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4_131219094030_1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

小学时代,它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月潭与阿里山则堪称“一代人未见真容的集体记忆”;中学时,因为政治人物时常吵架,CCTV极力渲染,也让幼稚的我对“台湾政治混乱”一说深信不疑,直至大学时,我才后知后觉,明白在民主社会里,台上吵架打架未必是坏事。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了美丽岛事件,知道了解严,知道了龙应台的《野火集》,在我心里,那堪称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代人通过抗争使得台湾告别了威权统治。

无论憧憬还是偏见,都难免出自想象。

当两年前的我真正踏上台湾的土地时,我仍然相信我的想象,因为眼前的一切都那般美好:

人们温文有礼、轻声细语;街上的小摊档不会遭遇城管,夜间甚至不用上锁,摆在街头无丢失之虞;在政府机关借厕所使用,对方忙不迭地走出办公室指路,还连声道歉,说“现在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怕有人来办事,所以不能带您去,实在对不起”;购书时遇到书店打烊,我说明日就要离开台北,能不能多给两分钟时间再挑几本书,对方连声道歉,并立刻通知柜台推迟几分钟下班,让我安心选书……

没错,这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这让我更喜欢台湾。但从理性而言,我仍然希望将自己从想象中抽离,冷静地看待这个岛。因为我知道,对于一个在雾霾中生存已久的人而言,一片蓝天、一丝新鲜空气,都仿若天堂,这种被变相放大的美好,也许会遮蔽很多东西。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不可能真正了解台湾的现状,在书本上得来的一切,也未必是台湾真正的历史,真实与想象总有差异。

真实的台湾绝不完美,告别威权体制,也不等于告别了各种社会问题。但一个真实的台湾,比想象中的台湾更可贵。

(一)从美丽岛事件说起

在台湾民主斗争史上,美丽岛事件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这场事件发生于1979年12月10日,当日恰恰是国际人权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组织民众游行,最终引来全面镇压。

许多年后的一天,当我站在台北“二·二八”纪念碑面前时,我突然转头问向导:“知道美丽岛事件吗?”

他回答:“当然知道。”他还说,在台湾人心中,美丽岛与“二·二八”一样,都是标志性事件。

之后的某一天,我在家中翻书,突然发现:12月10日不仅仅是美丽岛事件的纪念日,也不仅仅是世界人权日,还是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由成都飞往台北的日子。1949年12月10日,蒋家父子离开大陆,三十年后的同一天,蒋介石已然离世,一群在戒严期成长起来的精英人士发起了抗争,抗争对象是蒋经国与其背后的威权统治。

很多人认为,在美丽岛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改变一党专政路线,并终于在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这是事实,但美丽岛事件并非开始,抗争自五十年代便未停息,比如雷震的《自由中国》。国民党当局的改变则在美丽岛事件之前便已进行,这个“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代。尤其是1947行宪中的“地方制度”一章,明确提出地方自治,1950年4月,败至台湾的国民党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更是影响深远,为后来的风起云涌开了一道口子。

即使在台湾戒严期间,所谓的“白色恐怖”相比苏联大清洗之类的血腥残虐,也只算是小儿科,异见者尚可呼吸,当局亦能对某些刊物容忍,并在选举制度上进行改变……《美丽岛》杂志的存在,本身就是存在些许言论自由空间的体现。

或者说,当蒋家父子于1949年12月10日黯然离开大陆时,台湾的今天便已注定。

我这样说,并非有意粉饰历史人物,就像我始终不打算过于称颂民国(尽管我相当喜欢那个时代,也喜欢当政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惋惜于一切的戛然而止)。我认同张铁志先生的看法,蒋经国的作为并非主动,而是面对内外压力的顺势而为。

也正因此,在解严之前的数年里还发生了美丽岛事件,直至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一些人因叛乱罪被捕,一些刊物被查禁。但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组织化与壮大,美丽岛事件引发的民众支持,党外人士在选举中的表现,街头运动的日益普遍,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迫使蒋经国推行政治改革,“进入八零年代,当反对运动新一代精英与民众冒着各种风险去冲撞体制,且爆发更多社会运动,让蒋经国在考量容忍成本和镇压成本的相对大小后,发现镇压可能是无效的,再加上个人身体健康和其他内外因素,做出了开放的‘明智’决定。”(张铁志:《蒋经国是台湾民主的推手?》)

当然,不管主动抑或被动,蒋经国的这一决定都足以使得自己名垂青史,台湾的一个新时代亦就此开启。

这个新时代并不是一片坦途。但在我曾经的想象中,甚至将之当成了结束,认为自那之后一切美好。这种美好想象并不仅仅曾存在于我心中,很多对现实失望,同时对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有所体会的国人,都曾有这样的错觉。可现实远远比这更为残酷,有人曾说,“台湾民主运动在‘美丽岛事件’前后是最为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历程,而后,就是一长段逐渐世俗化、庸俗化的下坡路,至今尚未找到上坡的新起点。”

龙应台曾用她特有的煽情文风写道:“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很喜欢这段话。后来,当人们提及蒋经国时,也往往引用这段话。在解严之前,台湾人时常生活在恐惧中(尽管这种恐惧相对极权而言只算是小儿科),但在解严后,人们已不再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只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它意味着自由呼吸,却不确保所有的幸福。

1985年,龙应台曾经这样写台湾:“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有人制造假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再辗过一次……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苟活。”1987年的解严,并没有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些问题。制度变革后,人们还需要其他领域的改变。

有些情况甚至让人失望。依然是龙应台的感叹,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之后。她写道:“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能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算是歪打正着吧?”

这当然不是对威权时代、白色恐怖的怀念,也不是对当年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污蔑,我们只能慨叹权力的可怕、人的异化。“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龙应台《野火集》P33)

在权力的试探面前,曾经的勇士们或者坠落、或者离开。美丽岛事件中的受难者们,后来以领袖的身份率领民进党迈向执政党,但最终掌握权力的则是当年在美丽岛事件中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们。他们无可避免地走向分化:

施明德离开民进党,后来成为倒扁领袖,更曾指控谢长廷是“抓耙仔”(指昔日国民党的线人),又曾在《叛乱·遗嘱》一书的发布会上指出审判过程中,辩护律师团有国民党卧底,直指陈水扁、苏贞昌等人;许信良一度转投国民党阵容,直至2008年才转而支持谢长廷;在美丽岛事件审判期间,家人遭残杀的林义雄退出民进党;陈水扁自不用说,还有谢长廷和苏贞昌,他们都早已不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者。

当时,在美丽岛事件中与党外人士站在对立面的有年轻的宋楚瑜和马英九。时年37岁却已上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是当时台湾最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宣称《美丽岛》杂志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叛乱组织。时年29岁的马英九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并主编《波士顿通讯》,他称美丽岛事件是“丑剧”“逆流”,党外人士为叛乱集团,希望当局“本勿枉勿纵的原则,一律依法办理。”他还说,台湾不该有美国式的言论自由。

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有各为其主的意味。何况,在威权统治结束后,人的思维与观念难免改变。但观念的改变,同样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顺利改变。

我曾向几位台湾平民询问过他们对台湾政治的看法,其中有几人是马英九的支持者,但他们也坦言,马英九的施政并不高明,他们的支持或源自情感、或源自乡谊,甚至源于“两者相害取其轻”。也有人向我痛陈台湾经济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至于年轻人,更是慨叹房价高企、生活压力过大。

这些问题,有时与体制无关,而是全球性问题。

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喜欢这个真实的台湾,因为这是一个在路上的美丽岛,而不是想象中的美丽岛。

(二)“最好的时代”究竟是哪个?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很多人写文章都喜欢引用这句话(还会刻意丢弃下半句),高端大气上档次外加煽情。但什么才是“最好”?

一涉及到“最”,就难免唯心主义。

还是龙应台,还是那种煽情的笔触,写下了这样一句曾让我深深为之共鸣的话:“80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的泪水。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

这种句子能够轻易打动人心,也很漂亮,但它未必是一种理性推测。

每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都无法逃脱落幕的一刻,就像没有永远上涨的股市。事后的怀缅往往会增添许多感情因素,如果基于对现实的失望,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

但现实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比风起云涌中的抗争中所面临的问题更多、更琐碎。那句“打天下易,坐江山难”的老话,并不仅仅存在于旧时。

很多人都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甚至连龙应台都以理性的方式作出了回应——针对台湾摆脱威权统治、实行民主后一度出现的一些争议,政治上的纷乱以及整个社会的娱乐化、浅薄化倾向,龙应台并不后悔当年对威权统治的抨击和对自由的争取,因为“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在高雄时,我曾专程前往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那是美丽岛事件的发生地,后被命名为“美丽岛站”以为纪念。人来人往的喧嚣中,我看着那一张张面容,突然想到了“最好的时代”这一说法。眼前的这些人,都已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拥有了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一个开始,至于“最好的时代”,它只属于未来。美丽岛事件的最大意义,其实是唤醒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这之后的种种纷争和歧路,都只是摸索探寻,并不可笑。

有人曾说,台湾是大陆的最好模板,这句话我只认同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而言,台湾所经历的戒严和“白色恐怖”,仍给人留下了相当的呼吸空间,从《自由中国》到《美丽岛》,有一道裂缝始终存在,让人们可以窥视光明,直到将黑幕完全撕裂。但我赞同的是:在路上的台湾,逐步解决各种问题的台湾,它的每一次尝试、每一点进步,都可以唤醒一部分人。

这个真实的并不完美的台湾,比想象中的台湾更值得期待。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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