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讲学，最得心应手的话题，无疑是文学，尤其诗歌。木心在诗歌上的童子功，与钱钟书在学术上的自幼习练堪比伯仲。据木心回忆，杜诗由其母亲所亲授。不知这是否成为木心特别推举杜诗的原因，但木心于杜甫确实情有独钟。当然了，木心的诗歌修养，最为许多现代中国诗人、尤其是八十年代前后走上诗坛的现代诗人所不及的，乃是对《诗经》的烂熟于心。其独到的心得，被诉诸别开洞天的《诗经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心的《诗经演》与曹雪芹从《山海经》神话故事起笔，异曲同工。以返回初始的方式，承接中国文化的气脉。用木心本人的话来说则是：“三百篇中的男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们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虽然并非直指老子回归婴儿的妙谛，但也已颇得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要义了。文化只有不断地返回，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同样，文学通过上溯寻源，方可获得文艺复兴。就人的本真生命而言，随着文明的生长，与其说进化，不如说是退化的。木心于此有所领悟，才会道出，自己回去，而不是让先民走来。返回去，道才得以存活;无论天道，还是人道。这倒是与从女娲补天起笔的曹雪芹不谋而合。
相比曹雪芹，木心更进一层的是，借用西方诗歌的商籁体，亦即十四行诗的格式，重写《诗经》篇什，藉此尝试着融合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倘若说木心此举乃旧瓶装新酒的话，那么无疑是用了两个酒瓶，装了木心的新酒，然后再倒在同一个杯子里。饮者所品，木心之味;饮者所赏，古色古香。商籁体犹如古色，诗三百篇散发古香。若说是游戏之作，却深藏诗人诗心诗意。若说是言志抒怀之作，又颇有形式上的机巧匠气。
不管木心如何努力走回去，但毕竟不可能回复成华夏先民，一如《山海经》神话人物再令人神往，也只能神往而已，无法回复如初。木心的演绎，与昔日的语境全然不同。即便以“亘太平洋 在天一方”的流亡心境，取代古人的父母何怙，父母何食，也不在于诗人的心胸更为博大，而在于现实的世道更为残酷。木心有说，“美术是宿命地不胜任再现自然的。自然是宿命地不让美术再现它的。”木心此言，只消修改两个主语，便可以解释清楚《诗经演》的命运：将《诗经演》取代美术，将自然改作《诗经》。
因此，不管木心如何致力于将两种不同的古诗融合到一种当下的感怀之中，最终成就的，与其说是歌以咏言，不如说是学有精深。或者说，与其说是感怀，不如说是学问。木心不是一个学问家，木心于《诗经》和十四行诗的心领神会自有一番心曲在其中，但将心声诉诸古语，并不意味着真的在精神上复归于初民了。哪怕是木心纯粹的自言自语，也不可能复制华夏先民的关关之声。木心的《诗经演》对于做《诗经》学问的人们，是一种揶揄;对于不接《诗经》气脉而作所谓现代诗的文盲，则多少有些警示意味。因此，木心此作更像是学问诗。至于木心的诗学立场，与其说见诸《诗经演》，不如说散见于他的文学演讲。
在哲学面前不无混沌的木心，一讲入文学，尤其是诗歌，马上精神抖擞，如数家珍，妙语连珠。其超凡出俗的文学鉴赏能力，不要说足以让知青听众五体投地，即便是学府大佬听了，也不得不躬身以敬。
“曹操，气度之宏大，天下第一。”木心意气风发如是说，并且深知，曹诗气度大在《观沧海》那组“步出夏门行”的四言诗。当时说背不全，转而背诵了《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云云。仅此赞叹，便可读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诋毁，在木心那里是无效的。倘若木心能够对那首曹诗的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所不以为然，那就更加精彩。既然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还要天下归心干什么?木心虽然看出曹操“心肠有问题”，但并没有指出问题究竟在哪里。当然，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当中，曹操的气度，曹操的诗才，可说是独此一家。木心不无幽默地比方：曹植才高八斗，曹操值一石。
就诗人而言，屈原之后，便是曹操。中间的过渡是汉乐府。区区此说，木心肯定同意。木心曾如此讲说，“汉乐府诗之文学形式，经承发扬《诗经》精神。建安七子等均是。陶渊明更是。”毋庸置疑，曹操当然最是。不仅如此，木心尚有如此讲说屈原《楚辞》：
“《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用的手法，其实是古典意识流，时空交错。”
木心还将屈原比之西方艺术、西方文学：“《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 从而“比希腊神话更优雅，更安静，极端唯美主义。”
比起同性恋者屈原的优雅、安静，英雄气概十足的曹操，显然要躁动一些。然而，明朗，阳刚，有点《山海经》神话人物的丰沛。当然，比曹操更加像《山海经》神话人物，或者说有如刑天、共工再世般的诗人，无疑是嵇康。
说到嵇康，木心忍不住地眉飞色舞：“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木心将屈原、嵇康定义为他心目中的“艺术家”，亦即“仅次于上帝的人”。如此赞美，令人联想到木心对基督的定义，也是艺术家。有趣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将李后主比作基督般的人物。艺术景观的审美，往往会有惊人的相通。木心显然不是嵇康式的诗人，但他对嵇康却向往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一如他对拜伦的心仪不己。
木心解释为什么把嵇康定义为艺术家时指出，在于人格的自觉。并且补充，嵇康“风度神采，第一流。”木心认为，第一流的艺术品有两类，“一类是作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一类是作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木心将第二类艺术家归于人格的自觉。在西方艺术上史，木心例举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区区认为，仅就人格审美而言，嵇康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更令人赞叹。倘若说，拜伦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率性发挥到了极点，那么，嵇康则是将《山海经》神话中的担当展示到了灿烂辉煌。同样是自由的象征，在拜伦是一往无前，在嵇康是拒绝流俗。一往无前的拜伦以战死沙场为终曲，拒绝流俗的嵇康以抚琴刑场作诀别。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凌驾于其作品之上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木心才会认定：
“嵇康的诗，几乎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可以说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倘若说，曹操式的担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涵义在内，那么嵇康式的担当全然是自由的同义词。换句话说，嵇康担当的就是自由本身。用西方诗人的说法叫做：不自由，毋宁死。尽管木心内心深处极其认同嵇康那样的不自由，毋宁死，但真要木心以赴死换取自由，木心只好却步。按照木心的说法，嵇康只是兄弟，不是木心本人。木心能够抵达的是，陶渊明式的担当。也是担当自由，但不那么决绝，不那么刚烈，好比作曲家选择小调而不是嵇康或者拜伦那样的大调，给自己的人生定性。
因此，一讲到陶渊明，木心仿佛是在自我告白一般：“我十岁认识陶先生，于今五十年。”评介是：双重的隐士，实际生活是退归田园，文学风格是恬淡冲和，木心解释：意指隐在种种高言大论之外。木心又说：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陶渊明不在塔内，是塔外之人。这句话与其说是在描述陶渊明，不如说是木心下意识地表达了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听上去好像是个局外人似的讲说立场。事实上木心讲得一投入，局内得很。
陶渊明当然不是什么塔外人，其人其诗，处处在在地担当了中国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曾经被庄子阐释为逍遥，然后在魏晋士林里，蔚为大观。其最可观处，一者是嵇康，一者是陶渊明。至于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等，逊而其次。尽管王字是中国书法艺术塔尖，其人生的自由境界，略逊一筹。
朴素、精致，是木心于陶诗的感受。朴素应该来自《诗经》国风传统。精致，是木心独到的见地。木心另一句独特的心得是：“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都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听上去像是随口一说，细细品味，才得以明白个中三昧。风者，与天地同在的自由也。
自由因为如风一般的无形，才得以与生命融为一体。其实，木心与陶潜才是真正的兄弟，怎么会扯上嵇康?同样的担当自由，这在陶潜与嵇康，是完全不同的。嵇康是火性的，如刑天共工一般，也像古希腊神话人物或者古希腊悲剧人物;而陶潜是水性的，上古时代不乏先例，箕子(见殷墟所作麦秀诗)，伯夷叔齐(《采薇》)，更广泛一些还包括后来骑着青牛远逝的李耳。李耳《道德经》可视作一部长诗，与被木心称作艺术家的基督，遥遥相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潜是个句号。《诗经》的国风传统到陶潜已是尾声，古代的逍遥退隐之士，至陶潜是最后一个。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即便出现这类诗人、艺术家，比如元朝的黄公望，大都隐入寺庙作结。陶潜之后，再无隐士，惟有松柏似的高僧老道。及至木心时代，那样的景观变成了：士子选择流亡方式承继古代的逍遥，去作夷齐各自天。
论及唐诗，木心按着从初唐至晚唐的顺序，随手列出一串名单;王勃居首，李商隐压阵。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唐诗赏析应该算是基本功。木心轻车熟路，游刃有余。更不用说，总有真知灼见。仅一句“王勃是大天才”，便令人欢欣鼓舞得不行。例举王勃《山居》，点出末一句“山山黄叶飞”，最好，字很轻，景大。全然行家眼光。对陈子昂的评说，同样到位。赞其独树一帜，其性格、品质，是魏晋风度的精神苗裔。推出这两位初唐诗杰，已然提纲挈领。缺憾在于，未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盛唐诗雄，无疑李杜。木心指出，李白承继《楚辞》，杜甫承继《诗经》。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不必深究。木心的评论关键在于：“按理说，李白是唐诗人第一，但实在是杜甫更高，更全能。杜甫晚年作品，总令我想起贝多芬。”木心此说，与其说是相当学术的，不如说是不无偏爱的。尽管这种偏爱本身也是一种慧眼独具。比如对李、杜的如下评点：
“李白的性格很明亮，像唐三彩上的釉。他喜欢夸张吹牛，奇怪的是，不令人讨厌。”
“杜甫功力极深，请特别注意他的联句，对仗工整，感觉不出用力，而且无懈可击。”
“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的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
“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倘若仅止于此，那么木心的偏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谁也无法非议杜诗的上述品质。但木心实在是太偏爱杜甫了，或许在下意识里有童年沐浴母爱熏陶的因素在内，致使情不自禁地向前跨出一步说：“杜甫是中国诗圣，贝多芬是德国乐圣，博大精深，沉郁慷慨。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与杜甫晚年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就远远超越了。”
实在说，木心对杜诗的心得，对贝多芬的领略，全都深得旨趣。将两者互喻，也未尝不可。但要是说到这两圣的相异之处的话，仅一句晚年贝多芬有超越是远远不够的。
区区无意菲薄诗圣，但不得不指出，杜甫杜诗与贝多芬及其音乐之间，差异巨大。贝多芬是个见了皇帝可以昂首阔步走过去的性情中人，杜甫却是若见陛下赶紧下跪磕头行礼如仪趴在地上叫他爬起来都不肯的孔孟儒生。彼此的气质品性，天壤之别。至于作品，仅止于丰富性的相类似，两者的审美趣味、审美风格，相去甚远。硬要比较，杜甫的史诗“三吏三别”仅相当于贝多芬史诗性的第三英雄交响乐，或者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费德里奥》，并且还没有贝多芬那么诗意盎然，仅止于凄恻而已。顺便说一句，那样的凄恻承继的是《孔雀东南飞》，不是《诗经》。杜甫的五百字咏怀，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更是境界迥异。一者是朝圣的，忠君的，表明心迹的;一者是英雄的，命运的，不无悲怆又充满阳光的。完全两回事。
至于说到贝多芬的晚年作品，比如贝九合唱交响乐，木心对第三乐章的推崇，令人惊喜万分。区区想要补充的是，必须由福特温格勒指挥，方呈境界，就连卡拉扬的指挥都抵达不了。当然，木心将这第三乐章推崇到了人类不配宇宙不配，无疑有些夸张。但夸张，也正是诗人的特权，不必计较。想要说的是，贝九第三乐章的那种意境，深邃浩瀚，不要说杜甫，即便是曹雪芹都差点难以企及，假如《红楼梦》不是从《山海经》神话起笔的话。
有关唐诗与西方音乐之间，木心最准确的比照，应该是从李商隐到肖邦的联想。木心以李商隐两首无题诗为例点评说：“华丽、深情、典雅。首句、末句，自然，滋润。和肖邦一样，有分寸，非常有分寸。”说得准确，贴切，无懈可击。忍不住要补充的是，李商隐的诗歌与肖邦钢琴曲最相像的地方在于，都只能私下里安安静静地品味，而不像杜诗可以诉诸群体朗诵，也不像贝多芬音乐可以在广场上演奏。
木心同样准确地指出，“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的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但同时又随口一句“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毒凶恶。”何苦呢?木心老兄自己月旦起人物来，不也如此么?恐怕也是同类相斥、异类相吸的原理在起作用吧。杜甫比较忠厚，所以得了木心的欢心。木心自己像林妹妹一样擅长打趣他人，所以就不喜李商隐也出言不逊?区区可不管李商隐有此擅长，有唐诗人，独钟义山。杜诗再气象万千，区区也仅止于礼貌性致意而已。
木心说到词家，一样的让人欣喜。一句“李后主不是伟人，是天才”，令人击节。说李后主伟大，就像说李白娇羞一样不伦不类。不要说李后主，即便把伟大套到屈原头上，都是对人家的污辱。屈原不过相思而已，什么时候伟大过了?即便是李白、杜甫都不曾想过伟大。李白以不羁的天性，出入于庙堂江湖。杜甫为人处世，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一如其诗歌，严谨得不能再严谨;倘若天上掉下一顶伟大的桂冠，赶紧让给李白。
木心知道李后主头上不能套上伟大的桂冠，却不知道李冠杜戴也同样的不合适。木心将伟大奉送给杜甫，不无搞笑。更为搞笑的是，木心明明知道诗人有天才即可不必伟大，却依然对伟大与否耿耿与怀，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宣称：“中国的诗，量、质，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诗国。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一个也没有。”这句话的确切表述应该是，中国是个拥有众多诗人、无数诗歌的诗国，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伟大诗人诗作。因为即便在古希腊古罗马乃至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能够称得上伟大的诗人诗作，也不过荷马及其史诗而已。木心如此断言：“屈原、杜甫，那是伟大，可是与莎士比亚相映照，分量不够了”，不免张冠李戴，两者不具备可比性。因为莎士比亚虽然也写大量诗作，其戏剧也带有诗剧色彩，但其主要成就却在舞台上。倘若仅以诗作诗人而论，屈原、杜甫比之于莎士比亚，并不逊色。假如从总体的文学成就上说，莎士比亚当然是屈原、杜甫难以比肩的。但中国并非没有足以与莎翁并驾齐驱的文学家，区区曾经有言，一部《红楼梦》，相当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乃至诗歌部分，《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也足以与莎翁的所有诗作媲美。由此可见，木心的感觉虽然极具穿透力，但毕竟是感觉，表述出来难免模糊，经常缺乏逻辑意义上的清晰。
令人欣喜的是，木心很懂李后主。针对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的说法，木心回敬道：李后主几时乱了头、粗了服?然后又说，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别人只不过是平民气，贵族气，李后主是帝王气。句句铿锵。真是伶牙利齿。当然，木心也确实是李后主的知音。诸如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如花似玉，天然精美，皆为精当之评。尤其是将后主词的整体感对照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从而点出繁复与整体的关系，相当隽永。
稍后说到词的品性，木心又有妙语如是：
“词，向来是婉约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小提琴。打仗可以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
除了有关辛弃疾的评说尚可商榷，木心对宋词的品鉴大都相当到位。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让木心从小感动到老，有道是：才华丰润，真懂得用情。然后又说秦观词精炼，唯美。论及柳永，通篇贯气，转折也多。说到李清照，认定其生平就是艺术品。如此等等。因为是普及性的东拉西扯，木心讲得很随意。但只要讲到的，大都不离谱。
木心的文学审美，虽然缤纷绚丽，但并非了无脉络可寻。在西方文学是对基督的诗性解读，对拜伦的向往，引尼采为知己;在汉语文学是与老子的天然相通，与嵇康的兄弟认同，与陶潜的高山流水。这两条脉络，有如天空中的两道彩虹一样，互相映照。借用王勃名句表达，基督与李耳齐飞，拜伦共嵇康一色;尼采似火，陶潜如水。这既是木心的灵气，也是木心的底气。
木心对基督和尼采的理解，可说是互为表里。基督好比不用文字表达的尼采，而尼采则无意中扮演了没有上帝的基督。尼采要是生在基督的年代，没准也会被钉上十字架。而基督要是生逢尼采时代，可能也会发疯。借用中国古典戏曲的一句台词，尼采与基督，其实是一对难解难分的死冤家。
但拜伦不在这冤家堆里。拜伦的率性，是宙斯在人间的一个倒影。木心对拜伦的心仪，其实是源自他对古希腊神话的心驰神往。遗憾的是，木心看不透自己，所以没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潜意识，从而没有意识到拜伦的精神渊源并非出自古希腊的怀疑主义，而是源自古希腊神话。以下是木心提及拜伦精神谱系的原话：
“拜伦的精神家谱是西方的怀疑主义。这主义从古希腊一路下来，初始都是用心用脑，但没有胆。蒙田临终，世故圆滑，请来神父。歌德一有机会就赞美拜伦，因为在文学上和生活上，拜伦做了歌德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伟人能够欣赏英雄，但英雄未必瞧得起伟人。”
假如不予细究，此番话似乎并没有说错，尽管相当的浮光掠影，并且经不起逻辑推敲。按照木心的英雄伟人说，那么正如拜伦未必瞧得起歌德，嵇康未必瞧得起屈原，辛弃疾未必瞧得起杜甫。当然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谱系是很难诉诸逻辑推演的。英雄和伟人之间究竟好恶如何，并非有什么逻辑可言，完全因人而异。假如嵇康真的遇见屈原那样的情种，未必鄙视。假设辛弃疾与杜甫邂逅，说不定会惺惺相惜，一如李白杜甫那样。
不过呢，拜伦确实与嵇康相像，所以木心会说：“雪莱，我视为邻家男孩。拜伦，我称为兄弟。”对拜伦兄弟，木心一点不吝啬抛掷鲜花，遥送掌声：
“至性，血性，男性。”
“人类文化至今，最强音是拜伦：反对权威，崇尚自由，绝对个人主义。”
“真挚磅礴的热情，独立不羁的精神，是我对拜伦最心仪的。”
“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以这样的性格最为可贵。”
“英国文学，莎士比亚之后，公推拜伦。”
木心几乎用尽了投向拜伦的各种赞美之辞，以致他人除了点头附和，无从增色。区区突然想到的是，要是嵇康有知，将会如何表示?也会像木心这样热情洋溢得不行么?
那当然是无法猜度的。但要是让区区选择一个最喜欢的英国诗人，那么不是木心挚爱的拜伦，而是被木心称作“薄命男佳人”的济慈。木心并不看低济慈，不仅赞美济慈是“诗之花”，而且相当公正地指出：济慈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唯美主义者。”但区区想要说的是，济慈的诗歌，有如婴儿的呢喃，清纯有如缕缕晨曦。那种清纯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济慈既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又是那条美人鱼。在济慈的世界里，除了安徒生童话，剩下的可能只有肖邦了，就连普鲁斯特都挤不进去。济慈的诗歌，可以让米罗的绘画显得多少有些做作。
对济慈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对木心盛赞拜伦的不认同。恰恰相反，几乎每一句都令人击节。包括即兴发挥的“拜伦是超人的少年期，尼采是中年、壮年”;也包括其认定拜伦未必瞧得起歌德的原因，在于“歌德是伟人，伟人是庸人的最高体现。而拜伦是英雄，英雄必有一面特别超凡，始终不太平的。捣蛋鬼，皮大王。”须知，木心对拜伦的赞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心有戚戚焉的相知和向往，就像他之于尼采的心仪一样，都是仔细阅读过后的内心共鸣。从木心谈及拜伦长诗《唐璜》时的评说，可以看到读得如何深透：“这首长诗非常见功力，地理、战争、环境，凿凿有据，知识渊博，观察精到。”
并非世上所有出了名的作者作品，都值得如此细读。英国诗人当中，区区始终对那个大名鼎鼎的丁尼生，敬而远之。木心应该也不以为然。果然，木心评点如是：桂冠诗人，皇家宠物。联想到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里津津有味地描述斯蒂芬和他的同学谈论丁尼生的情形，忍不住哑然失笑。再联想到木心对红色桂冠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惋惜，不由黯然。一个了无才气，却将桂冠诗人做得稳稳当当;一个才气横溢，却误入红色歧途，断送诗歌艺术也断送自己。
木心提及勃朗宁的《花衣吹笛人》时，一句“我也是那个吹笛人”，令人唏嘘不已。可是，奇怪的是，木心谈到湖畔诗人，为何将柯勒律治及其诗歌一晃而过?柯氏在文学上深研莎士比亚，在哲学上潜心康德，其造诣绝非泛泛之辈。其诗歌成就更是不同凡响，不仅《古舟子咏》，柯氏未完成的长诗《克里斯特贝尔》中的第一部分，《忽必烈汗》也饶有意趣；其神秘主义的境象，足以与后来的博尔赫斯遥遥相望。
或许是木心看到《忽必烈汗》的标题就感到头痛，因为历史野蛮的蒙古铁骑之于有宋一代文化文明的践踏？不过，不管怎么说，木心就仿佛一个走错房间的汉语文学家，人称来自浙江乌镇的希腊人。木心对西方文学、西方文化一往情深。隔着一层翻译，木心迷恋的伊人，又像曹植《洛神赋》里的女神一般若梦如幻，飘逸似仙。但丁《神曲》将贝娅特丽丝视作引导诗人前行的女神，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则犹如木心的女神一般引领着木心前行。
倘若说，木心讲说中国文学是如数家珍，那么木心讲说西方文学则是款款情深，好像在向听众述说自己的一段恋情。不过，这在区区读来又是一番景象：仿佛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看着段誉施展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站在一边替好友掠阵。朋友间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但要是碰上慕容复那样的奸徒使坏，马上一掌亢龙有悔拍出，绝不犹豫。
就木心之于文学的挚爱而言，绝对是个情种。木心打趣曹雪芹为天下第一意淫，木心有望成为天下第一情种。尽管木心所爱的，大都是虚无飘渺的佳人，或者说在文字世界里呈现出来的英雄或美人。木心喜欢的才子，要相貌堂堂。木心喜欢的才女，要有点巾帼气度。比如李清照一句：“所以嵇中散，致死薄殷周”，深得木心欢心。
但没见到木心评说辛弃疾的文字，一提辛词，总是混同于苏轼一伙。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气象，但其长短句却远为苏轼所不逮。辛弃疾是有宋词人当中，最可能成为拜伦式英雄的。只不过，拜伦的英雄气在于率性，而辛弃疾的英雄气在于担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既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是非可断。作为词人，辛弃疾还缺少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战争与爱情，乃是最为普世性的两大文学主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实更为确切的命名是《战争与爱情》。荷马史诗之所以瑰丽辉煌，就在于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这两大主题。屈原、李白、杜甫乃至辛弃疾之所以无以如是，就在于他们的作品缺少这两大主题的支撑。但相比之下，屈原至少还写了恋情。杜甫实在太儒里儒气了，写了那么多诗歌却没有一首涉及恋情。不过，倒是写了一些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辛弃疾的英雄气概挥发得淋漓尽致，但了无柳永、秦观那样的情意绵绵。或许正因如此，导致木心只能到欧洲文学里寻找拜伦那样的英雄，既能战死沙场，又极尽风流之韵事。欧美人的审美情趣，不太以担当为然，十分崇尚率性而为。这在木心，倒也算是不加区分地学会了。
不知木心喜欢不喜欢观看好莱坞的西部片，或者抢银行、偷珠宝之类的惊险片。应该喜欢。全都拍得率性可爱，了无中国式的道德顾忌。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读着拜伦，有空看一眼西部片，或者《魂断蓝桥》之类的情感片，走错房间的木心，于是就可以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似的有了一种回家的舒心和享受。一路辛苦，不下于但丁在《神曲》里的旅程。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上篇完稿于纽约
原载《天涯》杂志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