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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谣言”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只是基于一些个人的感觉和从事过媒体工作的经验，我从事过近六年的媒体工作，在湖南做电视，所以关于信息传播方面有一些切身体会。我的《谣言九论》写于08年，那时候也是谣言满天飞，今年的谣言就更加可怕了，按网上的说法真有点“谣翻中国”的态势了。
我先从这个定义说起，因为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谣言定义背后的权力因素（详见邓文初《谣言，命名的政治》）。纸上的定义很简单，无论是字典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很简单的，把谣言当成一种“没有经过证实的或者是捏造的虚假信息”来对待，谁有权力谁就可以下定义，而且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下定义。但这样的定义并没有把握谣言事实，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谣言里，不管在什么时代，口耳相传时代也好还是网络时代也罢。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传闻的真假是很难辨别的，往往事实很难得弄清楚，不仅个人，连专职记者也一样，这才是关键所在。
西方学术界对谣言的真假采取一种很慎重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谣言的传播者、散布者和接受者，对于谣言的真假性质是无法判断的，正是在它的真假性质无法判断的情况下我们才传播所谓的谣言。但我们大陆学术界和权力界就把它歪曲了，把它认定是一种虚假的信息，而且加上一个“有意歪曲”这样的说法，这是一种倾向性很强的定义，基本上不合符事实。
今天，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网络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出于什么心理？其实这也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还是谈谈常识。在传播学看来，谣言就是信息，是不太明确的或者没有证实的信息，这个信息比官方媒体跑得更快，“谣言永远跑在新闻的前面”，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心理因素：其一，谣言是由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的驱使产生的；第二，谣言是我们一种自卫机制，是我们的自我防御的机制；第三，谣言是一种关心、对我们生活世界、对社会的关心；第四，谣言是一种表达，一种意见的表达。这是我对谣言的基本心理分析，以下就从这四个方面略作分析。
其一，谣言是好奇心。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它的信息往往是不明确的，信息的几个要素（一般新闻学上所说的五个“W”：when、where、who、how、why）何时、何地、何人等等很难完全清晰呈现，凡关注这个事情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探究冲动：到底是怎么回事？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是什么、在什么场地、什么人见过这个事情等等，这是信息不明确情况下一般人的探究心理。事件刚刚发生时候的新闻往往会有逻辑断链问题，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口耳相传的信息都是，但我们知道，人的头脑里是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链的，这是我们判断事物的基本理性，我们都是依据自己的理性判断信息真假对错的。因为，一旦信息中间逻辑链出现断裂，我们就会探究究竟：它到底哪一块断裂了？什么原因导致断裂？我们会通过各种途径比去探寻信息，亲自追寻新闻线索或者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去补充这个逻辑断链。这个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信息的正常状态，没有谁会认为是谣言。而之所以在中国，所谓的谣言这么多，跟我们的信息控制方式有关：每次发生一个突发性事件，官方媒体的报道往往不愿提供我们希望看到的信息，而是他们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信息，什么工作报道之类，面对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又往往采取闪烁其辞、避重就轻、甚至黑白颠倒的报道方法。遵守宣传部门内部所谓的“潜规则”，什么“消极因素积极引导，负面问题正面报，要鼓劲不要添乱”之类，这样的新闻，自然让自己丧失了公信力，只好又“谣言”替代了。
我说一个自己经历的事情。1997年，湖南岳阳曾经发生过一次火车相撞事故，死亡100多人（1997年4月29日10时48分，昆明开往郑州的324次旅客列车行至京广线湖南省境内站1453公里914米处，与停在站内4道的818次旅客列车尾部冲突，造成324次旅客列车机后1至9位颠覆，10至11位脱轨；818次旅客列车机后15至17位颠覆。死亡126人，重伤48人，轻伤182人。）新闻被封锁了，央视的记者、省台记者、地方台的记者只能住在宾馆里等着，等着铁道部的领导到来。等到副部长到来之后，首先发布的消息就是“铁道部某某领导到了现场”之类的工作新闻，政府如何重视等等的政绩新闻，至于火车相撞事故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发生的？到底死了多少人？那些人遇难？灾难有多重等等……这些人们最为关心的事却不报道。讳莫如深，老百姓急了，只好通过各种途径去打探消息，其实我们做新闻的人更急，但能做的也只能与老百姓一样，通过各种“小道”去探究信息。当时我们跑到一个近车站的顶楼去拍现场，那个楼房在封锁线之外，还可以自由出入。在顶楼上，我们发现，车站广场有相当大的面积用草席盖着，一排排尸体存放在草席下，但作为官方媒体，没有得到宣传部门的认可，还是不能做任何报道，只有新华社的记者可以进去，死亡数据也是由铁道部告诉新华社，通过新华社的通稿告诉我们在场的记者。像这种情况，就必然产生谣言，因为对老百姓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你们没有报道，你报道的是工作，这就是轻重颠倒，罔顾左右而言他。
在信息传播领域，任何不明确状态都会构成了一种心理紧张，而心理紧张需要释放，因此，我们会出自本能的去探求，这个心理过程正是信息自由的人性基础。我们的本能探求，有可能得到的是事实，也有可能是想象，尤其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他人来了解信息，这个时候，信息传播的主要依据就是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这个社会能否正常存在的基本规则。但这也正是谣言产生的基本原因–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每一件信息进行检验，不仅没必要，而且成本太大。所以正常社会中的信息大都是以谣言方式传播的。
我有时喜欢用一个开玩笑式的比喻谈谣言，说“谣言是一个猫”，它是人类的好奇在作怪，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的好奇心，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人类对自己心理紧张的释放需求，只要人类好奇心存在，谣言就会存在。谣言的结束，也只能是人类好奇心的结束：一旦信息足够充分，信息的几个要素都具备了、逻辑没有断裂、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个信息的传播任务也就自然消失了，也就是说，谣言会和“新闻”同时消失。“谣言止于智者”其实是这个意思，“谣言止于网络”也是这个意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忧。
第二个方面，谣言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我是通过对历史上一些谣言尤其是一些灾难性谣言的梳理发现了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里（详见邓文初《谣言与谎言》）收集了很多资料，这里主要涉及了地震，那个文章是写汶川地震的事情，收集了很多地震资料。比如2006年的云南昭通地震，其实地震发生之前的20天左右，云南就已经出现了谣言，说这个地方将出现地震，因为地震周边总有一些异象，地震的谣言就出来了。昭通市政府在7月20日出面辟谣，说没这个事情，让大家保持安定。但是偏偏在7月20日地震发生了，这是2006年发生的一个事件。还有四川汶川地震也是一样的，5月3日就有谣言出来了，说要有地震，但是当时马尔康政府辟谣，四川省官方网站也在辟谣，但地震还是如谣言所说的发生了。当然还有更多这类事实，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1975年2月，地震预测部门就已经预测到将有一次大地震发生，到1976年的6月份，唐山当地老百姓都已经感觉到了微震，开始向政府部门反映，也是“谣言”满天飞，但唐山政府部门却在打压谣言。说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安宁之类，把这个消息压下去了。
我收集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显示谣言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的一种自我保护本能，有点像动物传播信息一样。比如一个蜜蜂，任何一个刺激性的信息到了一个个体蜜蜂的身上，这个蜜蜂马上会把这个消息传播到整个蜜蜂群里，瞬间这个蜜蜂就能产生一个防御性反应。人类信息的传播的最初形态其实也是这样的，最初的信息都是分散的，分散到每个个体身上；事实上，个体对信息的敏感要远远大于非人性的官僚机构，因为信息与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旦他意识到一些不正常现象，他会本能地散布信息，一方面是因为心理紧张，一方面是想引起他人关注，共同抵御这种紧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一种生物对环境的反应，这也是人类自救的基本手段。可以说，谣言就是这种最初的人类共同体自我保护，应避灾难的基本手段。
阜阳爆发口蹄疫时的谣言就是这样的（2008年5月）。在官方发现并证实之前半个月，当地一些小孩出现了一种怪病，医院无法确诊，谣言说是时疫，会传染小孩，得马上把他们带离幼儿园，到农村去躲避。一些家长因此把孩子送到乡下避难。但阜阳官方却公开辟谣，让老百姓把孩子重新送到幼儿园，最后导致时疫大规模爆发。
这个观点好像没有引起注意，所以我在文章中用了一个极端的词说法叫做“止谣就是杀人”，在一些重大灾难发生之前，总有某些不太明确的信息散布，一些预兆出现，此时谣言就成了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无法民间还是官方都无法明确解释，无法明白其中的意义，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说让信息自由传播，把应对的权利交给人们自己。因为个体对信息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官僚机构。这个时候辟谣止谣就是剥夺人们的自救权利，就是在杀人。唐山大地震之前，假如政府能够让谣言自由传播，虽然会造成一时混乱，但20多万死难的人中至少部分可以活着。阜阳也是，汶川同理。所以我说“止谣就是杀人”，这个说法表面看来比较极端，但是我觉得没错。重要的是将信息传播的权利还归人们自己，将生命自救的权利还归每个个体自己。一个政府，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总无法控制人类与自然，尤其是那些突发性灾难。
第三，谣言是一种关心。一个事件的发生，假设我们对这个事件不感兴趣，根本不在意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去传播任何信息，纯粹个人的信息是不会被传播的，只有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而且某种程度上这个信息与我们的切身利益、跟这个社会的利益相关时，信息才可能扩散。我对谣言做了一个梳理，发现这几十年的谣言有几个重点：一个是食品安全，第二是人身安全，第三是环境安全，第四是身体保健，当然还有关于政界内幕的。
我们发现，谣言的传播，谣言能够迅速在口耳之间、互联网之间散布，跟其重要度构成正相关，即跟我们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构成正相关。比如食品安全，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必然会关心。转基因食品的相关资讯披露出来后，引发一系列谣言，有些看起来很荒诞，说什么转基因食品吃了会断子绝孙，转基因食品是美国人或日本人设计的生物武器，让中华民族种族灭绝的阴谋，说引入转基因作物的所谓专家是美国第五纵队，收受了多少美元之类，这些传言都出来了。无论是专家还是官方辟谣都没有用，甚至还越闹越厉害。其实在这样的问题上，辟谣是没有用的，以最严厉的手段打压谣言只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前景，不知道结果会怎样，而它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危，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担忧，但得不到确切的信息，谣言因此必然发生–因为我们关注。
第四，谣言是意见表达。一般总是把谣言当成信息来对待，其实信息和意见表达是很难分开的。刚才说了，谣言是人类的好奇、关心等心理产生的，这本身就意味着谣言的信息背后内涵着一种价值诉求。谣言与意见是互相伴随的。现在官方把一些质疑的声音都当成谣言来对待，就意味着对谣言作为一种意见表达的打压。
就我的理解，老百姓传播一种信息，主要不是出于对事实的关注，而是一种对事实的评价，意见。我们知道，表达意见有很多形式，而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谣言。借助谣言这个媒体，意见表达可以通过很多手法呈现出来，尤其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段如夸张、变形、比喻、附会等等。有时会把不同的事情拼接在一起的，借事说事，这是意见表达的常态。意见表达本身就允许多种方式，谣言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在中国社会里，通过谣言表达意见还是一个更有效的途径，因为成本最低，传播最快。这里涉及到信息与意见表达的成本问题。信息采集与意见表达是要成本的，有时还需要很大的成本，正因为如此，在真实性问题上，即使是正规的媒体也允许出错，免责。因为任何一个媒体就算是投入相当的成本采集信息，也不能保证每个信息都能做到所谓的“全面”、“客观”、“公正”，更何况这个标准有谁确定还成问题，遑论一个普通公民。所以，很多网站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说明对信息的这真实性不承担责任，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新闻法》里也有这个免责声明。如果要求每个公民发布的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都必须是官方所要求的“真实”，要他们提供官媒一样的详细细节，这不仅事实上不可能–无论是资源上还是技术上–而且根本就是禁止信息的自由传播，打压社会舆论。
以上是我对谣言传播心理的几点概括，可能很不全面，请诸位指正。以下谈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谣言特别多的问题。我以为这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与互联网时代、与现代社会、与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信息发布中心，这是一种结构性社会变化（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革命）。我曾为一个公益组织“残疾人就业促进网”做过一个讲座，叫做《公民记者与深度报道》，引用了媒体学的一个说法，就是，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每个公民都是记者，记者不再是一种垄断性的职业或特权，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中心。以前，新闻是垄断的，也是可以控制的，记者就是专职的新闻搜集和发布者。但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原来只有记者、媒体才能掌握的资源，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中心，这从技术上已经实现。无论是信息采集还是发布、传播。而且，自媒体时代的新闻采集和发布，有时个人发布的新闻，其传播速度甚至会比官方媒体更快，因为我们就在现场，我们就是新闻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是新闻的当事人。而专职新闻记者却需要经过第二手途径才能得到新闻消息。
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自媒体时代，每个公民都是记者，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信息发布、传播的公民权利，而且是一种生存状态，我们的世界已经如此。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社会结构性变革，我们必须认清这一的变革事实。
这样的时代，“信息就是生产力”。信息需求已经构成这个时代生活的主要部分，成了拉动GDP的主要力量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因为这种信息需求，推动着谣言的产生。假如说这个社会没有这种强大的信息需求的话，任何一个人想“制造”一个“假新闻”、传播这个“假新闻”，通过制造、传播假新闻成为网络大V，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信息已经是一个市场，既然是一个市场的话，我们就应该用自由市场的眼光来对待这样一个信息发布的机制。
“谣言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这是西方学者的共同认识。就是说，为什么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呢？说的就是信息自由市场。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生产信息，每个人都在消费信息，只有一个自由市场才能有利于这个信息的传播和散布，任何对信息的强行控制就意味着一种违背自由市场的行为，是对信息自由的破坏。在这方面，官方对信息时代的理解是偏颇的。他们还停留在官媒时代，或者说停留在一种“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的官僚等级制结构中。
我们知道，信息市场也好，自由市场也好，它其实是一个平面结构，这正好是互联网设计的初衷，而官方媒体是一个等级的官僚机构。这两种结构在信息传播的效率方面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官僚机构在信息传播方面效率是不够的，它提供的信息是不足的，因为官僚机构与其说在传播信息，不如说在控制信息传播。事实上，它会删掉很多它们认为不应该传播出来的消息，有时还会有意扭曲信息，造假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官谣”。但是在信息自由市场里，信息的原始性、分散性和多样性、丰富性（自然也会会有互相矛盾、甚至混乱的信息）同时存在，信息市场是活泼泼的。这正是信息时代的特征，是谣言的魅力所在。不理解这样特征，甚至媒体都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官方媒体慢慢的萎缩，连生存资源都没有了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个时代，不理解这个时代的需求。
通过谣言，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信息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公权力却没有明白的这种变化，且在抵制这种变化。这个冲突也许无法避免：一个平面化的社会结构必然会跟等级化的官僚结构发生冲突，这与自由与专制的冲突是一个问题。打击谣言就是公权力等级化的结构想把一个平面化的社会重新拉回官僚体制里面去，控制新闻与舆论。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就是国家想绑架这个社会。
这里想谈一下官方这次大规模打压谣言的事。通过对目前官方打压谣言案例的分析，我有一个粗浅判断、一个推断，我觉得，这次大规模打压谣言事件是一次综合行动，与总书记讲话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有关系。他讲话中有几个说法我特别关注，一个是说要建立网兵（网军），“网络军队”，第二个是要敢于向网络亮剑，第三个说要以强大的力量抢占意识形态阵地，这些说法给我一个联想就是，它其实在宣示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想以战争的方式来对网络，对待公民社会，打压谣言只是其中一个切入口而已。这个心态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心态，所谓的抢占舆论阵地也好，抢占意识形态阵地也好，或者敢于亮剑也好，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剥夺这个社会的信息自由、剥夺这个社会意见表达自由，剥夺公民的权利。我们知道，信息、言论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只能表达正确的意见、只能传播正确的信息。打压谣言其实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在彻底根除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控制互联网。以这种方式剥夺公民的权利，岂不是向社会发动“战争”，向社会发动“挑衅”（官方总是说谣言在挑衅社会，但究竟谁在挑衅呢？）。
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对？但愿是我错了，但至少我觉得可怕，目前社会社会上也充斥着这种恐惧气氛，一些网络大V开始禁言：恐怖！因为我们没有谁知道自己的那句话会说错，那句话会被当成谣言，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我就说这么多，给大家提供一个引子，谢谢！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