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 Zuoren按: 至2015年5月28日,《国土也在沦陷》写作发表已经十年整。

此文是当年在肖雪慧老师提议和鼓励下,在成都读书会作的一次专题演讲。现在看来,当初想在两个小时里讲清楚中国环境问题,野心不小,所以错漏之处,必定不少。好在文中数据均出自公共传媒,既无造谣又无诽谤,因此逃过著名的105条款,从而推迟了我入住国家宾馆的时间。

作者水平虽然有限,但这毕竟是在国内第一次全面、立体、多方位看待中国环境问题的一种尝试,它的方法学意义远大于内容。

今天重发此文,无意在宏观上唱盛唱衰,却有心以此文比照观实,比较十年来文中涉及问题的变化。通过这些问题的数量质量变化,检验本文结尾处的结论建议,以便充实和修正新的价值观念坐标,找到所谓生态文明的可能路径。

谨借此文向肖雪慧老师致谢!致敬!

同时纪念今年3月27日逝世的成都读书会创始人、著名民主活动家周钰樵先生!

国土也在沦陷

引言

王怡先生有个关于“家乡沦陷”的著名观点,我感同身受,十分赞成。但我想补充的是,除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沦陷外,还有一种大面积的沦陷时刻都在发生。这种逃无可逃救无可救的沦陷,其面积超过960万KM2(八十年代确界为1042万KM2),沦陷的内容是中国自然生态环境和将被祸及的地球生态环境。

环境沦陷:中国有660多个大中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67%)在地面沉降中沦陷,其中46个地面沉降严重,有的沉降中心深度超过两米。比如,上海正在“下海”。上海旧城区及浦东新区因地下水超采导致地层压缩,地面沉降,每年“下海深度”2~4cm,以致新建几年的建筑下沉、开裂、成为危房。上海、天津海水倒灌,形成咸潮。北京形成地下水“大漏斗”上千平方公里,成都地下水位下降已达3米,西安大雁塔因地面沉降而倾斜,太原、大同、西安及华北平原出现地面裂缝。长三角地区1万KM2地面沉降超过200MM,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3150亿元。京、津、鲁、冀地区7万KM2地下水位低于海平面,面临海水入侵……纯粹物理学意义的国土沦陷还包括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沙尘暴、地质灾害、洪水溃堤、土壤侵蚀及水土流失。而另外一些沦陷,比如植被减少、湿地减少、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冰川消融、气候改变、环境污染、生物入侵、物种灭绝、能源短缺、人口失控、泛城市化、经济失衡、政治困局、媒体缺位、文化注水、道德崩溃、社会冲突、公共危机……则正在成为一种经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挑战着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也考验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拣拾起中华文明挑战与应战的纷乱脚印,考量民族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和相互行为,包括五千年的文明意象,五十年的发展成本,五年的经济转型和文化反思,用数据说话,以良知作证,从全方位多视野的角度,进行一次漫无边界的文化散打,帮助认识我们的现实处境。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长城的功过、河流的命运、环境资源的家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

在长城后面固守了两千年

据说,古老的中华民族有超过五千年的辉煌或不辉煌的历史,曾经影响过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起长城。

大墙政治:中国进入皇权社会以来,修建长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头号政治任务,筑墙、积粮、称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棋,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重复一次。在抵御外辱的“国家需要”和“有国无家”的强征暴敛面前,中国大陆上长出了无数瘢痕式的难看东西,取代了莽莽沧沧的原始森林。这些东西就是长城,包括齐长城、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魏晋南北朝长城、隋长城、金长城、宋长城、明长城、清长城,还有难以确认的唐长城和辽长城。这些城墙最早是始建于公元前555年的齐长城,距今2560年。最晚的清长城是湘西凤凰的碉堡长墙,长百余里。能够号称万里长城的只有四条,即秦长城、汉长城、金长城、明长城。众多的长城累计总长超过10万里,虎踞龙盘,翻山越岭,强行侵入,在荒漠化的背景中可谓触目惊心。从此,中国人民为墙所累,在名为外辱实为内压的生存状态和各种各样的大墙之中左冲右突,难以脱身。墙式思维成为“中国盒子”的哲学核心。

仅从修长城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防御型、封闭型和内敛型的民族,属于划地为牢的品种。修长城的政治划界和显示防御姿态的意义远远大于军事价值,大于保境安民的实际价值。长城表现了“在德”而不是“在险”的政治理想,是封建帝王防君子防小人不防强人的心理安全防线,是皇帝消费百姓买单的皇家花园的围墙工程,墙上记录了皇族的无知、胆怯和傲慢。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修了长城而社会和谐,长治久安。也不可能因长城而消弥外患,四海晏然。自秦以降的2226年中,“汉民族” 统一自治仅1115年(47.7%)被“异族”征服并统治共1224年(52.3%),国破城在的日子超过一半。

也许是偶然巧合,也许是必然结果。当我们俯首中国地图,追踪长城的脚印,却发现长城与中国地理地带的南北分界线关系密切,充满自然地理要素。比如,北方长城(蒙、冀、晋、陕等)与大陆400mm等降雨线重合,长城南为半干旱的暖温带,长城北为干旱的中温带及寒温带。长城南为森林草原,长城北为荒漠及荒漠草原。长城南以水蚀为主,长城北以风蚀为主。长城南为农业区,长城北为农牧区,等等。长城内外两重天。综观中国历代长城的走向,大部分都有类似特点,即与中国自然地理要素及地理地带伴行或重合,成为中国雨水线,万里风沙线,农牧区划线、干旱半干旱、暖温寒温带、乃至行政区划线的人文地理标志之一。

大墙成本:未经详细考察,我们无法证明修建长城与环境资源耗竭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把塞外大面积沙漠化、荒漠化及干旱化完全归罪于长城。但是,我们确切知道修长城作为历代帝王大事,耗竭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之后,却并没有达到修建的工程目的。当北方强悍民族的铁蹄视长城为无物而一越而过之际,专制残暴愚昧的封建君主,通常都是弃城而逃,一走了之,显示出封建王朝的不负责任和苍白无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长城在军事上避免了战争或赢得了战争,却有大量事实表明因修长城而制造和加剧了危机,削弱了国力,天怒人怨。孟姜女哭倒长城现白骨的传说,就是对秦朝暴政和“修城经济”的民意表达的曲折反映,是暴政之下“不和谐”的民间声音。

当今天的某些国人欺骗世人,把“月球上可以看到长城”的谣言四处播散时,长城的意义,已经不仅限于历史、生态、文化和旅游经济,而具有了现实的思考意义。因为,在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里,在当代大大小小的造城、修路、建坝、架桥、植绿和造林工程里,特别是在近年来全国性的建水坝运动中,我们都看到了长城的影子,看到了躲在公共工程后面的封建意志和私人利益。甚至修复长城的工程本身,也表现出某种封建意志的重复和连续。

文明迁徙:五千年前,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聚集,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产生过影响世界的农耕文化,发育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源头之一的华夏文明。古代中国文化生态繁荣昌盛,包括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废待举、百科全兴,民本主义盛行于世。然而自秦以降,也就是从兴建万里长城开始,封建皇帝全面专制了中华民族,车同轨,书同文,尊儒术,废百家,从此主权压人权,王权压主权。由此始,远交近攻,内紧外松,封建割据,官场博奕,文化专制,唯我独尊的政治攻略成为既定国策和主流文化。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传统价值被彻底颠覆,中国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开始恶化,并开始为大一统的封建帝王统治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据考察,现在风沙蔽日的黄土高原,曾经是大树参天的原始森林。荒凉广葇的中原大地,野象曾经成群出没,水肥草美。而黄河源区,河套平原,关中平原,曾经都是生物总量极高的华夏文明发祥地,真正的原始绿地。两千年间,仅靠发展小农经济,供养封建官僚、贵族及皇室,就把这些地区亿万年的地球储备消耗干净,使其变成荒滩戈壁,黄沙漫地。从谷歌地图可以看到,长城与黄河时而伴行纠缠,时而交叉袭夺,交互作用,在北纬35°~45°的北方大地标示出一条黄色的生态脆弱带。其中有的干旱荒芜,有的沙进人退,还有的已经退化成为北方沙尘暴的沙源地。顺着地球北纬线,从山到河到江到海,形成了中华文明从北向南的三个发展台阶,以及“逐生态而居”的历史足印。这些足印表明:高纬度高海拔的黄河文明正在被废弃,中纬度中海拔的长江文明已难以承受人类生存压力,低纬度低海拔的河流下游和沿海地区正在超负荷地接纳人类的生态移民,成为新的文明发育区。

从古代黄河文明,到近代长江文明,直到现代海洋文明,人口与经济不断南迁,荒漠与沙化追随着人类脚印南移。这些历史事实证明,人类的不当行为将造成环境退化,退化的环境将改变文明的进程。早年移居西北干旱地区的回族民众,是历史意义上的生态移民;而今天游动在全国城市之中的河南安徽农民,则是现实意义上的生态难民。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分析,我国现有22个省共1.86亿人口需要生态移民,而全国各地仅有0.3亿人的接纳能力,还有1.5亿人无法安置。

五千年来,究竟是什么生存方式,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由西而东和从北向南的“脱水模型”和“脱绿返黄模型”?华夏文明发源地为什么往往会被荒芜废弃?值得国人深思。

单边主义横行了50年

在五千年历史中,五十年只是百分之一的一个瞬间。就在这个瞬间,古老的中国正在抬腿,向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社会迈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跨越,也是一个发力五十年,抬腿五十年的超级慢动作,至今重心还没有前移落地,也不知究竟落脚何处。然而也就在这五十年中,国家民族的支撑腿正在沦陷:自然资源即将消耗殆尽

汉字是一种证据确凿的文字。当我们对五千年和五十年作深度思考的时候,才发现五十年比五千年原来只少了“一撇”,或者说,五千年比五十年多出“一撇”。我想,这不仅是文字上或语义上的区别,也不完全是数量级的“十”与“千”的区别,这一撇也许是环境信息的某种真实反映,它代表了自然资源的丢失,或者是正在失去的千年传统和道德良心。

在某种意义上,十与千的“一撇之差”,正如有没有皇帝或者有没有民主一样,不是“多与少”的关系,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奇迹工程:1955年,全国人大以全票赞成通过了包括三门峡工程的《治黄综合报告》,会场上没有反对票。会场外,只有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之子)和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提出异议,黄反坝,温主张低坝。如黄预言,三门峡水利枢杻工程建成不久,形成渭河下游拦门沙,15亿吨泥沙淤死了八百里秦川和千万亩良田。三门峡最后放弃了360M淹没线,三年后被迫炸开施工底孔导流排沙,经多次改造后功能全废仍无济于事。如此废坝废库,却给关中平原造成了“枯水沙尘满天,汛期小水大淹”的环境灾难。几乎完全失败的三门峡工程,引出了陕西省两会每年都在呼吁炸坝的大问题,并影响了陕豫两省安定而不团结的政治局面。再看五十年后的治黄成果,在十几座干流大坝和上百座支流水坝的拦截下,高山让了路,河水低了头——黄河从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大河,变成十年八断流的干涸死河。仅1977年至1999年28年间,断流年份多达22年(80%),1998年黄河更出现连续断流六次,累计226天(62%)的千古生态奇观。黄委会的专家断言:黄河成为内陆河及季节性河流已成定局,不可逆转。

八十年代初,关于“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争论,争来了长防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救了长江的命,却也招来了祸福难料的三峡工程。如今,“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淮河”的问声又起。人们更应该问的是:一条河流,如今为什么活得这么胆颤心惊?

历史教训:古人治水,且疏且导。大禹导江,东别为沱;开明拓峡,蜀地疏渠;李冰筑堰,四六分成,这都是顺天理,得人心,有效益的环境生态工程,历千年而不衰,造福后代子孙。比如岷江中游的千年水网,上至都江堰宝瓶口,下至彭山江口,金堂淮口,在成都平原的冲洪积扇上形成自流灌溉的巨型扇型水系,世所罕见,至今还在发挥工程效益。古人治水顺势而为,四两拨千斤,今人治水好大喜功,千斤移四两。治淮工程跨部跨省跨市跨县区,空有雄心壮志,却难协调办事,结果是治淮十年,投资600亿,淮河越治越死,终于难以复生。今人治水犹如治人,水路一堵一截,只要“利水”效能;言路一打一禁,只容一种声音,如此治国治水,怎能称为“和谐”?还要强词夺理,强加于人,诬之为“中国国情”。这种奴隶社会思维用来治国,真是天下奇闻!

五十年前,批倒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冷战梁思成,残缺北京城;压制黄万里,黄河水不行;臭骂梁潄溟,错批百万人。多年来,人杰与人祸的战争,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病根,现代语言叫制度性缺陷或体制性弊病。然而当政者的一意孤行总能得逞:人杰因言论而致祸并遭受打击,被群起而攻之;人祸却能因祸而肥,明知故犯,集体作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败中取胜。这个机制,使博奕双方最终都会先后成为输家,成为制度陷井的牺牲品。五十年来,公务部门已经变成高风险部门,公共权力成为通向金库和牢房的两把钥匙,难以拒绝。而公务人员在权力金字塔的传送带上骑虎难下,左右为难,从逼良为娼舍名求利,到贪污腐败挺而走险,最后落荒而逃隐姓埋名,成为失败人生的标本及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生态难民。国家环保局潘岳副局长说:“环保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问题”。真是一语中的。

害人政治:过去,政治就是王权专制;后来,政治挂帅经济,不问环保;如今,抓经济、讲政治、秀环保。这是一个被颠倒的错误程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优先于政治制度设计,而不是相反。因为,政治理想的基础和目的,不应该是无米之炊和塑料宴席。
人能忍,环境不会忍。环境的报应都是现世报,还要加收高利息。自1957年“挖出”敢说话的55万右派后,1958年开始“超英赶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开杀戒,砍光祖宗的山,毁掉子孙的林。其报应是直接造成三年大饥荒,全国树皮扒光,草根吃尽,泥土充饥,易子而食,竟然在和平时期因人祸活活饿死几千万人。

明未清初,八大王张献忠诛杀川人600万,“清史”留名。共和国建政十年后,西南王李井泉饿死川人1250万,占当时四川7000万总人口的17%左右,却无人过问(自《四川情况》中央调查组肖风等)。革命左派李某治川,心狠手辣,一左到底,比变态反王张賊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某鼓吹“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团结起来犯错误”,(这论调似曾相识?)终至于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天府之国搞成地狱之国”(同上)。李某宁左勿右的施政方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和庇护,当国内有五个省长或书记因饥荒大面积死人而下台之际,用革命暴力从饥民口中强行夺粮的抢粮冠军李某却进了政治局,并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氏暴力治川的野蛮方针,使当初的“革命”初衷受到怀疑,在现实中戏弄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的。李政委从晋绥到西南,以只向上负责的单边主义而青云直上,酿成千年惨案,成为人治及左祸的一个政治标本。这是一个不应回避更不应淡忘的新鲜的历史教训,国人应当记取。“左祸”祸国秧民的严重后果,超过法西斯主义,世界深受其害,中国沦陷最深。
在政治上采取单边主义,将直接导致专制主义,导致左祸发生。在生态问题采取“人类中心论”的单边主义,就是从理论上把丛林原则普世化,把环境暴力合理化。依此原则,人类不管其它物种,能杀多少杀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一代不管一代事,报复性的消费主义。如此行事,再有十个地球也满足不了人类的毁灭能力,再有几十亿人口,也会被左王们饿死,被先富们穷死,被环境困死,被世界羞死。

河流干枯了,水体污染了,沿河而居的城市村镇,很多都“守着大河没水吃”,我国有1/3的农村人口喝不上干净的水,有400多个城市常年缺水。仅我国七大江河已经不多的水体,被污染水体即超过2/3,其中重度污染的劣Ⅴ类及Ⅴ类水体高达37.6%,中度污染的Ⅲ类Ⅳ类水体占37.6%,可饮用水体仅24.8%,不到1/3。以水利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正走向无水可用的生态绝境。

“十五计划”的两难选择

人口压力与资源瓶颈:2005年1月,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3亿整。五十多年来,中国人口由4.5亿增加到13亿,增加了近三倍。中国960万KM2土地,天然无法居住的占1/3,50年来水土流失总面积超过1/3,可供居住的只有1/3。由于土地沙化和荒漠化,可使用土地减少了一倍,由600万KM2下降至300万KM2,人均土地面积从13333M2下降至2308M2,锐减578%。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淡水拥有量是1/6。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拥有淡水量为2200M3/年,为世界第109位。按照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按淡水计为3.2亿人,按耕地计为2.6亿人,按林地计为1.7亿人。在生存资源发生巨大危机的前提下,潘岳先生多次提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过的问题

中国大部分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1/5,如天然气为4.1%,石油为8.3%,铝为9.7%,铜为25.5%。然而过去20年中,能源消费量增加了2.6倍,其中天然气2.2倍,煤炭2.4倍,石油2.7倍,仅2000年~2004年能源消费的增长量,即占全世界总增长的40%。

水坝问题: 中国的生态危机迫在眉捷,一触即发。而制造虚假繁荣和橱窗经济,肆意侵害生态环境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还在大量发生。比如,从“十五计划”开始的全国性的大坝运动,对中国大江小河进行了全面性的规划和开发。梯化河道,石化河岸,硬化河床,渠化河流,意在把中国河流全部变成提款机器,以支撑GDP。现在全国江河唯一没有纳入开发计划的是雅鲁藏布江,唯一没有开工建设的是怒江(怒江已规划十三级电站梯级开发,并已进入前期工程,因遭受普遍性的反对而暂停)。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淡漠的生态观为害神州,使集水区干旱化,农牧区荒漠化,汇流区明渠化及水库化,河枯湖淤湿地沙化污染日甚,水生态危机此起彼伏,难以遏止。
全世界现有大型人工水坝49697座,中国占了52%,达25800座。如果计入各类中小水电站,中国已建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座,水库总库容达4583亿M2,全国地表水17%成为“库容”,名列世界第一。无序开发,强行向河流索取电力,把生态资源变成经济利益,变成少数人的政治资本,这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生态退化乃至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牺牲千年河流生态换来的电力,只能接受当今世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和初级加工工业向国内转移,可谓得不偿失。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欧美掀起了反坝运动,主动拆除了大量干流及支流水坝,其中美国拆除水坝500余座,欧洲累计拆除水坝上千座。拆坝运动把河流从混凝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还给自然,还给同样有权享受河流的动物和植物。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修水坝之前,应该具有更深远的环境思考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因为,修水坝短期受益(大中型水坝平均使用寿命为50年),获利有限,其环境负面影响及生态后果,却远远大于修长城。

我们并不是反坝主义者。问题是,很多干流大坝或支流水坝都是违法工程,有些是秘密进行的黑工程,或者是欺上瞒下的“假评估伪论证”工程。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发文叫停30个未经环评(EIA)的违法工程,其中26个是水坝工程。几天后,国家环保总局又公布了第二批46个违法电力项目,其中国营大型企业占19家。在《环评法》公布实施1年多之后,国家职能部门被迫拿起法律武器来依法行政,但愿不会遭遇被其它利益部门联合抵制消解的命运。

发展战略:过去二十年,为加快发展步伐,在国内曾采用过区域性的差异发展战略,以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为区域经济龙头,集中而不是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杀贫济富的一场劫夺,对一些人的倾斜发展,侵害了一代人的生存权力;而对一些地区杀鸡取卵式的资源提取,原住民得到的补偿只是仅够糊口谋生的以工代赈,并因此而失地失业永失生存资料,成为新一代生态难民。
西部大开发曾被叫做“管线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油东送,南水北调,油路气路电路公路铁路,齐请西部资源下山,有水快流,自然资源变成国家财富从西部原住民手中溜走。中央财政收益和部门利益拿走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西部更穷了。东部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毛毛雨”根本无济于事。在众多资源枯竭型的工业城市里,矿区采空塌陷,矿厂及初加工业停产停工,正在出现大批工业生态难民和移民。中部自称塌陷,滞涨由来已久,开发程度并不高,经济却出现“拉美化”苗头,更加难以崛起。

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中,对资源开发利用采取了平拉开,一起上,有水快流的刺激政策,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战略储备,却缺少有效的规划及控制,缺乏生态补偿机制,缺乏有效制衡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造成资源破坏和浪费、无序开发,经济行为短期化和发展后劲不足。

GDP主义: 前总理朱,一手签WTO,单脚入世;一手抓GDP,8%主义。如此宏大的经济安排,却欠缺环境思考——不与环境资源通商量;也欠缺政治认同——国内国际都不满意(也许只有少数人满意)。朱总理绕开了不应该绕开的东西——政治与经济的配套改革,以权宜之计行国家大事,结果是好心办错事:既“焊死”了双轨经济的路线,又认可了权力寻租的交易,还助长了生态破坏的行为。然而,作为不管政治,只管经济的国家“业务”总理,他能有其它选择吗?

九八年长江洪水之后,环境保护问题终于被上升到国土安全的高度,从天然林全面禁伐开始,打响了国土保卫战。但是由于欠账太多,由于权力割据和双轨制的体制无力,更由于利益集团欲罢不能,旧的掠夺还没有停止,新的抢劫又在开始。国土继续沦陷,在生态退化而不是政治进步中改变颜色。近年来,更出现了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在并勾肩搭背,“盛世经济”与“未世心态”并存且同比增长的社会怪象,出现了以高成本的经济小发展来作为政治大退步的理由的国家怪局。这个怪局,埋下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以及危机自我爆发的危险指数。

面对生态危机的思考

盛世来了,河流干了,花不见了,人更狠了。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资本和GDP成为新的上帝,掠夺资源的浩劫正在大面积加速度发生。被政治化的GDP成为脱离市场规律的脱缰野马,在权力的鞭策和资本的喂养下疯拉狂跑,勇攀“高峰”。为了攀比和竞争,必须依靠投资拉动GDP(投资在GDP中占40%以上)。因此,各级政府不惜血本地炮制出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包括各类“造城”工程、“钓鱼”工程、“烂尾”工程、“拉链”工程、“洗钱”工程、“重复建设”工程、权力美学的“养眼”工程、招商引资的“钩框锯”工程,以及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这类“项目腐败”,现在正转向各类会展节庆、新闻出版及文化活动),造成了表面繁荣的假象,经济空转的事实。“经济空转”,就是依靠唯生产力的经济中心论,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经济发展,致使物资生产偏离了生产目的而无节制发展,有限资源超常规地转化为无限的物资生产。经济空转使物资由短缺变成过剩,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而有限资源由短缺变成即将告馨。

战略误区:自身资源已然不足,还要让人分羮——过份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外贸依赖程度高达70%),使世界低端市场主宰了我国资源分配的方向,高消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大量拥入,垃圾产品大量生产,国内企业在不对称的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国际资本的生产工具。8亿双袜子换1架波音,到底谁在赚谁?60亿双出口皮鞋,要耗费多少猪皮牛皮,退化多少雪山草地?连年翻番的纺织品出口换汇套现,谁为生态环境买单?当代主政者在“世界加工厂”的梦境中耗光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却在欧美绿色壁垒、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市场保护机制面前一再碰壁,一再妥协,万分委曲而求全不得,不断遭遇封关扣单,压船压仓压库乃至退货返销,造成浪费惊人。

如此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只能被转化成为“经济毒品”和不断衰减的效价关系,却不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可靠支撑力。清末中国GDP占世界GDP21%,民初17%,1922年12%,1949年5.7%,2003年仅3.8%。而同年中国消耗的原油为世界总消耗量的7.4%,原煤为31%,铁矿为30%,钢材为27%,氧化铝25%,水泥达到40%。这说明,牺牲资源与环境去和世界拼经济、比浪费、比优越、比正确,实在是得不偿失。仍在山坳之中的中国,没有足以称雄世界的国家资源,没有工业扩张的技术体系,没有真正可靠的软实力,因此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宏大叙事和恶性竞争,回到生存、温饱、和谐发展的基线上来,调整社会发展目标。不负责任的盲目发展不是硬道理,而是极少数人的歪道理,小道理。

文化沦陷:有人拆字“和谐社会”,言称“和”为人人有口饭吃,是经济安排;“谐”为人人皆可说话,属政治领域。“和而不谐”必生内鬼,争端四起。而“谐而不和”则饿鬼遍地,刀枪相见,争夺生存权利。吃饭与说话同等重要,并不矛盾对立,应该共存。所以,要得社会和谐,应使政治、经济、文化一起发展,不可偏废。国人应知雄守雌,生存者适;社会须以外和内,和衷共济。惟此才可达成“君子国与理想国”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乍一想来,此说似乎合乎实际,言之成理。

可能出于对国家工业落后的恐惧和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怀疑,近百年来,政府主要目标只有事关权力的政治目标和事关金钱的经济目标,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这正是资本主义早期出现过的异化现象。政治挂帅,经济中心,而文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革命,唯恐消灭得不彻底。在政治经济的联手掠夺下,媒体逃单,肢解数据,话语缺席,“文化”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弱化乃至消失,过早地进入博物馆和收藏领域,而“比傻文化”和比坏文化比狠文化,却由国家买单,大行其道。挣钱的不说话,说话的不挣钱,公共话语讨厌,道德良心多余。一些文化人在“不搞政治”的高雅烟雾之中,偷生偷钱偷着乐,邦着乐,邦着说,直到上桌,成为精品垃圾和精英空壳。于是,生活质量被改造成金钱数量,生产数量代替了产品质量,物质文化解构了精神追求,商品价值转换了文化价值,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退化成为政治经济强权的附庸与奴隶。未世恐慌之下,官员把官府视为私地,老板把社会变成丛林,而百姓,则把家园当作厕所。社会价值体系的解构和文化制衡机制的崩溃,己经成为生态环境全面大破坏的直接原因之一。

从九十年代中期强行起飞的GDP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生态灾难的边际效应。数字政绩和泡沫经济,正把中国推向难以逆转的生态危机。美国及瑞士的研究表明,在世界144~146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数(ESI)中,中国排名133名,为倒数第十二名。其经济不稳定性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去了GDP的13~15%,其GDP每1元产值,环境的代价为6元,高居世界第一。GDP成本超过50%,也是世界第一。中国GDP总能耗是日本的6.15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GDP耗水量是世界水平的5倍。中国化学耗氧量(COD)世界第一,排放温室气体世界第一,水体污染世界第一,能源消耗世界第一。CO2排放量世界第二,农药生产量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排污量是世界水平的十几倍,8个高能耗产业的单位能耗比世界水平高47%,单位能源消耗量是美国的2.7倍,是日本的9倍,单位能源产出水平,是日本的1/10~1/20,劳动生产效益,却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发展前景:再来看看发展前景。据统计,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不及世界水平1/2,十五年后,45种主要矿产资源将只剩下6种。我国石油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12%,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4%。五年后我国石油将有57%~70%依赖进口,五年后铁矿需进口57%,铜矿需进口70%,铝材需进口80%。我国探明石油总储量仅能维持2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剩余可采量为23亿吨,还能开采14年。天然气可采量仅6310亿m3,可采32年。而美国石油储量可用60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2020年,在超过70%石油依赖进口的条件下,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2000万辆,保有量将超过1.3亿辆,届时中国城市街道与道路将因缺油而铺满废铁,象一场未来世界的恐怖电影。

在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的新台阶上,汽车只是某种私家玩具和公关“礼器”。而在主政者眼里,它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在环保NGO看来,它将耗竭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大量的污染。而在消费者心中,它只是一项新的家庭消费预算。

个人或家庭消费的后果,远不及国家浪费严重。仅现有5000万名吃财政饭人公务员(官民比例为1:26)的三费开支(车费、招待费、考察费)为7500亿元/年,平均每人1.5万元/年。面对48个市、区政府的专项调查表明,市、区公务员平均耗能是北京普通居民的4倍,用水量是3倍,用电量是7倍。在下级“劫持”上级和屁股指挥脑袋的时代,人们普遍性地近视和弱视之外,只能争先恐后地去占领欲望的制高点,在人格沦陷的屈辱之中,在光辉无比的经济泡沫之中,消费最后的消费,包括消费自己。

国土正在沦陷,洪水开始滔天,而极少数人正在抢运财宝,抢捞救命稻草,用公共权力给自己打造逃生的小船。近几年来,已有4000贪官携4000亿人民的币成功逃离,登陆他们仇恨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逃无可逃,惟有困守窘迫,无可奈何。有人看见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前,那只4人小乐队的演奏还在坚持。

我们将在盛世或未世的歌声中面对死亡,或者永生。也许。

怎样守护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怎样珍惜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资源?怎样诚实地面对3.67亿未成年人的眼睛?怎样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让自己活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为了不做环境的“老赖”和历史的被告,我们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和良心。
国土仍在沦陷,生态继续远去,花儿都谢了,我们不能背过身去。

危机管理:有人预言,中国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先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经济危机先逃的经典现象包括产品过剩和能源短缺并存,如我国油荒电荒和“倒牛奶”、“跳楼价”现象,已同时出现)。也有人说,任何一个危机发生,都将引爆其它几种危机,形成复合型的公共危机。

对社会而言,任何危机都是一种灾难,应该合力预防和规避。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为此必须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减小社会成本,增加社会效益,防范社会危机,争取“起个大早,赶个早集”。中国自然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社会生态的改善,社会生态改善之路是宽松的人文环境,改善人文环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对立和对抗变成对话、交流与协商,实现官民和睦和社会和解,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实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治软着陆。为了政治软着陆,必须切实保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让国民能够切实成为国家资源的拥有人及看护人

稳定压倒一切,还是“一切”压倒“稳定”,并不取决于“长城”的长度和厚度,也不取决于富裕的程度和管理的力度,而是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的亲和力,包括社会改革的希望和决心。团结求存、共度难关是有可能的,因为群众并不仅仅眼睛是雪亮的。目前,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正是实现政治体制改革并唤起社会合作的最好时机。如果错此良机,一旦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将再次出现历史倒退的悲剧,并使耗费大量资源换来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

在“罪感”文化主导的欧美,拈过拿错的乌鸦嘴改善了社会;而在“耻感”文化行世的中国,文过饰非的喜鹊们终将会唱衰神州。

结论建议: 因此,抢救在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中日益沦陷的国土,要害在于主张公民政治,推行生态政治,实施宪政条件下的民主政治,全社会一起来重构社会理想,重建社会诚信,共建文明社会新秩序,共建“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的和谐社会。舍此,别无它途

参考资料(略)
注:本文为2005年5月28日在成都读书会上的主题发言稿,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首发《文化人》杂志第4期、燕南网、天涯社区、中国学术网、普世社科网等。

撰稿:谭作人
原 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副秘书长
前《文化人》杂志编委会副主任、执行主编
《四川省大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建议人
电话:(028)85415735 13308030863。
邮箱:[email protected]
二OO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成都

来源:作者提供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