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心理和心情演唱近40年前的颂歌，不管是过来人还是年青一代，都不应该忘记这些颂歌产生的特殊背景和特出年代，也不能遗忘这些颂歌曾经起到的独特作用。文革，的确有颂歌的一大“功劳”！
不久前在北京电视台里参加了“音乐大师课”研讨会。“音乐大师课”是个娱乐节目，因为收视率很高，所以，音乐、传媒方面的专家聚在一起发表点见解，为节目助助兴，无论持什么看法，从什么角度，都只是小事一桩。但其中某家媒体的一位80后记者的言论却颇值得一提。
一位八十后记者的新“凡是”观
研讨会上，先是北大一位教授在分析了一通“音乐大师课”节目之后提出一个意见，他认为少儿不宜学唱政治歌曲。他所谓的政治歌曲，是指那些改革开放前出产的领袖颂歌。而80后记者却在发言中将这一问题拔高到核心价值观的高度，他认为，唱领袖颂歌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核心价值观哪一句要求必须唱颂歌了?何况，在这位80后记者尚未出生的年代，也就是我们天天高唱这些颂歌的时代，核心价值观的那些内容正遭到批判呢。
这位80后记者的另一句话更令我惊愕良久，他认为：歌颂伟大领袖是底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歌颂是每个人的基本。其实，早在这位80后记者出生前就曾经有过一个底线，叫“两个凡是”，正因为这位80后记者供职的报纸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破除了这个底线。邓小平的讲话、胡耀邦的讲话、叶剑英的讲话也都一再破除了这个底线，最后连华国锋自己也赞同破除这个底线，因为要平反大批冤假错案，直至平反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都不能不破除这个底线。
歌颂伟大领袖是底线，已经甚于“两个凡是”，因为这个底线是文革的底线。在文革期间，谁胆敢破除这个底线，就会被定为“恶攻”罪，“恶攻”，可以说就是专门为这个底线预备的，凡是越过这个底线的都一概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轻则常年蹲大狱，重则处死。张志新就是胆敢破除这个底线而被处决的共产党人。这位80后记者的前辈曾写了一篇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记述了张志新的事迹，刊登在这位80后记者供职的报纸上，于是，轰动全国，令多少读者悲愤不已。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破除了歌颂领袖的底线，决议对1956年以后在伟大领袖领导下的10年工作有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其中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决议对文革的长篇评述，已经完全抛弃了“歌颂”的底线，因为文革被彻底否定，文革底线当然也就不能不彻底废除。决议说：“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五十年代初的颂歌还有分寸
说到文革，说到个人崇拜，也让我记起了“决议”里的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在这个“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里，就有领袖颂歌的一份巨大功劳。
领袖颂歌不妨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的;文革期间、尤其是文革前期的;还有就是因毛泽东去世而创作的。
1949年之前的领袖颂歌，诞生于1941年的张春桥词、卢肃曲的《毛泽东之歌》，可以算作代表作：
密云笼罩着海洋，
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
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
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
从中原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
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
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你是光明的象征，
你是胜利的旗帜，
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光荣的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习你的榜样，
举着你的火炬，
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标明“献给中央二十年”的音乐作品产生不久便流传开来，从边区一直唱到边区之外，连一些大城市的左翼青年学生都会歌唱，后来又唱进了新中国。词作者张春桥大名鼎鼎，无须介绍，曲作者卢肃曾任北京市文化局长，他还有一首作品《团结就是力量》，也很响亮。
1950年，人民日报的《图书评论》和《新闻工作》两种双周刊合并为《人民文艺》周刊和《书刊评论》周刊，《人民文艺》周刊在短短的时间里刊登了一些讨论文章，其中，1951年2月11日刊载的周巍峙文章《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就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周巍峙曾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也是音乐家，2014年9月，以98岁高龄辞世，其夫人就是歌唱家王昆。1951年周巍峙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由他作曲的那首著名的《志愿军战歌》正在传唱。他在文章中说：
我看了二十几个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有的是群众自己的创作，在这些歌曲里最常见的词句是“大救星”、“恩人”、“像爹娘”，或者“北斗星”、“帮助咱们把身翻”、“跟着他”，以及“饮水要思源”等等，仅仅有少数歌子提到人民的力量。这些歌曲虽然反映了群众对毛主席衷心的敬爱与感激，却没有充分反映出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或者反映得还不够恰当。
领袖的伟大就依靠于他是真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力量，因此他才能领导群众在十分艰巨与复杂的斗争中赢得胜利。陕北民间的诗人孙万福曾用：“高楼大厦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这两句话歌颂毛主席，“蟠龙卧虎”要依靠“高山”，“高楼大厦”要从“平地”建起。这样他就把领袖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了。而不是把领袖写成了“超人”与“救世主”。
周巍峙还将《毛泽东之歌》作为例子，批评道：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周巍峙还不时将作品中的一段一段曲词引用出来详加分析，说：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十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对其他颂歌，如《歌唱毛主席》《西北农民歌颂毛主席》等，周巍峙的批评也很具体，点名分析其“轻佻肤浅，矫揉造作，沉闷无力，油腔滑调”。
周巍峙文章发表后不久，同年3月11 日人民日报第5版上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公安干部学校一封读者来函，名为“欢迎音乐批评”， 认为周巍峙的文章写得有道理。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毛泽东之歌》词作者张春桥的答复：
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一九四一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一九四三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十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在答复后面的人民日报编者按里还特意说明：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张春桥当时已经是上海新闻出版界的领导，卢肃又是周巍峙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老战友，周巍峙还能对他们的一首歌颂领袖的名作在人民日报上点名批评，而且《毛泽东之歌》随后被停播，可见此时的文艺批评的风气和社会风气。这也表明，那个时代对歌颂领袖是有政治分寸的。
极端个人崇拜下的颂歌，登峰造极
极端的个人崇拜是文革顺利发动并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原因，没有极端的个人崇拜，文革发动不起来，而文革反过来又强力推进了个人崇拜，直至登峰造极，集古今中外之大成。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是席宣和金春明，这不妨看作为文革历史的官方版本。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和起因“一章中，专门有一节论述“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在此引用几段：
个人崇拜是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腐朽的历史遗产。反对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但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它的影响和恶果却不可忽视和低估。先后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都造成了巨大的不幸后果。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等。这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有远见的决定，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单有这样的措施，还不足以对防止个人崇拜思潮的发生起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他还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语言用得很委婉，但问题毕竟是明确地提出来了。遗憾的是，中共八大没有在这种明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全党的认识并采取防止个人崇拜的有力措施，以致未能有效制止以后个人崇拜思潮的大泛滥。
“简史”认为，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得到三种力量的推动：
一种是群众很容易把对党的感激之情集中于党的领袖一人身上，把领袖歌颂为红太阳、大救星、大恩人。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显然是掺杂着中国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及小生产者自身的思想束缚。马克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小农的思想特征，他说：“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他们的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一种是领导的默许、欣赏甚至提倡。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即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的这段话似是而非，要害是把客观真理同崇拜个人两种根本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它的客观效果就是为中国共产党内已经萌生和发展的个人崇拜开了绿灯。
第三种是别有用心的人。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当属林彪，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在军队系统中，以“突出政治”为名，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借此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从《文化大革命简史》里摘录的这些话，可以了解到，1949年以后，个人崇拜发展的思想脉络。
1960年代初开始，个人崇拜进入了极端的阶段，最终达到文革时的那种癫狂状态，而领袖颂歌，既为极端个人崇拜推波助澜，进而也为文革“鼓与呼”，并且其本身就是文革的生动载体，也是极端个人崇拜的有效形式。
极端个人崇拜的形成与此时掀起的规模浩大的学毛著运动密不可分。极端个人崇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已有明显趋势，尤其经历了反右运动以后的1958年，报章刊出的文章不断将所有功绩都归功于学习领袖著作的结果。而在1960年的报章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道和文章一下子就达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1959年的总和。大会小会，党内党外，各行各业几乎都在大谈学毛著的体会和应用，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会议上，学毛著、谈体会，也成为主题，连社会名流，乃至国民党元老程潜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当时还竭力提倡所谓政治挂帅，事实上，挂帅的政治就是领袖思想，而且挂到最后，也无一不演变为对领袖的极度崇拜。
学毛著的热潮之所以从1960年代初开始，与军队有着因果关系，因为学毛著运动首先从军队发热，再推向全国各地，其主要推手就是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 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号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毛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学毛著应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学毛著方式，即“三十字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由于他的极力倡导和全军全国各级的不懈推动，活学活用、讲用会后来成为中国政治学习的普遍说法和主要形式。
发行总数曾经达到50多亿册的《毛主席语录》也首先出自军队，再版前言的署名就是林彪，这个再版前言，文革初期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但熟记于心，还被谱曲演唱，成为中国音乐史的一景。在学毛著运动中，军人也是最早和最多的模范，从个人到单位，一批批学毛著模范涌现出来，雷锋、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都是当时被树立起来的学毛著标兵，影响全国。捧着毛著如饥似渴地学习，是那个时代这些榜样的标准形象。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又将解放军学毛著运动同时推向了全国。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其中就说：
解放军广大战士和各级干部大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说：在解放军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已经成为广大干部和战士自觉的行动。解放军这样重视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值得全国学习的。全国各个战线上的同志学习解放军，就应当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原则，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行动，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就应当反复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研究和处理实际问题。只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会立场坚定、目光远大、生龙活虎、智勇双全。我们一切工作就会方向明确、方法对头、生气勃勃、顺利发展。
以河南许昌地区的学毛著运动为例，自1959年12月开始后，从城镇到农村，从工厂到田间，从干部到群众，从教师到学生，从老人到儿童，人人学理论，个个谈政治。对干部提出“时不空过，路不空走，脑不空想，手不空书”，对工农则提出“做啥学啥，需要什么学什么，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也要学”。
1960年4月6日，中共许昌地委发出了“关于全区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深入持久开展学习运动的意见”，其中介绍，全区参加学习的有公社以上机关干部56992人，学校教师28230人，工人286592人，农民3320459人，其他87000人，总计3753866人。鲁山、襄县、长葛、禹县等许多县、市出现了“诗歌海”“快板洋”“文章山”“心得塔”，大字报更是琳琅满目。鲁山县建立了600多个学习室，平顶山建立了40多个展览馆，扶沟在茶馆、饭店、商店、理发社、浴池等公共场合摆放了毛主席著作单行本800余册。全地区涌现了5万多个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
1963年至文革前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四清”，大学毛著也是其主要内容。1964年下半年，军队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干部一样，纷纷走下基层，到1964年12月时全军已抽调干部30747人“蹲点”，师职以上各级领导干部773人，其中将军67人。在“蹲点”过程中，他们把林彪关于活学活用毛著的一系列指示和做法与地方的“四清”运动实践相结合，犹如军队那样，也培养了一批地方学毛著的典型。
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很大比例的社会中，在缺少独立思考的时代，学毛著运动，并非我们平时所讲的阅读或学习，这种学习既无益于思考，也没有多少知识可以获取，而是从中寻找臣服、膜拜的感受，其膜拜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教徒对宗教经典的崇敬心理，每次学习的目的实际就是通过学习再提升臣服、膜拜的水平，学习最终大都演化成向伟大领袖表衷心、实现极端个人崇拜的一种方式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林彪这句题词真切道出了学毛著的最终目的。
与学毛著运动同步而起的就是学毛著颂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战士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著作最伟大》《毛主席著作闪金光》等，这些以学毛著为内容的歌曲都创作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无不是学毛著的产品，虽然有的是为英模豪言谱曲，有的是为电影而创作，但始终紧随着学毛著运动的发展，伴随着文革来临的急切脚步。由于感情真挚，对民族音乐把握得心应手，所以，旋律上口、亲切，可谓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有的还传遍世界。而一首首歌词则反映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领袖著作的一步步认知，自爱读开始，直到纵情赞美，最后干脆就呼口号、表忠心。不问情由、只喊口号以表示立场，这是文革的典型特征，预示着文革的终于到来。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里头热乎乎 ”“毛主席的雨露滋养了我呀啊 ，我干起革命劲头儿足 ，一字字啊一行行， 一边那个读来一边儿想”“ 革命的真理金光闪 ，句句话说在我的心坎儿上 ，哎，好像那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呀”;
“毛主席的书战士最爱读，句句是真理呀，行行像明珠，我越看越想看哪越读越想读”;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哎，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得咱心里亮”“主席的思想传四方，革命的人民有了主张，男女老少齐参战哎，人民战争就是那无敌的力量，是无敌的力量”;
“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这些歌词里，尽管已经充满了“真理”“雨露” “太阳”“闪金光”，但毕竟还有学习状态的描摹和学习缘由的比拟，也有学习后的效果，而后来的歌曲，就只剩下文革式语言的那种极端比喻和死命喊口号了。
“人将毛主席著作比太阳 ，我说太阳比不上， 比不上， 太阳上山又下山 ，毛主席著作日夜放光芒”“人将毛主席著作比海洋 ，我说海洋比不上 ，比不上 ，海洋虽大有尽头， 毛主席著作伟大难估量”
“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咳升起了红太阳… 要问我读的什么书哎，毛主席著作哎闪金光哎”“毛主席著作传四方，哎嗨传呀么传四方…要问我威力有多大哎，五洲四海红旗扬哎，红旗扬”。
学毛著颂歌与学毛著共同形成了那个年代的疯狂交响曲，最终导致了极端的个人崇拜，让文革顺利发动，直至彻底改变了中国。
颂歌在文革大普及，无度无限
如果从延安时代算起，一直到1976年领袖辞世，领袖颂歌估计相继有数万首问世，既来自于知名音乐家，也来自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文革初期，许多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纷纷加入了创作的行列，集体创作不断涌现，颂歌更进入了创作高产期，当然，多自然滥，文革初期也是颂歌的泛滥期，没有流传开的占多数。在颂歌创作和演唱的行列中，来自军队的人尤其多，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就是普通官兵。这与学毛著运动和狂热的个人崇拜首先发热自部队有直接的关系。
颂歌有的是民歌改编，重新填词;也有的是文革前的版本，到了文革又加以改造，变成纯粹的个人崇拜，更加适应文革的大环境;有的则是纯粹原创。有的颂歌是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首都、歌颂军队、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大好河山、歌颂工农业建设时将歌颂领袖置于歌曲的核心;有的则是专门为歌颂领袖而创作，从头至尾唯有领袖光芒在闪耀;也有的是将其他内容放在歌颂领袖的陪衬甚至点缀位置，借以突出领袖的伟大、英明。
在领袖的颂歌中，少数民族的歌曲最为著名，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壮族等都有几首名作广为流传，无不表达本民族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与无比热爱;地方民歌中以领袖家乡湖南和红色根据地江西、陕北的作品知名度最高。文革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以视为颂歌的集中展示，显示出当时颂歌创作和改编的最高成就。
1960年代，尤其是文革，领袖颂歌无不以纵情颂扬、极度膜拜领袖为目的，党已经被领袖的光芒所完全掩盖，人民也由被讴歌的对象而变为歌颂的主体，不但歌颂领袖成为颂歌的全部内容，而且，领袖的语录、诗词、指示、贺电，也都成为颂歌的歌词，以领袖语录为歌词，更提升了颂歌的歌颂层次，这些歌词通过歌唱而牢记于心，增强了对“最高指示”的崇拜心理。
以李劫夫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家，在颂歌创作中因高产、稳产而闻名，他们的创作才华在颂歌里尽情展露，连《再版前言》都能被谱成歌曲，一气贯穿，连林彪语录“‘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这样的语句也可以谱曲传唱全国，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这样类似口号的内容都可以被谱得流畅、自然，足见这些人创作旋律的深厚功底。
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整整20年，中国音乐创作以领袖颂歌为主，质量高、产量高、普及率也高，基本替代了音乐创作。文革初期，颂歌还纳入了颂圣的仪式，在“早请示、晚汇报”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项。无论上班、上学、商店开门、食堂和饭馆开饭，还是开会、学习，首先要向领袖像三鞠躬，然后高举红宝书，呼喊三遍“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高唱《东方红》，再唱《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接着就是向伟大领袖请示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最后还要表忠心，在表忠心的誓言内，“永远忠于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是全国人民都会背诵的一句话;等到下班、下学、散会时，再向伟大领袖汇报一天的思想和行动，最后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告结束。
文革对极端个人崇拜的疯狂推动，一是天天早晚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疆，二是学语录，三就是唱颂歌、跳忠字舞。
文革前期的学习叫“天天读”，这种学习形式的时间、规模、心理、普及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宗教，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学习内容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当年，许多人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谱成歌曲演唱。再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1964年1月，解放军报社遵照解放军总政治部指示，编印了林彪题词的《毛主席语录》最初版本，供内部学习用;几经增删后，1965年8月1日又发行了再版本，1966年12月，其中增加了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7日，全国各大报刊同时发表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64开的《毛主席语录》，封皮用红色软塑料印制，时称“红宝书”，成为全世界印刷数量最多的一部书。一至四卷《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与《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一样，可以说才是真正的毛著，但在当时的学习中，并不如学“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那样普及，这与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有关，也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偏好警句、格言的文化习惯有着传承关系。正因为“毛选”相对珍贵一些，所以，那个年代，互相赠送厚礼，甚至结婚礼品，无不首选“毛选” 。
文革期间，所有的文章都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所有的论述都以“最高指示”为根本，所有的观点都以毛主席语录为标准。各报纸每天都在头版的右上角刊登一条与当日新闻相关的毛主席语录;从日记、批判稿到决心书，每个人、每个单位写出的文章无不引用毛主席的话作为自己正确思想的来源。正是这种学习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让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十年，而这，恰恰又是毛泽东自己曾经最反感最反对的一种方式，只不过他反感反对的是别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本本、为教条、为形式。
文革期间，与“天天读”同步的就是天天唱颂歌，每个单位、每个组织，乃至每个家庭，自早至晚都是颂歌不断，至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广播电台，颂歌也是基本播放内容。由于旋律的原因，也由于人类对音乐的天生接受习惯，颂歌的普及程度超过了“语录”，很多语录的普及，实际也是语录歌的结果。这些歌在那个年代的男女老少直至幼儿的心里深深扎根，以致渗透到血液里。可以说，对文革的造势，对极端个人崇拜的渲染，颂歌的功劳不亚于语录。
从“送芒果”看个人崇拜和颂歌
一提及当年疯狂的个人崇拜，很多过来人似乎已经淡忘，大多数年青一代根本无法想象。这让我想起了领袖“送芒果”一事，我们不妨从此窥见那个年代人的精神状态。
芒果这种热带水果对如今中国大陆人来说，早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在40多年前，大多数人从来没见过甚至根本没听说过芒果，更别说吃到嘴里了。可是，1968年8月5日围绕芒果发生的一件事却惊天动地，让全国各行各业、党政军民、男女老少，如发疯般顿时陷入狂热之中。
据新华社六日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五日把外国朋友赠送给毛主席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中有这样几段：
这一特大喜讯传开，清华园内一片欢腾，“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地响彻天空。参加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革命战士兴奋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直同我们心连心。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坚定不移地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诡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北京针织总厂的革命职工庄严表示，一定要做到：手中要有一面旗—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脑中要有一条纲—阶级斗争的纲;心中要有一条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四个老工人，连夜自编自演了文艺节目，他们唱道：敬爱的导师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永远跟着您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
人民日报8月8日 第6版发表通讯《第一支报喜队》 ，其中有几段是这样说的：
八月五日深夜，在北京的街道上，一辆飘扬着红旗的汽车，迎着风雨飞速地向中南海方向行驶。车上满坐着北京针织总厂的职工和支左的解放军同志，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路上，他们的笑声、歌声和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划破了平静的夜空，把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向了四面八方。
风在迎面扑来，雨在当头洒下，但丝毫也影响不了职工同志欢腾的情绪。他们之中虽然有人拿着雨衣，可是激动得也忘记穿了。雨水浸湿了衣衫，他们并没有感到凉意，反而觉得浑身热呼呼的。因为他们是代表全厂广大革命职工，为了感谢毛主席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的关怀和支持，去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刚才工厂里广大革命职工中那一件件动人的情景依然在激动着他们：
一个小时前，当革委会副主任张成明把毛主席赠送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珍贵礼品芒果拿到厂里的时候，全厂的职工一边含着热泪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拥着挤着，都想最先看到毛主席送来的珍贵礼品。职工们深深感到，毛主席赠送的不只是芒果，而是对工人、农民的最大关心、最大爱护、最大支持!当革委会的同志捧着芒果送到各个车间的时候，多少工人捧着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呵!职工们为了让这一特大喜讯迅速传遍全城，连夜冒着风雨到街上去贴大标语。他们响亮的提出：“要把大标语刷到最注目，最显眼的地方去!”
报喜的汽车在急速飞驰，报喜的职工更加激动。坐在车上的女工小王刚刚下夜班，她一听说报喜，激动得连工作服也来不及换，就上了车。当她看到中南海那辉煌的灯火时，一股暖流冲上了她的心头，她用颤动的语音向身边的一位解放军同志说：“老李呀，到中南海啦，请你把中南海的水端一碗来给我喝，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那水是最香最甜的!”
8月10 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出一篇通讯，标题就是：红心献给毛主席，其中说：
八月六日下午，在宽阔的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象往常一样疾驶。一位老大爷靠车窗站着，一会儿探身望望汽车到了哪一站，一会儿摸出《毛主席语录》来翻看，但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他脸上幸福的笑意。
老大爷名叫袁振德，是北京巨山农场的工人，前些日子和首都其他单位的同志一起到清华大学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昨天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巨山农场在清华园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同志也得到了一颗芒果。他们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一阵又一阵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们掏出《毛主席语录》，在第一页上记下这终生难忘的日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把芒果放在屋子中间，人人都想亲手摸一摸毛主席送的芒果，又怕弄脏了它;个个都想闻一闻芒果的清香，又怕碰坏了它。整整一夜，他们谈啊说啊，真是千言万语，也诉不尽他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诉不尽他们对伟大导师的赤胆忠心!
8月87日，新华社还报道了全国各地闻知毛主席送芒果后的反应：
在举国上下热烈欢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两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芒果的特大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和亿万工农兵群众。从首都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千万个声音传颂着同一个喜讯，千万颗红心向着红太阳，广大革命群众同声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喜讯传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工厂矿山，车站码头，山村渔乡，操场营房，到处一片欢腾。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说，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珍贵礼物，是对首都和全国工人阶级、广大革命群众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毛主席永远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红心永远向着红太阳!
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今天象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张贴大红喜报，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大关怀。
特大喜讯传到沈阳、西安、成都、武汉和广州等城市，正在高歌猛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精神更加振奋，斗志更加昂扬。广州地区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广大军民纷纷出动游行。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呼声，响彻祖国南大门的上空。广大工农兵表示，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把广州地区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在钢都鞍山，广大军民欢聚在毛主席像前，纷纷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炼钢工人们激动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关心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要时时刻刻忠于毛主席!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巨大关怀化为强大的力量，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立新功!
喜讯传到万里海防和边防前线，传到各营区和哨所，传到各海军码头、舰艇和各空军机场，广大指战员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站好岗，放好哨，誓死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正在码头上召开庆祝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大会的南海舰队某部指战员和当地革命群众听到喜讯，一遍又一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激动地说，千颗心，万颗心，军民心心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与这些通讯相呼应的就是一首首歌颂领袖送芒果的诗歌问世，一曲曲颂扬送芒果的歌曲诞生。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一批工农兵作品：
千万双眼睛，|凝视着芒果，|千万个喉咙，|同声高唱赞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在毛主席身边;|威力无比的毛泽东思想，|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 (《毛主席送来了芒果》)
霞光万道红满天，|特大喜讯四海传，|伟大领袖赠芒果，|万众欢呼震河山。|颗颗芒果金光闪，|盏盏明灯照心坎。|珍贵礼物送到厂，|革命工人尽开颜。(《颗颗芒果金光闪 》)
热泪盈眶，|欢声雷动。|双手捧着毛主席送来的珍贵礼物，|芒果个个千钧重!||芒果个个千钧重啊，|这是伟大领袖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豪情滚滚如潮来。|革命大军势不可挡，|我们紧紧跟着最高统帅!(《芒果个个千钧重 》)
人民日报8月8 日第3版还发表记者撰写的通讯《 颗颗芒果恩情深，心心向着红太阳—毛主席赠送珍贵礼物的特大喜讯传开以后》，里面有这样几段描述：
八月五日深夜十一点以后，北京人民印刷厂的庆祝大会刚刚开过。这时，大家议论道：“我们要把毛主席的珍贵礼物传下去，要让子子孙孙永远忠于毛主席，一定要把它保藏好。”这时，医务所的二十多个同志都不约而同地给革委会出谋献策。他们说，要使芒果长期保存下来，就要找到一种长期保存植物标本的药水才行。
怎么办呢?有人提出：北京农业展览馆可能会有这种药水。广播员铁兵听说那里有，心里乐得开了花。她连跳带跑赶到司机宿舍。司机同志刚刚开车回来，准备睡觉。但是，他听说要完成这件重要任务，就连忙起来，冒着大雨，开车直奔农业展览馆。到了那里，叫开了门，才知道没有这种药水。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多钟了，天还下着大雨，挺凉的。同大家一起去的司药李淑英，身上穿着短袖衫，她小心地把装着芒果的瓶子抱在怀里。铁兵问她：“冷不冷?”她笑笑说：“抱着毛主席的礼物，一点不冷。”
大家又商量一番，决定到自然博物馆去。因为那里经常保存植物标本，可能有办法。车子开到那里，天已快亮了。他们敲门进去，听说有这种药水，个个高兴得蹦起来。
长期保存芒果的问题解决了，木工们连饭也不吃，赶制了一个高大的玻璃盒，把芒果放在里面。工人们说：“保存芒果，是件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好，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刻在心上。”
伟大领袖赠送芒果一事被亿万人奉为神赐和圣眷，其狂热的程度与古今中外的一切宗教崇拜和帝王、圣人崇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延续和扩展这种崇拜，芒果还被分送各地，由于领袖赠送芒果有限，芒果又被改为蜡制品，当时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单位和家庭都能看到蜡质芒果被供奉在门庭中央，背后的墙上则张贴着领袖画像，与教堂、庙宇的供奉方式一模一样。
1968年9月19日新华社的通讯是这样报道芒果被分送各地的情景：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芒果，转送给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祖国海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立下了巨大功勋的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十六日上午，前线军民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在福州隆重举行“福建前线军民热烈迎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转送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给的珍贵礼物大会”。
这次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转送伟大领袖毛主席赠给的珍贵礼物，有北京汽车修理公司全体革命职工转赠给福建前线三军指战员的芒果，还有北京第一轻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转赠给福建省革命人民的芒果复制品。
十六日，福州市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景象。前线三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共十五万人，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挥动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汇集在五一路广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员、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先楚，福建前线部队副司令员、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皮定均代表前线三军和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接受了这最珍贵的礼物。这时，全场一片欢腾，红色波浪在人群中翻滚，广大军民挥动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长时间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0月7 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贵州工人钟立芳的作品，表达了了贵州工人迎接芒果的那份心情：
金芒果转送到贵州来，|贵州的工人喜满怀。|贵州的山水紧连天安门，|阶级的情谊深似海。||伟大的领袖挥巨手，|咱工人大步朝前迈;|伟大的统帅一声令，|咱努力搞好斗、批、改!
疯狂个人崇拜是历史的大倒退
1960年代编创的领袖颂歌，既无限也无度，所有最美、最大、最好、最高、最极端的赞颂之词都被尽情使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人世间所有最美好的比喻，也都悉数用尽，1951年周巍峙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所批评的那些领袖颂歌存在的问题，与这些颂歌相比早已不值一提。1967年6月10 日人民日报第6版发表署名中国革命音协、中国音乐出版社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文章，文章题目是：谁反对我们歌颂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其中就大批特批了周巍峙当年的观点，标志着历史在倒退：
解放十七年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创作了数以万计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表达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感情。广大革命群众要歌唱毛主席，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极端害怕、极端仇视群众歌颂毛主席。他们压不倒、挡不住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歌声，便狠下毒手，利用他们所控制的旧音协和出版机构，于一九五一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年、一九六五年，四次下令砍杀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共产党无限爱戴、无限敬仰的激情，唱出了最热情的语言：“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毛主席象亲爹娘”，“毛主席是北斗星”这样一些好歌。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界的一小撮却对此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反对歌颂毛主席。一九五一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打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旗号，亲口授意他的爪牙(指周巍峙)炮制了一篇极为恶毒的文章，对歌颂毛主席的优秀歌曲极力诬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文章说这些歌曲是“轻佻肤浅，矫揉造作，沉闷无力，油腔滑调，旧的趣味，落后不健康”，是“不好的倾向”!简直是鬼话连篇!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抛出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周扬等一伙紧密配合，举起所谓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黑旗，命令旧音协进行“检查”歌颂毛主席歌曲中的“问题”。这是第二次砍杀。
一九六○年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号召下，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阎王们，对这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抡起“反对庸俗化”、“反对简单化”的两根大棒，疯狂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恶活动。就在这时，旧音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旧中宣部的旨意，第三次下令“检查”歌颂毛主席歌曲中的“问题”，并在“审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音乐会的节目时，周扬亲自出马，砍掉所有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的节目。这是第三次砍杀。
一九六五年，在国际上，亚、非、拉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所进行的反帝、反修革命斗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主席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国内，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二十三条在全国公布，宣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死刑。党内头号野心家及其一伙眼看自己的末日快要来临，更加疯狂地拚死挣扎。旧中宣部第四次下令，要旧音协限期“检查”、“清理”自建国以来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他们还极其恶毒地提出所谓“改进措施”，什么“收回、销毁”，什么“自然淘汰”，什么“以后创作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要经有关领导机关审查”等等，妄图扼杀已经在广大革命群众中流行的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和控制、限制歌颂毛主席歌曲的新创作。
他们的第一支毒箭，就是所谓“反对把领袖神化”。象这样的歌曲：“最大的光荣属于谁，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竟被他们诬蔑成什么把毛主席“神化”了。他们的用心多么恶毒!
他们的第二支毒箭是所谓“反对不正确地表现党、领袖、群众的关系”。于是，歌曲中凡是有这样的歌词：“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的战士”……都被他们诬蔑为“提法不恰当”，“没有正确表现党和领袖的关系”。可是，这些恰恰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是革命人民的豪言壮语!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一伙又是怎样呢?请看，象这样一首表现了世界革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黑人握过毛主席的手，斗志昂扬雄赳赳，黑人握过毛主席的手，一盏明灯照心头，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解放自由”，竟被他们说成什么“政治上有错误”!
他们最毒的一支毒箭，就是所谓“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不高”。他们挥舞起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大棒，扼杀了一首又一首革命人民对毛主席的赞歌。在大跃进中，北京永丰屯老头合唱队编写、演唱了一首歌曲《毛主席真伟大》，群众非常喜爱，流传很广。
可是，他们竟认为是“政治水平、艺术水平都不高”，在“全国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中，坚持不给评奖，最后竟砍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战士最爱唱的一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刚刚诞生的时候，音乐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千方百计地要扼杀它。他们百般挑剔、贬低这首歌说“曲调不好听”、“歌词单薄”，甚至说什么“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靠’字不妥”。直到去年四月，音乐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命令《人民音乐》搜集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见”，他叫嚷：“你们敢不敢把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见集中起来发表?!”
反右派斗争以后，广大工农兵奋起批判黄色音乐。音乐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感到黄色音乐太赤裸裸了，于是按照他们的主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取缔黄色书刊，要有东西代替”的黑指示，炮制了修正主义的“以轻代黄”论，用“听了能让人睡觉”的轻音乐来代替黄色音乐，用更隐蔽的手段向无产阶级进攻。
于是，一批批宣扬资产阶级腐朽人生观和糜烂生活方式的轻音乐、轻歌曲、西洋古典歌曲都被抛了出来。什么《交谊舞曲集》、《古典抒情歌曲集》、《摇篮曲集》、《小夜曲集》、《意大利歌曲集》等二十多种，大量出版，发行全国。臭名昭著流毒全国的大毒草《外国名歌二百首》及续编是最坏最毒的一剂毒药。它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以及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等黑歌、黑调。
《二百首》就是打着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的旗号出笼的。它的封面上画着一条五线谱缠绕着一个地球仪，这不是在暗示这些歌曲是不分国界、不分阶级、任何人都可以唱的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本大毒草先后印刷九次、达七十七万多册。他们还利用《拉兹之歌》、《货郎与小组》、《茶花女饮酒歌》等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腐蚀革命群众，为反革命复辟准备舆论。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为了高唱极端个人崇拜的颂歌 ，任何艺术标准都可以弃之不顾，任何人类文明的成果都可以被肆意践踏，无端抹黑。其实，在极端的个人崇拜下，愚昧无知正是社会的一大特点。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次地震很快就被遗忘，但大地震产生的一首歌，却在文革初期唱遍全国，家喻户晓，歌名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其中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正是“送芒果”期间所有欢呼里必不可少的一句。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
这首歌的前半部分是灾区人民为感谢对他们的救援而发出的感恩之声，因为在那个时代，全国人民都将救灾救难看作为我们这个社会独有的事情，在日常宣传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反动派掌权的国家，政府一概不顾人民死活，军队、警察只会镇压人民，富人只知道剥削人民。最后那句“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谁要是反对它，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则是曲作者李劫夫为了适应正在来临的阶级斗争大环境而加上的。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人通过打开的国门、境门才知道， 原来，灾后及时救援在世界是普遍的状态，是政府、执政党必须做的分内事。尤其那些发达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训练有素、预案充分，其救援的能力、速度、效果可能还更胜一筹。军队、警察无不冲在救援的一线，还有迅速集结的大量国际志愿者也都具有很强的救灾技能，他们一没学习领袖著作、二不讲阶级只求大爱、三也不图别人报恩。那些一向被我们批判、揭露的资本家们，灾难面前也同样可以表现出高尚的境界，竞相捐款捐物。受灾民众既无需狂喊万岁，也不必流泪唱歌颂大恩，对救灾期间的种种不当还可以怒骂、斥责，舆论也可以报道救灾中的负面新闻。
在极端个人崇拜环境中，人民不但愚昧无知，而且心理还近似儿童，话语也好像幼儿般稚嫩，表现出心智的极不成熟。在文革初期歌唱频率非常高的《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显露了这种心理状态和话语模式：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知心
的话儿要对你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
的歌儿要给你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
万寿无疆。
这样的歌曲，如今看起来恐怕可以归入儿歌一类了。
文革前就已开始的疯狂个人崇拜，到了文革，更是普及到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的身上。直至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由于陈伯达遭到批判，林彪等人受挫，也波及到他们竭力推动的个人崇拜。极端个人崇拜，包括颂歌创作和歌唱，因而迅速降温。1971年林彪事件后，极端个人崇拜从癫狂状态进入到平静期，天天鞠躬、狂喊万寿无疆、高唱颂歌等等个人崇拜的极端形式戛然而止。从上到下，包括领袖本人都不能不正视一个残酷且带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原来极力推动极端个人崇拜，将学毛著、领袖赞美推向极致的领袖接班人林彪，最后竟然以这样一种结局收场!这对极端个人崇拜和领袖颂歌不能不说都是重创。
林彪事件后，如醉如痴般的学毛著被转为领袖号召学马列原著，大量颂歌因与林彪相关，纷纷销声匿迹，尤其是颂歌写作高手李劫夫因所谓“投靠林彪集团”而被关押，隔离审查，他笔下的那些红极一时的歌曲也都被禁唱。从文革期间颂歌和李劫夫的命运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极端扭曲与畸形。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以海军作者创作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颂歌可以看作是极端个人崇拜下的领袖颂歌的绝响，从此以后的颂歌再也看不到这类极端比喻和话语了。华国锋执政后，曾短期延续了个人崇拜和颂歌的遗风，领袖像、颂歌、华国锋前面必须加“英明领袖”等做法风行一时，但由于中共老一代高级干部的反对，1978年后便偃旗息鼓，后来还被认定为华国锋的严重错误之一。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就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其中包括否定极端的个人崇拜。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文革后对“封建主义余毒”的反思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人们才幡然醒悟，原来《东方红》与《国际歌》是不能一起歌唱的，因为其意思截然相反，可见，极端个人崇拜及其导致的那些领袖颂歌，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既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也与共产主义理想无关。那个年代，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和愤怒，最多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家天下、一言堂、个人崇拜、文字狱、株连、刑讯逼供、私设刑堂、践踏法制，而这些，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毫无关系，都是数千年中外专制社会的产物，尤其在文革中，这些都被发挥到极致，集古今中外之大成。
1980年，反思并批判“封建主义余毒”成为中共思想舆论的重点之一，从“终身制”到“个人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读到相关文章，这可以看做是对极端个人崇拜导致出严重恶果的激烈反弹，应该是中共思想史上极其灿烂的一页。
1980年6月3 日人民日报第5版转载了辽宁《理论与实践》发表的彭湘福和郑仲兵的文章《谈谈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其中有这样几段：
“终身制”是封建主义残余在我们干部制度中的一种反映。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所谓“真龙天子”，一朝即位称帝，除非是农民起义把他推翻，或者是宫廷倾轧把他取代，否则，不到“驾崩”是不会退位的(“禅让”之事只是一种古代传说)。各级官员是皇帝的臣属，只能由朝廷任命委派，平民百姓根本无权过问。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习惯势力没有得到彻底的涤荡和清除。我们的干部同封建朝代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有些干部却自觉不自觉地用旧观念、旧眼光来看待干部职务以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终身制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使得人们越来越痛感到它的弊病。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一方面打击迫害革命领导干部，一方面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的“终身制”。他们这样做，目的就是要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把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封建专制的世袭王朝。林彪、“四人帮”的美梦虽然破产了，他们散布的封建主义毒素则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存在。废止干部职务终身制，有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
同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发表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其中这样批评“终身制”：
经验还告诉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其弊端更为突出。事情的发展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任职越久，加给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多，对他的宣传也越来越突出，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个人集权的趋势，直至把党和国家的大权集于一人，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名存实亡。个人集权与个人迷信相结合，使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这个大权独揽的人一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错误几乎是难免的)，就会危及全局，而且难以纠正;如果这个主宰全国的人一旦发生变故，就会引起国家政治局面的动荡和混乱。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再出现，是应当引起我们认真注意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的国家，如果让一个年事很高、精力不支的人来日理万机，不但对个人来说，是负担过重，而且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就难以避免。由于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存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健康不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野心家、阴谋家就比较容易招摇撞骗，混水摸鱼。林彪、“四人帮”的横行，对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最重要的又是要废止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从历史上看，终身制，主要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终身制，是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除了罗马共和国等个别例外情况，最高统治者都是终身任职。就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而言，按照“君权神授”的说法，皇帝是天帝的儿子(天子)，他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登那个宝座。因此，作为封建国家的首脑，皇帝不但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没有任期的限制，都是终身皇帝(从历史实际看，只有少数几个例外)。直至清王朝末年搞的所谓《宪法大纲》、《十九信条》，还是以“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为基本原则。在封建国家，各级官吏不过是皇帝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一般说来，官吏是按照“因其才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的原则任用的，并没有规定什么终身任职的官制。相反，为了防范官吏的不轨，有些朝代还明确规定，不许在一个官位上久留，必须按时调换，或予以升迁。但是，作为封建官僚，只要能为最高统治者尽职效劳，就可以一辈子当官。所以，在封建社会，终身为官，世世为官，仍然是常见的现象，高级官吏任职终身的，不乏其例。
《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1980年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神化个人的深刻教训”一章里有如下几段：
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明，把领袖个人的作用夸大到极端的程度，就会出现对个人的迷信。
多年来，习惯于用迷信来说明我们的斗争历史，现在，应该象马克思说的那样，“用历史来说明迷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这就是说，应当从历史上看一看，人是怎样成为“神”的?人们是怎样神化个人、迷信个人的?这样，才能得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革命理论说成是个人的天才创造，离开了形成理论的客观基础，排除了集体努力的因素，似乎是众人在黑暗中摸索，某个全智全能者突然送来明灯。这样，就把革命理论的创造说得带有很神秘的性质。理论既然是由智慧无穷的天才人物创造的，当然是每字每句都是正确的，应当句句照搬照办。许多人曾经虔诚地相信林彪“句句是真理”的说教，这是毫不奇怪的。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却常常把党的路线归之于个人，而且，又把领袖个人的一切意见主张都上升为路线，或认为具有党的路线那样的权威性，全党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样，在党的生活中，实际上就逐渐形成了某些不正常的准则：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听某一个人的话，执行党的路线就是照某一个人说的去干，而且认为，只要“句句照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实际上是把个人看成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神圣权威了。
既然领袖的智慧是无穷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计谋是绝对灵验的，作用又是决定一切的，那么，这样的领袖，就不是社会的人，而是一个至上的“神”了。既然国家的安危、党的命运、民族和人民的前途都系于领袖一人，那么，忠于领袖，维护领袖就是全国、全党和全体人民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准则，当然也是立法的最高原则了。所谓现代迷信、个人迷信，所信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不就是如此吗?
由于个人迷信的流行，长时期来，生活中存在一种似乎是铁的逻辑：既然一切都由可以绝对信赖的领袖在运筹，在安排，那么，其他人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领袖的意图和指示。实际工作就是照搬照套，理论工作就是注经解经。开动自己的机器，独立地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未必被认为是好事。这样，就造成了普遍的思想僵化，窒息了党的生机。
从对个人的迷信出发，人们认为，党和国家的一切原则和规定，对领袖来说，可以例外，不受约束。不但公认或默认这些特权，而且还认为，把权力集中于一人，是符合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这个口子一开，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形式，有时，甚至连形式也不存在了。在个人决定一切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就可能为个人的意志所左右，甚至个人的脾气性格都能对全局产生影响，这样，不但错误难免，而且必然造成灾难。由于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失去了必要的手段和能力，要纠正这样的错误是很困难的。
个人迷信必然要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林彪的阴谋活动就是从搞个人迷信入手的。搞个人迷信，是他们打向领袖人物的糖衣炮弹。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如果被阴谋家的糖衣炮弹打中了，党和国家就处在极其严重的危险境地。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迷信个人的现象?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个人迷信既有社会根源，又有认识根源，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滋长蔓延，成为严重的问题。同一切事物一样，胜利也具有两重性。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如果陷入了盲目性，因为巨大的胜利而骄傲起来，由于多次的成功而过于自信，就会夸大个人的作用，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的问题失去敏感，失去警觉。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建立了伟大历史功绩的杰出人物的拥戴，往往是无条件的。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民主信念，没有一套完备而严密的民主制度，就必然会形成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家里，这种终身制又往往同实际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就是它的突出表现)相结合。这种终身制和家长制的特点之一，就是崇尚个人权威，排斥集体权威。在上述情况之下，个人迷信就会随着个人权威的提高而日益盛行起来。
1980年9月18 日和19日人民日报连载了《领袖和人民》一文，将盛行了几十年的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妨引用几段：
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推广过一种“三忠于”运动。其实这“三忠于”当中，有两个“忠于”是陪衬，中心是一个“忠于”，即“忠于领袖”。在一段时间里，表“忠”心，跳“忠”字舞，佩带“忠”字徽章，成了“最大的政治”。
这个运动，不单是树立一个道德标准，而且要建立一种政治关系。
抛开他们当时所指的具体的领袖(因为领袖是人，按照自然规律，一个领袖不论工作多少年，总有个生命的极限)，于是就剩下一个普遍的原则：人民应当忠于领袖。领袖是一个人(本来无产阶级领袖是一批人，不过林彪和“四人帮”主张只有一个领袖，事实上那时也只有一个领袖)，所以这个原则再提炼一下，就是：群众应当忠于一个人。
这个“三忠于”运动是有效的。不但在现代迷信盛行的十年是那样，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继续有效过。赞美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少不了这样一条评语：“忠于伟大领袖”。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观念才逐渐改变了。
道德关系也好，政治关系也好，都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并且反过来为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什么样的社会，产生并需要这种政治关系呢?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产生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依附于地主，全国居民都依附于最高的封建领主——皇帝。和这种社会制度相适应，忠于皇帝一个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全国居民都要无条件地服务从皇帝一个人的绝对权威，是最高的政治原则。
“忠”是什么意思呢?全心全意为之效力，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支配。封建时代，对“忠”有这样一个解释：“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不能问个为什么，绝对服从皇帝，这就是“忠”的要求。
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早就被打破了，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求人民都象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忠于无产阶级的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原则吗?显然是不符合的。
无产阶级领袖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和自己的领袖是平等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在领袖和人民的关系当中，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领袖如果得人心，人民会拥护他，热爱他，尊敬他，信任他。但是不能要求人民忠于他。
封建专制主义的最高原则，是把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绝对不能和别人分享此种权利。这就叫“天无二日，民无二君”。
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也实行专制主义的原则，把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这就叫“一个领袖”。
林彪和“四人帮”都是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所以他们狂热地推行“一个领袖”的原则。“一个领袖”的原则，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全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由于中国封建主义传统太深，中国共产党又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影响，封建专制主义、家长作风，就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党的机体。这种情况，给阴谋家和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他们用封建社会加强皇帝权威的一套手法，在共产党内大搞“一个领袖”。
他们通过种种手法，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党中央是领袖的下属机关。如在行文中制造这样一种格式：“主席，中央”。这就把主席从中央分离出来，使它不在中央之内，而是在中央之上。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集体领导已经被彻底破坏，只剩下个人决定一切了。
为了实现“一个领袖”，他们肆意篡改历史，把党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众多的领袖人物，通通抹杀，只剩下一个人独往独来。康生有一根棍子，叫作“分庭抗礼”。谁要是在党史上稍微提到一下别人的功绩，这就是和领袖“分庭抗礼”，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们的“党史”，就是领袖在党内和别人不断作斗争并把别人通通打倒的历史。别人光犯错误，就是一个人正确，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吗?领袖今天和这个斗，明天和那个斗，打倒了这个又打那个，把别人都打光了，就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吗?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歪曲!这是对党的领袖的极大污蔑!
十年浩劫，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许任何人再搞“一个领袖”了。“一个领袖”不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根本相反，而且单从思想方法上说，也是要不得的。因为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很难避免片面性。特别是有关全党全国的大事，如果一个人独断专行，一定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从六十年代起，“接班人”的概念就慢慢变成“接领袖之班的人”了。以后又通过党章把它固定成为制度。这就完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背道而驰了。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君主专制政体才需要这种制度。那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不能分割也不能转让。从理论上讲，皇帝的权力是“天”给他的，他只对“天”负责。“天”是空的，所以他只好对自己负责，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得了他。这种权力，只有皇帝死了才能终止，因此皇帝必然是终身制。但是，长命百岁也要死，由谁来继承这个权力，便是一个大问题。根据专制主义的原则，只有皇帝本人有权指定继承人。这种“接班”制度，把“社稷”(即政权)的命运放在个人身上，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老皇帝一眼把人看错，或新皇帝有个发展变化(人是可以变的)，“社稷”就倒霉了，只有等这个皇帝死掉，换上另一个皇帝，才可能有转机。正因为一切取决于事先选择一个“接班人”，所以这件事历来就是封建政治里面的头等大事。这种“接班”制度，目的在于保持政局稳定，但往往并不稳定，甚至引起流血和动荡。不过封建制度也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出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不愧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1980年11月解放军报曾发表文章《谈谈军队也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署名是“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其中提出的问题至今都可以认为有胆有识：
我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把清朝皇帝赶下了台，而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却基本上没有受到触动。“五四”运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和传统进行了初步的冲击和批判，仍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尽管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消灭了，但由于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再加上我们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只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忽视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因此，在建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仍然广泛存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毫无疑问，这些影响也必然会在我们军队中有所反映。其次，我军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特别是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家庭出身。在旧社会，分散落后的小生产是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农民小生产者很容易接受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同志虽然经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锻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我军长期以来很少开展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不少同志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再次，从我军的实际情况来看，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确实是存在的。例如，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现象，在军队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当然，我军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必须强调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和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带封建主义色彩的东西混同起来，甚至给它们披上合法的外衣。此外，在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那种论资排辈、任人唯亲以及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不正之风，那种垒山头、搞宗派、认老乡的不正常的关系，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我们部队里的表现，对军队的建设危害极大，必须认真加以清除。
在人民日报同一时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谈谈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问题》中也有同样的深刻认知：
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就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国情。这种国情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发生影响的基本的历史因素。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传统和影响的广泛存在，不能不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显露出来。对于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剥削制度，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加以推翻，而解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的问题却不能这样。它的解决，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封建主义的残余之所以至今还顽强地存在，一个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就在这里。
从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状况来说，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担负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党员、老干部，大多是农民成分，长期在农村环境中进行革命斗争和工作，他们虽然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或者在尔后的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小生产的传统习惯，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而且，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紧张的武装斗争，我们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扫荡。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长时间内对这个问题又缺乏应有的自觉的认识，比较注意反对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忽视了反对封建主义遗毒的斗争。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封建主义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战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甚至有些时候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还助长了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由于这种状况，我们不少党员、干部身上原来存在的封建主义意识，没有能够得到克服，甚至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滋长。
另外，从经济根源来说，分散落后的小生产是历史上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深厚的经济基础。虽然我国农村早已实现了集体化，原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小生产，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得到了基本改造，但是，改造小生产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对于小生产的改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一是由手工业生产改造为现代化大生产。这两种改造是缺一不可的。农业集体化以来，我们的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处于把原来的生产工具集合起来使用的状态，大量的还是手工劳动，还远远没有转到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轨道上来。广大农村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工、商业中也还保存不少手工、半手工劳动和手工业的管理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前面已经说到，我国没有经过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因此，“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的历史任务，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本来我们在掌握了国家政权、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应当高度自觉地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历史任务。可是，由于我们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严重的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进行不适当的阶级斗争，没有适时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妨碍了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妨碍了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就为封建主义遗毒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
还有，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严重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践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他们在反对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下，以专制代替民主，以迷信代替科学。在他们的倒行逆施下，不仅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死灰复燃，而且封建专制主义的各种特产，诸如罗织经式的构陷，族株连坐的廷律，惨绝人寰的酷刑，朋比为奸的宗派，等等，也以各种变化了的形态统统出现了。这种历史性的灾难，大大地加重了我们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现象问题。这些弊端，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严重地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法学杂志》1980年发表《肃清封建遗毒是政法战线的重要任务》里也是这样说的：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久，仅秦汉以来就已经存在两千多年。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是先天不足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并非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影响是那么广泛普遍和根深蒂固。当然，沉重的封建主义包袱所以一直背到今天，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的历史，一味强调客观，而不从我们在建国以来主观认识上的偏差并由此导致在领导工作上的失误中寻找原因。
事实说明，问题恰恰发生在建国以来我们对自己的“国情”的认识很不够，对我国社会的特点缺乏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自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强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强调批判资本主义，但对封建主义残余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党内生活中的影响，却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应有的警惕。特别是从1957年以来，我们未能很好地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比如，曾经把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同封建家长制混淆起来，不讲或少讲民主，致使封建专制主义、家长制和一言堂泛滥成灾;在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曾经把庄严地载入宪法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成资产阶级法律观点加以批判，导致了封建特权的合法存在和日益得势;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以及律师辩护制度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党的八大本来已经肯定反对个人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并做出相应的决议，但后来却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个人迷信竟然成为“修正主义的货色”。“修正主义”又被单纯解释成“右倾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根本不提还有左倾机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意识，使得封建的东西有时竟能冒充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在党内和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几经膨胀，日益猖獗，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
滕文生与贾春峰1980年11月14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权力不能过分集中》，其中专门回顾了“大权独揽”造成的历史悲剧：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以至于强调一下必要的集权，是需要的，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党也不能实行“大权独揽”这样的领导原则。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把“大权独揽”作为党的领导原则，就更是不对的了。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大权独揽”在理论上违反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党和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民主生活，是严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之，大权是不可以独揽的。
大权能够由个人独揽吗?不行。个人独揽，必然形成有权皆揽，有权尽揽，必然走上个人专断。在1958年重申“大权独揽”时，曾经说过，“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这样说，好象我们实行“大权独揽”，同习惯上的个人专断是有本质区别的。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又要实行“大权独揽”，又想避免个人专断，是根本不可能的。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重新强调“大权独揽”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个人专断现象不断滋长。这种现象，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个人崇拜的一套也搬了一段时间。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充分说明，只要实行“大权独揽”的领导原则，个人权力无限膨胀，就无法避免个人专断吗?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也是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党、政府、企业和群众团体，各有自己的职权。这些职权是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包揽的。实行“大权独揽”的领导原则的实质，就是不承认这种职权上的划分，就是否定了社会分工。显然，这种否定社会分工的现象，并不是先进的东西，而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东西，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思想的遗毒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尚未肃清的一种表现。
在最后一章里，我之所以大段大段引用35年前的文章，就是想说明，那个年代的社会，尤其是中共当时的舆论对文革的认知，对个人专制、个人崇拜的认知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水准。而35年来，我们对文革的认知、对个人崇拜的认知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进步或倒退。
文革和文革前诞生的颂歌，我个人认为，今天被许多人热衷再唱多数属于生理问题，人老了自然要怀旧，但他们那几代人最熟悉的歌曲，除了颂歌还有什么?所以，唱唱年轻时代的歌曲是一种人的生理现象。何况那些歌曲在旋律上确实优美动听，人们在演唱时一般很少考虑歌词究竟是些什么，即使在呼唱“万寿无疆”时，也只是想起了自己曾经的那个年代，至于万寿无疆本身早已被历史证明纯属无稽之谈。
不过，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心理和心情演唱近40年前的颂歌，不管是过来人还是年青一代，都不应该忘记这些颂歌产生的特殊背景和特出年代，也不能遗忘这些颂歌曾经起到的独特作用。文革，的确有颂歌的一大“功劳”!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