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认为有异于他人，由来久矣。翻开中国的书籍，书写“非我族类”的文字，不带偏见者鲜矣。那种视天下人如无物的心态，纸上跃然。即便国人为异族命名的字词，也或是带有犬部、兽部，或是带有虫部。即使近代与之斗智斗勇、屡败其下的洋人，勉强送了他们一个人字，但也还是夷人。中国内部，被汉人吞并征服之民族，或蒙满征服汉人之民族，一时用“圣学”汉化不了，这才发明了一个可以笼而统之的称谓：中华民族。但汉人对国内其他民族的大汉族心态昭然，对外国人的夷夏之分更是如同泾渭。现今中共执政期间，不好再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示区别，又发明了“中国特色”、“国情”、“国民素质”之类，对内欺侮百姓，对外敷衍洋人。
中国人是否是人类的异类？从近代以至于今日，中国人遭受的灾难、面临的险恶，与其他民族相比较，确实鲜有出其右者。几千年至今的独裁专制，治乱循环不已的灾难，异族的侵略杀戮，以及日本侵华战争，国共内战，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血案，镇压法轮功，以及近年对国民维权的镇压，中国人真是灾祸连年。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与国民争民主、要自由、维持生存而奋起抗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各种矛盾酝酿、发酵到现在，已经不是协商、妥协能够解决的了，社会冲突震荡在所难免。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走不出痛苦的深渊？是中国人的人性注定要中国人遭受这无尽的苦难，还是苦难使中国人人性使然？
满清入关荼毒汉人，攻城掠地杀戮百姓的急先锋是汉人；幕后运筹帏幄助满人占中原治汉人三百载者，亦汉人也。抗日战争时期，从前朝皇帝、政府主席、某些政党到平民百姓，顺从及帮凶者，比比皆是，超过侵华日军人数的汉奸皇协军，更是世界奇观。真心抗日者，除蒋介石麾下国民政府及国民军，其他有能力者鲜矣。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血案、镇压法轮功，有责任者或云形势或云执行命令，更有少耻者解释为受蒙蔽欺骗。这些说辞，均回避了一个作为人回避不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在哪里？这种说辞，只是用贬低自己的伎俩，让良心好过一些，也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术”而已。但那些令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令善良人们不敢相信的兽行，岂是这些浅薄的说辞能推诿的了的？
佛说：魔由心生。兽行的产生，必定是心先生发，后由体行，行为无非是心理的外化。释迦佛舍身饲虎、割肉喂鹰，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表象了人心之善、人性之良；杨朱之说：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道出人性之私；始皇帝坑四十万吞赵，路易氏“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与我何干”，证实人性之贪之残。综观古今，性善性恶之说纷纭，但都道不尽人性的内涵。人性只能通过人的行为去洞悉，而人的行为之复杂，各家标准之纷杂，都说明善恶涵盖、诠释不了人性的复杂内涵。弗洛伊德氏本我、自我、超我说，马斯洛先生五个层级说，罗杰斯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从理论上探讨、解决了人性的文明演化过程。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科学，尤其是美国的开国先哲“联邦党人”，明确提出对人性的不信任，并设计、实践出一整套制约制衡机制。这种基于保护人性之私的学说制度，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权及其发展。
反观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派别是儒墨道法。“法”讲的是严刑峻法，以法去不齐：“道”除了道“玄之又玄”的哲理，涉及人的方面说的是术，而术属诡道也：“墨”行的是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儒”开的药方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行“仁人之政”。这些都背离了人性的张扬个性、趋利避害的本质。汉武帝后，儒家成为正统，教民以礼以淳民风，又取法家警戒百姓，齐民以刑以利统治。这种分裂人性的环境，必然产生另一种文化，中国人很少推崇人格上的英雄，他们崇尚的是玩术的诸葛亮、耍流氓当了皇帝的刘邦等人；中国人一向不把别人当回事，他们崇拜的是自己圈子里讲义气、视别人为草芥的水浒好汉，实际也就把家人视为人，甚至只是自己。中共立党后，一方面大肆杀戮以儆异己，另一方面又大造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人物，驯化中国人的奴性，培养中国人的双重人格。中国人经过几千年这种中国文化的熏陶，终于形成今天这种遍地皆乡原，倾国少英杰的局面。
洋人们曾认为，中国没有民主自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一旦中产阶级壮大，就会挤压独裁政府，独裁政府就一定抗不住，交出民主自由来。这样，中国纳入了自由世界，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就没有了。于是乎，大家一窝蜂跑到中国来，贷款的贷款，做生意的做生意，硬是帮着中共独裁政府，造出了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令洋人不安的是，这个伙同中共独裁政府，吮吸中国百姓血汗长大的“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不但成为中共的帮凶，还传染了跟中共做生意的洋人公司，这些在本国按局出牌的洋公司，也发现了抢夺比安分做生意来钱容易得多。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老百姓的，因为任何既得利益者，都在一面抢钱，一面准备走人。一旦雪崩开始，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矛盾将全面显露爆发出来。那时，我们这个没有宗教、没有凝聚力的国度，将会是什么样子哪？我们从亚洲民主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知，仅有民主是不够的。我们应当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拒绝狼奶灌输，拒绝环境诱惑，养一点浩然正气，培育一点爱心，才有可能重新塑造出中国人健全的人格，中国才会有复苏的希望。
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王夫之亦曰：性日生而日成。我们在生命的长河里，不断经受着良知和邪恶的考验。让我们始终遵从我们心中的价值评判，恪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是救己、救人、救民族、救中国的必经之路。
2006-03-10，山东临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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