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泪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
余英时

一九五一年新春,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的巫宁坤,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邀请他回国任教的急电。此前,巫宁坤从未面对面地与共产党打过交道,他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期间投笔从戎,担任过飞虎队美国飞行员的翻译,然后于一九四三年赴美留学。国共内战的硝烟,只是他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的、语焉不详的新闻。不过,出于纯朴的爱国之心,他总是感到“有一根割不断的纽带”将自己与古老的祖国连接在一起,“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社会,似乎随着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来到了”。

接到电报之后,没有经历太多思虑,巫宁坤便决定放弃完成一半的博士论文,回去为“新中国”效力。在美国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比巫宁坤小六岁的李政道,是与之过从甚密的“小弟弟”。李政道赶到三藩市港口即将启程的远洋轮船上为之送行。巫问李:“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着回答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一九五七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劳改营服苦役。同年,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名满天下。

一九七八年,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去北京饭店拜访到中国讲学的李政道。久别重逢的那一幕,让他感慨万千:分别二十七年后,他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李政道留在美国,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巫宁坤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活到“改正”的今天。李政道在“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安居乐业,回到共产中国荣膺“爱国主义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级党政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作为国宾出入有专用红旗大轿车代步;巫宁坤响应号召回到祖国,却被划为人民公敌,受尽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几乎成为饿殍,葬身一捧黄土。当时,巫宁坤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当年在三藩市是自己送李政道回国,结果会是怎样?

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就不会有巫宁坤的这本血泪斑斑的回忆录《一滴泪》了。

“一九八四”提前降临中国

归国之初,住房尚未分配,巫宁坤暂住好友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的家中。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和考古学家;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英美文学专家和翻译家,第一位翻译艾略特长诗《荒原》的中国学者。陈赵夫妇与大诗人艾略特有过一次传奇的会面:一九四六年夏天,艾略特由英国回美探亲,邀请两人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艾略特即席朗诵《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又在赵萝蕤带去的《一九零九至一九三五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两本书上签名,在扉页上题写“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的英文题词。
然而,“新中国”并不适宜这类优雅聪慧、学贯中西的人物居住。当灭顶之灾悄然降临时,诗歌根本不能充当救命的稻草。巫宁坤记载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细节:有一天,从学校的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集体操”是极权主义的重要象征,从纳粹德国到毛泽东的中国,再到今天的北韩,都拼命推广这种似乎很单纯的体育活动,其实它目的是泯灭每个人独特的个性,将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以方便独裁者统治和驾驭。陈梦家对“集体操”的敏锐认识,来自刚刚在英国出版三年的乔治•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可见当时仍有少数知识份子与西方文学和思想潮流同步。遗憾的是,《一九八四》在中国发生广泛的影响力,则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人们与这本老书迎面相遇。试想,如果《一九八四》取代《毛泽东选集》,三十年前在中国人手一册,专制暴政还会肆虐如此之久吗?

俄国思想家别尓嘉耶夫说过:“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仅仅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这样的政权之下,先知的下场可想而知。一九五七年,陈梦家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两篇文章,不赞成废除繁体字实行简化字,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并被打为“右派”。赵萝蕤因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文革”期间,陈梦家被强迫长跪在院子裡,被人吐口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罪证是“攻击革命烈士闻一多”,说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梦家愤然道:“我不能再让别人当猴子耍。”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服安眠药自杀未果;九月三日,自缢身亡。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打死后伪装成自杀的。与此同时,被放逐到安徽合肥的巫宁坤,再度被抄家、批斗、游街,在“牛棚”中挣扎求生。

《一滴泪》不仅是一部个人史,更是共产暴政史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国人,以及正在被中共催眠的香港人、台湾和海外华人都需要认真阅读这本书,从巫宁坤个人的惨痛遭遇中洞见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如果香港人早早地阅读过这本书,就不至于被“民主回归”、“一国两制”的谎言欺骗长达十七年了。香港评论家陶杰强调说,香港今天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港人尤其是知识界不了解中国的真实历史。“香港的学者,有许多读“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社工。“社会科学”在西方,属于左倾理想主义份子的大本营,这个类别,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历史的基础训练,尤其是:一,由一九二一年开始的中共史;二,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三,自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世界史。”对此,陶杰感叹说:“一九九七年之后,绝对没有“民主回归”这回事,只要读过一九五○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史,包括“公私合营”、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风,然后藉一本《红楼梦》,政治批判俞平伯,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为止,就会一清二楚。但是到今日,以上的几件事,香港人又有几个听说过,几个明白,又有几个看得透?”在这个意义上,《一滴泪》可以作为台湾“反服贸运动”和香港“占中运动”的“必读参考书”。

共产政权将知识份子当作潜在的颠覆者

从一九五一年回到中国,到一九九一年离开中国,巫宁坤在共产中国生活了四十年,几乎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青年时代的巫宁坤,不是共产党员,却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同路人”。早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他就深受“进步”教授和左派同学亲共思想的影响,也是左翼学生文艺社团“冬青文艺社”的积极分子,阅读过高尔基的小说和共产党的秘密传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美国共产党出版的《群众与主流》杂志,在书店里到处搜罗“进步”书刊。回国时,他的行李大半是装满左派书刊的铁皮箱和纸板箱。
然而,回国后迎接巫宁坤的,是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是“思想改造运动”,共产党御用历史学界翦伯赞居高临下地命令他“补充交代本人的历史轮廓”,巫宁坤从未受过如此侮辱,顶撞说:“我回国不是来搞坦白交代的。翦教授,失陪了。”巫宁坤由此埋下了成为“老运动员”的祸根。而自以为对共产党忠心不贰、整人毫不手软的翦伯赞,大概不会想到,在更加严酷的“文革”中,自己会成为被整肃的对象,并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接着,燕京大学与所有的教会学校一起被取缔,巫宁坤随即被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刚刚热情澎湃地投入教学工作,让他更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外语系突然召开“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的会议。若干平常与之无话不谈的同事,将他私下里的言论一条条地揭发出来,然后落井下石、上纲上线。会后,他的好友、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提醒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

不自由的社会,不能容纳热爱自由的知识份子。“反右运动”罗网高张,巫宁坤这样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洗礼的知识份子必然落入网中。这一次,他被划为全系唯一一名“极右分子”,被送到北京半步桥劳教所关押。那一刻,他终于认识到:“跨过这‘半步’,我就不再是教授、知识份子,甚至不是一个人。我现在只是一个入了另册的‘分子’,一个贱民,一点也不比睡在我左右两边的小偷或流氓高明。不,我比他们还坏,因为思想罪被认为比各种小罪更危险。”

数月之后,巫宁坤被送往北大荒小兴凯湖上沼泽遍布的劳改农场,他不是被法庭正式判定的罪犯,却被剥夺了基本自由与人权。一九六零年,他与一群难友一起被转移到北京与天津之间的清河农场。在那里,大饥荒蔓延开来,巫宁坤靠着亲人从黑市买来捎带给他的食品幸存下来,许多难友被活活饿死——有一次,巫宁坤被派去挖坑埋尸体,由于身体羸弱,只挖了一个坑,遭到队长的严厉斥责。
作为“小知识份子”的毛泽东,对曾经蔑视过他的“大知识份子”充满刻骨仇恨。知识份子成了“臭老九”和“牛鬼蛇神”,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海归”更是“渣滓中的渣滓”。那是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将知识份子看作潜在的颠覆者和必须加以改造的对象。殊不知,改造他人的思想,是所有思想中最邪恶的思想。

在兽性氾滥的国度,“义人”不会被“勐人”摧毁

苏俄历史学家沃尓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史达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写道:“史达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这句话可以用在毛泽东的身上。毛泽东以及产生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是灾难的根源,是自由的敌人。

毛泽东是鲁迅笔下杀人如麻、不知良心为何物的“勐人”的代表。“勐人”就是“共产党人”的同义词,这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杆子”,以残暴为美德,以欺骗为技能。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描写了种种如虎豹、豺狼和毒蛇般的“勐人”:有把整人当作进身之阶的学术官僚,有劳改营中军人出身的暴虐的管教人员,有被毛泽东施加催眠术而变得嗜血的红卫兵学生……纳粹在德国已成为历史,“文革”在中国却并未遁入历史隧道。作为“文革”受害者的习近平,不就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的“勐人”吗?驱使秘密警察害死李旺阳的周强,不就窃据了最高法院院长的职位吗?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不就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并成为“候补周永康”吗?今天的中国,仍然被大大小小的“勐人”所统治。

英国思想家伯林对人类的本性有悲观的评估:“同种动物之间一般不会互相残杀,只有人类才互相残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杀人,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残酷的一种动物。”没有宗教信仰的伯林,经历了苏俄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史达林的暴政和漫长的冷战,对人性只剩下淡淡的绝望。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勐人”横行,却也有如萤火虫般闪闪发光的“义人”,无论黑暗何其大,亦不能消灭他们的光芒。

《一滴泪》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位作者,就是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书中有五个章节是根据李怡楷的口述整理出来的,这部分内容让读者认识到,受难者家人承受的苦难,丝毫不比受难者本人小。李怡楷十五岁上中学时,就皈依天主教,一九四九年之后,大学生上教堂受到当局的白眼,但她仍然不声不响地上教堂。当她与巫宁坤结婚之后,厄运接踵而至,正是来自信仰的勇气与爱,让她对丈夫不弃不离,对政治迫害不屈不挠,坚定地拒绝了当局让他与丈夫划清界限并离婚的诱骗。

书中记载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细节:当巫宁坤即将被送去劳动教养之际,李怡楷炒了两盘丈夫爱吃的菜为丈夫送行。此时,她腹中怀着即将出世的孩子,丈夫将去服一个没有刑期的、不知何时是归期的刑,她将在家独自奉养老人、抚养孩子,她却深明大义地对丈夫说:“我会每日每夜为你祈祷。坚守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坚守对生活的信念。”正如余英时教授在为《一滴泪》写的序言中所说:“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这位柔弱而坚韧的女性,乃是全书中的“第一英雄”。

美国作家何伟从巫宁坤那里听到陈梦家、赵萝蕤的故事,由此对中国的古文字产生兴趣,撰写了“中国三部曲”之一的《甲骨文》。在书中,他描述了巫宁坤、陈梦家、赵萝蕤那一代人的故事:“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倖存了下来。”幸存者不仅为自己作传,更是为不能开口的死难者作传。在与巫宁坤有过一番长谈之后,何伟写道:“我特别敬重巫宁坤的平静。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煳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寻,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是的,再凶暴的兽性也不能压倒人性的尊严。

巫宁坤曾用一句话概括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说:“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佔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盪气迴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昇华。”在巫宁坤的三个一字千金的动词之后,我要补充一个动词:“我离开。”一九九一年,又经历了八九屠杀的巫宁坤,决绝地离开中国,到青年时代曾求学八年的美国安度晚年,并于一九九六年加入美国籍。

二零一四年夏天,我在大华府地区的中文报纸上读到年逾九旬的巫宁坤撰写的一篇文章,描述他们夫妇俩在老人院中幸福安宁的晚年生活。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也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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