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一次回老家,是在四月里,为爷爷的生日,巧遇的事只有一件——数月工资未能领到的教师们气愤了,拒绝上课。第二次回老家就在本月中旬,也与爷爷有关:一位亲戚听说我被当局判刑,然后去传给我90岁的爷爷听。我爷爷气得不行。为此,我决定再回老家一行。

到老家后,很多人的眼神怪怪的,过去交往较多的人也有的侧身而去。细细一想,人们以为我从监狱里出来呢。到老朋友们处了解:听说你被判刑8年呢!我开玩笑说:“暂时假释,来看看呢。”这话竟然被当了真。后来大家明白:这更多地是那些被我们揭过丑的官吏们的捕风捉影和一相情愿以及为我们被驱赶出原工作和居住地后他们更疯狂的腐败行为营造舆论环境。

这,并非我要说的正题。

这次回老家沿途要经过若干乡镇,最引我关注和思考的是前几年的“海选”、“公选”与今年12月及稍后的基层“换届选举”。

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公选干部”并非如某些好事者所鼓吹的那样生动形象,如今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调走了,撤换了。关于这一方面,我想,我还是较许多人明白一点点,因为那些“海选”或“公选”的现场,就在我或我亲友的面前。为什么“海选”和“公选”?那一年,几个贪官污吏互相倾轧,自暴劣迹。还有一个涉嫌色情经营,被罚一笔不小的款子,有人建议让他说出进入该场所的官员的姓名,说一人就减少多少数额的罚金,这一建议竟然侥幸被采纳。这位官吏一听,不再讲义气,一口气把周围数乡镇的官吏的姓名报出来,按数额计算,还可以领回一大捆人民币。如此烂污,上下震惊。怎么办?二两拨千斤或金蝉脱壳!安排出这种“民主”新形式,人们的注意力一下被吸引开去,由痛恨腐败变成歌颂新生事物,真是化腐朽为神奇也。初一听要“民主选举”,我还陪一位中学教师去报名,一到镇政府门口,一看那报名条件,并非我们想象的“每个公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才知道那“民主”,是与大家闹着玩儿玩儿的。这便是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有人比附于当初国民党治下的基层选举的、大陆的“公选”或者“海选”(为了让大家对这一剧种有具体的了解,我不妨在括号里加注一段小插曲:为了突出新选的镇长的亲民形象和良好素质,我当初供职的中学教师篮球队被安排与镇政府官吏进行篮球比赛,上场的教师在赛前被吆喝——新镇长投球时不得阻拦,比分不得高于政府队。结果是:教师队大败于领导队。这一精彩场面,被全国各地电视观众所观看)。那么,对于它的前途的算计,也就不远于现在的样子,能够不比过去的更坏就谢天谢地了。结果是连他们自己也不认为怎样:如果不因为是“新生事物”,早该全部抛弃了!更不用说被鱼肉的乡民的切齿痛恨。

前几个月就隐隐约约听说今年要换届选举了,感到是一个话题,问问别人,都说不知道。这次回去,得到了确证,就在今年年底。不少人告诉我:乡、镇政府里基本为空城——凡是想当官的都进城找门路拉关系去了。

对于那些想在换届中上爬或保住官帽的人都进城找门路拉关系去了的说法,我自己未必很信,我个人一直很警惕:我们不要因为被打压成特殊的一群就时时事事用特殊的眼光来看世界,那样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能力。这回有2001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署名仲祖文的文章来作证:……但是,也有一些干部思想浮动,对个人的进退留转考虑过多,有的为了能在职务上“升级进档”,不是集中精力干工作,而是忙着跑门子、托人情;有的自知“年龄过杠,提拔无望”,便得过且过,当起了撞钟和尚;有的对组织的安排有抵触情绪,精神不振,无心干事业和工作……遇到换届、班子调整等关键时刻,他们更始惴惴不安,无心工作,甚至四处活动,跑官要官,生怕错过升迁的时机……文章还抬出江总的多次强调,还说是要: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真正做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由此看来,乡民们的观察和耳语并非全部别有用心,我自己所听闻的也并不太偏颇——有2001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作证,连中南海的江总和他老人家身边的人都清楚并间接作证:要换届了,不少人,忙着跑门子、托人情,对组织的安排有抵触情绪,四处活动,跑官要官,生怕错过升迁的时机……偌大的空间,成为政治上的空门或空城。

我想,这非常明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一切权力绝不是来源于国民!为什么?如果一切权力来源于国民,即使有智能障碍而要作官的人也知道去巴结那些农民或工人;如果权力不是来源于国民,即使有智能障碍而要作官的人也不会去理会那些农民或工人。听说但绝非我所亲见,那些反动的、腐朽的、穿着民主外衣的、中国人民不屑学习或绝不借鉴的国家的选举是另一模样:政客们到各地演讲拉选票,热闹得过节一般。我想:反动也罢,腐朽也罢,甚至穿一件外衣也罢,那老百姓,至少可以趁机得个热闹,或许还能趁机窥探一回竞争双方的笨拙,博得开心一笑百年少,少了许多人世的冷清与寂寥。那么,这大范围的冷清和寂寥与某些角落的门槛被踩坏,比较另一模样,肯定缺少了人情味儿。

回过头来想:民主,真也罢假也罢,赤裸裸的反对,谁也不再。所以,闹出了上一世纪末的表面上隐去了“由党组织根据条件和需要来决定”的、海内颇由美誉的“海选”或“公选”剧。

我突发奇想,突然,有几个人或者有若干个几个人,口袋里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举法或者基层选民法的书本,趁那广大的乡村或宽阔的街道出奇冷清与寂寥而某些角落的门槛被踩坏的当口,学了那叫做马丁?路德?金的黑色美国人的腔调,向那些村民或市民宣讲:我们来,只是为兑现那张并未过期的支票。情况会怎样呢?

两年前,我们被赶出原工作和居住地,闹得沸沸扬扬,从而认识了几个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想法是:如此腐败下去,有一天,老百姓会给我们这种人以活路吗?我们脖子上吃饭的家伙还会保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促成基层选举的真正实现,然后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哪怕比别人少十元二十元,把那些因贫穷而失学的孩子迎回学校——哪怕三个、五个。当然,能根据现有组织法,将选举成果规范化,不至于人去政息,就功德无量了。老实说,我认为,或许有比我们这样被逼迫得“家破人未亡”、“背井离乡”更好的路。

后来,听说他们做得不错。再后来。听说他们听说我成了什么“陈独秀”和“托派”而疏远了,便没有了音信。我想:要是不错,该是有作为的季节了吧?但我想:这“要是不错”,怕只是我的一相情愿。

在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选历史而民主又符合人的本性和发展需要的土地上,宪政民主建设的路的长短并不确定。这正如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向稍为有利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的包产责任制的发生和最终政策化一样——先得有事实上的突破和利益及其坚持,后有政策的改变和认可。我不能够肯定这是一条一定走得下去的路,但对于这样的尝试,我认为是值得鼓励的。

中国宪政民主的建设,是全体中国国民的事情,一味把这担子推给谁挑或指望任由谁抢着挑都是愚蠢的——民谚曰: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共产党教导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但它这一教导,我们就糊涂了:立即把它当成救世主。

我的户口还在老家呢?人家想着法子要我转走,而我却期待着有那么一天,以住民的身份面对我那些乡亲,说:让我给你们打工,你神圣的一票不会被糟蹋!

新近的一轮“选举”就在下一月或稍后,但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的目标还在更前头,她会满心欢喜地招呼每一位热爱民主、渴望自由、幻想实现人的尊严的人。但愿这并不是非实际的想法啊。

写于2001年11月20日

《议报》第18期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