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后，过去庞大的控制体系遭到了动摇和破坏，怎样才能重建既不以监禁的形式出现，而又要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控制呢？精神病学立刻发现自己具备维持固定的社会秩序的功能，并利用精神病院来发挥两个作用：首先，治疗最激烈、最恼人的病例，同时，通过把监禁的地方改造成某种医院的模样，提供某种抚慰人心的保证和科学的形象。
——福柯：《监禁精神病学监狱》
当前，一场对“网瘾少年”的改造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围绕这一运动的各种争论纷起，让人无所适从。本文试图从社会权力的角度，考察这一特殊群体是如何被定义和改造的。
被倒置的疾病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里，以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为例，揭示出社会权力如何把躯体的病痛转化成一种道德批判，进而转化成一种压迫过程。如果借用一下桑塔格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前的反网瘾运动，恰恰是一个被倒置的桑塔格叙事。
在桑塔格那里，不管是结核病还是癌症，首先出现的是躯体的病痛，“病”在先，社会的道德评判在后；而在网瘾问题上，则是先有道德评判，后有“病”的命名企图。对网瘾少年的污名化——尽管有可能是无心的——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在一些论坛上，可以看到不少帖子以调侃的口吻说起身边的网瘾少年连续多少天没有离开过座位，媒体一度竞相报道某某少年连续上网多少天而猝死，似乎在争夺一项世界纪录。随之而来的是“脑残”、抢劫、盗窃等一系列的舆论指控，而这些被指控的90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自我辩解和表达能力，只能报以言语暴力。
福柯以麻风病和鼠疫为例，探讨了“驱逐模式”和“隔离模式”。在网瘾问题上，我们看到，通过“戒除网瘾夏令营”、“网瘾戒治中心”等模式，所谓的“网瘾少年”（本文特指未成年人）正在被某些权力形成的合力所隔离和改造。这些权力可能包括父母的监护权、教育权、社会对“正常少年”的普遍共识，以及无孔不入的市场之手。相比之下，近几年的“乙肝歧视”则更像一场由就业权主导的“驱逐模式”。
这场对网瘾少年的隔离和改造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未来究竟走向何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接踵而至的一场公共讨论：网瘾是不是精神病？这场反网瘾运动呈现出了权力审判的痕迹。
网瘾是不是“精神病”，这当然是一个专业学者才能讨论的话题，然而目前的舆论拉锯，如同讨论酒后驾驶算不算“以不特定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样，更像是一次社会道德的开庭审判。通过判定网瘾少年是“不正常的人”，社会得以对网瘾少年进行“道德隔离”，进而摆脱本该由不同群体承担的道德负疚。网瘾问题一旦精神病化，一切失范就有了一个科学且完美的解释，整个理性世界就安静了，社会亦运转如常。
企图摆脱这一道德负疚的首先是网瘾少年的父母。有一年，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一期对山东临沂精神卫生中心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的采访，节目中，网瘾少年的父母以振振有词的反问：“我该怎么办？”把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问题抛给记者。
公允地讲，教育失范并不是父母们能承担得起的问题，甚至学校教育也被全社会弥漫的功利之风包围。本文所指的未成年“网瘾少年”，其父母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打拼的一代。在城市，他们被快节奏的生活驱使，躁乱不安；在乡村，他们要出门打工，经受着现代化的冲击。而孩子们正经历着“童年的消逝”，童年就像田园牧歌一样，早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成功的压力迅速下移，连“小升初”甚至“入托”都变成硝烟弥漫的战场。一边是部分孩子在现实世界的催逼下高歌猛进，一边是少数孩子在网络世界中沉沦泥淖。上网，变成对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反抗。对此，父母根本无力回天。
不可否认，一些网瘾少年身上出现了神经症的某些症状，比如抑郁、自闭等等。本文也无意站在颠覆者的角度，证明上网是正当的，或者改造是邪恶的。反网瘾运动并不是一个压迫与被压迫的二元模式，它的结构更为复杂，如果措置不当，将有可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一次社会整体的失败。
美国新精神分析学派学者卡伦·霍妮（KarenHorney）一再提醒，“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这差不多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再重复一遍也许仍然有用。”令人沮丧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只无形的手在试图划线。
巴甫洛夫的幽灵
网瘾少年是如何被改造的？在“新闻调查”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山东临沂网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的特殊疗法。
“不管上网成瘾多么严重，多么反抗父母意志的孩子，只要被送进一间治疗室，出来的时候会立刻向父母道歉认错。”如此神奇的效果，杨永信是如何做到的？一个刚才还在对父母抡耳光的女孩，几十分钟后就变得俯首帖耳，原因何在？我们看到，杨永信此前利用的工具（目前已更换为一种脉冲治疗仪），是一种名为DX-ⅡA的抽搐型电休克治疗仪，由于病人反应剧烈，这种无证生产的仪器多年前就被正规医院淘汰。
杨永信此前接受某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上网成瘾是因为大脑中存在一个“犒赏系统”，而上网会刺激这个系统产生快感，成瘾就此产生。我们看到的“电击治疗”，正是对这个“犒赏系统”的纠偏。
这种典型的巴甫洛夫式疗法让我们想起福柯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谈到的案例：前苏联在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治疗男性同性恋时，给他们看女子的照片——然后注射能够导致快感的针剂；接着给他们看男子的照片——并注射可令他们难受的针剂。福柯说，“这一治疗过程向来访者开放，仿佛是个了不起的发明似的”。福柯还指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在1945年以后是苏联精神病学唯一认可的理论基础。条件反射学的全盛期是在1945年～1965年之间。
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对巴甫洛夫理论的接受期。上世纪5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背后，一场静悄悄的“神经衰弱普查”正在全国展开。当时，神经衰弱的诊断率持续上升，在神经专科和一般诊所的门诊病人中高达80%～90%，在学校和工厂，因此病而旷课、旷工的比率也很高，据说都影响到了生产率。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神经衰弱运动”被组织起来，脑力劳动者，如知识分子、教师、学生首当其冲。消除神经衰弱，成为有关精神健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三个首要目标之一。
美国医学人类学和文化精神病学学者凯博文（ArthurKleinman）指出，神经衰弱的理论基础——关于障碍的巴甫洛夫式观点，正是这一时期在国家层面上获得推崇，而在此前，神经衰弱诊断在政治上是受到怀疑的，在社会上也较少得到认可。
1959年，一场“快速联合治疗神经衰弱运动”在“大跃进”期间开展，体力劳动、谈话治疗、药物，以及大众政治技术等治疗方式被广泛采用。台湾精神病学家林宗义在他关于神经衰弱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段历史，并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来研究。林宗义认为，神经衰弱发病率的增长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关注，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革命乐观主义和道德热情的终结所致：经过10年的共产主义实践，阻挠现代化的经济和制度障碍并未得到清除，人们认识到了这一严酷的事实，并产生了身体的反应。林认为，在当时的体制和严密的社会控制之下，神经衰弱及其躯体化的症状，成为从国家运动中逃离的途径。
这段时间，很多名人都患了“神经衰弱”，比如长期在主席身边的胡乔木，1961年不得不以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为由长期休养，反右运动中被打倒的知识分子患神经衰弱的就更多。而“神经衰弱症”也变成了一个政治意味相当强的词汇，甚至出现在毛泽东文集当中。
“反神经衰弱运动”这场由同一个主谋——巴甫洛夫在50年前犯下的旧案，呈现出的是全权国家对逃逸者的规训与惩罚。神经衰弱作为一个诊断首先出现在北美，并于20世纪早期在整个西方世界被广泛使用，但是到1980年，神经衰弱作为临床诊断在美国已经被取消，被抑郁症、强迫症等诊断所覆盖，然而在中国，巴甫洛夫的幽灵一直游荡至今。
不过，和50年前的反神经衰弱运动不同，当下“反网瘾运动”的构造更为复杂。在全权国家衰落的背影中，较之50年前国家权力主导的单一结构，现在至少多了市场的逻辑和社会的失范两个因素，而网瘾改造运动的权力结构也因之出现了奇异的变形。
网瘾改造运动中的异化
“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在她的采访手记中记录了一则新闻背后的故事：
去中心的当天，她（指采访对象，编者注）儿子是穿着三角裤，被按在地下，被捆上，抬出去的，下楼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站在外面看着。
到了中心，他被拉进治疗室电击。
“从那之后他再也不相信我了。”她说“我的心都碎了。”
但父亲很高兴，因为在中心，儿子每天给他洗袜子。这是纪律。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在中心，父母可以上报。
儿子和盟友蹲在地上吃一个西瓜。父亲要吃，儿子说：“你可以自己拿。”
他认为儿子不尊敬他，去上报了。第二天，儿子被电击。
“后来就仇恨他。”女人低头说。
她说，儿子拿了一把水果刀，说谁再把他送去，他就杀了自己。
我们看到，在手记的开头两段，柴静有意无意地用了几个时下很流行的“被”字，这倒很好地反映了网瘾少年作为权力施加对象的地位。在他“被捆上”、“被拉进”的过程中，或许有嚎叫，有挣扎，但都是螳臂挡车，作为独立主体的自由意志被残酷扼杀了。我很想知道，在“按、捆、拉”的复数主语里面，有没有他父母的手。
本文试图看清的，正是这个复数的主语。在这则案例中，我们看到，根据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原理进行的这种“治疗”，效果不是戒网，而是服从。被压抑的父权搭了网瘾治疗的便车，借尸还魂，实现对子女的意志控制。我们很难揣测家长的用意，究竟是帮助孩子戒网，还是帮助自己实行控制。
对网瘾少年的改造，也成为一起分赃。
对网瘾问题，由于牵涉到多个部门，此前一直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形式，通过整顿无证网吧、整治校园周边环境等手段，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治理。但是目前，由于这一顽症已经深入肌肤内里，靠这种方式已经远远不能奏效。《南方周末》以《“网瘾”治疗：门派并起，裸奔五年》为题，报道了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这一行业的乱象。
所谓的“网瘾治疗行业”，正是这一异化现象的重灾区。据媒体报道，在国际医学界对于网瘾并无确切定义，我国政府也未出台任何网瘾戒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前提下，一个全球独有的、利润可能高达百亿的“治疗网瘾”的市场已在中国形成。而关于网瘾是不是精神病的讨论，由于直接关系到市场格局，遂演变成一场各怀鬼胎的分赃之争。
在“行业”内，如果把网瘾定义为精神病，那么治疗的门槛将会提高，意味着一部分人将被踢出局，另一部分人独占鳌头。但是，正如我们在关于山东临沂的报道中所看到的，网瘾戒治中心在精神卫生中心挂牌，前精神科医生杨永信在戒网中心上岗。他们总会有办法。
而国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以“绿坝事件”为标志，出现了令人尴尬的进退维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通知中规定：“计算机生产及销售企业应于2009年6月底完成‘绿坝—花季护航’软件预装测试等相关工作，2009年7月1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消息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在各方的联合抵制下，工信部不得不在决定实施的最后一刻，推迟执行预装“绿坝”上网过滤软件的规定。
不可否认，工信部出台这个通知，的确有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的初衷，但是由于涉及到商业利益以及敏感的网络控制话题，呈现出政府、媒体、商业公司、网络民意以及技术力量等更为复杂的主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局面，最后不了了之。
通过这个事件，我们看到，国家已经无法通过单一权力主导的方式，重现1950年代末“反神经衰弱运动”的雄姿，而是投鼠忌器，暗淡收场。这个收场也象征着复杂的社会主体之间，出现了某种均势。围绕网瘾少年进行的争夺，还远未结束。
结语
我们从网瘾问题入手，考察出了权力结构在当代的失坠与变形以及新的权力均势出现。这是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社会如何对待“不正常的人”，体现的不仅仅是文明程度，更是治理结构。网瘾少年的明天，我们不得而知，且让我们以卡伦·霍妮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当我们发现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都遭遇着同样的内心冲突，发现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同样面临着这些冲突，我们就不得不再次面对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那个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使得神经症的形成恰好是围绕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我们不妨说，神经症患者正是我们当今文化的副产物。”
来源: 文化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