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小学时代，它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月潭与阿里山则堪称“一代人未见真容的集体记忆”；中学时，因为政治人物时常吵架，CCTV极力渲染，也让幼稚的我对“台湾政治混乱”一说深信不疑，直至大学时，我才后知后觉，明白在民主社会里，台上吵架打架未必是坏事。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了美丽岛事件，知道了解严，知道了龙应台的《野火集》，在我心里，那堪称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代人通过抗争使得台湾告别了威权统治。
无论憧憬还是偏见，都难免出自想象。
当两年前的我真正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我仍然相信我的想象，因为眼前的一切都那般美好：
人们温文有礼、轻声细语；街上的小摊档不会遭遇城管，夜间甚至不用上锁，摆在街头无丢失之虞；在政府机关借厕所使用，对方忙不迭地走出办公室指路，还连声道歉，说“现在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怕有人来办事，所以不能带您去，实在对不起”；购书时遇到书店打烊，我说明日就要离开台北，能不能多给两分钟时间再挑几本书，对方连声道歉，并立刻通知柜台推迟几分钟下班，让我安心选书……
没错，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这让我更喜欢台湾。但从理性而言，我仍然希望将自己从想象中抽离，冷静地看待这个岛。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个在雾霾中生存已久的人而言，一片蓝天、一丝新鲜空气，都仿若天堂，这种被变相放大的美好，也许会遮蔽很多东西。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不可能真正了解台湾的现状，在书本上得来的一切，也未必是台湾真正的历史，真实与想象总有差异。
真实的台湾绝不完美，告别威权体制，也不等于告别了各种社会问题。但一个真实的台湾，比想象中的台湾更可贵。
（一）从美丽岛事件说起
在台湾民主斗争史上，美丽岛事件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场事件发生于1979年12月10日，当日恰恰是国际人权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民众游行，最终引来全面镇压。
许多年后的一天，当我站在台北“二·二八”纪念碑面前时，我突然转头问向导：“知道美丽岛事件吗？”
他回答：“当然知道。”他还说，在台湾人心中，美丽岛与“二·二八”一样，都是标志性事件。
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家中翻书，突然发现：12月10日不仅仅是美丽岛事件的纪念日，也不仅仅是世界人权日，还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由成都飞往台北的日子。1949年12月10日，蒋家父子离开大陆，三十年后的同一天，蒋介石已然离世，一群在戒严期成长起来的精英人士发起了抗争，抗争对象是蒋经国与其背后的威权统治。
很多人认为，在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一党专政路线，并终于在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这是事实，但美丽岛事件并非开始，抗争自五十年代便未停息，比如雷震的《自由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改变则在美丽岛事件之前便已进行，这个“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代。尤其是1947行宪中的“地方制度”一章，明确提出地方自治，1950年4月，败至台湾的国民党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更是影响深远，为后来的风起云涌开了一道口子。
即使在台湾戒严期间，所谓的“白色恐怖”相比苏联大清洗之类的血腥残虐，也只算是小儿科，异见者尚可呼吸，当局亦能对某些刊物容忍，并在选举制度上进行改变……《美丽岛》杂志的存在，本身就是存在些许言论自由空间的体现。
或者说，当蒋家父子于1949年12月10日黯然离开大陆时，台湾的今天便已注定。
我这样说，并非有意粉饰历史人物，就像我始终不打算过于称颂民国（尽管我相当喜欢那个时代，也喜欢当政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惋惜于一切的戛然而止）。我认同张铁志先生的看法，蒋经国的作为并非主动，而是面对内外压力的顺势而为。
也正因此，在解严之前的数年里还发生了美丽岛事件，直至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一些人因叛乱罪被捕，一些刊物被查禁。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组织化与壮大，美丽岛事件引发的民众支持，党外人士在选举中的表现，街头运动的日益普遍，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迫使蒋经国推行政治改革，“进入八零年代，当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张铁志：《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
当然，不管主动抑或被动，蒋经国的这一决定都足以使得自己名垂青史，台湾的一个新时代亦就此开启。
这个新时代并不是一片坦途。但在我曾经的想象中，甚至将之当成了结束，认为自那之后一切美好。这种美好想象并不仅仅曾存在于我心中，很多对现实失望，同时对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有所体会的国人，都曾有这样的错觉。可现实远远比这更为残酷，有人曾说，“台湾民主运动在‘美丽岛事件’前后是最为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历程，而后，就是一长段逐渐世俗化、庸俗化的下坡路，至今尚未找到上坡的新起点。”
龙应台曾用她特有的煽情文风写道：“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很喜欢这段话。后来，当人们提及蒋经国时，也往往引用这段话。在解严之前，台湾人时常生活在恐惧中（尽管这种恐惧相对极权而言只算是小儿科），但在解严后，人们已不再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只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它意味着自由呼吸，却不确保所有的幸福。
1985年，龙应台曾经这样写台湾：“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有人制造假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再辗过一次……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苟活。”1987年的解严，并没有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些问题。制度变革后，人们还需要其他领域的改变。
有些情况甚至让人失望。依然是龙应台的感叹，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之后。她写道：“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能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算是歪打正着吧？”
这当然不是对威权时代、白色恐怖的怀念，也不是对当年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污蔑，我们只能慨叹权力的可怕、人的异化。“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龙应台《野火集》P33）
在权力的试探面前，曾经的勇士们或者坠落、或者离开。美丽岛事件中的受难者们，后来以领袖的身份率领民进党迈向执政党，但最终掌握权力的则是当年在美丽岛事件中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们。他们无可避免地走向分化：
施明德离开民进党，后来成为倒扁领袖，更曾指控谢长廷是“抓耙仔”（指昔日国民党的线人），又曾在《叛乱·遗嘱》一书的发布会上指出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团有国民党卧底，直指陈水扁、苏贞昌等人；许信良一度转投国民党阵容，直至2008年才转而支持谢长廷；在美丽岛事件审判期间，家人遭残杀的林义雄退出民进党；陈水扁自不用说，还有谢长廷和苏贞昌，他们都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在美丽岛事件中与党外人士站在对立面的有年轻的宋楚瑜和马英九。时年37岁却已上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是当时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宣称《美丽岛》杂志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叛乱组织。时年29岁的马英九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并主编《波士顿通讯》，他称美丽岛事件是“丑剧”“逆流”，党外人士为叛乱集团，希望当局“本勿枉勿纵的原则，一律依法办理。”他还说，台湾不该有美国式的言论自由。
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有各为其主的意味。何况，在威权统治结束后，人的思维与观念难免改变。但观念的改变，同样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顺利改变。
我曾向几位台湾平民询问过他们对台湾政治的看法，其中有几人是马英九的支持者，但他们也坦言，马英九的施政并不高明，他们的支持或源自情感、或源自乡谊，甚至源于“两者相害取其轻”。也有人向我痛陈台湾经济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至于年轻人，更是慨叹房价高企、生活压力过大。
这些问题，有时与体制无关，而是全球性问题。
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喜欢这个真实的台湾，因为这是一个在路上的美丽岛，而不是想象中的美丽岛。
（二）“最好的时代”究竟是哪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很多人写文章都喜欢引用这句话（还会刻意丢弃下半句），高端大气上档次外加煽情。但什么才是“最好”？
一涉及到“最”，就难免唯心主义。
还是龙应台，还是那种煽情的笔触，写下了这样一句曾让我深深为之共鸣的话：“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的泪水。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
这种句子能够轻易打动人心，也很漂亮，但它未必是一种理性推测。
每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都无法逃脱落幕的一刻，就像没有永远上涨的股市。事后的怀缅往往会增添许多感情因素，如果基于对现实的失望，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
但现实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比风起云涌中的抗争中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琐碎。那句“打天下易，坐江山难”的老话，并不仅仅存在于旧时。
很多人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甚至连龙应台都以理性的方式作出了回应——针对台湾摆脱威权统治、实行民主后一度出现的一些争议，政治上的纷乱以及整个社会的娱乐化、浅薄化倾向，龙应台并不后悔当年对威权统治的抨击和对自由的争取，因为“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在高雄时，我曾专程前往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那是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地，后被命名为“美丽岛站”以为纪念。人来人往的喧嚣中，我看着那一张张面容，突然想到了“最好的时代”这一说法。眼前的这些人，都已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开始，至于“最好的时代”，它只属于未来。美丽岛事件的最大意义，其实是唤醒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这之后的种种纷争和歧路，都只是摸索探寻，并不可笑。
有人曾说，台湾是大陆的最好模板，这句话我只认同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而言，台湾所经历的戒严和“白色恐怖”，仍给人留下了相当的呼吸空间，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有一道裂缝始终存在，让人们可以窥视光明，直到将黑幕完全撕裂。但我赞同的是：在路上的台湾，逐步解决各种问题的台湾，它的每一次尝试、每一点进步，都可以唤醒一部分人。
这个真实的并不完美的台湾，比想象中的台湾更值得期待。
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