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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者达融·阿瑟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于2012年3月出版了新著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此书甫问世,便引起了巨大关注,如潮好评,迅速登上多家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笔者也怀着极大的兴趣通读了全书,受到很多启发,在此尝试简述该书的内容,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国富或国穷的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为什么有些国家曾经富裕后来变穷,而有些国家由穷变富?这是经济学领域最引人入胜,同时也是论争不断的问题。阿瑟莫格鲁和罗宾逊想要解答的正是这个重大问题。

阿瑟莫格鲁和罗宾逊首先否定了广为流传的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决策知识决定论。他们以美国与墨西哥边境上一栏之隔的诺加雷斯市为例,说明同一地理位置、同一族群、同一文化的诺加雷斯人,在美国一侧的富裕,在百米之外的墨西哥一侧则贫穷。他们还以南北朝鲜的贫富差距说明地理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没有解释力。另外,他们认为也不是决策者缺乏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知识的问题,许多穷国的领导人实际上十分清楚怎样的战略能够推动国家的发展,但是由于国家发展后产生新的利益群体会挑战他们的垄断权力和既得利益,因此,有意识地拒绝实行正确的战略;在国际组织的督导下不得不实施有利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时,选择性地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利益分配方向和激励机制,从而继续维持统治阶层富裕但国家整体贫穷的局面。

这就导出了两位作者对国家穷富的解释理论,即,制度是富裕或贫穷的根本原因。他们把经济制度分为两类:包容型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与抽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认为包容型经济制度导致国家富裕先进,抽取型经济制度导致国家贫穷落后。所谓包容型经济制度是指包容了最大多数的国民自主创造能力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国民可以不受束缚自由从事自主的经济活动,从而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形成“创造性的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推动技术、商品、产业革新,取代旧的技术、商品、产业,推动经济不断发展,促进国家富强。抽取型的经济制度是指权力集中于少数精英的制度,少数精英处于垄断地位,为经济活动设置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广大国民被排除在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之外,只能被动参与精英所安排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创造性的破坏”这一过程,极少有技术进步和产业革新,经济增长依靠统治阶层对广大国民的被动的劳作成果的抽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国家陷入贫穷落后的局面。

同时,两位作者认为包容型经济制度与包容型政治制度相伴相生,抽取型经济制度与威权政治制度相伴相生。包容型政治制度会创造出包容型经济制度,并为包容型经济制度的持续存在与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反过来,包容型经济制度会促进包容型政治制度的诞生。威权政治制度环境里的经济制度一般是抽取型的,但是有时也可能有部分包容型的经济制度,除非威权政治制度取得突破转变为包容型的政治制度,其环境里的部分包容型经济制度最后也会倒退回抽取型的经济制度。抽取型经济制度下少数精英不断从受束缚的广大国民中抽取利益,因此不断生产出一个具有经济实力的垄断阶层,这个阶层不会轻易主动放弃权力,因此,也就支撑着威权政治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包容型经济制度与包容型政治制度能够形成良性循环,抽取型经济制度与威权政治制度往往构成恶性循环。

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终结了绝对君主制,并确立了包容型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包容型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了国民的发明创造和经济活动,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美国和西欧国家长期富裕,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包容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全体国民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条件。南亚东南亚、非洲、拉美大多数国家长期贫穷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是抽取型的。在抽取型经济制度下,哪怕原来较富裕的国家也会转入停滞甚至倒退。阿根廷在19世纪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它的经济制度是抽取型的,其富裕得益于国际市场对其盛产的农产品的庞大需求,阿根廷国内并没有不断进步的创造性经济活动,一旦国际市场条件改变,阿根廷就陷入衰退,且无法自拔。相反,包容型经济制度却能为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迅速发展的巨大动力,美国在联邦层级上是包容型的制度,但是直到1950-1970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发展以前,南方各州的制度却是抽取型的,是美国最落后的地区,远远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更无法与富州相比,但在民权运动终结了该地区抽取型经济制度,并确立了包容型制度后,南方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20世纪末已经赶上全国平均水平,有些州进入了先进行列。

包容型制度如何诞生

抽取型制度如何发展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包容型的经济制度,有些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抽取型的制度呢?阿瑟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包容型制度是近代以来的新事物。近代以前,各国的制度大同小异,都是抽取型的,但是近代前的若干重大历史事变造就了制度变异的契机,原来存在于国家间的较小差异在这些重大事变的冲击下逐渐扩大成为十分不同的制度分野。

在两位作者看来,最重要历史事变有两个:黑死病和地理大发现。黑死病横扫欧洲,灾难性地消灭了大量人口,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引发了东西欧的制度分野。在西欧,人口的突然大量减少增强了农民的谈判地位,农民进一步解除了对庄园主的劳役义务和人身束缚,同时出现了不受封建主管制的自由城市;在东欧,人口的突然大量减少加剧了庄园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使农民降低到农奴的地位。地理大发现带动了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西班牙)对美洲的跨大西洋贸易,这些贸易给英国和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一新财富的占有方式的不同使得原来十分相近的英国和西班牙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分野。英国和西班牙在当时虽然都是绝对君主制国家,但是英国王室对贵族和商人的控制并不彻底,英国于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限制了君主任意征税的权力,并在中世纪就开办了基本上是橡皮图章但形式上对君主权力有所制动的国会,体现了英国王室对权力垄断的不彻底性;而西班牙的王室则是牢牢控制了贵族和国民。因此,英国王室无法垄断跨大西洋贸易活动,跨大西洋贸易由众多贵族和商人掌握,所产生的财富分配范围较广,支持了一个庞大的独立于王室的贸易阶层;而西班牙的跨大西洋贸易则被王室完全垄断,财富全部流入王室。在英国,致富的跨大西洋贸易商后来成为推翻绝对君主制的重要力量,而在西班牙,跨大西洋贸易创造的财富却成为王室巩固绝对君主制的手段。

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与西班牙在拉美建立的殖民地具有巨大差异,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建立了包容型的制度,而西班牙在拉美殖民地建立的是抽取型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美和拉美的人口和自然条件存在差异,拉美的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优越,并且富有金银矿;北美的印第安人很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并且没有金银矿。因此,西班牙殖民者到了拉美后已经有了一个可供剥削压迫的人群,一个可供抽取财富的经济体。但在北美,英国殖民者没有这样的人群可供剥削压迫,没有这样的经济体可供抽取财富,一切都要殖民者自己创造,而在自然环境恶劣且缺乏遥远母国的支持下,唯一的出路是充分发挥所有殖民者的创造力,为此才创立了包容型制度。

英国曾经在全世界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但是英国在各殖民地建立的制度却有巨大的差异。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建立的殖民地实行了包容型制度,但是在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建立的却是高度抽取型的制度。因此,并非宗主国是包容型的制度,其殖民地就一定是包容型的制度。

英国本土率先建立了包容型制度,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黑死病、大宪章、地理大发现、国会开办等,但并不是命定的,不是必然的。这些历史事件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和重要条件,但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即使在英国已经建立包容型制度框架后,也还多次发生可能倒退回抽取型制度的危险。北美殖民地建立包容型制度而拉美建立的是抽取型制度,有重要的历史原因,但也不是命定的,不是必然的。事实上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是抽取型制度,且该制度长期存在。

抽取型制度具有强大的延续力,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清晰地在理论上说明了这一点。所谓寡头统治铁律就是尽管环境发生变化,具体的寡头人物和群体发生改变,寡头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方式方法发生改变,但是寡头统治结构本身却没有实质的变化,并长期延续下去。两位作者分析了许多例子来展示寡头统治铁律,即抽取型制度的强大延续力。美国内战后解放了黑奴,人们起初以为这就消灭了南方的抽取型制度,并期待南方有较快的经济发展。事实上,前奴隶主继续垄断南方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并以种族隔离制度的改头换面方式继续把广大黑人排除在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之外,直到大约一百年后,觉醒的黑人主动发起和平但猛烈的民权运动,并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彻底瓦解和粉碎南方的抽取型制度,南方经济才在其后迅速发展起来。

抽取型制度具有强大延续力的例子更多地表现在非洲和拉美独立运动所建立的国家上,民主刚果、津巴布韦、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秘鲁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独立运动革命家推翻了前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者,但是并没有推翻旧的抽取型制度结构,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延续并巩固抽取型制度,并使自己成为抽取型制度中垄断权力的精英。其结果,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这些国家却毫无经济发展,个别国家甚至在独立几十年后,国民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竟然低于独立前的水平。

抽取型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形态及其局限

阿瑟莫格鲁和罗宾逊还发现,实行抽取型经济制度的国家并非永远没有发展,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实行抽取型制度的国家只有极其缓慢的经济发展甚至停滞与倒退,但是并非没有在一段时期里经济快速发展的例子,古代的印加帝国、现代的苏联早中期都是抽取型经济制度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例子。

抽取型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发展特点是资源强制动员型和后发追赶型。印加帝国的经济发展是前一种情况,苏联早中期的发展兼有上述两种情况。所谓资源强制动员的增长,是通过国家政治强制力,组织和动员一部分劳动力从原来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苏联的重工业部门。所谓后发追赶型,是指落后国家通过学习和引进先进国家的产品、技术、设备,努力追赶先进国家,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抽取型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两个局限性:不可持续,无领先和超越的可能。抽取型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没有市场的支持基础,没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并且抽取型制度下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只能追赶、跟随和复制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业组织模式,没有真正的创新,或者真正的创新数量少,质量低,不足以推动国家成为领先的经济体。苏联在1970年代失去发展的动力是抽取型经济制度没有持续性的典型案例。同样的情况在印加帝国的发展过程也出现过。

两位作者也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经济发展作了一定的分析,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抛弃了抽取型的经济制度,引进了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因此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包容性只是部分的,并不充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具有抽取型制度下的典型增长,又有包容型制度带动的增长,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包容性不够,致使目前部分包容型的经济制度能否扩大包容性,甚或倒退回抽取型体制,仍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除非中国推动重大的制度改革。

本书对中国的分析对我们有警示作用,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事业。不过,作者对中国的分析也表现了本书的一个弱点,即,对包容型体制导致增长和抽取型体制导致停滞的机制和过程的分析还比较简略,尤其在具体解析一些重大的历史案例时理论运用得不够详实。而这恰恰应该是两位作者的核心贡献,理应更多着墨。作者对中国的分析寥寥数笔带过,语焉不详。这引起了《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兰西斯·福山的质疑。福山教授对本书写过一个书评,盛赞其中的诸多学术贡献,但恰恰在该书对中国的解释方面,提出了最重的质疑。福山认为,该书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而任何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故事的假说都称不上是很好的理论。

总之,本书对为何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提出了发人深思的解释,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和论辩。本书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不仅探讨了制度导致国家穷富的核心问题,还探讨了哪些类型的革命更有利于建立包容型制度的问题,探讨了有些国家的统治精英如何玩弄选举以维持抽取型制度的问题,探讨了当前各种国际发展援助为何成效甚微的问题。本书分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案例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最近的“阿拉伯之春”回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革新。阅读本书,不仅能促进对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也能加深对世界发展史的理解。如有出版社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思想界研究和讨论有关问题,会是一个有益的贡献。

(发表于《东方早报》2013年4月23日。)

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4/23/984534.shtml

读阿瑟莫格鲁与罗宾逊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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