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孙立平早在2000前后就一再指出过,暴力事件的频发、群体性冲突的激增,意味着一个断裂社会的到来,利益分化与阶级结构的形成、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对抗势在必然,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了。

6月底7月初连续发生的三起暴力性事件(另一件是湖南张家界市居民以液化气爆炸自杀式冲击区政府,导致12人受伤),再次印证了社会学界观察的敏锐与深刻。利益的严重失衡,社会结构的断裂,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使得暴力冲突成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表达渠道–隐蔽的“自然权利”开始说话,而一再被打压的谣言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

是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必然有谣言发生,谣言与事件的重大性及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这是谣言学公认的规律,那么,好象似乎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谣言泛滥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不然。综观这次的谣言就会发现其不同于以往的独特内涵,挖掘其深层意义,不仅是理解这类事件的必要程序,也是理解深层中国、掌握中国目前态势与未来走向的必要准备。

以下是翁安事件发生后在手机与网络流传的几则“谣言”(为保存史料,原文照录)

“据说,贵州省瓮安县的公安局里面的一家亲戚把本县三中的一个15岁的一个女生轮奸了,公安局把那个人抓进去一天就放了,这是怕告到上面,公安局的派人去偷尸体。她叔叔一中学老师因告状被公安局打成重伤,父亲被人挑断脚筋。现在县里面的一片混乱,县政府全封锁,外面的记者进不去.”

“贵州省瓮安副县长家娃跟另一个娃把瓮安县三中一女生强奸并杀害丢入瓮安县西门河。公安局只拘留了五个小时就将其放了。死者家属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反将死者亲叔叔打成重伤,放出后公安局再唆使黑社会再毒其叔叔。至其叔重伤今日下午4时左右许医治无效死亡。她叔叔的妻子也被打成重伤。现被关在公安局。脸部破相。瓮安县公安局黑暗如此,引起社会公愤。瓮安四所中学学生到公安局请愿。公安局又出动武力镇压,至使学生和一些人民群众焚烧了公安局并掀翻和焚烧公安警车十多辆,现在事态越闹越大。”

相比翁安事件,上海闸北杨佳袭警案中的谣言要简单得多,基本上只有一个说法,网上传播的是:“据报道,杨佳曾两次被闸北分局羁押,『审讯』过程中,『被殴伤生殖器』,多年索赔未果,终于有此疯狂举动。”而这一说法因苏州青年郏啸寅被捕,已被官方认定为“编造”的谣言。

贵州翁安事件的官方结论是“溺水身亡”,评价这一结论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如果从官方结论出发,上述“传闻”都可以认定为官方意义上的“谣言”。

谣言也罢,网络舆论也罢,这些流传的“谣言”,如果对之加以结构化分析,就能发现,有几个关键要素构成这些谣言的基本内容:一、关于死因的说法–死于强奸或轮奸;二、关于施暴者身份:这方面有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或说元凶是县委书记的亲侄女,参与者与派出所有关系;或说是副县长的儿子伙同社会青年作案;也有说是公安局亲属等等,传闻的具体细节或有出入,对于谣言研究者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谣言中,施暴者是与官方有牵连的人物(包括黑社会的参与);三、受害家属申冤不得,反遭凌辱,造成更大的恶性事件,有说死者亲叔叔被打致死,有说死者父亲被打致残;四、为主张公义,群众起来,伸张正义,引发这次群体事件。四项因素归结起来,呈现出一种十分明确而简单的结构:一方是强势者,是官方或具有官方背景势力的联盟,故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是弱势者,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因而备受欺凌;一方是施暴者,却不受惩罚,一方是受害者,反被欺凌……这是一种古老的“官民对立”、“官逼民反”言说模式的复兴。

不管事后官方结论证明这些谣言是多么的荒唐无稽,但在事件过程中,民间社会却广泛接受这些说法,谣言的流播在这次事件中因而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有人甚至认为是谣言导致了这起群体暴力。

这样的说法粗看起来没有问题,确实,没有谣言就不会有这次群体暴力。但这样的说法除了将责任脱卸给不明身份的谣言之外,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其实,如果稍作回顾近几年来的历史,就会发现,类似谣言早已反复出现过。每有稍微重大一点的事件发生,这类谣言就必然幽灵一般的浮现。如2007年四川大竹杨代莉被强暴死亡引发骚乱;浙江台州女童突然死亡、温州瑞安女教师戴海静不明死亡引发骚动;重庆万州官员殴打民工引发市民冲击区政府;杭州萧山区强拆教堂引发骚乱,江西隧川交警打人致死引发市民砸毁交警大楼,广西博白抄家灭门式的计生苛政引发民众骚乱(阮永松《从翁安事件看媒体松绑必要性》)。此外,还有2004年哈尔滨、长沙、深圳、北京发生的一连串“宝马撞人”引发的群体事件,期间的谣言几乎都以相同的模式传播着,如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中,肇事人具有强大官方背景的谣言在民间社会迅速散布,引发极为激烈的网络讨论与道德愤怒,“权势人物与老百姓的对立”谣言模式一再复制并引发骚乱,绝非偶然。

是谣言在制造动荡吗?否!谣言自己是无法产生流播扩张的,谣言需要借助人际传播工具(以及网络媒介)才能流传。谣言能成为一时的主流话语,迅速漫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激发社会危机,造成群体事件,真正的原因在社会生活本身出现了重大危机。没有社会生活的动荡,没有社会结构的崩解,谣言至多能激起人们的心理波澜,强化传播者内心的希望、怨恨或恐怖,传达某种社会信息而已。

“官民对立”谣言的一再浮现,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现实,以及这一现实作为被压抑的集体记忆在不同场合的浮现。稍微留意时事的人都会注意到,近几年来的暴力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一再发生,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规律,或者说是暴力政治的逻辑。简单收集相关信息,列表如下:

  1、2000年3月,石家庄人靳如超,制造三起连环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

  2、2000年11月28日,深圳华为技术公司发生爆炸案,幸无伤亡;

  3、12月15日,西安麦当劳发生爆炸案,两人死亡;

  4、12月23日,青岛家乐福发生爆炸案,死伤情况不明;

  5、2003年8月22日,南京玄武区邓府巷居民翁彪因拆迁问题,冲进拆迁办点燃汽油自焚,造成1死7伤;

  6、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自焚,未遂;

  7、2004年,因土地开发,湖南郴州一批“头戴钢盔,统一着装,手持猎枪”的歹徒,攻击村民,造成20名村民受伤;

  8、2005年,河北定州因土地征用,数百暴民夜袭村民,导致大规模冲突,6人死亡;

  9、2004年8月,北京30命民工因为讨薪,遭枪击,7人受伤;

  10、2005年年初,湖南民工讨薪,被歹徒杀死;

  11、2005年8月,广州黄浦区发生包工头暴打讨薪民工事件,1死3伤;

  12、2005年8月,陕西民工举行“讨薪新闻发布会”,会后30多人遭歹徒毒打,6人受伤;

  13、2005年9月,武汉发生歹徒暴打讨薪员工,1死5伤;

  ……

以上所收集的只是近几年受到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事件,被媒体封杀了的群体冲突事件远要多出报道了的。据社会学家孙立平《博弈》一书显示,2004年,全国有337个地级市1955个县发生未经核准的100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其中城市每天120-250起,农村每天90-160起。而集体上访等事件还不计在内。说明见诸报端的只是冰山一角。对这些事件作简单归类可以发现,前6起,主要是弱势群体的报复性行为,包括两例自杀式行为;后7例是典型的强势群体暴力对待弱者的行为,有些具有明显的黑社会背景(官员与黑社会结盟),有些是典型的官方与财富集团的结盟(如河北定州事件,官方曾出动警车80多台次,公安及施工人员5000多人,以断水断粮等手段逼迫村民退出自己的家园;某地一起征地引发的群体事件中,政府出动警车127辆,钩车28辆,消防车4辆,救护车4辆,推土车9辆,以及各种人员4000多人,对村民实施殴打、捆绑等暴力行为,驱逐村民,黑社会公开参与期间。相关信息见孙立平《守卫底线》,第230-231页)。在现实中,这种强势群体的结盟,政府与开发商、企业主的结盟,官员与黑社会的结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弱势群体的反抗途径,要么是社会性报复,要么只能以自杀方式表达绝望与愤怒。这说明,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已经完全封闭,所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大道不畅小道乱,谣言的兴起,反应的正是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

谣言中的新内容是“性”主题的浮现。无论是上海闸北事件谣言所传播的强势群体(警察)对男性的“性剥夺”,还是贵州翁安事件中谣言所传播的强势群体(官员)对女性的“性侵犯”,其内容都与“性”有关。两件事情重叠发生也许只是巧合,但不要忽视,正是这样的巧合,显示一个更加危机主题的浮现。网上一个帖子说,这次事件(杨佳事件),如地震一样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理,没错,确实是这样。这两次事件所触动的,已经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表层,而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底层,触及到社会生活最后的结构了。

首先, 前一阶段那些谣言所传达的民众感受,主要限于“被欺凌”这一层次,强者对弱者的剥夺与欺凌。但这一次,被欺凌的感受已经退居第二位,“受侮辱”的感觉强烈浮现。在这种“受侮辱”的民众“想象”(姑且就算是想象吧)中,“官民对立”的权力冲突已经转换为“善恶对立”的道德冲突,在有的言论中,甚至转化为“人兽对立”模式–只有畜生才干得出这样的事情!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说。在这种严峻的道德对立模式中,弱者一方,被欺凌与受侮辱的,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占据着对于强势群体道德审判的绝对优势与权威;而强者一方,实施暴力与欺压的群体,却被认定为道德败坏者,成了人类道德的“渣滓”,成为必须根除的污染物。在这样的绝对审判中,政治与法律权威都将失效,不仅失效,反而会被认作帮凶,同在铲除之列–这是法律灾难之始,更是政治合法性危机、社会崩溃之始。

谣言自然可以轻易消灭,以政权的强力,但这种“消灭”却只能是此时此地的,谣言研究者一再强调的是,谣言如同一艘潜水艇,以强力手段对待的结果,是迫使它向人类社会的深层下潜,积蓄力量,潜伏待时。而这种下潜却将触动人类社会最深层的结构,心灵的与本能的,尤其是那种作为种类生命力之根的黑色力量,仇恨、怨毒、残忍以及恐怖。恐怖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会以巨大的潜能扩散出来,冲破一切文明的制约,引发社会爆裂。打压只是暂时的,而那人性本能却始终会以新的形式,潜行、等待,每一个突发性事件、自然灾难或人为冲突,都会激活这潜伏的幽灵,掀起新的波澜,制造更大的暴力冲突。暴力事件的频发与积累,不仅给下一次事件提供了行动方案,也给下一次事件积聚了力量,社会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积累而爆发。

其次,谣言展露了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摇动。

研究认为,谣言起源于人类的不安全感(不确定状态、紧张与危机感),是对危机环境的反应,是人类内心紧张与恐慌的投射。这种投射,无论是以解释、幻想或激烈的身体行动等形式出现,都建立在人类的想象基础上。而人类想象却植根于记忆深层,植根于一个更大的想象框架中。这里所谓的“想象框架”,其实就是集体记忆,或者说是文化最内核的东西–集体无意识。谣言能切入深层结构,预示着社会结构已经出现裂隙,社会生活的基础已经动摇,这种动摇的深度与强度突破了日常生活的表层结构–这种表层结构是一种保护机制,以避免人类最深层的内核暴露出来,遭受日常生活的污染与破坏;也是一种防卫机制,以防止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冲动溢出表层,破环由制度、文化、尤其是道德所建构的人类生活的表皮。谣言中的“性剥夺”与“性侵犯”,反映民众内心的焦虑,已经触及这种基础、已经突破“一个社会中可以接受的道德边界”(《人类学的四个讲座》,第105页)。这是人类生活“底线”的突破。这种破坏的后果,只有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才能明白它的巨大危险,在中国文化中,性禁忌一直以来就是最严格最深层的禁忌,是国人保持“同类意识”的最后一道防护线与安全闸。对这最后禁忌的破坏,意味着对人类整体的侮辱,是对人类道德最直接的玷污与挑战。

底线破坏的结果,是文化机制的彻底失败与彻底退出,而“自然”将代替文化行使最高与最后的权力。在这最后最高的“自然权力”面前,人类所苦心经营的一切制度,道德与法制,都将失去存在的依据,那最后的,必然是最终。

“替天行道”的逻辑,就将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人间世,这是最后正义的出现。而最后正义的出现,对于那些文明人类,对于那些苦心于法制建设者,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建立一个文明与和谐的富裕社会的政治家们,将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因为我们一再拒绝面对,我们早已失去了直面的勇气。但历史会告诉人类,最后的正义,将如同基督教所说的最后审判一样,将给每一个人类个体,以审判他人的权力,炼狱的烈火已经熊熊升起……

我们无法知道上海事件中的杨佳是以怎样的心态实施他的报复计划的,但显然,选择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7月1日),本身已经做了说明。这种时间的选择显示一种转变,以前那种报复方式,无论是匿名还是自杀式的,都只是个人行为,是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实施暴力,尽管这种暴力在报复者看来是正义的(自然正义),但这种自然正义所完成的,却只具个人意义。杨佳的自杀式报复,已经不再为个人,不再是为报复而报复,而具有“替天行道”的英雄意图,至少从他的时间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尽管,我们无法印证这一结论。

网络流言却印证了我的结论(可怕的结论!),甚至在我动手写这篇“谣言三论”时,我也不愿相信、不敢相信、不希望这样的结论是真的。

自从杨佳的博客(非常地妖)被发现之后,在他博客里的留言暴涨(除了用这个词汇外,似乎没有其他合适的词汇),以“诗”形式出现的留言是其中的鲜明特色(相信各位还记得,四川汶川地震,也出现了以诗表达感情的特定形式,这种形式曾经被我们大大的政治化了。其实,所谓“诗的复兴”,除了说明十多年来执政者用心培养的理性堤防已经崩溃,强烈的情感冲动将成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有一首飞马星写的《致上海刀客杨少侠》, 起首一段有如下描述:

  赤县白虹忽贯日,

  世人纷说杨家子。

  布衣一怒鬼神惊,

  六扇门内六吏死。

诗中使用的意象有“少侠”,有英雄“武松”;使用的典故有“怒发冲冠”,有“风萧萧兮过易水”等。这些意象与语言,所表达的是对杨佳行为的“英雄”化解释,而这首网络留言诗,却得到了巨大的回应,对于杨佳暴力行为的评价,高频率出现了“梁山遗风”、“大侠义举,万古流芳”、“壮士保重!”等等词汇。

我们可以说网络语言天生就是一个激情多于理性的世界,但问题显然不在这种表达方式,问题在于,何以这样的暴烈行动,却得到广泛的正面的甚至是英雄式的解释与评价。网络作为社会舆论的原始形态,显示的是网民们最原初的情感,而网络语言中那种畅快淋漓的表述,那种对英雄豪侠的颂词,却显示长时间郁积的怨怒喷薄而出的痛快。这种怨怒,正是百姓被欺凌与受侮辱的积压。网络留言“中国老百姓最后的无奈”、“当百姓没有任何可以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只能以血荐轩辕”等等,已经暴露出最后审判的冲动。这种冲动借着杨佳事件,以网络话语而浪铺开来。这样的铺开如果不能阻止,将借助网络虚拟空间的强大感染力量迅速传播,并获得现实力量。网络可以是虚拟的,但情感不是!

其三,谣言作为社会舆论,其产生、接受与传播过程,也是群体共识的形成过程,是通过共识达成群体认同的过程。上述谣言与网络语言的出现及广泛传播,证明底层社会“被欺凌与受侮辱”的感觉已经是一种广泛的共同感受,一种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强化,也就是“被欺凌与受侮辱”的“我们”意识的想象与成型。“我们”,被欺凌、受侮辱的“我们”;被排斥、被剥夺的“我们”。“我们”被压迫,身体与生命、女人与男人;“我们”被占有,社会资源与经济资源……

而那些强势群体(官、商、黑社会),那些“他们”,不仅仅鞭挞蹂躏我们的肉体,而且侮辱了我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抢夺了一切资源,而且还侵夺我们的女人,剥夺我们男人的生育。这是对“我们”与“我们后代”的灭绝(幻想?现实?)。这种恐怖曾经作为国人对帝国主义、对日本侵略者的恐怖,广为流传,深入民族的深层记忆,成为我们奋起反抗的最后力量,“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刻”,其中不能明说的,也是饱含了这样的恐怖啊。

正是这最后的恐怖与绝望,才造成这两次事件以如此暴烈的方式出现。

理性主义者、学者们一再告诫,保持理性,维护稳定大局,对于突发性事件不要放大,不要将社会事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应地方化、局部化、法律化,网络也应该避免道德高调等等,可谓语重心长。可学者们忘记了,网络话语与官方话语其实是一套话语,共享一种资源。如果作为主流的官方话语不能改造,网语如何能独自凭栏?

且看官方话语在这中间的言说方式。

《南方周末》7月10日的专题报道,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亲临现场,曾经三次向群体道歉,并指出:“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人民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岂非咄咄怪事。”粗看这段话,会为瓮安事件的理性解决庆幸,但仔细琢磨,却发现这背后的潜台词令人恐慌:“人民民主专政”之类的语汇,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一种由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中承袭而来的语言。如果联系当日新闻中有关这位书记的谈话,就会发现,那种原汁原味的革命话语要远为浓郁,《贵州日报》7月1日报道中提及,石书记指出:“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并指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旁观协同者,以批评教育为主,对组织、策划和施暴者,要重拳出击,绝不能手软……”云云(记者罗华山、陈治宽)。

这样的话语所显示的“专政”气息,凡50岁以上的人都能听出,“公然向我党、政府挑衅”的政治定性,不仅将局部事件、地方性事件全局化、意识形态化,而且是“敌我矛盾化”、“阶级斗争化”。这样超越法律的政治定性,除了显示将要对群众实行“专政”态势之外,还能是什么?

回过头来平心静气看待网上帖子,会发现这些跟帖的言说模式与上述政治化话语具有很大的同质性,两者共享着我们的革命话语资源。如网上许多人引用了谭嗣同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杨佳送行之类。这样的话语模式,说明网络世界已经自觉地将杨佳行为纳入“革命话语系统”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中,在这个传统中定位杨佳行动的合法性!

理性主义者总是指责网络暴民–“愤青们”过于激情化,但他们忘记了,这样的语言不是愤青们的创作,而是我们教育的结果。三代人的革命教育,所灌注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革命”的合法性,就是这种以“最后手段”实现天然正义的道德优势,就是这种在任何时候老百姓都将保留“官逼民反”的最后权力,这是最后的天道与天理!不是人间法。在天理的俯视之下,一切人间法直如废纸,不值一钱!

执政者实施意识形态教育,想到的大约只是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想到的大约只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占有,想到的只是谁掌握青年、少年的神经,谁就掌握了世界与未来。但他们忘记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不像暴力工具那样能完全独占,而是可以分享–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分享着同样的资源。当受教育者与被统治者同样以这种革命意识形态思考的时候,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往往就会转换为被统治者的革命逻辑。谣言所显示的话语模式,及网络舆论所显示的言说模式,终将是活生生人们的行动模式,而这种模式,不是弱者的发明,却是强者教导的结果。这,算是注定的宿命,还是对宿命的反讽?

撒下种子总会要收获的,或者三倍,或者五倍,或者十倍,只是那果实却并不为撒种者所欲。 那等待收割的,又会是谁呢?

2008年7月10日初稿,7月13日整理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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