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秀文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当年他曾和葛湖一起到太原钢铁公司激情讲演，呼唤工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和秀文奉行同样的价值观，是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权之友和自由之友。我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一次聚谈是，张小弟、贾秀文和我谈到了一个德国人——庸医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开的诊断书。马克思斩钉截铁地断言，资本主义得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即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崩溃。而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消灭私有制，变私有为公有。当时，我们三个中国人达成了明确的共识：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存在根本的迷误，而他的迷误又忽悠了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马克思学说的谬种，变私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坑了多少代人，害了多少代人啊！
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图片资料
秀文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每当忆及他的英年早逝，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他清秀而有活力的身影，而一种难言之痛也必定会不期而至、悄然袭来。
秀文出生于1953年8月23日，比我小五岁，文革爆发那年读小学六年级。但是，才华过人的他却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山西大学哲学系，成了一名七七级本科生。就此而言，他要比我强。不错，我也在那一年考上了大学，但却没啥稀奇。因为1966年夏天，我已是高三学生，正在挥汗复习迎接高考。后来虽说闹了两年革命又插队长达九年，加上突临77年高考，所学知识要从尘封中一一捡起，但毕竟曾扎实耕耘过，考上大学的难度肯定比他小么。
而同为七七级大学生，秀文又有比我胜出的地方。大学期间，他以一已之力，主编了学生刊物《视野》，还在1980年参与创建了山西第一份民办刊物《风帆》。秀文思想上展现的宽阔视野和行动上扬起的自由风帆，远比我更早地，和一心想把民众关在笼子里的一党专政制度戗了起来；毕业分配时，他付出了代价，拖了两年才被“安排”到吕梁山区的一个县城去工作。
秀文自小喜欢围棋，后因战绩不俗而获授业余5段之段位，并写了一本关于围棋文化的小册子——这，也是他比我强的地方。记得1994年秋冬，他头一次来我家，除了敞开心扉、交谈甚欢外，他还不无自豪地提到他爱下围棋的事。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棋生，为棋而生的人，咱俩聊聊棋吧。我也笑着回答他：我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琴棋书画中的棋，指的是围棋，但我只是喜欢下中国象棋；在秦城监狱中，倒是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陈见兴学着下过国际象棋，可我这辈子从未学过、下过围棋哦。
我与秀文本来素昧平生，他是如何从太原来京，并摸到首都师范大学19楼上门作客的呢？事情还要从1993年夏天说起。那年夏天，盛雪的先生董昕从加拿大回国探亲，他除了带来中国留学生捐给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人道帮助款，及万润南先生捐给我的人道帮助款外，并带来了给王新龙、丁俊泽等山西六四犯的一些人道帮助款。董昕的回国之行是冒了不小风险的，在仍能闻到六四血腥和恐怖气味的北京，我们的见面，或者得设法甩开奉命跟踪的安全局便衣，或者干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不露声色地进行。
随后，我于当年八月底第一次去太原，不打任何电话，凭董昕所给的地址，淡定地进山西大学侧门，按图索骥找到了王新龙夫人赵红月和丁俊泽夫人张叶，并随之结识了山西省委党校的赵诚。自那之后，丁东、赵诚等朋友来我家了，再是贾秀文、杨志栓等朋友也来了。而我和赵红月的学生侯文印，则建立了较为密切的通讯联系。1994年冬天，我第二次去太原，就没住旅馆了，而是住在赵诚家中，受到了他一家三口的盛情款待。令人悲催哀痛的是，赵诚夫人因患肺癌，已于2011年5月12日不幸辞世！第二次太原之行，我看望了已经获释的王新龙、丁俊泽及赵红月和张叶，还和赵诚一起看望了葛湖夫人贾永华。本来还准备去看望胡践的母亲，但因她不在太原而作罢。
那年冬天从太原回京后，我为了生计，开始为家乡常熟支塘的一家羽绒服厂代销羽绒服。事有凑巧，刚好有几个太原朋友在北京花园桥东北角附近，租了一个小院办一份经济类刊物，而秀文也被他们叫去帮忙，我和秀文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秀文很有经营头脑，常给我支招如何多卖些羽绒服；有意思的是，他还让杨志栓也扛了一箱羽绒服去卖，说是要他给我分点忧，扶扶贫。
当然，除了卖衣服，我们更多地是在精神家园中进行心灵的交流与切磋。我和秀文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当年他曾和葛湖一起到太原钢铁公司激情讲演，呼唤工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我和秀文奉行同样的价值观，是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权之友和自由之友。在花园村的那个小院里，我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一次聚谈是，张小弟、贾秀文和我谈到了一个德国人——庸医马克思给资本主义所开的诊断书。马克思斩钉截铁地断言，资本主义得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即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将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崩溃。而人类唯一的出路在于：消灭私有制，变私有为公有。当时，我们三个中国人达成了明确的共识：马克思本人对资本主义的认知存在根本的迷误，而他的迷误又忽悠了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其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只要实行产权社会化，就能匹配生产社会化，压根儿不必拿私有制开刀问斩！
当天的思想会餐使我们神清气爽，十分过瘾。时近中午，张小弟大呼：拿啤酒来！三巡过后，我们禁不住仰天长叹：马克思学说的谬种，变私产主义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坑了多少代人，害了多少代人啊！
张小弟他们的刊物停办之后，我和秀文来往就少了。不过我记得，我曾去过他于西直门桥东北角借住的地方，在昏黄的灯光下和围棋棋子旁，寒夜长谈，促膝问天。不久，秀文撤离北京，一直风尘仆仆地在太原、天津和石家庄等地经商，我和他从此未再谋面；但每次陈平来北京看我，除了手提东湖牌老陈醋（有时加上一瓶山西杏花村出品的、口感非常好的清香型汾酒）之外，都要提到多位太原朋友的境况，如王新龙、丁东、赵诚、葛湖、谢詠、智效民、王奋武等，当然每次也都少不了说到秀文的动向。
2013年3月5日凌晨，在离60岁花甲之年还差半年零18天的时候，秀文因肺癌不治而遽然长逝。3月11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听闻丁东、葛湖、杨志栓等写的悼文，感情真挚，令人动容。
我没能去送秀文最后一程，也没有写悼文。只是，两年多来，他的英年早逝，每有念及，总让我心痛不已。
2015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