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具备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怀——正义的信仰。只有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才能坚守人性、秉持良知，弘扬道义，我们才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因为我们言而有信、恪守承诺，而绝不会言行不一、乱放空炮；我们知恩图报、有恩必报，而绝不会不知感恩、恩将仇报；我们具有平等之心，平等以待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必将带来人所应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我们不乏宽容之心，能平等地和善意地看待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差别，并对此予以基本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我们具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对他人的苦难、忧伤、悲痛等深怀挥之不去的同类感觉和人道情愫；我们还有助人为乐的博爱之心。博爱是人之为人的高贵品质，也是值得肯定的崇高道德。道德乃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确立的基础，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维系的坚强支撑。
正义女神——忒弥斯
确立正义的信仰，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必要，实属当务之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尤其对于正在奋力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华民族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小可。正义的信仰，应该建立在普遍认同的常识上，建立在丰厚而广大的人性上，建立在熠熠闪光的良知上，建立在人人称羡的美德上。只有这样，正义的信仰才能坚如磐石，才能水到渠成，才能光彩夺目。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会远离所有的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我们就会热爱正义、追求正义、坚持正义并尽力地实现正义，不正常、不文明的现实社会就会有条件、更有可能逐步地变得正常起来、文明起来；所有的假话、空话、套话、官话、鬼话等，就不会一如既往地继续麻木我们的神经，消磨我们的意志，也不会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从我们的口中冒出来，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沉沉地陷落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谎言中，因为我们具备了防微杜渐的相应的能力，坑绷拐骗偷等各种各样的罪恶，就不会成为我们时刻面临着的无可逃离的可怕之陷阱。
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就必须防范、杜绝并远离各种各样的恶，因为任何形式的恶都是与正义的信仰格格不入的，都是正义的信仰所坚决不能允许的，都是正义的信仰所必然反对、排斥并予以彻底地拒绝的。
一、信守承诺，是至关重要的人性，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
俗话说：言而有信真君子，言而无信是小人。何谓言而有信？言而有信，就是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何谓言而无信？言而无信，就是说话不算数，就是嘴上放空炮，就是用假话忽悠人，就是不信守承诺。
信守承诺，是至关重要的人性，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承诺的方式，可以写下来形成文字，也可以没有文字、用口头来表达，这些都叫做契约或合同。既然是承诺，既然是契约，既然是合同，无论口头上的，还是记载下来的，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无论经历怎么样的风险，承诺是必须要严格地信守的，契约是必须要完善地执行的，合同是必须分毫不差地予以遵循的。按照希伯来民族的传统，承诺乃是人世间的“上帝之约”。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信守承诺，都要言而有信，因为上帝之约是不能违反的。违反了上帝之约，必将受到上帝的严厉惩罚。言而有信是必须的，这是没有任何含糊的，也是没有任何游移不定的，也是没有任何三心二意的，说到哪里就要做到哪里。只说不做是不行的，那是必定要遭到天谴的。做不到就不要说，做不到而说了，那就是骗人，不但坑别人，而且也坑自己，实在是害人害己的胡作非为，只能证明缺德、没人性、不够人的一撇一捺，是在作恶，那是迟早要倒霉的。哪怕头拱地，也要信守自己的诺言，也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到底，也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契约或合同的要求来办理。这一方面证明了一个人、一个君子所应有的基本的人性、人格，另一方面也要尽职尽责地对得起他人，对得起上帝。
诺言一经做出，那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抵押出去了。这就是说，诺言等同于生命。换言之，诺言的价值就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一点，当今的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都能够予以真正的理解和领会，尤其是犹太民族对此可能理解得更加深刻、也更为透彻，乃至于深入骨髓。这一点，的确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的学习、研究和仿效。有的犹太商人宁可赔得个倾家荡产，也要按照所承诺的契约、所签订的合同来严格执行。信守承诺，是犹太民族根深蒂固的信仰。如果不能信守承诺，那就无异于自杀。犹太人在创造财富的经商活动中普遍地说来，总是能够做到取信于人。正因如此，他们的创富活动通常一马平川、无往而不胜。要知道，在所有的财富中，信誉堪比金山、银山，乃是最大的财富。在任何的社会活动中最有价值、最值得珍惜的，就是信誉。信誉是最大的财富。言而有信、恪守承诺，才能产生出货真价实的信誉，才能产生出最大的人生价值，才能产生出甚至无法精确统计的巨大的无形资产。
然而，现在很多的大陆人由于几十年来耳濡目染的党文化的洗脑教育，由于极权专制主义的狼奶喝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由于党性十足而人性普遍地匮乏、失落乃至于空无，因而对于信守承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根本就没有上帝之约的概念，也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至为深刻的人性、人格等极为重要的内容，更不能把诺言的价值等同于一个人生命的价值，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说而不做，说话放空炮，承诺靠不住，言而无信等等的可耻状况。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不良之表现，是因为人们曾经有样学样地从共产领袖如毛伟大那里学来了诸多的负面遗产，此之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从来就不把他自己的话当成必须做到的诺言，从来都是言而无信，从来都是说话放空炮，骗人无商量，所以才搞成现在的大陆很多人都是谎话连篇、言而无信、满嘴泡沫的惨烈景象。
毛泽东所做出的承诺，与其叫做承诺，还不如叫做骗人的鬼话来得更加实际一些。因为在毛泽东的概念里，根本就没有信守承诺这码子事儿。毛泽东所说的一切，都是兵不厌诈、瞒天过海、所谓“讲究策略”的不实之词。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诈骗罪的定义——“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来套在毛泽东身上的话，毛泽东的确就是一个十足的骗子，而且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骗子，而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世纪性的和世界性的超级大骗子。他所骗取的是中国人民的信任、生命、财产和自由，以至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民都上了毛泽东的贼船。这，就是中共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的、所谓的“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历史上的中国人民十分惨痛而且悲哀地选择了一个超级大骗子作为自己的“救世主”，那是中国人民的上当受骗，那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和苦难的根源，那是中国人民痛不欲生的倒霉透顶！
诚如我们所知，在几乎任何一起诈骗案子中，受害人常常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通过口攒肚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金钱或财富都“自愿地”交到骗子的手上，因为骗子的花言巧语和信誓旦旦就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的还要真，简直不容人不相信。整个骗局的过程都是有鼻子有眼、有模有样，似乎天衣无缝，毫无破绽。但到了最后的某个时刻，一旦上当受骗的受害人发现业已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时，大错已经铸就，现改已经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痛悔不已的了，因为已经被骗得个稀里哗啦溜干净了！我们悲哀的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形成的，我们血泪凝成的痛苦经历就是这样铁板钉钉地无可更移的，我们只能在万般无奈、如五味瓶打翻了似的回忆中咀嚼那无耻至极的荒谬绝伦了。什么叫做“历史选择”？这，就是中国人民被骗得如此干净、如此彻底的悲哀和遗憾终生的无可奈何！
任何上当受骗者只能是事后诸葛亮，事前诸葛亮恐怕是没有的——即便有的话，那也许就根本不会上当受骗了。作为上当受骗的可悲之结果，巨大的历史罪错业已无可挽回了，已成既定事实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亿万受害人的当事人及其后辈——今天的中国人，我们只能为上个世纪中国人民所谓的”历史选择”的不堪遭遇而追悔莫及、扼腕兴叹、何其苦痛也？！
并且，我们也不能不为我们可怜而又倒霉的前辈的惨不忍睹的磨难、伏尸千里的惨剧而无比沉痛地哀悼，以寄托我们无穷无尽的思绪，并在祭奠人类文明的坟墓之前幡然醒悟、擦亮眼睛。除了连绵不绝地、也一筹莫展地悲叹“一切都晚了”，巨大的骗局早就木已成舟、魏然屹立，如今又能如何是好？难道毛伟大所设定的巨大的圈套——让过去的中国人民钻了进去的所谓的“历史选择”，还要与时俱进地和开拓进取地、也冠冕堂皇地变成中国人民注定是死路一条的现实选择？难道深刻而又广泛的历史教训竟然可以像打水漂一样地在我们的眼前轻飘飘地一闪而过，一丝痕迹也不能留下？上当受骗的八千万甚至亿万的中国人民，请你们在范围广大的坟墓里，睁眼看一看你们实在不忍看、不愿看、但又不能不看的一幕幕由谎言堆砌的海市蜃楼般天花乱坠的虚幻表演吧：
（1）一九四零年——一九四八年，在重庆和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曾经刊登了九十多篇白纸黑字的、言之凿凿的社论，都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鼓吹民主自由的评论文章，讲的都是什么“一党专政，遍地是灾”，有人说共产党将来要搞一党专政，那是造谣污蔑，共产党要搞联合政府，绝不搞一党专政（刘少奇）；提倡的是美国似的民主制度，要求的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罢工等自由。由于中共的广告做的好，一时间延安风风火火地竟成为民主自由的坚强堡垒，仿佛点亮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满怀希望的一盏明灯了。有多少懵懵懂懂的天真烂漫的中国人，尤其是众多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把对民国政府的希望都纷纷地转入到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然而，没过多久，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就自食其言、且食言自肥，不但没有实行美国似的民主自由，反而还向着苏联一边倒，却跟美国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了一大仗！不但极大地剥夺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也彻底地取缔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更有甚者，还大言不惭、恬不知耻、耀武扬威地搞起了凶神恶煞的一党专政。当中国人民发现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用似是而非的连篇谎言忽悠得晕头转向而上当受骗时，却都已坐上毛泽东早就准备妥当的贼船而根本下不来了。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有一篇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里面说，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只要放下武器，只要不抵抗，不与共军决战，那么生命、财产等项就会得到可靠的保障。愿意回乡务农的，共军还可以发放盘缠，提供各种方便，给予各种优待。于是，几百万的国军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察、宪兵、法官、税务官等各类公务员，都毫无抵抗地归顺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军政府。然而，谁曾想，就是这些乖乖地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军政府、业已放下了武器的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却都被毛泽东在建政之后不久所肆意发动的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一锅端地给尽数屠杀了。据不完全统计，镇反运动根据毛泽东按人口比例杀人的计划指标，被杀者竟达到二——三百万。那些相信毛泽东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还真的把毛泽东当成了言而有信的一个真君子；而当他们知道毛泽东的确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时，绝命的枪声即将在他们的脑后炸响。可怜哀哉，冤屈的灵魂这时一定会像屈原发出的“天问”一样情不自禁地问道：天理何在？不是说得好好的嘛，要保护我们的生命，怎么竟把我们押赴刑场，就地正法了呢？这，究竟是何道理啊？
（3）在所谓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兴师动众、血雨腥风地搞起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明确地许诺给每一个农民都分得一份土地。农民此后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了。千百万农民为此而奔走相告、热烈欢呼，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参军，以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就这样敲锣打鼓地光荣入伍了。他们为中共打江山疲于奔命，抛尸疆场、血染黄土、无怨无悔。这些被当做炮灰而一命呜呼的青年们哪里想得到，他们的家人所分得的、属于他们私产的土地还没等捂热乎几年呢，最后竟都被统统地收归集体、收归国有，都变成互助组、高级社、人民公社的集体财产了。他们的家人已经全部丧失了对于自己土地的拥有权，一个个都毫无例外地和货真价实地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利的现代农奴，没有任何自主权的红色政权的奴隶了。
（4）1957年，毛泽东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给中共党和政府提意见，很多人不想提，不是没有意见，可以说，意见太大，也多了去了，但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特点是出尔反尔，说话根本不算数，所以才保持缄默。但毛泽东却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证，又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说得真是没得说，又是叩头作揖地邀请，又是真心诚意地表白，胸脯拍得响连天，又是秧歌又是戏，一时间弄得个简直是不亦乐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极力鼓动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发表内心深处真实的看法，大、中、小会开足马力地鼓动，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深入而广泛地进行动员，采取各种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宣传、劝说、鼓励。并言之凿凿地说，提出批评、表达意见的，就是对党和政府负责，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有的人怎么鼓动也不说。而不说不动，就是不积极，就是对党和政府没有感情，就是漠不关心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在这种似乎显得非常开明的政治氛围下，有的人是自愿地、主动地说，有的人则是心不甘情不愿、被动地说，不管怎么说，都只是讲了几句尽人皆知的大实话——毫无虚词的真话而已，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懂业务，是外行，但却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呢？”又比如，“苏联红军在日本快要投降时进入东北，属于趁火打劫，对中国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而且还把东北的工业设备都一火车一火车地拉到了苏联，中国人民的利益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怎么没人管啊？凭什么要向苏联一边倒？”等等，有的人还提出了要成立平反委员会，为建国初期镇反运动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冤案进行平反，著名报人储安平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中国都是中共一手遮天的“党天下”，现在暴露出来的几乎所有的矛盾和问题，病根就在这个“党天下”。更多的知识分子给不学无术、啥也不懂、只知惟命是从、却充当他们领导的、大权在握的党支部书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批评和建议。知识分子的这些话立即风起云涌，卷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非常地焦躁不安，愁得够呛，茶饭无心，夜不成寐，于是在六月初就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斗争，在给《人民日报》所写的“这是为什么？”的编者按中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图穷匕首见地表示：右派分子们的言论充分表明他们这是在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的进攻。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对右派予以坚决的反击，以打垮这种猛烈的进攻势头。反右运动一时间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毛泽东排兵布阵，让邓小平主抓反右运动，邓小平赤膊上阵，真的是狠人一个、毫不客气、绝不留情，对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斩尽杀绝。公开右派在全国抓了五十五万之众，而内控右派在全国竟抓了四——五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整体性地沦落为不被当人待的低等种族——遭到百般虐待、千般折磨的政治贱民。
毛泽东知道自己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他也知道人们对他的诈骗有术一清二楚，于是他便把反右斗争称之为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善于搞“阳谋”的毛泽东也不想一想，反右以后他还怎么有脸做人，更何况还要做一个举世瞩目的位高权重的九五之尊之人？难道中国帝王般的所谓的伟大领袖竟然如此这般地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恬不知耻、硬把不要脸当饭吃地没有感觉到究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哪有这么样地对自己说出的话毫不负责任的呢，那还算得上是个一撇一捺的人么？连个人恐怕都算不上的所谓的人物，怎么竟能够无耻地号令一切、指挥一切、领导一切、统治一切？毛泽东可谓骗遍了全中国，那么，还有谁能够逃脱得了被欺骗的可怜的、可悲的、倒霉的、不堪的下场呢？
作为一个皇帝或主席，亦或是总书记，哪怕有一次撒谎，哪怕有一次欺骗，哪怕有一次罪恶，那都是绝对不应该、也绝对不可以的，况且，还三番五次地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地搞欺骗，之后还一如既往地、装模作样地继续做领袖？那，又怎么能行呢？任何人，无论是谁，尤其是位高权重者，尤其是九五之尊之人，都得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任，并且负责到底。不负责任、不负责到底，是万万不行的，是根本行不通的。颠三倒四地欺骗人，言而无信地糊弄人，无事生非地搞钓鱼，那就根本不是人干的事儿。是人，也干不出这种不是人而只有人渣才能干出的恶事儿！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不管搞体力工作的也好，还是从事脑力工作的也罢，不管平民百姓，还是当多大的官，掌握多大的权力，特别是当皇帝一般的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可能或必然都得按照常规出牌，都得按照常理去做。言而有信就是常规，恪守承诺就是常理。没有常规常理的概念，不按常理常规去做，那是坚决不可以的，那是坑人害人的大坏蛋。也就是说，不守承诺是丝毫没有出路的，言而无信是迟早要漏兜子的。做领袖，首先要做人，最最起码的要做个好人才行。这是最等而下之的、最基本的要求了，这个要求一点也不高。只有把一个真正的人做好了，再来考虑做个其他的什么东西也不迟，例如做什么官啊，当什么主席、总书记的啊，等等；人都做不了、都做不好，那还当个什么冠冕堂皇的和虚了冒套的伟大领袖呢？连离做人的标准都相距甚远、都差之远矣、甚至相差得个十万八千里的，还扯个什么莫名其妙的大救星、红太阳、四个伟大等等小儿科式的乱七八糟的破玩意？
二、有正义的信仰，就应该懂得感恩
有正义的信仰，就必然有“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的感恩心理。不懂得感恩的人，一般地说，都没有正义的信仰；不懂得感恩的民族，基本上都是没有正义信仰的民族。
不懂得感恩，就没有人性，就丧失基本的道德，就够不上人的一撇一捺，就不会也不可能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人，就应该有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懂得感恩，就要以自己的努力，以自己应有的态度，对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表示感谢。首先要对全知全能的神——造物主，表示发自于心底的感激之情。因为造物主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我们自身，创造了我本人，我怎么能不感恩呢、怎么能不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呢？如果连这么一点觉悟都没有，人生难道还会丰富圆满、多姿多彩吗？如果不能感恩造物主，难道不是愧对自己的灵魂和形象吗？因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给塑造出来的。没有造物主，哪里能有我们、哪里能有我？感恩神，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包括我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神一手创造出来的。感谢造物主的恩赐，我们就会饮水思源不忘本，我们就会在内心深处充满神的光辉，听从神的命令，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只要心中充满神的光辉，拥有神的信仰，那我们还能做出什么丧天害理的事儿么？显然是不可能的，连想也不要想。只要怀着头上三尺有神灵的信念，那是决然不会干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语）荒唐透顶的、胡作非为的勾当的！像以革命的名义草菅人命、滥杀无辜；以“剥夺剥夺者”（马克思语）的名义肆意抢劫和掠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以横扫一切害人虫的名义把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们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以“砸烂”封资修黑货的名义，焚烧几乎一切的书籍、古代字画，捣碎精美古玩，毁灭一切历史文化的遗迹等等坑人、害人、骗人的事情就根本做不出来，所有的坏事、恶事、丑事就根本不敢做，也不会做。因为神灵在看着这一切，在盯着这一切，在记着这一切，无论干什么，那都是有报应的，此之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既然如此，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顾忌地恶性膨胀，毫无畏惧地走向万劫不复的备受煎熬的地狱，那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帝让谁亡，首先让谁狂！疯狂地作恶，只能是别无选择的死路一条。因为坏事、恶事、丑事，只有疯狂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坑人、害人、骗人的事儿，正常的人是绝对不会干的。正常的人只能干正常的、合理的、符合人性、符合道义的事情，不正常的人才能干出一些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不合人性的、不合道义的疯狂之举。
拥有正义信仰的人的所作所为，与没有正义信仰的人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大不一样的，是大相径庭的，是南辕北辙的，甚至是天差地别的。因为拥有正义信仰的人相信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明白，这就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有信仰的人心里面始终有一把自我规定的内在尺度，哪怕独自一人，也决不会做任何不合常理的疯狂之事。这一点与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正义信仰的人由于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没有制衡，所以什么坏事、恶事、丑事，无论多么疯狂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和难以理喻的事情，都是可以干出来的，也是能够干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比如某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由于内心深处没有神灵的光辉而非常地阴暗、非常地没有制约、没有制衡、没有顾忌，内在之恶如狼似虎似地随时随地逃跑出来，因而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甚至是极其可怕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方面的沉痛教训也实在是泱泱之众，多如牛毛。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感恩，既不能感恩造物主的恩赐，也不能感恩任何有助于自己的人。在没有任何感恩的意识中，还能有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邪恶之举是不能、也不敢干出来的呢？
感恩赐予我们一切的神，这是确立正义信仰的重中之重。没有对于神的信仰，就不会也不可能有正义的信仰。神创造了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自由、我们所应有的一切权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感恩于神。不感恩，不能感恩于神，那就意味着忘恩负义，那就意味着冷酷无情，那就意味着不仁不义。要感恩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这，对于确立正义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一定要感恩神，此其一。
其二，要感恩生养我们的父母。没有父母的养育，也就没有长大成人的我们。做儿女的，必须感恩父母。父母的恩德，做儿女的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报答父母，就得敬爱父母、孝敬父母、伺候父母、供养父母，就要以自己创造的财富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哺育之情。要让父母精神有依靠，生活上要吃得好、住得好，不受饥寒的困扰，要让父母尽可能地幸福安康。
除了感恩父母，还要感恩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丈夫和妻子。因为有亲人的关照，我们的生活才能其乐融融，充满欢声笑语。至爱亲朋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财富，至爱亲朋是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得到有力保护的坚强堡垒，所以一定要感恩。
对朋友要感恩。朋友是可贵的。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朋友能够提供人生的借镜、助力，有利于人生的自足自乐。尤其是诤友、挚友，更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可遇而不可求也！对于这样的朋友必须感恩，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就是说，即使不在人世了，也要把朋友的恩德矢志不渝地铭记在心。那么在活着时，还能够忘记朋友对自己的帮助吗？
感恩，就要恩将恩报、知恩图报，而决不能与之相反地恩将仇报。在现实社会中，有多少恩将仇报的事例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并证实了农夫与蛇的童话绝不仅仅是童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恩将仇报的人通常是没有正义信仰的人，有的却是阴暗苟且的心理，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贪欲之念。企望与这样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做朋友，那是自取其辱、自遭其害，因为这样的骗子似的人物是为了某种利益的目的而接近于你，花言巧语地引你上当受骗。那么，谁接触这样的人，谁就注定倒霉，注定悲哀，谁的人生就必定以失败作为标志，人生的倒霉恐怕莫过于此，命运的黑暗就此得以形成。对于恩将仇报之人、之事，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以防不测，但又实在难以预防，因为事前不可能露出端倪，只能事后才能恍然大悟而识破其庐山真面目，但为时已晚、不可救药了。
恩将仇报的例子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在业已过去的二十世纪的百年历史中林林总总，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荒诞剧、滑稽剧。或许恩将仇报者原本就是心术不正的骗子。骗子常常花言巧语地蒙蔽善良人的眼睛和心灵，千方百计地麻痹后者的警惕性。因为善良的人总是以善心渡己渡人，很少用提防的心理去防范别人——善人常常把对方想象成了与自己一样的人——这，恐怕是善良人不免上当受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骗子则借机大捞一把，因为他们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地使尽花招，不择手段，所以就形成了人们上当受骗，而骗子却洋洋得意、大获全胜的罪恶之结果。
（1）简介中共没有感恩的历史——升级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作为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东方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成立之后不久，便借助于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中国国民党的力量而站稳了自己的脚跟，并紧紧地依附于后者，犹如婴儿吮吸母乳一般。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纷纷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母乳在慢慢地喂养着共产党这个婴儿。婴儿要吃奶，母亲就给喂奶，但婴儿却把喂养他的母亲的乳头给狠狠地咬掉了。喂养者鲜血淋漓、心如刀绞般疼痛难忍——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战争的前线浴血奋战时，中共却在后方搞起了搅乱军心、严重影响北伐战争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此即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加赞赏、称之为“好得很”的痞子运动，搞得国民党军心动摇，头痛得很，于是国民革命军就开始收拾残局，教训了中共，共产党便纷纷地转入地下。喂养婴儿的母亲——中国国民党则是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不但国民革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给弄得个灰头土脸、伤痕累累，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似地倒霉，霉也算是倒透了顶。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是西安事变，救了奄奄一息的共产党一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又起死回生，重新壮大起来。被围追堵截得仅剩三万左右人马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刚刚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处于被民国政府大军围困而即将被彻底歼灭的边缘。当时任民国政府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因为五年前曾命令其属下的东北军放弃抵抗日军的挑衅和侵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竟作龟缩逃跑之状，致使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悉数落入日寇手中。被称之为“不抵抗将军”的少帅、实属纨绔子弟的公子哥儿、由于不谙世事而行为莽撞的愣头青——现有资料证实：当时业已秘密申请加入中共的张学良伙同驻守西北的杨虎城，悍然发动兵变，扣押民国政府领袖蒋介石。此次西安事变，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愤怒声讨。中共执意要杀蒋介石以报仇雪恨，但斯大林顾及苏联的利益，指示中共必须释放蒋介石。因为斯大林认为，只有蒋介石的领导，日本人才不能灭亡中国，中国才能拖住日本人而使之不能对苏联采取进攻之态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领导，日本就会在灭亡中国之后，势必对苏联产生巨大的威胁，苏联的远东，进而整个苏联就极有可能被日军所侵略、所占领。中共领导人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杀蒋介石的异口同声立马就像被扎了的皮球一样泄了气，于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从中斡旋、陈明利害关系，最后只得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中共的武装力量——红军并入国民政府的管理系列，被授予国民政府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按月从民国政府领取军饷和各类武器弹药以及医疗设备，等等。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名义上虽然归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但实际上却是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即中共的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务必要按照“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既定方针去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基本上是见到日本人就打游击（实际上就是一个字：跑），见到抗日的国军就搞摩擦，就搞围追堵截，就打歼灭战，由此激起了当时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声讨，但一直热衷于搞国、日、共三国演义的毛泽东却不以为意，还振振有词地把所有的批评者一概地称之为国民党的极右派和反共反人民的顽固派。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的武装力量由抗日之初疲惫不堪的三万人左右的流寇，竟膨胀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将近三百多万的兵力，包括正规军和武装民兵，竟匪夷所思地在八年战争中使自己发展了上百倍之多。以如此庞大的军事实力，中共为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极为残酷、极为血腥的所谓的三年“解放战争”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物质等基础。
中共在由成立到建政的二十八年里与国民党的两次合作，即中共党史所称谓的“国共合作”，第一次合作拿的是国民党的俸禄，还要阴谋夺权，还要破坏国民党的北伐事业，而且的确达到了吃国民党饭、砸国民党锅的一定目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享用着民国政府的供给，还到处与抗日的民国政府军肆意挑衅、围追堵截、大打出手，最后竟发展成消灭民国政府的巨大力量。两次国共合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东方古国的华夏大地上活生生地上演了不但不感恩，而且还恩将仇报的农夫与蛇的故事。作为农夫的国民党被作为共产党的蛇咬了之后便一蹶不振，兵败如山倒，只得退却到台湾等澎湖列岛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小撮。几乎把农夫咬死了的蛇，反而还兵强马壮、神气活现、精神抖擞，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态势攻城略地，直到占据了东西南北中的广大疆域。对于曾经给自己提供无私帮助和大力支持的中国国民党，中共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任何一点点的感激之情，只知道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为夺取政权而不顾一切。不懂感恩的中共终于实现了成立时早已订立下来的既定目标，这就是：夺取全国性政权。
不知感恩，不懂知恩图报，可能或必然获得某种利益，甚至是巨大的利益，但却没有人性、没有道义、不合常规，是良知所坚决不能允许的，这是属于昧着良心做坏事，是可耻的、卑鄙的，更是令人不齿的、邪恶的。此种成王败寇的极为腐朽的、没落的思想意识，流毒所及，既深且广，无远弗届，遍布整个中国大陆，毒化了成千万、上亿万的中国人，给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浓重雾霾。如果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成王败寇的恶性、邪性和根深蒂固的罪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人的人性是有极大的缺陷的。因为我们是与邪恶站在一起的。毫无疑义，与邪恶站在一起就是邪恶，正如与罪恶同流合污也同样是罪恶一样。中共对有恩于己的恩人——中国国民党、民国政府不感恩、不道谢，而且最后还把前者一概地称之为国民党反动派，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恩将仇报。这种作为显然是与中华民族古来有之的良好风范格格不入的，可能来自于狭隘阴暗的私利图谋不轨等伎俩，或许是列宁主义冷血残酷的真传，但这绝不是值得肯定的好东西。不感恩是没有道德的表现，哪怕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那也是丝毫不值得认定和首肯的，因为这是通过不正义的方式而从事的巧取豪夺，其所产生的恶劣、卑鄙之影响，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不知道感恩为何物的、人性缺失的、不问是非的、无良心理在作祟的亿万中国人。
成王败寇，是非常成问题的、没有正义的思想理念。在几乎所有的刑事（罪）案中，犯罪者常常得逞，而受害人屡屡倒霉。比如，得逞的骗子把受害人的全部财产都给掠夺而去。难道骗子作为胜者，真的值得人们的羡慕么？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样，特别在丛林法则的社会里，就更是如此。越是凶狠残暴的、做事没有底线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就越有机会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成为被山呼万岁的伟大领袖、成为指挥一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就是说，越是流氓和痞子，就越是胜者、王者，就越能成事儿。但是请问，这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意义么？因为没有正义，成功者似乎的确是出人头地、称王称霸了，成为皇上、主席、总书记了，但这，又能怎么样？没有正义，就只是徒有虚名而已，最终也必定是根本靠不住的，必定是无可逃脱的失败者。没有正义，哪怕拥有巨大的利益、权势、地位等等，都是没有根基的，因而都是靠不住的，都是必定要失败的；因为有正义，失败者早晚也必定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成功者。只有站在正义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看出成王败寇的是非不清和难以理喻的荒谬绝伦。像毛泽东这样的成功者，恰恰是中国人民经历过的大失败、大灾难。但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永远失败的。中国人民的成功日，必将是毛泽东的覆灭时，正像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现在已经把列宁像都给推到在地而使自己获得应有的解放一样。人类文明的现时代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成王败寇，可以休矣！
只知道成王败寇的毛泽东，几乎从来就不知道感恩，别人对他的帮助和支持以及对他提供的好处，他都一概地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反而还恩将仇报。因为他的心理就是高高在上、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平等以待人之风范，对于不知道感恩的实属小人一个的毛泽东，可以说任何对他有恩的人都要做好不幸和倒霉的应有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谁跟着毛泽东，谁为毛泽东提供帮助，予以支持，谁就只能是别无选择地舍弃自己的一切甚至是身家性命。就像任何一个善良的人只要碰上了骗子，那就注定是其人生无可挣脱的极大的不幸、倒霉和悲剧一样。骗子是以行骗为职业的，是以害人利己为目的的，其所作所为是用美丽的花言巧语来蛊惑人心，用种种冠冕堂皇的假象来诱人上当，其压根就没有感恩戴德的心理，整个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骗局。可以认为，毛泽东作为超级大骗子所搞的一切勾当，就是要残害和屠戮中国人民，整个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世纪骗局！他满脑子就是一个字：权。没有权，他要争权；有权了，他还要保权。除此之外，他几乎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为了争权、保权之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的眼里统统地都是工具而已，无论杀多少人，几百万人还是几千万人，在他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都得视他的政治需要而定。所有的人，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名流，亦或是跟从他并肩战斗的党内高官，都不过是毛泽东争权保权的御用工具而已。有用则留，无用则弃。既然如此，毛泽东对任何人对他的任何帮助，也就自然而然地毫无感恩之情了。把他人只是看做工具的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就不能对其所用的工具有所感恩了。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刘少奇。中共建政前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党内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刘少奇一直为毛泽东站台，对毛泽东可谓是言听计从，鼎力支持，拼了命地保驾护航、分忧解愁，称得上是尽心竭力、无怨无悔。刘少奇并且在中共的七大会议上首先提出了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由此无怪乎有评论家指出，刘少奇对毛泽东是有大功的，无论怎么样都算得上是毛泽东的一条功狗。毛泽东一高兴，也把刘少奇当做了一盘菜，让刘少奇当上了党的副主席并给予接班人的显赫地位。然而，还不到二十年，毛泽东早就把刘少奇对他的独一无二的重大贡献都给忘得个一干二净，根本就想不起来或者是有意地不去想了。因为没有感恩之心理，所以想不起来也就实属正常了。刘少奇被冠之以“叛徒、内奸、工贼”之恶名而被彻底打倒并死无葬身之地；二是彭德怀。当彭德怀有利用价值时，毛泽东便极尽笼络之能事，又是发文又是写诗，“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因为彭德怀曾以非常少的兵力与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进行周旋，他负责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是由老弱病残拼凑起来的、所谓的“昆仑纵队”的总司令。彭德怀的确尽职尽责，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次又一次濒临死亡的追杀。这是一九四七年彭德怀对毛泽东所做的贡献；一九五O年中共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的原因起先是金日成想要吞并南朝鲜，于是跟斯大林讲明了他的想法，但斯大林不想让苏联卷进去，更不想让美国参与进来，但为了社会主义势力不断扩张的目的，也就默许了金日成的南侵计划。金日成与斯大林串通一气，事先并没有告诉中国方面。金日成于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挥师南进，炮声隆隆、金戈铁马，很快就攻占汉城。战火遍及南韩的几乎所有的城市和乡村。李承晚的政府和军队被北朝鲜的共产军撵到了釜山一线狭窄的地段，那阵势就像是要被赶到海里面喂王八去了似的。此时，国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并抗议金日成的侵略行径，联合国大会也发表谴责金日成的决议，并授权美国立即着手组建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以抗击共产军的南侵。美国立刻任命远在东京的驻日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实施具有战略意义的银川登陆。登陆后，金日成部队便被分割包抄，损失惨重，大部被歼，投降者众。别看金日成的共产军打李承晚的南韩军如鹰抓兔子般地手到擒来，枪杀南韩的老百姓也是一个顶十个，而且也的确造成了南韩几百万老百姓生命的损失，更不用说海量的财产损失了。但在麦克阿瑟指挥若定的美军之强大攻势面前，北韩共产军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地四处乱窜，被打得嗷嗷直叫。不日美军就挥师北上，越过三八线，直取平壤。共产军连连后退，都快要退到鸭绿江边上了。金日成赶忙跑到北京，请求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要帮他这个小老弟一把，总不至于让他到冰冷的鸭绿江里面喂鱼去吧？毛泽东不忍看着可怜兮兮的金日成那个灰头土脸的熊样，于是开了几次会试探性地做了个小小的动员，但会上几乎所有的共产高官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不同意出兵朝鲜。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来挂帅。可是林彪表态说，跟美国打很不划算，一是我们刚刚建国需要搞建设，根本没有资格跟人家打；二是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我们要打的话也根本打不过，只有吃亏的份儿。这个仗还能怎么打？简直没法打！林彪于是干脆就泡起了病号来，说自己怕雨怕光又怕风、一天到晚病怏怏。
毛泽东在他的中南海书房里茶饭无心、夜不成寐、绞尽脑汁，接连不断地抽烟，一方面他需要斯大林这个他所称谓的大老板为了给他一手创立的新国家的军事工业提供应有的援助，中国参战就是要对斯大林表示耿耿忠心，另一方面还可以用他人（美国人）之手解决百万之众投诚或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以消除自己内心的巨大隐患，更可以在全国造成政治高压的紧张状态，所以，参战的确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就这样，毛泽东在书房里苦思冥想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朝鲜。可是出兵朝鲜，师出无名怎么办？那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吧！毛泽东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朝参战的野战军诸多部队，一夜之间就统统地转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灰有了。那么，谁来挂帅？林彪称病不出。那么，就让彭德怀来挂帅吧！彭德怀立即走马上任，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也解除了毛泽东热锅蚂蚁般很大的困扰。然而，到了一九五九年，仅仅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农村实际生活状况的信，就被毛泽东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头目，削职削权，直到把彭德怀监禁致死；三是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之一，陈伯达先后跟随毛泽东约有二十多年之久，一直负责为毛泽东起草政治文稿，修改文件，进行润色等事务性工作。后来陈伯达不做毛泽东的秘书，而走上了领导岗位，在文革时期曾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江青为副组长。一九七零年，陈伯达建议设立国家主席，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提议很恼火，耿耿于怀，最后竟雷霆震怒，毫不客气地把陈伯达扔进了秦城监狱。毛泽东不但不感谢陈伯达在给他当了二十多年政治秘书期间所做的一切工作，反而还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老反革命，从来就没有跟我（指毛泽东自己）合作过。毛泽东把陈伯达对自己的贡献一下子就给全部地抹杀掉了。这，恐怕也是毛泽东睚眦必报的小人性格淋漓尽致的展现，亦或是为达到批陈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罔顾历史事实，肆意抹黑陈伯达？四是毛泽东对中共地下党的处理方式前后判若两人，过河拆桥，恩将仇报。1949年之前，毛泽东曾有一个指导地下党斗争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地下党的工作人员于是按照毛泽东以及党的指示，不顾生命危险，积极工作，动员学生工人等展开各种各样的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的大规模的斗争，以风风火火的第二战场积极配合中共夺取政权的需要，但到了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又秘密发布对全国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的地下党，被称之为第二条战线，即秘密战线，其中的主要成员是文化人、知识人。绝大部分地下党员在中共建政后都基本上遭到了排斥、打击、迫害，长期不得重用而郁郁不得志，悲愤交加，苦不堪言，真是活该倒霉！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认定，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简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根本谈不上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感恩之念，甚至连个野兽都不如。如果了解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央苏区围剿AB团、在红军内部大肆屠杀与他意见不同的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直杀得个天地为之变色的悲惨情景，就完全可以想得到在建政之后无辜的八千多万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死于非命的原因之所在了。因为只有冷酷无情、野兽般的痞子、流氓、瘪三，才能成为中国人民自找毁灭的“大救星”，才能连蒙带唬地领导中华民族向着死亡的方向前进。因为非流氓、非痞子决不能成为中国人民深情仰望的北斗星，决不能成为人们必须早请示、晚汇报的、比爹娘还要亲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因为骗子的得逞，就是受骗人的曾经心甘情愿的自我选择——谁让他们选择了给自己带来了彻底毁灭的害人精、大灾星？这，就是中国人民命中注定的一劫，所谓的“历史选择”，就是业已注定了的无可逃脱的劫难！
（2）中共的党性决定了没有感恩、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人，应该懂得感恩。对于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都要存有一颗感恩之心。这是道德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人性不泯的应有表现。因为他人的帮助和付出并不是亏欠于你的，并不是必须的。既然接受了他人的帮助和付出，能回报的，就要以善良之心予以回报；拿不出什么回报的，那也应当表达发自于心底的感激之情。接受了别人的支持、关怀和贡献，就像没事儿人一样地处之泰然，连一声谢字都没有，那还算得上一个正人君子的作派吗？连做人的一撇一捺都少了一撇或缺了一捺，那不是具有极大缺陷的人吗？有缺陷的人或者简直不是人，则是不懂得感恩的人。这样的人，说到底就够不上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而是一个没有人性、没有良知、没有道义的、十足的小人。这样的小人我们要远离，以防给我们带来无法逆料的伤害。
不懂得感恩，是作为中共首脑的毛泽东始终如一的人格缺陷和其痞子加流氓的显著特点。由于毛泽东作为中共长期首脑的显赫的政治地位，他没有人性，不懂得感恩，没有道德等诸多劣根性影响所及，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深，正所谓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一个毛泽东，搞坏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也搞坏了全中国的大好河山，竟使得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一下子降到了五千年历史的最低点。中共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不讲人性，而只讲党性；都不讲良知，而只讲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命令；都不讲道义，而只讲“宇宙真理”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不讲感恩，而只知道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这，就是所谓的党性——没有人性的党性，成王败寇的党性，混账透顶的党性。想当年薄一波作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首犯，如泱泱丧家之犬无人理睬，却被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给折磨得体无完肤，不成人样，死去活来。据说连他的三儿子薄熙来为了表示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批斗薄一波的群众大会上，把作为叛徒的父亲打倒在地，飞脚猛踹，一下子就踹断了薄一波的三根肋条骨。曾为共产革命做出过贡献而又蹲了十多年共产监狱的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说，我儿小三的那股狠劲儿，对我都是这么凶，的确是继承了我党的优良传统！这小子肯定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干成大事业！因为薄一波清楚地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样通过所谓的革命道道混上来的，是怎么样巧取豪夺进而而窃取高位的。抗日战争之初，薄一波通过某种关系获得了当时主管山西的军政首脑阎锡山的信任。薄一波后来加入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不久即成为该组织的主管。阎锡山对牺盟会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要钱给钱；在阎锡山倾囊相助、大力支持下，薄一波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牺盟会很快就像发的面团一样发展壮大了起来。牺盟会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吃着阎锡山的饭，砸着阎锡山的锅——不按照阎锡山的指示从事抗日活动，却按照中共的命令到处招兵买马，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阎锡山一看自己当了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气得不打一处来，因为薄一波已经把队伍变成了八路军，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阎锡山痛悔不已，深感自己就像一个被骗子骗了个稀里哗啦之后还得替骗子数钱——生怕骗子骗得不够多一样的大傻瓜、大白痴！岂止阎锡山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几乎每一个被骗的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薄一波和其他六十名中共党员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为了保存这些力量并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当时的中共组织部，经过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等人的研究，也与毛泽东进行了沟通，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最终同意狱中包括薄一波在内的六十一名中共党员出狱，同意他们接受民国政府允许他们出狱的条件，即让他们发表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薄一波和其他中共党员都发了声明，于是就都出了狱，又回到了中共党内。这事儿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旧账又被翻了出来，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薄一波和其他人又开始坐起了共产党的监狱。谁让他们曾经是历史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声明脱离共党的叛徒呢？由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经过毛泽东授意下的中共中央在文革期间发布的铁板钉钉的结论，时间又过了那么久，所以谁都不愿意碰这个烫手山芋，但是在七十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却另辟蹊径、重开炉灶，在似乎毫无办法中千辛万苦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胡耀邦在这方面的确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要推翻早已有之的定论，另外还得顶住如山之大的压力，力排众议，恢复原状，谈何容易？胡耀邦为纠正“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可谓呕心沥血、不舍昼夜，在做了大量的仔细甄别、艰苦研究和准确判断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为薄一波等人做出了客观公正的新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旧的决议，从而恢复了薄一波等人的名誉和地位。薄一波也知道胡耀邦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以及为他所作出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但在几年之后——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中共党内生活会上，薄一波全然不顾胡耀邦对他的恩德，相反却对胡耀邦恩将仇报，态度粗暴、语言恶劣不说，而且还连绵不绝地向胡耀邦发起了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胡耀邦跑遍全国二千多个县，是党的总书记中跑得最多的一个，那不叫调查研究，而是游山玩水；说胡耀邦不冷静、不理智，到处夸夸其谈，这不是在哗众取宠吗？总之，胡耀邦无论干什么都是错。胡耀邦当时真想反问一句：薄一波，给你的叛徒一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是不是错？望着毫无感恩、没有人性，却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薄一波，胡耀邦终于没有说出话来，虽然内心气得不行。胡耀邦哪里知道，他奋力抢救、悉心照顾和关怀的，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农夫与蛇的故事越来越明显：一只频临死亡的蛇被救活了之后，反过来却把救牠的恩人一口给咬死的景象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胡耀邦还能说什么、还用说什么？面对此情此景，他只能无语——“此处无声胜有声”。生活会后——这哪里是什么生活会？简直就是游街示众的批判会，是过河拆桥、恩将仇报、忘恩负义的群魔乱舞之鬼会！
胡耀邦会后一下子就悲愤地哭起来。他哭的是有的人怎么竟是这么一副不堪的德性，怎么就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一点良知，没有一点道德呢；胡耀邦哭的是中国之悲哀：毫无前途、毫无希望、毫无光明可言。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无异于衣冠禽兽；一个不懂得感恩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一个不懂得感恩的社会，是混账透顶的社会！
胡耀邦的哭，证明了一个有人性、有良知、有道德、敢于担当民族之大义，并公正无私地为民鼓与呼的政治家所蒙受的不为外人道的冤屈，竟有多么地沉重，竟是怎样的令人匪夷所思、让人不可理喻、让人不可承受？！
（3）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恩将仇报的人
由于极权专制主义一以贯之的政治高压，人与人之间本应正常的关系从来就没有正常过，也不可能正常，人性被兽性所取代，连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都被当成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所谓的“四旧”，而遭到指鹿为马的、是非颠倒的、义愤填膺的革命大批判，都被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扫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垃圾堆，还哪里谈得上感恩？感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格杀凌厉、高高举起的铁拳中，感恩就像弱不禁风的薄薄的纸片一样被撕得粉碎，飘散开去，乃至于无影无踪。在扫荡一切的雄赳赳、气昂昂的革命运动中，感恩是根本找不到的，感恩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荒唐至极的东西。在人性大面积失落的状况下，感恩只能躲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默默地饮泣，根本摆不上台面。因为革命的大气候决不允许继续保留属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正因如此，五千年来尊师重教和师道尊严的传统便荡然无存，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信条被彻底抛弃。接受老师教育的学生，不但没有任何感恩的想法，而且踏着革命大批判的战鼓咚咚的鼓点，一涌而起地把老师围了起来拳打脚踢，逼着老师们为恪尽职守的教育行为、为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知识和才学而低头认罪。有的教师不堪屈辱而进行争辩，学生们就用铜头皮带抽打教师的脑袋，教师被打得瘫软在地时，若干个学生就用脚上的皮鞋不解恨地猛踹，被打得鼻孔穿血的教师在他昔日所教的学生们的围攻暴打之下，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呻吟渐渐地微弱，终至于无声无息——有多少教师就这样凄惨、悲哀、无奈地告别于人世，有多少热血贲张、疯狂至极的学生参与了对有恩于自己的教师、校长的谋杀？直到现在恐怕都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历史很大部分都被遮蔽了。被遮蔽的罪恶，因为不懂得感恩——没有人性所导致的不懂感恩犯下的罪恶，实在是令人发指、不可饶恕，简直不是人，实乃禽兽不如也1恶毒地虐待曾经教育过自己的老师的所谓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是疯狂至极的畜生不如的混账。因为他们没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任何概念，他们的心理具有普遍的弑父、弑母情节。他们因为不懂得感恩，所以没有人性，因为没有人性而兽性十足，因为兽性十足而酿成了毛泽东所期望达到的罪恶之结果。
在荒诞、滑稽、可笑的十年浩劫中，在人性扭曲、泯灭、荒唐的新社会里，有多少个家庭出现了妻子揭发丈夫，丈夫揭发妻子，亲情淡漠，甚至孩子揭发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更有甚者，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立场而殴打父母，甚至把父母打得死去活来？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太多太多了，用多如牛毛来形容也不为过。没有做儿女的本分，毫无儿女对父母的感恩，却养成了一个个叫做革命小将的狼心狗肺，一个个狼心狗肺的畜生不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真乃惨不忍睹，可耻、可悲、可怜之至也！
恩将仇报的事例，也集中地表现在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初期的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的过程中。中共所搞的土改，实际上是腥风血雨的武装土改。在土改中，中共发动地主所雇佣的长工、短工和租赁地主土地的佃户们，纷纷起来与地主展开斗争，瓜分地主的家产、摧残地主的身体、消灭地主的生命。一般地说来，绝大部分的地主都是通过勤俭持家、善于管理、懂得经营而逐渐致富的，属于中国农村早期首先富裕起来的一些人，而共产革命的土地改革，就是要消灭这些被叫做土豪劣绅的富人——这，与三十年之后邓小平所提倡的“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裕起来”的说法刚好相反。在土改过程中，本应受惠于地主的农民，因为地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给他们提供急需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基本上能够安居乐业——长、短工和佃农们对地主本应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但在批斗地主的大会上，由于非人性之邪恶，有些人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对东家极尽迫害之能事，甚至穷凶极恶地非得置有恩于他们的东家于死地不可。有的人拖欠东家的钱款，只有逼死了东家，钱款就可以一笔勾销，帐也就可以不还了。一方面通过斗死地主而显示自己的彻底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欠账不还，心安理得，岂不两全其美？地主所保存的所有账本、地契等都被翻将出来，聚在一起一把火就给统统地烧掉了，也把广大农村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经济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人际关系也都给烧得个一干二净。黑黑的浓烟覆遮着中国农村无边无际的痛苦、悲剧和三百多万蒙冤受屈的灵魂——在血腥土改中被无端杀害的、被叫做“地主”的富裕农民。
土改中的没有人性、没有良知、没有道义、没有感恩的残暴、无耻、下流、血腥等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固化成中国人普遍的无耻、可悲、下流、混账等一言难尽的劣根性。由于没有感恩，所以就恩将仇报，所以就忠于毛主席，因为毛主席比爹娘还要亲。有多少天真烂漫的年轻人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而冲破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底线，冲破法律的底线而走上了让父母悲痛欲绝、极度伤心的、简直不是人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犯罪道路的呢？
由于红色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为本质、以毛泽东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为表现形式，所以人性就被大面积地乃至于全面地摧毁，良知就遭到全盘的否定，道义也就不复存在，感恩就被弃之一旁，恩将仇报就变得稀松平常、司空见惯，由此人也就变成了冠冕堂皇的和毫无廉耻的衣冠禽兽、行尸走肉。虽然毛泽东时代已经由改革开放所取代，毛泽东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但是毛泽东的阴魂仍然不散，毛泽东给中国人民造成灭顶之灾的那一套仍然在时刻发挥着卓有成效的负面作用，毛泽东所建立的那一套已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仍然是中国人权不得伸张的沉重而又巨大的障碍和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那一套劣根性还仍然好使，在现实的中国仍然与时俱进地和开拓进取地成为当今中国人必须直接面对着的丑陋不堪的梦魇。
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决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可能或必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正像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只能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野蛮人一样。照理说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怎么能不懂感恩呢？一个礼仪之帮而不懂得感恩，难道不是匪夷所思、不可理解的吗？
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日战争时，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有力支援。陈纳德的飞虎队开辟驼峰航线，给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战略物资。陈纳德的飞虎队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但飞虎队百折不挠、一如既往，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始终如一地斗志昂扬，直到完成其无比艰巨也无比光荣的神圣使命。陈纳德飞虎队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证明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对此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感恩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感恩于他们的无私援助，也感恩于美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巨大牺牲。如果没有美国，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正因为有了美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日本才在最后不得不交出了白旗。本应对美国感恩的中国，却在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建政之后不久，在朝鲜战场上互相兵戎相见，直杀得个你死我活。这是一个感恩的民族所应该做的事情吗？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证明吗？受到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任意欺诈的中国人如此地毫无人性，还有何颜面自称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都野蛮得无以复加了，都无耻得达到极点了，哪里还有一点点文明的气味？简直混账透顶，极端卑劣！
三、以平等之心对待人，是正义信仰的题中应有之意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起码的基本人性，这就是：平等。以平等之心对待别人，以平等的态度来考虑问题，来处理事情。如果都能将心比心的话，那么，恐怕干任何事情就都好办一些了，处理一些问题就可以或可能做得公正一些了。按照老祖宗的说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以平等之心来对待别人，就必须真正地了解平等的本质、平等的内涵。中国人追求平等几近百年，但直到现在对平等也还是不甚了然。一说平等，仿佛什么都得一模一样，什么都得整齐划一，简直是差一点都不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尤其在一碗水端平的大锅饭时期，干什么都要一样，因为什么都是计划分配，工资待遇也都差不多少，最后搞的是我穷你也不富，大家一起都受穷，所以叫做贫穷的社会主义。贫穷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出来，是因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决不允许富裕，谁要是一不小心发家致富，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谁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谁就仿佛犯了天大的错误，可能不仅仅是错误，而是某种罪过，那就要被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自寻烦恼，找不自在？在收入分配上我们曾经过多地追求平等，的确是陷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迷雾之中。也就是说，收入平等、生活平等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此路不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死胡同就是如此这般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的。对于平等，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我所没有的，别人也不应该有；别人有了的，我也应该有；你有为什么我就没有？看到别人有，自己的心里就痒痒的，就千方百计地去拥有。这种不无攀比的平等心理在社会生活中乃是普遍存在的，这对于人类文明普世价值重要内容之一的平等都是或多或少的乃至极大的误解。
真正的平等之本质是，人在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即，法律对于每个人的无差别的平等对待。没有这一条，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只有做到了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才能切实地保障社会中每个人的利益，才不能因为贫富的差别、地位的差别、权力的差别、文化的差别、种族的差别、性别的差别等对不同的人而实行有差别的对待。
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可能去追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利，意味着社会底层的人群无阻碍地拥有上升到社会中层或高层的正常渠道，意味着人人都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希望与前途。现在身无分文不要紧，只要努力肯干，一点一点地不懈奋斗，勤俭节约，早晚都会走向富裕的，将来成为李嘉诚或比尔·盖茨也说不定；一个普通人，只要有能力，有水平，有才学，只要有机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市长、一个省的省长，各部部长，乃至一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奇迹是不能创造出来的。平等的坏境能够切实保证人们都可以创造出任何妙不可言的和无以言喻的、伟大的人间奇迹。因为平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活力、想象力等等，尽其所能地为自己、为他人、乃至为整个社会开拓出更加舒适、更加便捷、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
收入是不可能平等的，待遇是不可能平等的，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平等。以前所搞的收入平等，纯属无聊的历史误会。因为人的先天禀赋不同，后天的努力也会大不一样，其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或必然具有天壤之别的收入差距。一个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动者，其收入又如何能够跟发明家爱迪生相提并论？如果爱迪生的收入与一个普通工人一模一样或相差无几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爱迪生不需要搞出那么多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前进的卓有成效的创造和发明？普通劳动者难道还要希望发明家跟自己的收入毫无差别地平等吗？显然，有多大贡献，就理所当然地有多大收益；没有贡献，就谈不上也不应该享受任何收益。贡献与收益成正比。这，应当是正常社会始终不变的定理。然而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贡献与收益却不能成为正比，却被极大地扭曲，乃至于完全地相反，即，贡献大的，收益不多；没有任何贡献的，却常常在平等的名义下收益良多。据说这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但却是毫不正义的荒唐可笑的谬论。因为这样一来，就扼杀了能力甚至天才，就激励了平庸与无能。正是这种吃大锅饭的政治经济学机制、体制，导致了普遍的贫穷与落后，即毛泽东时代通常具有的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所以有其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就在于某种程度上冲破了贫穷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计划经济及其导致的由科尔内所定义的“短缺经济”。
平等，只关注于人在法律上的无差别的人格、尊严、权利，只关注于人人都有一样的，至少差不多少的机会拥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断地上升的渠道，而无关人的富裕与贫穷，地位的高与低，权力的大小有无，等。这，才是平等的要义。
所谓的以平等之心来待人，是在以自我的、为法律所认定的人格、尊严和权利的基础上，同样地尊重并看待他人的、为法律所认定的人格、尊严和权利。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指自己所不想要的，决不能强加于他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问题，就能对别人自然而然地产生应有的和必然的理解和尊重，也能较好地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也不可能形成令人匪夷所思的和令人瞠目结舌的灾难性结果，如发动各种各样坑人害人乃至大肆屠杀的政治运动——其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之所以如此之多而且能够连绵不断，是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者毛泽东毫无平等之心，有的却是膨胀到无以复加的、高高在上的、帝王般藐视一切的苟且心理。在他的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除了他自己，别人什么都不是，顶多算是个小小的蚂蚁而已。据毛泽东亲口说，他动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给打倒。那么，对待别人，他还需要动用大手指头、还需要费劲巴力吗？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以毫无平等的意识、以对他人生命极端藐视乃至仇视的大无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势居高临下地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比例杀人的最高指示，真乃千古未有，旷世一绝！
可见，政治权力骄横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极其可怕的，也是极其要命的！骄横的政治权利，还哪里谈得到平等、还哪里谈得到平等意识？简直就是砍头犹似灭蝼蚁，杀人如草不闻声！
如果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稍微能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平等意识，就决然不会把中国人民的生命如此明目张胆地、兴师动众地和大规模地予以剥夺、予以残害和消灭了。正是因为没有平等之心以待人的理念，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在对于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之后，无所不用其极地显示红色权力飞扬跋扈的骄横。共产极权专制的权力之恶以冠冕堂皇的名义肆意妄为地打开了反人类、反文明、反正义的潘多拉魔盒。共产魔鬼（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的上空徘徊”，是《共产党宣言》的早期翻译者陈望道有意识地淡化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而欺骗性地硬造出“幽灵”一词的，其实，所谓的幽灵，英文是ghost，是魔鬼、恶魔、鬼魂之意，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魔鬼，一个共产主义的魔鬼，萦绕着欧洲大陆的上空。）红色魔鬼以国家的统治力量对于整个社会实行了全面彻底的镇压，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了灾祸连绵的政治恐怖，凌驾于一切的人性、良知和道义之上，没有任何平等之意识，根本谈不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红色权力恶性膨胀达到无以复加之地步，其所制造的人间悲剧，实乃五千年文明古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权力之骄横，就在于极权专制主义非法权力来源的不正当，在于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却硬要打着“人民”之旗号，所以造成其目空一切、横扫一切的乱折腾、瞎折腾、胡折腾，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熟视无睹、视之为无物、视之若仇敌，由此而造成连绵不绝的世纪大灾难、大悲剧。历史的惨痛教训一直告诉我们，权力一骄横，灾难就降临！
极权专制主义者向来以其至高无上的非法权力向世人显摆其统治一切、驾驭一切的政治能力，不失时机地展现其生杀予夺之利剑，哪怕头颅滚滚也在所不惜，哪怕血肉横飞也无动于衷，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和连绵不绝的灾难、痛苦、悲剧等等，那都是统统地不在话下的，所有这些甚至都不能引发极权专制主义者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因为这些正是极权专制主义者的权力骄横所一手导致的，也是其所刻意追求的，简言之，极权专制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类的大规模的和超大规模的宣战，就是时时刻刻地都在发动着取缔文明、消灭人类、毁弃正义的赤裸裸的战争。
政治权力倘若追求进步和文明，就决然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骄横，而必须收敛其固有恶性的魔爪，表现出其所应有的和必须的谦卑。政治权力的谦卑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人权实现的先决条件，是人的自由得以扩大的可靠之保障。
政治权力的谦卑，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平等之心对待他人，以平等之心处理事务。站在平等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权力绝对不能骄横，权力的骄横绝对是人类的灾难。
政治权力之谦卑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在人权与政权相一致、相等同的基础上，政治权力才能变得谦卑起来。因为政权是由人权所认定、所赞同、所批准的。倘若前者对后者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应有的恭敬，那么人权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使政权的掌握者，即领导人在四年一期或五年一期的大选中大权旁落，故此，政治权力焉敢不谦卑？哪一个政治权力掌握者还敢于藐视一切地耍大牌？
政治权力之谦卑，通常发生在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加、澳等资本主义国家。那些国家里的政治权力掌握者都非常之谦卑，一点儿都不牛，对于每一个人都表现出尽其所能的尊重。哪里像在极权专制主义国家里的领导人那样，一个个都是老爷派头，前呼后拥耍大牌。除了想法设法地制造人权灾难，别的也就什么都不会干了。一个个装腔作势、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胡作非为者不知凡几，骄横跋扈、狂妄至极、有恃无恐，毫无廉耻！
四、宽容是正义信仰的必然要求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宽容。人生在世，对人对事都应该有宽容之心才行，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才能切实地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要宽容，首先必须做到平等，也就是要有平等之心。要有平等之心，那就得承认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差别，无论是立场、观点、看法，还是行为方式，都有可能是不尽一致的，都可以是各有千秋、各自不同的。所谓宽容，就是要承认差别、承认差别的合理性。但仅仅承认差别、承认差别的合理性，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对差别、对于差别的合理性予以应有的起码的尊重。没有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承认，没有对此予以应有的充分的尊重和认同，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宽容。
可见，承认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差异性，就是把差异性的存在视作是必然的、合理的、正当的存在，也就是说，坚决不能取缔、围剿并抹杀与自己不同的差异性。不宽容，就是不承认与自己不同的差异性，不允许差异性的存在，并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极力地取缔、围剿并抹杀差异性。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讲的就是不宽容。这种不宽容后来又演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亲不亲、线上分”。其结果就是什么都搞大一统。不跟从大一统的，那就不行，那就是错误，而凡是大一统的就毋庸置疑地是正确的、合理的。不跟从大一统的，那就要斗倒斗臭。这跟公元五世纪——十五世纪的欧洲大陆所经历的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那时候只有神权教会的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合理的，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而其他的与神权教会的思想有所不同的思想言论，都一概地被称之为“异端邪说”。谁要是赞同为神权教会所反对的异端邪说，谁就必然会被宗教裁判所判定为犯了“异端邪说”之罪。对于严重犯罪者，即，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和信奉者，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像后来在中国批斗地富反坏右等所谓的阶级敌人那样，不但无所不用其极地摧残他们的精神，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消灭他们的肉体。布鲁诺就是那一时期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布鲁诺所具有的，不过就是与神权教会不尽一致的独立的思想而已，但恰恰就是因为其独立的思想，布鲁诺才不见容于神权教会的正统思想。因为非正统思想之外的一切思想言论，都是毫无疑义的异端邪说。不消除异端邪说的制造者和信奉者，又如何能够保证神权教会的正统思想对于千百万民众进行兴师动众的和大张旗鼓的洗脑？这正像在过了几百年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陆，如果不从肉体上消灭林昭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人士，而允许他们自由地言说他们的独立思想，又怎么能够保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人的灵魂？又如何能够保证党天下的红色江山万年长？林昭的所言所论，当然是毛泽东及其思想所认定的异端邪说；布鲁诺的反动言论，对于神权教会来说具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布鲁诺被判处火刑、林昭则被处以枪决。布鲁诺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给后世留下了何等经久不息的光辉形像？由于坚持自己独立的观点、秉持与神权教会不一致的思想，布鲁诺竟被活生生地烧成了灰烬；林昭作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和独立思想的中国才女，因为敢于同强大的极权专制势力相对抗，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挺身而出，竟被残忍地无辜杀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难道说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独立的思想和言论，竟是如此地面目可憎、如此地不能被容忍、如此地可杀而不可留，反而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是什么样的统治者竟是如此地不宽容？是什么样的社会竟能够毫无宽容之理念？
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权压迫人权。人权是神权的婢女，神权是人权的主人。人权必须接受神权的霸道统治、肆意摆布和任意处置；红色的中世纪，以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压迫人权、蹂躏人权、取缔人权、屠戮人权，人权成为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所随意摆布的奴隶。人权不能伸张自己的正义，人权在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的压迫下，丧失了自己的一切。
黑暗的中世纪，以神权教会的各级代表——布道的牧师为代表，执行神权的旨意，对人的思想进行全面彻底的控制，以严酷的禁欲主义无孔不入地干涉民众的个人生活；红色的中世纪以至高无上的党权掌握者及其指派的各级党的权力掌握者——党的委员会书记们对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以及所有的人都实行密不透风的紧约束管理、领导，使全体人民都在党的号令下，步调一致地听命于党的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
黑暗的中世纪和红色的中世纪，在压迫人权方面异曲同工地走到了一起，前者是神权压迫人权，后者是党权及其派生的政权压迫人权。党权在贯彻自己的意志中向来把自己当做任何人都毋庸置疑地必须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即便没有神，也要制造一个神出来，以作图腾、以供膜拜。既然黑暗的中世纪与红色的中世纪本质上如出一辙，形式上也是半斤对八两，那么黑暗的中世纪不宽容，红色的中世纪也同样地不宽容，甚至后者比前者走的更远，即更加暴力、更加残忍、更加凶恶、更加无耻！这一点从红色中世纪所发生的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文字狱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东欧共产国家，亦或在中国大陆，都有层出不穷的不宽容的事例可以提出证明。
谁要站在与掌权者的要求不一样的乃至相反的立场上，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立场肯定被认为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所以就必须坚决地予以斗争、围剿与灭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历史上显而易见的和司空见惯的认定敌我关系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准则，这也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一贯秉持的认知方法。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作为显然是没有任何宽容的。其所造成的巨大的文明灾难，简直是书之不尽、说之不绝！
在极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宽容这个词儿。在以严酷斗争著称的红色意识形态中，宽容就是某种程度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宽容的基础是对于人类的普遍的大度和爱，而极权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根本不承认人类的普遍的大度和爱，相反却极力地否定这种抽象的大度和爱，并用透入骨髓的仇恨来取缔人类之爱。仇恨的种子要发芽，以仇恨为根基的意识形态，只能表现出完全彻底的无情，更谈不上什么大度、同情与怜悯。
要宽容，就必须抛弃仇恨、远离仇恨，因为仇恨的结果就是没有爱、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仇恨是不可能导致宽容的，是不可能允许以同情、怜悯和博爱为表现形式的。这也正是造成中国大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是那么凶神恶煞、如狼似虎、惨不忍睹、难以理喻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人与人之间不宽容，扩而大之，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宽容，党派与党派之间不宽容，非得要把对方灭了不可，这样才能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非得要斗得个你死我活不可，何苦来哉？就是不能有一刻的消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几十年如一日、上百年也好不到那里去，还是一个熊样地、一如既往地和始终如一地胡折腾，搞的都是零和游戏，就不能搞一搞和而不同、一赢多赢乃至共赢的新局面、新场景。
千百年来纷纷扬扬的中国历史总是缺少两个字：宽容，总是在此基础上多了一个字就是：不宽容。不宽容之恶劣表现在各个方面，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既深且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不宽容不同的思想、言论，不允许不同思想、言论的生存与发展。把统治者所不喜欢的一切思想言论，都一概地统称为反动的东西而大打出手、屠戮净尽，所以就造成了类似于两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之类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由于不能宽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言论，并把所有这些思想、言论统统地当成必欲打倒的东西，所以拥有独立思想的自由言论者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被残忍地枪杀，说几句真话都不行，都要给剥夺生命。这哪里还有一点宽容的样子，简直匪夷所思地不像话！这种极权专制主义的暴政，目的就是要造成人人自危的全社会的恐怖氛围，就是要造成人人心里扭曲而阴暗的不宽容的可悲、可耻之现实！
正常的言论表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毫无疑义地都应该是允许的。人们可以表达正确的意见，这当然应当得到保护，可是人们要是发表不正确的、错误的言论呢？那也应该允许存在，也应该得到保护。这就是说，言论自由不但要保护正确的言论，而且也要保护错误的言论。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是提倡，而是允许错误言论的存在。没有错误的言论，又怎么能够证明言论是正确的？况且，谁又能够证明哪些言论是正确的，哪些言论是错误的？既然错误的言论都可以存在，那么不同的言论就更没有理由予以剥夺了。不同的言论是正常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同言论的共存有利于开启民智，引领社会不断向上。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比较、鉴别，人们就会从不同的视角由浅入深地考虑问题的实质，从而能够得出自己所能得出的比较正当、比较合理的结论。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并极其武断地把不同观点称之为反动，称之为异端，称之为不合时宜或者叫做其他的什么名目，根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的专制思维所能扣的范围极其广大的帽子，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等——这是邓小平时代的常用语，而毛泽东时代的常用语，那就更多了，简直数不胜数，一抓一大把。昏庸无能的共产领袖常常用监狱、用刀枪直接地对准仅仅拿笔的思想言论者的生命而肆无忌惮地进行迫害，冷酷无情地进行残杀。批判的武器竟被武器的批判所完全地消声灭迹，野蛮的暴力竟对文明的思想与和平的言论展开灭绝人性的讨伐与征战。在极权专制主义收尸在望的肆意滥权中，人类文明的所有希望都已经灰飞烟灭且无影无踪！
文字只能用文字来批判，正如思想只能用思想来说服。笔与笔战，方为公平，因为平等；枪与笔战，绝非平等，更不公正，也不正义，是恃强凌弱，是蛮横霸道，是无知无识，是无耻流氓。总之，非思想之外的一切强制力，例如行政的、司法的和武装的力量等参与思想的讨伐、围剿与征服，只能留下历史的遗憾和极不公正因而滑稽可笑的场面。这样的事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以前和现在层出不穷地、连绵不绝地发生过的和每时每刻地正在发生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狱——焚书坑儒的现代翻版，都不能不提醒我们，用思想之外的国家强制力对思想的严酷统治和镇压，竟会达到怎么样一种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堪程度了。
在中国大陆，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宽容，干脆与宽容二字绝缘了。对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少人是存有疑问的。因为这是极其残酷的历史，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确凿事实。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能说现实社会已经变得宽容一些了吗？恐怕也不能如此这般地说吧？现在的政治坏境也不能说是宽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不宽容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似乎给人以某种宽容的假象。以前在毛伟大的时代谁要是写了一篇文章，说了几句真话，脑袋就极有可能或者必定搬家，像遇罗克，不就是因为写了一篇对“唯成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的文字，所以就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的签字下被处决了吗？反对毛泽东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张志新，不也在被割断了喉咙之后押赴刑场、就地正法了吗？还有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独立思想者、说了几句真话的自由言论者，不都被统统地屠杀了吗？现在据说有了点进步——不让脑袋搬家了，于是立马就变成了所谓的“中国人权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中共官员自得其乐的和欲盖弥彰的常用词）。任何独立思想的表达者，仅仅不用担心脑袋搬家了，就非得要三叩九拜，谢主隆恩，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不可了么？自由的思想者、言论者，现在却要在依法治国的名义下，统统地以触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其变种，如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非法出版、泄露国家机密等五花八门的罪名关入大牢，都给判得个十年八年的了。只要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只要表达的观点和意见与主流意识形态稍有不同，只要对中共、中共政府及其政策提出了批评、意见，那么党和政府就要把胆敢表达自由想法的人先给抓进去再说，然后再慢慢地收集材料。材料总是能收集到的，公权力只要把你当盘菜，无论定以什么罪名，“煽颠”也好，“寻衅滋事”也罢，亦或是“泄密”也罢，等等，总有一款比较适合你，总而言之，你逃不掉；言而总之，你必须低头认罪，再把你放到CCTV上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游街示众，直到把你搞得声名狼藉、无可奈何花落去，让不明就里的观众也一头雾水、不清不混，才算告一段落。脑袋虽然没有搬家，但名誉已经严重受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尊严业已荡然无存。多少因为发表不同意见和尖锐批评而受到众多粉丝追捧的大V们，却被以嫖娼的罪名抓了进去，并在央视上灰头土脸地亮了相？你不是进行尖锐的批评吗？那么，好，你一嫖娼，你以后还敢再指点江山、信口开河了吗？你都嫖娼了你，你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在央视上出头露面了你，你的粉丝们还能跟随你、崇拜你、信任你，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你说西他们就不信东，你说南他们就不信北了吗？
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的今天，所谓的“人权进步”就是如此地下三滥，如此地卑鄙、龌龊，如此地阴暗、苟且，的确照比让人的脑袋搬家的毛主席，现在的时代似乎前进了一个小碎步，但这决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所应有的标志，而恰恰是一个不文明、反文明的野蛮社会不宽容的自我证明。
不宽容的表现，现在仍然是不一而足、多种多样、多如牛毛，比如不允许公民社会的相关组织的自由活动，甚至连社会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允许存在。一出现就打压，就把有关人员抓进监狱，用似是而非的罪名给判个几年有期徒刑。在中国大陆，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可谓艰苦卓绝，因为处在极端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更不用说还有什么发展的可能了。像西方文明社会那样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之状态，在我们现行的社会里还远远没有形成，连起步都算不上。不宽容，还表现在对维权律师的不公正的处理上。人家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话，表达了对政府的某个政策的批评，就要兴师动众地问罪，就要大刑伺候，这还让不让人说话了？这不明摆着要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整人无商量的那一套吗？整一个维权律师，那是给所有的的维权律师一个下马威，一个杀鸡敬猴的提醒，那是试图造成整个社会陷入恐怖情绪的下流之作为，那是一种公权力肆意妄为的任性之标志。
不宽容，还表现在对新闻记者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上。如实地反映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乃是新闻记者的天职。什么叫做无冕之王？所谓的无冕之王，就是可以反映任何事情，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一切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所谓秘密的事情。新闻记者一反映，就给人家扣帽子，而且这个帽子还不是一般的帽子，而是泄露国家机密的大帽子。这么一搞，那新闻记者还怎么工作？还怎么探究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秘密？所以在中国，新闻记者是毫无自由可言的，是不可能完成其无冕之王的历史使命的。当什么事情都被秘密所规定、所限制时，记者们就只能人云亦云、困死在一定的氛围内而寸步难行了；当什么都是所谓的国家机密时，或者不是国家机密而是某个党派所发布的内部文件却被硬性地、强词夺理地和莫名其妙地当成所谓的国家机密时，新闻记者就只能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了，抑或一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泄了密。岂不知，泄密，而且只有泄密，才是新闻记者至高无上的神圣天职。狗咬人不是新闻，只有人咬狗才是新闻。人咬狗的新闻其实就是某种程度的泄密，泄露了见不得人的机密。而这，正是新闻人所创造的真正的新闻价值之所在。特别在现行社会里，在几乎什么都是秘密的情况下，泄密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也更为可贵，也更值得提倡与鼓励。有良知、有责任的新闻记者，就更应该知难而进，以自己义不容辞的光荣的、伟大的神圣使命，极大地促进行事诡秘的公权力尽早地走向全面地公开化和透明化，把一切桌子底下的秘密勾当都放到众目睽睽的阳光之下，以照亮其应有的原形，看看其秘密究竟是些什么阴暗无耻的货色！
不宽容之表现，仍然在变换着花样地从各种文字的鸡蛋里面挑骨头，并放置在显微镜下，使出浑身解数地搜寻着词语的危险性，在字里行间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巡逻，一经发现有不合时宜的论调，便立即打开监狱的大门，威风凛凛地摆出格杀勿论的架势，以歼灭异端思想为目的——文字狱就此形成。不允许发表不同的观点，更不允许发表相反的观点。这种不宽容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其历史的遗传，仍然在顽固地表现着非正义、不正义、反正义的邪恶、罪恶之特征。这种造成巨大历史灾难的不宽容，正在每时每刻地制造着现实中可耻的人权灾难。这个人权灾难的问题不解决，又怎么得了？中国社会还能有什么进步？那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干脆退回到焚书坑儒的秦王暴政的历史时期去了吗？
不宽容，总是不行的；一直野蛮下去，是很成问题的。一点文明气味都没有的状况，怎么竟可以一如既往地持续下去？难道说，中国人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如果的确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就只好与时俱进地倒霉下去了。自甘堕落的民族，恐怕连上帝也没有任何办法来拯救了。
要宽容，就必须按照启蒙思想家的一个说法去做，这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说，尽管意见不一致，但是人的权利是必须尊重的。不能因为意见之不同，而不尊重人的权利，进而还要剥夺人的权利。允许不同意见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正常社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天不会塌下来，地也不会陷下去。社会因为不同意见的存在而从中获益。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就像汽车必有刹车功能一样，将会使社会有如正常的汽车一样保持良好行驶的状态，因为刹车系统是汽车安全的可靠的和必要的保障。而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的社会，就像汽车没有刹车功能一样，灭顶之灾就会随时随地不期而至，因为谁也控制不住、也根本没法控制难以预料的危险。没有不同意见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这样的社会流氓起来，谁也挡不住。极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就是造成人类文明灭顶之灾的极其可怕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和国家决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连发个微博都给抓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新型的文字狱——微博狱么？可能不久还要有微信狱或者叫做别的名称的什么狱。比如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也照旧不误就是一个字：逮，叫做举牌狱。反正干点什么正常的、合理的事儿，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狱在那里等着你，在那里张开着血盆大口随时随地要吞噬你，搞得你最后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心愿也表达不了，问题就在于，根本就不让你表达。想要在党控媒体上揭露公权力肆意滥权、胡作非为的情况，那是连门都没有的。不但反映正常意见的途径给你堵得死死的，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罪名早已准备妥当，早就安排就绪了。社会的不宽容，怎么竟能够达到这种令人齿寒的极其严重的程度？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根本就找不到人来管，而明目张胆的罪恶也干脆没人搭理。公权力不是不作为、拖字诀，就是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但人们通过各种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申述冤屈，表示不满和抗议，这时候却有大盖帽郑重其事地来管了，而且是管得很具体，也很积极，此时倒是尽职尽责了。该管的，不管，装聋作哑不作为；不该管的，倒是横巴拉、竖挡着，又是截访，又是围堵，总之是要维稳，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从根本上消除矛盾产生的原因，却总是跟反映问题的人、跟遭受不公对待的人过不去。这样的维稳，简直是本末倒置、头痛医脚，是根本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乱弹琴。此类与真正解决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南辕北辙的现象，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
不宽容，尤其对人们反映问题、表达意见、申述冤屈的正常言论的不宽容，对和平地表达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不宽容，一直是我们这个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根深蒂固的、从来如此的、积重难返的和死不悔改的大的问题。不允许和平地表达意见，难道还要让人们非和平地采取什么措施不可？不让人们用语言反映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难道还要鼓励人们采取什么不可预测的实际行动吗？要不然，怎么竟会如此地荒唐、如此地非理性、如此地不谨慎、如此地不宽容？非得把用词语、用句子、用段落、用文章表达思想和感情的人们，都给抓进暗无天日的局子里去不可吗？为什么要把仅仅拥有一支秃笔的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等等概都莫能外地大刑伺候？这，究竟是何道理？只知道用赤裸裸的暴力、用蛮横无理的枪杆子来对付追求正义的、和平的温柔之笔、来围剿表情达意的独立之笔、来消灭不甘屈服的孤傲之笔，是不是现实社会的过分之举？是不是毫无道理的恃强凌弱、恬不知耻、山猫野兽的混账透顶？
士人论政，实属天经地义。这是一个谁都可以完全理解的浅显易懂的道理。但为什么有的人却偏偏搞不清楚亦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所谓的士，一般地指的是知识分子。古代的士人传统，就是要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情发表看法。这里的任何事情，当然也包括政治，可能主要的就是政治。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对社会的一切表达独立看法、发表不同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意见的人或人群。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不同之意见而只是为权力者的所作所为歌功颂德亦或只是做些解释性、诠释性工作的人，由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质，只能称之为有文化的御用文人。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对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发表适得其所的批评，哪怕是激烈的批评，不管后者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批评（批评，即是批判，二者的意思都是一样，英文都叫做criticize）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批评就是监督、检查、指导。对于政治权力极其掌握者，必须实行严格的监督、检查、指导，因为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就像偷奸耍滑的牛马一样，不用鞭子抽，牠是不会干活儿的，也是注定干不好活儿的。批评的鞭子必须经常不断地击打着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以使后者不敢偷奸耍滑、不敢懒惰懈怠、不敢假公济私、不敢胡作非为，而必须任劳任怨地使出全部力量干好活儿，尽职尽责地完成应予完成的维护正义之使命。对于政治权力，没有批评是坚决不行的。没有批评甚至没有激烈的批评，政治权力就会肆意张扬地显示其如虎似狼的内在之恶，难以驾驭的恶性就会极大程度地膨胀起来，就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给整个人类文明造成天翻地覆的罄竹难书的巨大灾难。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没有批判，没有激烈的批判，没有鞭辟入里的批判，没有振聋发聩的批判，又怎么得了？难道知识分子还要像某些御用文人那样助纣为虐地重演一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活生生地饿死四千多万中国人的惨痛悲剧吗？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批判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尤其是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一刻也不能少。少了批判或者没有批判，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那是极其危险的、更是极为要命的。既然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展开力所能及的、绝不客气的批判，那就必须刻不容缓地做好这个事情才行。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倘若搞得好，那也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丝毫不值得给予肯定和赞扬。因为这是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应尽应分的责任和义务，它必须做得好。而做得不好，则是根本不行的。做不好，它就应该按照既定的程序下台滚蛋，以便让能够做得好的人上来做。这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里已为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所认定。如果执政者做得不好，那么下次大选肯定会被选民们所抛弃，其结果必然是能够做得好的人才能适得其所地执掌权柄。
做得不好的政治权力掌握者必须在其行使权力时就受到应有的严格批判，坚决不能客气。因为做得不好是决不应该的，是决不能允许的，做不好一点点都不行，连想都不要想。稍有做不好的迹象，批评的鞭子就会抽将下来，狠狠地打在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身上。直到他像牛马一样地疼痛难忍，直到他铭记在心、任劳任怨、毫不懈怠，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耍滑偷懒、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假公济私才可以，因为批评的鞭子总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随时落将下来。知识分子的批评武器，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而言，就是噼啪直响地狠狠甩、狠狠抽的鞭子。而不宽容的荒谬绝伦的社会现实是，本应如牛马一般任劳任怨的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却把批判的、行使监督与促进的鞭子一下子就给踩在脚下，把掌握批评鞭子的知识分子当作草料一般地用锋利的牙齿给挤压得稀碎，再嚼一嚼，囫囵吞枣地吞进了极权专制主义的肚子里。如此这般，岂不荒谬绝伦？
政治权力常常是做恶的。做恶是常态，不做恶是非常态，是特例。常常做恶的政治权力是非常不喜欢批评的，反倒乐意听颂歌，最好一天到晚地山呼万岁，他才感到由衷的舒服、坦然、喜不自胜。古今中外，规律共同，都是一样，从来如此。也就是说，都不大喜欢批评。因为批评总是刺耳的，特别对于不可一世的骄横之权力掌握者而言，就更加不能容忍，甚至是零容忍。但任何政治权力，既然是公权力，就必须经得起全社会的批判，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一针见血的和开诚布公的批判。经不起这一关，就不配掌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公权力。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就要动用公权力搞维稳、搞镇压，就要把监狱的大门全方位地给打开。这就有失公权力掌握者的风度和作派了，此乃小人之作为，更何谈现代政治家的应有气势？君子之作为决不应当是这样。
现代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是：决不能滥用公权力，而是慎用公权力。面对激烈的批评，只要是和平的，比如来自于人民群众中的声音、词语等等的请愿、抗议、示威等，根本不能动用公权力。公权力是不能随便滥用的，是绝对不能滥用的。极权专制主义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在这些位高权重的小人们、庸人们、草包们看来，他们所掌握的公权力，就是他们随便可以滥用的私权力，他们具有普遍的“朕即国家”的阴暗心理。要不然，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的大屠杀和各种各样荒唐透顶的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也就不会明目张胆地发生在我们触目可见的历史和现实之中了。
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变成现实的悲剧，就要随时警惕公权力的恶性膨胀，就要高高地举起批判的鞭子，猛烈地抽打一切的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批判的声音要在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耳边时刻响起——振聋发聩地响起、霹雳闪电地响起、连绵不绝地响起！关心祖国命运的朋友们，请记住一个血泪浸染的道理：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绝对不能放下你手中的鞭子！千万不要忘记抽打这种恶性十足的东西——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这叫做警钟长鸣、耳提面命。不这样是根本不行的，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太多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因为没有批判，没有激烈的批判，尤其在上个世纪五七年反右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被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些反人类的恶势力打趴下了之后，只剩下为政治权力捧臭脚的莺歌燕舞、歌功颂德的假大空了，批判的鞭子都被统统地扔到夹边沟里去了、都被统统地扔到北大荒里去了、都被统统地扔到阴沟沟里去了，所以才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饿殍遍野的、伏尸千里的大饥荒以及随后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由于知识分子都被毛泽东的阳谋所剿灭，批判的鞭子丝毫不起作用，反而被毛泽东狠狠地踩在脚下，毛泽东的极权之恶便情不自禁地、也无所不用其极地蔓延开来、极度膨胀，直到吞没华夏故国的一切，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和血肉横飞的极端可怕的红彤彤！
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权力之恶具有当仁不让的和首当其冲的批判作用、遏制作用、消解作用。政治权力之恶是一种病，知识分子、尤其是先锋知识分子的批判，就像药物一样可以抑制并克服病菌的发生、扩散、毒害以及毙命的性能，所以没有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先锋知识分子的批判，是根本不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先锋知识分子的作用必须得到发挥。对于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的批判，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是多而是少，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批判的力度也要大大地增强才为正道。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没有不同意见，没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是要面临着巨大的灾祸的，因为政治权力的本质之恶是自以为是的，是变本加厉的，是得寸进尺的，也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批判就必然为非作歹的。为此，知识分子必须无所畏惧地、大义凛然地担当起批判政治权力的光荣的责任和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无论面临多么巨大的压力，无论经受多么致命的危险，都要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坚守使命，因为士人论政，天经地义。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能使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不敢肆意逞能，而只能老老实实地尊重民意，并在法律和民主的轨道上正常地行使应予行使的政治权力。
五、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是正义信仰的必有内容
正义的信仰还要求人们必须拥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对于苦难的同情、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于遭到磨难的人的怜悯等，是人所应有的高贵的品质。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的人，就决然不会见死不救，当然也不会整人、害人，更不会落井下石。总而言之，不冷酷、不残暴，应当彰显人之为人之常情。
因为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一些人常常表现出对另一些人的匪夷所思的冷酷和残暴，千方百计地把人往死里整。兽性主义十足，而人道主义干脆就一点儿也没有。人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与野兽又有什么不同？不给别人留活路，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活路也给堵死了；不让他人活得顺当、痛快，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命运决不可能一帆风顺、安逸轻松，此之谓：害人终害己。“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穷追猛打、斩尽杀绝的毛式思维，毕竟与普遍的人性相距甚远，天差地别，因为根本就没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是野蛮、残忍、冷酷、暴烈，是把生命当儿戏的暴君与恶魔的阴暗之心理。
毛泽东有同情之心吗？没有，丝毫也没有。他所具有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刻意追求的头颅滚滚烟火色、帝王宝座千万塚的极度流氓之气势；他有怜悯之心吗？没有，丝毫也没有。中国人民血泪滔滔的悲剧都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他竟可以眼皮连都不眨一下，根本无动于衷。
用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来对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总统林肯的所作所为，立马就可以判定出什么叫做野蛮，什么叫做文明了！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南北战争。最终北方取胜，南方失败。在这场惨烈的战争结束后，没有一个前叛军人员遭到惩治。自李将军以下，所有的军官亦无一被法办。就连理当接受审判的南方总统等首脑人物，也在林肯的默许下安然离开，自由生活。（南方总统的故居现在仍保留在密西西比州，供人们参观）威望与权力已达顶峰的林肯说：“谁也别指望我会参与处死那些叛乱分子，哪怕是头头。打开小门，把他们赶出国家吧！”所有的南方人在战争结束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都拥有其不可剥夺的最大程度的自由。生命得到了保障，财产得到了保障，所有的权利也都得到了保障。作为自由人的南方人，哪怕在南北战争中与北方人刺刀见红、互不相让、你死我活，但在战争结束后，却都立即重新开始了新的自由的生活。无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大家都是美国人。在林肯的头脑里，为什么没有后来的毛泽东头脑里对阶级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赶尽杀绝的概念？因为林肯拥有基本的人性——同情之心、怜悯之心，他不忍看到更多的流血牺牲和更多的美国人遭受更多的生命损失、财产损失和权利损失。而毛泽东却与之相反，他一定要对他所认定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他所认定的阶级敌人斩尽杀绝，“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作为所谓的“大救星”，他一定要看到神州大地一片红，那是皮开肉绽的血淋淋的红，那是生命如蝼蚁的伏尸千里的红，那是毫无人性的惨不忍睹的杀猪似的红。毛泽东不但不怕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损失，反而还要刻意地制造出种种千古未见、闻所未闻的大灾难，仿佛他天生就是为这种祸国殃民的滔天罪恶而降生下来似的。既然如此，他哪里还能拥有林肯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同情之心、怜悯之心等高尚的人格境界呢？毛泽东能跟林肯相提并论吗？一个是恶魔，以残害生命、毁灭文明为生命依托；一个是贤人，以解放黑奴，保护所有美国人为神圣使命。两者根本无法同意而语，实乃天渊之别也！林肯以其人道主义的伟岸形象，共三光而同光，三光者，乃日光、月光、星光之谓也；毛泽东以其滥杀无辜的苟且、猥琐、阴暗之小丑，只能给历史留下挥之不去的惨痛之记忆。
六、博爱精神，是正义信仰的有机构成
正义的信仰所要求的，还有助人为乐的博爱之心。充满善意地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左邻右舍等熟悉的人，也同样地对待不熟悉的人，并力所能及地对有困难的人提供应予提供的帮助；对于别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一定要伸出援手或出谋划策以应对或声援，因为对待他人的不公正，也意味着对待自己的不公正；他人的痛苦和悲剧，也类似于自己的悲剧和痛苦。对于他人的苦难和不幸的遭遇，不能不管不问、熟视无睹，不能回避和远离。总之，不能缺少助人为乐的博爱精神。
没有博爱精神，社会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不良社会。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令人齿寒的悲剧，竟明目张胆地、活生生地发生在人们的眼皮之下？各种罪恶在人群中如入无人之境地横行无忌，人们竟熟视无睹、谁也不管，仿佛倒霉都是别人的事情而与自己无关。见死不救者，大有人在，对抢劫偷盗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似乎没有直接伤害到自己，就可以当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情而眼不见心不烦了。岂不知，现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好的倒霉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到时候你必将深受其害。要知道，丧钟不只是为他人而鸣的，也是为极力逃避的你而鸣的！
博爱体现在关心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并由此而升华到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如果你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某个人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你难道就因为遥远的距离而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似的，竟可以心如止水吗？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难道不会同样地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吗？既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理所当然地也可能或必然地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同一个环境里，同一个制度下，所以所发生的事情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了。比如，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和平的自由作者因为表达独立的政治观点而被捕，可能就与天南地北的很多人有关系。同样类型的人也许就面临着差不多一样的危险了。特别是现在，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叫做地球村的世界里。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关心一下为好，互相照应一下为好，互相支持一下为好。哪怕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应有的权利，我们也要对于他人的不幸、痛苦和悲剧等，表达我们应有的关注、同情和声援。因为博爱精神就是这样要求我们必须这么做的。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应该拥有助人为乐的博爱这种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怀。
如上所述，我们应当具备值得肯定的高尚情怀——正义的信仰。只有确立正义的信仰，我们才能坚守人性、秉持良知，弘扬道义，我们才能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的、至高无上的人生价值，因为我们言而有信、恪守承诺，而绝不会言行不一、乱放空炮；我们知恩图报、有恩必报，而绝不会不知感恩、恩将仇报；我们具有平等之心，平等以待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必将带来人所应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我们不乏宽容之心，能平等地和善意地看待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差别，并对此予以基本的理解和应有的尊重；我们具有同情之心、怜悯之心，对他人的苦难、忧伤、悲痛等深怀挥之不去的同类感觉和人道情愫；我们还有助人为乐的博爱之心。博爱是人之为人的高贵品质，也是值得肯定的崇高道德。道德乃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确立的基础，是正义的信仰得以维系的坚强支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