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 Леонид Ильич)执政始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改革的要求,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问题甚至是危机。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却把这些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看作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是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声,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压制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不仅严重挫伤一部分公民的社会积极性,导致苏联共产党威信和社会主义吸引力悄然下降,为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埋下祸根,同时损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声誉,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侵犯人权提供了口实。

一 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改变了赫鲁晓夫(Хрущев Нма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时期的解冻方针,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加强控制的进程。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他所发动的政治、经济改革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导致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萌生,因而,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工作和高度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强调,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过去十年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着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错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而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1]勃列日涅夫指出,要尽快组织人员编写一本代表当代最优秀思想的历史课本,作为教育人民和揭示苏联社会美好前景的教科书。他最后总结说:“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不能吝惜钱财……也不应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2]

为了落实政治局会议加强思想宣传的精神,由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诺马廖夫(Пономарев)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三版1970年再版发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删除了1962年版有关批判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从而为一步步恢复斯大林伟大统帅的地位扫清了历史障碍。苏共中央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特别受到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的研究教学机构出版了大量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连怎样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人写书论证。从70年代起,大学的每个班级都设置了固定的班主任,每个系每个年级配备了专职的政治辅导员,每一所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综合方案”,对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等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在强化宣传的同时,政府加大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在这一场仍在继续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愈来愈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3]尤其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开始实行“拧紧螺帽”的方针,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上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能够明显地感到这一点。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В. Семичастный)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向政治局报告说[4]:

尽管苏联国内还不存在对现制度不满和建立有组织的反政府地下组织的现象,但一些“反苏份子”和社会大众及创作知识份子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反叛者在广大的知识份子当中获得了同情和道德上的支持,出现了有利于反叛者发展的环境,很难把他们完全隔绝或利用沉默的人墙包围起来。

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这些人不像以前的地下活动者,他们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国家安全委员将加强对他们的监控。

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Ю. Андропов)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党的吸引力明显下降[5]:

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是共同的。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容忍这种党的存在,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完全不同。他们所接触的周围现实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往往在才智和学识方面还不如一般大学生,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则侧重谈了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6]:

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 ……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为高年级大学生(三至四年级1,447人)。

文科学校的学生参与不良行为的要比技术学校学生多。文科学校的学生占34%,技术学校的占28%……

发表诽谤性、蛊惑性、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报告还着重指出,大部分政治上有不良表现的学生直接受到来自国外思想的影响,如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阅读走私报刊和书籍,与敌视苏联的外国人通信和接触,以及秘密阅读一些在国外流传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私下出版物等。报告提出,应该继续加强揭露并取缔对青年企图施加影响的各种组织,加大力度预防犯罪、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表现的发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各种文化团体和协会以及出版检查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的职能,党领导的社团组织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份子的工具。6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期,苏联党和政府对知识界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士的处分往往是首先开除出作协和其他协会,然后才是其他处分。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是很大的。儿童文学家利季娅(С. Лития)因为公开声明反对审判在国外出版书籍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А. Синявский)和达尼埃尔(Ю. Даниэль)而被作协开除,她在最后一次出席的作协会议上痛心地指出[7]:

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的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如有人说话不符合当前的观点,便被宣布为反苏份子;如果外国人批评我国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

也正是这样,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才在〈致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信中〉强烈要求“在作协章程的二十二款中应该明确表述,作协将保证为自己的遭受诽谤和不公正迫害的会员提供所有的保护,保证杜绝违法现象的再度发生”[8]。

从上述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相当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希望通过正面宣传和控制来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土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强化思想宣传的措施和政策,但收效甚微。这一方面与勃列日涅夫执政以来恢复斯大林主义以及经济长期停滞和政治体制僵化教条有关;另一方面又同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密不可分。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视而不见,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对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令人震惊,实际执行的决定不超过十分之一。”[9]

二 “思想颠覆”罪名与建立主管知识份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久拖不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它费尽心机,在强化思想意识形态宣传和控制的同时,积极展开所谓的“思想斗争”,即反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就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专门指出[10]:

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我国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作反社会主义份子,当作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作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

在实际工作中,党和政府也总是把持不同政见为完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批评看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11]:

“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

同时,绝密文件还进一步论证到[12]:

“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密切相互联系还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实。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是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推出“软化”社会主义的口号的缓和时期宣布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各色的敌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指责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曾经和正在提出的那些指责。他们的要求也和西方国家“软化”社会主义的要求相类似。

60年代中期,面对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切实得到履行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须要利用法律措施来加大打击力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思想颠覆”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刑法条文的说明之中,主管知识份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也应运而生。从1966年6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总检察长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密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材料[13]:

最近几年国家安全机构加强关于注意和制止有损国家的犯罪行为的预防工作,它的数量一年年在不断减少。在这一工作进程中,主要政权机构不得不面对现实矛盾,一些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险性,然而,按照现行刑事法律条文又不受惩罚。

下述现象就属于此例:制作和传播没有破坏目的,或者是削弱苏维埃政权的传单和一些带有污蔑和攻击苏维埃国家政权性质的书面文献,而其中某些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份子还企图利用蛊惑性的借口,组织集会、游行和公开讲演,反对政府和社会机构的个别措施。

……我们的法律没有预见到这种没有破坏目的和削弱苏维埃政权的故意活动的重要性,这具有巨大的社会危险性。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很快就颁布了专门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刑法增补条令[14]:

增补俄联邦刑法第九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190条1;2;3如下:

190条1,传播明显的虚假谣言,诽谤苏联国家和社会机构罪。

190条2,侮辱苏联、俄联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国徽、国旗罪。

190条3,组织或者积极参加违反社会秩序的有组织活动罪。

新增加的俄罗斯联邦刑法190条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据更侧重于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方面,“任何批评、声明或者是出版物思想上对苏维埃国家和制度有害,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15]第190条第三款惩罚的依据不是因为参与团体行为本身,而是看其是否违反了社会秩序,不服从政府代表人员的要求,干扰交通运输和企事业单位正常工作等内容,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要求则无关紧要。这样一来为执法机构随意解释法律条文,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留下很大的空间。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还进一步规定[16]:

为了颠覆和削弱苏维埃政权,进行危害国家的罪行而从事的煽动和宣传,或者出于同样的目的,书面散布诽谤苏联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谣言,以及传播、准备和保存有这种内容的文艺作品。凡违反者将被判处七年以下监禁,外加五年以下的国内流放。

以上这些内容不仅仅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刑法中,其他加盟共和国刑法中也有同样的内容。正如科兹洛夫(В. Козров)评述的那样:“中央政权机构终于创造性地找到了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对付人民不满的方法,因为这些不满都是通过符合宪法原则的要求表达的。”[17]

“思想颠覆”这一概念正是在说明上述法律条文的苏联法律文献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刑法典中出现的。“它是指那些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和分裂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是带有倾向性的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18]

为了加强同所谓的“思想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反对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67年7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提出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请求[19]:

在敌对的意识形态影响下,一部分政治上不成熟的苏联公民,尤其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当中,正在形成不问政治和虚无主义的情绪,这不仅有可能被明显的反苏份子所利用,也有可能被喜欢在政治方面胡说八道、煽风点火的人所利用,以促使这类人采取政治上有害的行动。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并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

政治局批准了安德罗波夫的建议,7月底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就组建完成。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初期大约有二百多人,但随着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扩大,成员和组织机构不断膨胀。“60年代下半期,大量资金投入到秘密政治监控之中。1967年克格勃强化了自己侦察机构的工作,在一年当中招募了24,952个新情报员,占全部情报员的15%,并超过当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见者人数的二倍还多。”[20]科兹洛夫在〈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文中,根据最新档案材料推算出,在60年代结束时期,“整个克格勃情报机构大约有16.6万人,这远远超过了苏联人民所了解的克格勃情报员无所不在的传统想象。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控制对当局来说有危险趋势的社会阶层和团体组织。”[21]而且,为了监督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党的领导愈来愈经常诉诸特殊手段进行这种调查工作的专门机关。阿马利里克(А. Амальрик)在《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Will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开始时,当局花费很大的气力迫使大家沉默,不要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后又花费大量精力去了解人们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想要什么。”[22]这种调查和控制的任务主要由国家秘密机关安全部门来承担,这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安全机构不正常的膨胀,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思想颠覆罪名的设立和俄罗斯联邦刑法190条的增补,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重要举措之一,它不仅为国家安全机构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同时也为强力机关迫害不服从的公民大开方便之门。

三 政治施压、分化瓦解和逮捕关押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活动从法理上讲并不违反苏联宪法,这给执法机构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增加了难度,特别是70年代中期《赫尔辛基协议》签署后,还面临着国际社会保护人权的压力,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问题时,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和一些其他措施,尽量减少公开审判,避免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政治上施加压力、分化瓦解是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常用的办法。持不同政见者首先面临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出各种专业协会,开除工作的危险。加兰斯科夫(Ю. Галансков)和金兹伯格(А. Гинзбург)这两位大学生,因为编辑和散发有关审判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等人的材料而被政府判刑。“凡是在要求审判加兰斯科夫和金兹伯格时遵守法律的各种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在一个月内就有15%的人被单位解雇,而且所有的苏共党员都被开除出党。”[23]因为不同政见而被开除公职的人,很难再找到工作。因此,尽管许多人对政府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的政策不满,但真正敢于站出来公开自己主张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至于到莫斯科红场游行示威的人更是微乎其微。

政治上施加压力的措施多种多样,除了开除党籍、公职之外,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的权利,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不劳而获)的名义把不同政见者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二到五年。寄生虫惩罚措施“既可以消灭失业,补充边远地区的劳动力,又可以清除城市中的『反社会份子』。这个命令也是一种方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镇压不合心意的知识份子”[24]。这是克格勃惩罚一些持不同政见的自由作家和画家常用的做法。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Бродский)就曾被列宁格勒法庭以“寄生虫生活方式”的罪名,判处强制改造劳动五年。

对萨哈罗夫(А. Сахаров)院士的处理就是政治上施加压力的一个典型事例。萨哈罗夫是苏联氢弹之父,由于支持和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特别是1970年参与创建苏联人权委员会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进一步加大了对他的政治压力[25]:

最近以来,西方的宣传机构为了达到反苏目的愈来愈广泛地利用萨哈罗夫院士的信件和“专题论文”。萨哈罗夫发表了他的意识形态上有害的论文〈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后在西方成了名人。敌人的意识形态颠覆中心积极利用萨哈罗夫的名字,把他当作苏联存在的所谓“反对派运动”的最重要代表。萨哈罗夫显然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这样介绍他感到高兴,他一直不断地为维护像布科夫斯基(В. Буковский)、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等反社会的份子而发表各种抗议和信件……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客观上日益同敌人意识形态中心的破坏活动结合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对萨哈罗夫的行动作出公正反应的必要性问题。

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反社会的活动”的长篇通报,开始掀起大规模批判萨哈罗夫的高潮。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各行各业声讨萨哈罗夫的文章,其中尤以四十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公开信比较著名[26]:

萨哈罗夫近年来不在积极参与科学工作,并发表一系列关于苏联政府及内外政策的声明。不久前在莫斯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并在西方报刊上发表的访谈中,他竟然反对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在全世界积极推进缓和的政策。

这些观点严重地危及追求进步的全人类的利益,而萨哈罗夫企图以严重歪曲苏联现实状况及未经证实的批评社会主义秩序来自圆其说。他在自己发表的言论中竟然表示拥护帝国主义反动阵营反对我们提出的国家间和平共处、科学及文化合作,以及推进世界和平的政策。萨哈罗夫的言论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不仅如此,党的机关还多次要求科学院剥夺萨哈罗夫的院士头衔并开除其公职,但由于担心无法通过按科学院章程须进行的不记名投票而不了了之。

1975年10月,萨哈罗夫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苏联政府在国内外再一次掀起批判他的新浪潮。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萨哈罗夫发表公开信,希望“苏联和阿富汗游击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签订停战协定……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下确保阿富汗的中立、和平与独立”[27]。政府很快就发布了“关于把萨哈罗夫从莫斯科驱逐到一个不能同外国记者接触的地方的决定”[28],把其流放到高尔基城。

这种连篇累牍地迫使人们去批判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行为,不仅在国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而且严重地毒化了国内的政治气氛,扼杀了文学艺术界、社会舆论界、一般知识界一切善于思考的人的积极性,使业已恶化的政治环境更趋严重,被批判的人和批判他的人同样受到严重伤害。阿尔巴托夫(А. Арбатов)院士曾痛心地写到[29]:

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对于不是迫害的直接牺牲者说来,同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意味着严重的人身伤害。通常的做法是迫使著名的科学家和文艺活动家签署公开信,尖锐批评引起不满的科学活动家、作家和艺术家。拒绝签字的将遭到不幸──有时这等于是罢黜他们的第一步。同意签字的,则会遭到同事和朋友的蔑视……这些做法更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空气,毒化了人们之间的关系。

逮捕审判和关押是政府惩罚持不同政见者最常用的另一种方法,尤其是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初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希望通过这一措施起到震慑作用。

1965年9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在国外发表文章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分别判处二人七年和五年徒刑。1967年又因为编辑并在西方出版有关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诉讼材料《白皮书》,逮捕审判了金兹伯格、加兰斯科夫、拉什科娃(В. Лашкова)和多勃罗沃里斯基(А. Добровольский)。而后又逮捕并审判了发起声援支持金兹伯格等人的鲍戈拉兹(Л. Богораз)和李维诺夫(П. Литвинов),以及反对苏联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而游行示威的人。每一次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总会激起新的一轮抗议签名,对抗议签名者的警告、开除公职和其他制裁,又引发更大、更广泛的社会反响,又有更多的人参加到反对政府审判的签名和游行示威活动中来。

一批哲学家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到[30]:

苏维埃国家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作家因撰写和出版(在国内或国外)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文艺作品,被控从事反苏维埃、反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和公开审判的情况……

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给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某个私人的任何反苏作品,因为作品毕竟是作品,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一百五十名乌克兰知识份子代表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更直接指出[31]:

被告被指控为有罪的言论和他们所捍卫的观点,丝毫没有反苏维埃的性质,而仅仅是批评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者批评明显背离社会主义理想和公然破坏正式宣布了的准则的行为……近几年来进行的政治诉讼案已成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一种形式,成为镇压公民积极性和社会批评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批评对于任何社会的健全来说都是必要的……我们呼吁你们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全部权力,使法院和检察机关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

西尼亚夫斯基曾经回忆说[32]:

俄国知识份子这种典型的内疚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使他们有了说真话和独立思考的勇气。他们拒绝在国家面前认罪,所以不再是忠实的臣民,而只成了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在苏联所有的重大政治审判中,被告都认罪,已成了一种惯例,被告称自己为“人民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打破了这种坏传统,证明人就是人,而不能抽象地被分为“人民的朋友”和“人民的敌人”。

而克格勃却千方百计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

1973年夏天,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出卖了近六十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克拉辛(В. Красин)在其自白书《法庭》中记述了安德罗波夫如何威胁利诱他和雅基尔(П. Якира)的情况:“你同雅基尔立了不少功劳……你们是否考虑一下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外国记者面前讲讲话?他们写了多少关于你们案件的谎言。应该洗一洗他们的脑子。要让西方知道,你们在法庭上讲的话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33]

最后克格勃的目的达到了,苏联的报刊杂志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报导,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尔和克拉辛的悔过是真诚的,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二人和政府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骯脏性,甚至有人怀疑他们二人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

一个在劳改营度过十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观察,得出一个有趣的发现[34]:

近年来大多数被送到劳动营的都是个性比较脆弱的人,当局希望他们屈膝投降,幡然悔悟。而实际上,当局往往也能如愿以偿,他们没有把那些被认为是“死不悔改”的人抓进劳动营,而是采用其他的镇压手段,近几年来主要是强迫这些人移居海外。

也就是说,克格勃在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措施上也总结了经验,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更多地在于防范或者采取一些社会影响较小的惩罚方法。

四 精神病院和驱逐出境

为了避免公开审判所带来的不利局面,克格勃经常利用精神病疗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其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把一些对政府不满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没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实际的人,直接宣布为精神病患者,不顾本人和家属的反对,强行关入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从而迫使受害者放弃自己的想法,不去进行所谓的反社会活动。

第二,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们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或第190条的规定,然后由法院起诉并立即进行精神病学鉴定。通过精神病鉴定宣布该人为无责任能力的人,这样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不公开审理,判决将其送入精神病医院强行治疗。

许多这类案件的精神鉴定都是在克格勃直接操纵下进行的,鉴定结果完全取决于法院的需要。有时这类鉴定甚至荒唐到法庭都不能认可的地步。例如对拉托维亚集体农庄主席伊.雅希莫维奇(И. Яхимович)的鉴定书竟然出现这样的字句:患者“『把公共的事情看得高于个人的事情』、『认为自己应该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理想』、『留大胡子』、『认为盟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略』等等”[35]。

苏军退役少将格里戈连科(П. Григоренко)案件是第二种镇压方式的一个典型事例。1964年格里戈连科因为组织“为恢复列宁主义而斗争联盟”而被关入精神病医院。1965年出院后,他不仅积极支持克里米亚鞑靼人返回家园的斗争,而且,还筹划成立人权组织。1969年5月7日他为此被捕,法医鉴定其为精神错乱症,送往神经病医院接受“治疗”。格里戈连科对鉴定的公正性提出这样的疑问:“我相信,克格勃的影响遍及整个谢尔比茨基法医研究所的任何活动……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检察官和鉴定人都在一个人的领导下,而且他们彼此又受军纪的约束,一封精神病鉴定书能够客观吗?”[36]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完全了解格里戈连科的真实情况,但公开审判他必然会激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因此只好利用精神病借口把他关起来,进而劝其出国。正是出于如此考虑,克格勃才不惜通过中间人劝说不愿出国的格里戈连科到美国其儿子那里治病,1977年11月24日安德罗波夫为此还专门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克格勃对若列斯.麦德维杰夫(Ж. А. Медведев)的迫害是按第一种镇压方式进行的。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关批判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的书,并对苏联生物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60年代后期,他的两本政论性著作《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和《法律保护秘密通信》在私下出版物上广泛传播,引起克格勃的注意。1970年5月29日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从家里强行抓到卡卢加精神病院,主治医师利甫希茨(Лифушидс)认为他有二重人格现象,“他是个生物学家,可同时他又总是做许多和他的直接责任完全无关的事情。再说,他总是对某些事情感到不满,总想对某些事情进行斗争。”[37]但由于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尤其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抗议信引起国内外一时的轰动,二十天后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被释放。

驱逐出境乃是制裁持不同政见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谈判期间,苏联开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见者伴随着犹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马克西莫夫(В. Максимов)、涅克拉索夫(В. Некрасов)、戈尔巴涅夫斯卡娅(Н. Е.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阿马利里克、金兹伯格、西尼亚夫斯基、图尔钦(В. Турчина)、布科夫斯基、格里戈连科、若列斯.麦德维杰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移居西方,以至于在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数目远远多于苏联国内。阿尔巴托夫认为:“当局这一手十分有效,因为流亡国外的人实际上好像成为叛徒,不仅他本人的名声败坏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著作、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也都败坏了。”[38]对于一些不愿离开祖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政府甚至不惜采取强行驱逐出境的办法,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被赶出苏联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尔仁尼琴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的批评。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癌病房》(Cancer Ward)和《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在国外出版后,政府开始加大对他的压力。1969年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开除了索尔仁尼琴的会员资格。1970年10月8日,当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开始讨论如何处理索尔仁尼琴的问题。

1973年秋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搜查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一书的大批手稿,当时国外报纸也在不断报导有关《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要在国外出版的情况。1974年1月7日苏共中央再一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制止索尔仁尼琴反苏活动的措施”的决议[39]:

鉴于索尔仁尼琴进行恶毒的反苏活动,包括诽谤苏维埃制度、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内外政策……并且把为国内外反革命份子和敌视苏维埃的势力和集团进行辩护的各种书稿、信件、访谈录交给外国出版社和新闻社的行为,以及他粗暴地破坏日内瓦国际著作权公约关于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自己文学作品的规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政治局会议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方面加紧开展批判索尔仁尼琴的运动,另一方面积极活动,为驱逐索尔仁尼琴联系接收地点。1974年2月14日《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刊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40]:

由于索尔仁尼琴系统地从事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合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已经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危害,根据1938年8月19日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籍法》第七条规定,兹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

随后,索尔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活。

总的来说,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是一贯的,那就是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千方百计削弱持不同政见者产生的社会基础。然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和严重脱离实际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限制和压制任何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做法,以及僵化教条的工作作风导致政治思想工作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就是进行思想斗争,即采取政治上施加各种压力、监督劳动、逮捕审判、关押判刑,甚至不惜采取精神病疗法和驱逐出境的方法来镇压这些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的人。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前期,政府更倾向于公开镇压,从1956-1980年因为从事反苏宣传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而被判刑的人数统计,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判罪的苏联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为1,072人,其中1965年被判罪的总共是20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41]当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所公布的数字同持不同政见者的实际人数可能有很大出入,因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按刑法一般条款审判的,而且,被判处送精神病院或驱逐出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不经法律手续。另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是通过行政、党或别的渠道施加压制的形式处理的。但是,通过这一材料最起码能够说明70年代以来,苏联政府尽量减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审判,方法更加多样化了。

来源:《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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