一次一次的彩绘。特别是一些做历史小说、拍电影、电视的人,林林总总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说者有之,戏说者亦有之,大多数都在渲染“皇权天授”的理念。在每一个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优秀、神勇、刚毅。

其实,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独裁者,他们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们的皇位。他们的伎俩就是在超级强大的武力镇压和威胁下,致普天下万马齐喑。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镇压、杀戮和奴役,还要山呼万岁。

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赏的清代雍正、乾隆两朝,皇帝对“非议时弊”者斥之为“狂吠”,并以刀封喉。所以我们的历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数人在昏君治下,不断祈求上苍恩赐一个有道明君出世的历史。

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

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氏的激烈反对而颓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

袁世凯生前死后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仅仅一年,又有张勋复辟。张勋的辫子军只有区区五千之众,他把一个被废弃的“小皇帝”扶起来,居然闹得煞有介事,沸沸扬扬。连京城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而且供不应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来支应门面。

许多人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猪尾巴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学识渊博的康有为似乎早有预见,提前蓄了发,而且在张勋复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说:“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

王公贵族、遗老遗少是为了捞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为了什么呢?当然是脑子里的“神圣皇权”在作怪。

幼时,每当我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弄明白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口号之后。弄明白他们以“国情”为借口,实行无限期的“军政——训政”,“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时候,我就笑不出来了。

他们维持一党专政的秘诀,依然靠的是警、宪、特务。国民党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那里得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冠以“中华民国”的名号。除了剪了国民后脑勺的辫子,最醒目的变化是茶馆酒肆的墙上贴了许多“莫谈国事”的标语。

谁都知道,那并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国民对自己的警告,说明有些国民已经开始懂得,这就是不打出龙旗的帝制。政府时不时杀戮一批异己,有时公开处决,有时秘密暗害。国民又顺理成章地成为臣民。

国民党一直把“训政”训到台湾。所幸,蒋介石传位到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没有继续“训政”并传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运,我出生在1930年。

8岁,我亲眼看到抓鱼游泳的小河被日军当做屠场,玫瑰红的河水在我脚下流过。

10岁,日本宪兵从我手里抢走我的父亲,我一辈子都懊恼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亲被关押、被拷打、被活埋。

11岁远走他乡,半工半读。我坚信我是在为复仇积蓄力量。

16岁参加学生运动,我坚信我是在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呐喊。

17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坚信我是在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18岁,我在淮海战场大雪和炮火覆盖的堑壕里,咬破右手中指,写了我的入党申请书,我坚信我是在为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而献身庄严宣誓。

19岁,1949年10月1日,我随军踏上中山先生的乡土,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孙先生!革命已经成功了!我坚信中国革命真正是彻底成功了!

21岁,进入文坛,我坚信我的作品是崭新的、革命的文学。

25岁,仅仅因为送给胡风一块大理石砚台,被隔离、批判、审查八个月,我坚信是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胡风是反革命(虽然我一直都把他当做“歌德派”,他也确实是“歌德派”)。

27岁,仅仅是说了一句要允许文化人具有个性和自己在文艺上的爱好,文化人的协会不应当是衙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20多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我坚信党和毛泽东没有错误,错误在于我自己。

36岁,以我的全部作品作为罪证,被隔离审查七年。我坚信,连郭沫若都自轻自贱,赌咒发誓自认罪名,我算什么。

一直到十年浩劫,让人震动的是:不少被迫自杀的著名学者,在遗书里只有两个内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再就是 “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就是古代皇帝赐死后的“望阙谢恩”吗?

当“万寿无疆”的颂词每天套红在报纸上出现并声震云霄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让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声音么?

1966年夏天,我被隔离中,偶然从一张飘落在地上的造反小报上,瞄到一则“捷报”,写着:“特大喜讯:红卫兵们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黄龙旗!他们随即登上城墙,面向北京挥舞黄龙旗,向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宣誓,表达自己的无限忠诚。”顿时,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种转换为疼痛的羞耻感袭上心头。

那时,距离辛亥革命已经五十六年了;今天,时光又过去多年,早已超过百年。

“文革”后期,我才开始独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开始有了疑惑!回首历史,那些曾经被我们嘲笑过的历代士子,包括曾经出将入相的能臣、佞臣,他们为了依附皇权,极尽谄媚、逢迎之能事,演绎了多少悲剧和闹剧!深知他们可笑而又可怜。

此时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么?

但当时连这种醒悟也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1981年春天我被举国媒体讨伐的原因。当第一篇批判文字铺天盖地出现于报端和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几乎同时,声援我的电报和函件如雪片般飞来。

于是,我坚信:中国人开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脚了,虽然拔得很辛苦!

来源:微信号 isanjianke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