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至1945年，将战争强加给人民的同时，法西斯政权也开启了一段近代时尚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时期——他们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强令社会风尚转向。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
提起法西斯，人人都能联想到他们对权力、战争、集中营的兴趣。其实，时尚同样是法西斯政权掌中的玩物。墨索里尼公开宣称：“我们相信这（二十世纪）将是一个权力的世纪、右翼的世纪、一个法西斯的世纪。如果十九世纪是个人的世纪，那我们相信这将是一个集体的世纪，也因此必然是国家的世纪。”
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时尚再也不仅仅是体现品味的小情调，而是事关国家形象和荣誉，将个人固定于集体之中的大工程，从墨索里尼到希特勒，独裁者们个个费尽心机，开始了对审美和时尚进行改造的庞大计划。
■ 制服诱惑
标志着法西斯主义时尚改造的最佳例证，就是他们对制服的迷恋。在穷兵黩武的极权政体之下，制服成了象征地位与力量的标识。更可怕的是，由于种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军装制服被纳粹当作彰显日耳曼人人种优秀的道具。如今成为“恶魔”代名词的第三帝国军服，是那个时代法西斯政权中最醒目的流行。
纳粹对制服的要求可谓一丝不苟。纳粹时代的德国军队，秉承着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无论军事理论、武器训练，乃至军容装备，都恪守着严谨的作风，军服也不例外。此时的军服，延续了德国传统军服的基本特征，再加以改进创造，设计制作毫不马虎。夏季军服采用混纺棉质材料，冬季则采用羊毛布料与人造纤维材料合织，军服表面挺括整齐。
虽然随着二战的推进，为了适应战时生产原料紧张的特点，后期适当降低了面料中棉、羊毛布料的比例，造成军服外观不如早期硬挺。但总体说来，德国军装的质量依然堪称二战翘楚。
从第三帝国建立伊始，纳粹就开动宣传机器宣传军国主义理念。德军制服的设计也成为宣传战中的棋子，希特勒甚至亲自过问军服的设计生产。制服中加入了众多装饰物，显得更醒目美观，日常服、礼服采用收腰修身的设计，凸显出军人的体态美。根据当时德国的报道，很多青年入伍参加，为的就是能得到一套漂亮的制服。法西斯的“军服宣传”攻势，在年轻人中收到了奇效。
因为二战战事吃紧的原因，后期德国军服在款式设计、剪裁要求与缝制工序上进行简化，降低了生产时间和对生产设备、人员素质的要求。不过，这些仅限于普通的士兵阶层，军官制服基本没有受到布料标准降低、剪裁缝制从简的影响，而且一些上层军官的制服，都是找高级裁缝定做的。德国军方每年都会出版关于军装定制的书籍，其中将各种制服的基本样式、板型尺寸、制作工艺、配件图片等等详细列出，以方便将官们按图索骥，找自己心仪的裁缝制作出令人满意的军服。德国上层对军装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的战史研究者提起二战时期的德军军服，依然难掩称赞之色。它就像一株妖艳的罂粟，魅力非凡却含有剧毒，总给染指它的人带来厄运。英国王储查尔斯的小儿子哈里王子,曾经在化装晚会上穿着纳粹军服，惹得全世界媒体指责声连连。张曼玉也因为自己主理的时装品牌派对上，出现大量纳粹军装元素而遭炮轰。
因纳粹制服而顶上骂名的人，着实不少。而靠它受益的，也大有人在。当今著名男装品牌HUGO BOSS 的创始人胡戈·费迪南德·波士（Hugo Ferdinand Boss），就是其中之一。1923年，胡戈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麦琴根（Metzingen）开设了一家服装店，为客人提供西装定制的服务。不过几年之后，因为德国经济萧条，胡戈的生意濒临破产。1931年，他加入纳粹，并获得了为党卫队、冲锋队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制作制服的工作，从此他的制衣厂开始快速发展。
随着二战爆发，为了完成军方订单，胡戈开始大量使用集中营里的波兰、法国囚犯做劳力。战争结束后，胡戈·费迪南德·波士被认定为“第三帝国的投机取巧者”，并被取消了投票权，罚款8万马克。1948年，他去世了。但作为战后德国邮递员、警察制服的生产者，HUGO BOSS品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此后，胡戈推出男装成衣，并逐渐打开知名度。虽然这段生产纳粹制服的历史不甚光彩，如今的HUGO BOSS品牌也希望极力淡化，但长期制服生产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却让它在战后获得了世界男装界的认可。
■ 雅利安母亲
相比德国军队制服的“耀眼”，法西斯主义对女性时尚的改造也许更为隐秘，但是影响却非常深远。早在1800年，柏林就是一个以生产和出口服装而闻名的城市。希特勒上台伊始，向他的国民保证：“德国女人要成为欧洲最时尚、最有品味的女人”。
可当时德国一流的时装店大都由犹太人经营，在纳粹“排犹”浪潮中，这些人不得不放弃时装生意，导致柏林作为纺织品和服装加工城市的地位迅速下降，甚至连纳粹骨干戈培尔的夫人马加达·戈培尔，都要向她的朋友写信抱怨柏林时装业的凋敝。
没有了服装产业的支持，独裁者究竟依靠什么方法让德国女性认为自己是最时髦的人呢？纳粹选择的是引诱或者强迫女性服从他们的审美观念。第三帝国一建立，纳粹便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时刻向着公众灌输符合“法西斯精神”的完美女性形象。
1938年，一本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女性了望》的杂志这样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所谓‘外国优秀文化’渐渐进入德国。……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让人迷惑的时代。例如：所有的年轻职业女性都纷纷挤出时间来化妆，以一种精心的态度修饰她们的手、指甲，她们毫不后悔地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其中，买了许多胭脂香粉、口红等化妆品，她们认为将自己装饰一番才能呈现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工作日。除此之外，对苗条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一再陈述以往审美观念的荒谬，暗示着“新形象”，将帮助德国女性走出“迷惑时代”：纳粹鼓吹用科学测量的方法，从眉毛形状到身高体重，为女性提供一组“标准模样”。甚至还开发了今天看来如刑具一般的身体矫正器和电动整形面具，能实现女性“塑造完美躯体”的渴望。可是就算如此荒谬“扮美”德国女性的举措，也不过是昙花一现。1943年，戈培尔下令关闭所有的美容院，因为它们“浪费电能、热能和人类劳动”。
相比改造身体审美风尚，纳粹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女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上。在希特勒的理论中，女性的全部价值就是繁衍后代。臭名昭著的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露骨地宣称：德国女性的特殊价值存在于“延续雅利安人的血脉和种族的繁荣”。
法西斯统治之下，德国女性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成为拥有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雅利安母亲”，装扮高雅，举止端庄，并且“排斥一切与女性最高职责（生育）相抵触的对美的崇拜，大力提倡女性作为一群健康孩子母亲的形象”。一个多产的母亲，甚至能获得国家奖励——“德意志母亲十字荣誉勋章”就是用来表彰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母亲的。
上文提到的马加达·戈培尔，就被当作“新女性”的代表广为宣传。马加达生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嫁给戈培尔前曾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子。再婚后，又陆续生六个孩子，她也因此获得德意志母亲荣誉十字勋章。而马加达所有孩子的名字都用“H”开头，以视向希特勒的致敬，希特勒则称她为“全德国最伟大母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加达·戈培尔都在扮演着“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形象，是德国女性完美形象的标杆。
然而，这个集德国女性之美于一身的人，恰恰无法拥有幸福的生活。她必须一次又一次忍受丈夫的不忠和第三者的挑衅，而为了捍卫所谓“传统家庭道德”，第三帝国元首禁止他们离婚。马加达·戈培尔只能向她的朋友表露心声：“我们这一代弃世而去的时候，德国不会有文化，生活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有的只会是纪律、盲从、制约和命令。”
和被纳粹宣传机器塑造出来的众多“雅利安母亲”一样，马加达·戈培尔所谓的“时髦生活”完全建立在极权、谎言和规训之上。随着纳粹的垮台，时尚生活变成噩梦。柏林城破之时，她和六个孩子一起，做了恶魔们的殉葬品。
■ 虚幻的自豪感
相比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在改造社会风尚方面的手段也不遑多让。法西斯独裁者都对召集盛大的游行乐此不疲，可是在我们翻看墨索里尼时代的游行照片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参加活动的意大利女性，着装分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风格：军装制服、运动服和各地区的传统服饰，尤其是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会佩戴各种不同的首饰装饰，比如项链、耳环甚至蕾丝披肩、宗教装饰，盛装出行，与我们印象中法西斯主义整齐划一的要求大相径庭。
怎么解释意大利女性在游行中展示的不同着装风格呢？有的风尚专家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反叛个性，是一种对大众选择（毫无疑问，制服风格是当时最“保险”的流行）的反动。不过，更多学者则认为，这是一场法西斯策划的风尚改造工程。服装史学家Patrizia Ribuoli在其著作《法西斯政权下的国家制服》中这样评价：“我们要特别注意，当时的政权允许女性穿着地方服饰，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精神的产物：捍卫传统，国家才有荣誉感。”
1932年，墨索里尼建立了一个旨在监督国内时装生产和创新（尤其是每年两次在都灵举办的时装发布）的政府机构：EAMPNM（Ente Autonomo Per La Mostra Perman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两年后，机构更名为ENM（Ente Nazionale Della Moda），负责组织和推进全意大利的时尚工业生产，并督导女性穿衣风格。
事实上，ENM的一个重要工作原则，就是去说服女性顾客和制造商从意大利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于是，各个地方的传统服饰，被当作“真正的意大利文化”而大力推广。政府开始创办机构，推动各地区与时装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如珊瑚加工、刺绣、蕾丝、草编等等。地方传统服饰再也不仅仅是一种服装饰品，而成为了爱国主义、国家自豪感的代名词。
从当时媒体长篇累牍宣传的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墨索里尼政权希望通过强调民族传统，培养国家自豪感进而与“危险的”国际社会相抗衡。例如当时有文章写道：“乡村服饰是意大利最主要的风格，而它曾经被都会风格驱逐。……只有穿上这些衣服，才能找回对国家的神圣记忆和精致而诗意的生活。”
研究这段时间意大利风尚的Eugenia Paulicelli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依靠着杂志上那些充满魅力的模特（其中甚至有王室成员），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警告那些去巴黎（当时欧洲的时尚中心）购物的富裕女性：你们是有罪的。”
与纳粹德国相似，当时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也捧出了一位“女性形象”代言人——玛丽·乔西（Marie José），当时意大利王子翁贝托（Umberto）的妻子。她身穿典雅的意大利式传统长裙的照片，经常在时尚杂志的内页中，引得意大利女士们趋之若鹜。在塑造国家形象和后来的二战中，她的表现都能用“长袖善舞”形容。不过，华丽优雅的时装没能给她带来一份满意的婚姻。玛丽·乔西与翁贝托王子相处得并不融洽，随着战后意大利王室的衰落，两人也早早地劳燕分飞。
依靠推广传统服装等手段建立起来的国家自豪感，的确让墨索里尼政权尝到了一些甜头。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不少意大利女性毅然捐出自己的首饰，以资军费。但这并没有把意大利推上强国之路。
1945年，愤怒的意大利人将墨索里尼的尸体悬挂在米兰罗雷托广场上。墨索里尼妄图通过古典意大利服装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变成了他的坟墓。
战争开启的社会风尚的影响大大超出二战的界限，一直弥漫至今。二战之前，制服风格、军装元素绝少出现在女装潮流之中，而自1945年以降，军服风潮被设计师大书特书，尤其是冷战阴霾愈来愈浓的六七十年代，或者“9.11”事件之后这样敏感的时间窗里，女装中的制服元素更是频频出镜。墨索里尼欣赏的典雅、高贵的传统气息，为战后“意式风格”的勃兴打下了基础，手工业保护政策也确保意大利时装产业能迅速复兴，并捧出瓦伦蒂诺、费雷、阿玛尼等一系列时尚大师，重新占据欧洲时尚中心地位。
虽然无论军装元素还是传统民族风格，都成为二战之后不可或缺的时尚元素，但我们绝无理由把功劳记在极权主义账上。只有植根于自由意志，时尚才有其存在的价值。依靠权力、暴行、诱骗、洗脑，肆意强加于全体国民身上的“美”，那是远比丑陋更丑陋百倍的东西。
来源:《看历史》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