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处于一个进化提高了速度的时代——人们普遍叫它为网络时代，而网络时代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喷涌”。“喷涌理论”比普通的西方政治学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是从生物学出发的社会学思维逻辑，而这一理论对社会运动的支持也不言而喻，尤其是它否定至少不重视精英主义（在中国“顶层设计”是其一种）而更重视群众的实践经验。“喷涌理论”与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关于公民社会的特质之描述与“政治真正的目的是自由”相一致。达仁道夫指出：“公民社会是一切独裁权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极权统治者们憎恨公民社会更甚于憎恨其他的一切，公民社会抗拒他们的肆无忌惮、骄横狂妄。”笔者确信达仁道夫此论（一九八八）是斯宾诺莎自由伦理之后的又一坚实的政治学支点。
2015年8月12日，福建维权人士林炳兴等人第七次来到福州市中级法院，抗议两级法院对石立琴的枉法冤判。（来源：民主中国资料库）
引言：从词语开始
认为科学与神学必然冲突的理论是不值得一驳的，但它却极其顽固地「驾驭」了不少人的思维。幸好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完全破产之后，科学（科技）带有的自主性倾向让神学有了数目巨大的「作业题」。关于生命进化与人类思维逻辑方面，凯文·凯利（Kevin Kelly）认可了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理论生物学家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的科研预瞻，「我们可以预计，任何足够复杂的一组催化聚合体在一起都能形成自催化反应」【注一】。这是凯利「喷涌理论」最核心的理论依据，尽管他只使用了「喷涌」一词而未有意识地上升到理论系统化层次。
可以从逻辑上判断得出来：在凯利的整合过程中，「蜂群思维」与「喷涌理论」是相互支持的。前者说：「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群），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成员中涌现出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它的神奇之处还在于，量变引起质变。要想从单个虫子的机体过渡到集群机体，只要增加虫子的数量，使大量的虫子聚焦在一起，使它们能够互相交流。等到某一个阶段，当复杂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就会从『虫子』中涌现出来。」【注二】
一、合理论：体用之学批判
上面那段高度理论化的描述，可以称之为「涌现现象」或者「喷涌理论」。再精炼而言，上面的现象暨理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当然合理，那么，合理总会有底线，再合理的临界在那里？这需要从神学逻辑上理解「上帝看好」【注三】与「万物互相效力」【注四】的关系。其内含是：「假定一种存在（α）在另一种存在（β）看来或者对比起来，是不合理的，那么，β试图改变α的不合理也是一种合理，所以，在一定时期内，α和β能够并存。其趋势合理改变历史合理的过程，是演进，是趋向善的实质合理。」【注五】因此，世界总体上的美好性在于它让历史合理（α）与趋势合理（β）具有时间交集，并让趋势合理（β）实现对历史合理（α）的本质合理化替代【注六】。
无论考夫曼还是凯利（一九九〇/二〇一〇）均未认识到趋势合理与历史合理的关系，亦未使用此两术语，但是「喷涌理论（蜂群思维）」不仅能证明趋势合理的善性指向，而且更能为神学提供科学支持。反过来，在神学与科学融洽的基础上，来深思社会政治学问题，其如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趋势合理内核有多大，以及社会运动的「喷涌」神学基础有多厚。而只限于对考凯二氏理论的参考显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急功近利的。
互联网（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思维质量「爆发（Bursts）」理论能很好地支持「蜂群思维」与「喷涌」现象。这倒不是直接因为「喷涌」与「爆发」具有近义关系，而是后一种理论既指向了人类（级别）的偏好，也能从最一般的经济事务上得到证实。在中国现实政治中，即便主张政治转型暨社会运动的力量从策略上「迁就」中共国家内部的改革力量，而认为政治方面确实可分为普世原则与非普世原则（它更具历史合理的合理性），那么，经济事务则无以「迁就」。简单地说，美国股市大跌会导致中国股市大跌，它们都是普世的。
刚提到的那种「迁就」也更基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社会改革思维，即体用关系仍是中国社会演进的「专业性限制」。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社会无论产生了何种政治家（包括军阀型的），他们均未能对体用之学做出哪怕最浅层的反思。习近平也不例外，尽管他已经被太过急切地称赞有「充满自信的战略定力」等八大品质【注七】，乃至古代杰出帝王多居的行为神秘也在被吹捧之列【注八】。简言之，不反省体用悖论的习近平政治（名义上的大改革）也不过一百六十年来的死水微澜而已，哪怕它在日后会使用「革命」的名义。如果关于「八大品质」之类的新个人崇拜还足以证明体用困局对中共第五代政治精英的限制或曰导致其伪精英化的可能与「可行」，那么，看一下习在关键性改革选择上新瓶旧酒之状即可知之。比如，对于法治理论，其仍系于对外部的「学习借鉴」与「不能照搬照抄」的体用逻辑【注九】。
二、新层论：群氓进步机会
体用之学在中国是对「喷涌理论」的直接反动。它不认为自发性的群体行为具有创造性，相反，它被认为是对既存统治秩序的威胁。一般而言，体用之学代表了训政主义的本质要求，也能解释改革为什么会依赖威权乃至个人崇拜。但是，从对「喷涌」的恐惧再到对进化的无知，已经宿命性地说明处于历史合理位置的中共国家与整个社会追求趋势合理之间的矛盾。与已经涉及到的「迁就」相对应，有相当理论素养的体制外分析家们也不难同情那些在体制内遭遇攻讦的改革愿望者，尽管那些愿望者或许连改革行动都没有。比如，有高级官员推荐属僚了解凯利的「喷涌理论」，也会遭到訾议【注十】。
「喷涌理论」比普通的西方政治学更具有普世意义，因为它是从生物学出发的社会学思维逻辑，而这一理论对社会运动的支持也不言而喻，尤其是它否定至少不重视精英主义（在中国，「顶层设计」是其一种）而更重视群氓的实践经验。「蜂群思维」之为思维，皆因「蜂群」恰是群氓的经典状态【注十一】；「网络管控」之有管控，恰是「管控」因于群氓的现代性存在。综合这两项，理解「失控」的深层社会学含义的人士说：「『失控』的意思并不是一些网民担心的放任不管，而是面对一个失控的时代，需要更加高级的控制智慧。这个不再是命令系统，而是尊重基层尝试，在此之上增加层级，有机地完成管理」，以及「这里的层级可不是官僚体制里的森严等级，而是具有灵活性的反馈处理机制」【注十二】。
在第一小节，我提到了「爆发」理论与「喷涌理论」的近似性问题，特别是其与经济事务的极为重要的关联。现在稍作展开，尽管不必过多涉及「爆发」理论的发生学意义。「爆发」理论在洞察人类对技术隐患与偏好的选择时，说：「如果某项技术存在隐患，不管我们有多么不安，它的某些好处总能迅速使人们接受它。」【注十三】在此情形下，几乎人类这个庞大物种形象化为一个患过牙疼病而又不想抵抗高级糖果诱惑的孩子，这一现象背后的人类对技术进步的热衷实际上是对演进暨变化（包括剧变）的偏好。这在经济事务中，表现得更为简单，即风险与利润同在。更直接地，就算行情再低迷的股票市场，也有损失惨重的投资（含投机）者在里面。
三、顶踩论：十帖分析法
经济普世足以粉碎所有的政治反普世，而体用之学那种伪学问也几乎一钱不值了，可以弃之如敝履。但是，在「喷涌理论」之下被粉碎的反普世与伪学问对面，是如我之类的努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如何去为未来图式而勾画。这远超乎粉碎与弃履的意义！当然，现实十分可喜，就算在强管控下，仍然有非常经典的「喷涌」案例，而且为数众多。它们主要集中在网络舆论领域。比如说，中国股市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创近八年半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事件【注十四】：其一，它是非政治性的，但具有经济普世含义；其二，作为经济普世事件，网络管控方不能封锁群氓舆论（如关闭评论）；其三，正反两方面意见均现，且有跟帖中的顶踩现象。一般而言，没有顶踩反应的新闻则不具有价值分析之内在特性。
以上指《网易·新闻》为例（至十五点〇五分）：（一）前十帖中，对主题持同意态度的有五个，顶量一万〇三百，踩量五十九；（二）持中立态度的帖子有三个，顶量一千三百一十七，踩量三十九；（三）持否定态度的帖子有两个，顶量一千二百四十，踩量二十一。
以简单统计方法分析，可以看得出：第一，中国社会任何敏感事件均居有「喷涌」意义，其如总量达到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七年的总顶量，不管被跟帖之意见性质，总会有积极的「群氓」情状出现；第二，总计一百一十九个的不管针对何种意见性质的「必然反对」即踩帖，其数仍然偏小，与前项之比尚不到百分之一，这说明整个社会的反思能力偏弱；第三，中性意见尽管数量与比例均微（占总顶量超过百分之十，占总踩两百分之三十二），但超过了否定意见（同质比例分别为不足百分之十，与百分之十八），这标志着社会具有趋向理性成熟的愿望。简言之，趋势合理取代历史合理在社会愿望中已经形成气候。
以顶踩论暨「十帖分析法」这么一个由实证导出的相对规范式，来解析一些单向度（有顶无踩）跟帖的新闻主题，还能证伪舆论导向的虚伪性与无效性，尽管此类新闻主题本身具有的分析意义几无。比如，对比与沪市大跌同日日的政治性网络新闻，有江泽民给中共中党校题写校名的巨石被从门外迁至门里一则【注十五】。该网络新闻跟帖中不仅有顶无踩，而且新闻内容只字不提江泽民的名字。因此，所谓的政治透明化如北戴河会议「不需神秘」【注十六】之类说法仍然是弥天大谎级别的「神话」——江泽民的名字都成了网络维稳对象，能不是个天文级别的笑话吗？
四、戏剧论：升级「动人」一幕
宣传是当然的国家权力，尽管这种权力与其他多种国家权力一样被半私有化了。这种半私有化权力以不透明手法捏造出来的中国政治「透明论」，一方面表现中共国家的政治人格严重分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国家作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力图消灭任何「喷涌」。但是，最终的戏剧性表现必然是社会体系与国家结构的对决。而作为「戏剧」的变化过程（仍然包括剧变），那里不仅有像江泽民名字「被维稳」的轻喜剧，更有天津大爆炸事件信息披露的绝对悲剧，且是在捏造的「透明化」下出现的。事件处理过程中，权力当局在努力把握舆论导向，「与爆炸事故相关的一切消息，均由天津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发布会统一发布」【注十七】。这相当于事主本人对事件做出描述（陈述），这种做法最恰当的使用场合应当是法庭而不是公共舆论场。
巨大捏造只是权宜之计，是捏造「更好统治」的必要铺垫，为了线性权力的顶端粉饰。于是，社会在不久看到诸种显示顶端英明的大量报道，其中借助外媒揭露舆论导向之外的事实又成了传统控制术的「好表现」。关于事件引发企业的昔日环保评估报告被指「发放了一百三十分调查问卷，收回一百二十八份，百分之一百受访者认为选址『合适』。该报告称，百分之五十一点六的受访者接受这一项目的环保措施」【注十八】。事件后，「受访者是谁」成了谜团，或许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消失在了烈焰之中，但环评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权力强迫行为也可以推理——如同不接受拆迁，公职亲戚就要受牵连那样。
明显的捏造不算太可耻，因为它远未超过苏联时期借灾难而生的政治戏剧。在已经覆亡的那个国家，曾多次出现灾难中的「动人」一幕以及或许引发有心人思考的其他细节：「它们（官方报纸和电台）从不告诉你关于受害的任何消息，而只是一味地歌颂其他加盟共和国兄弟般的关心，歌颂他们向灾区提供帐篷和睡袋。或者，如果是一场霍乱流行病，你可能只会在读到有关新疫苗的发明见证我们最伟大医学成就的报道时才碰巧知道。」【注十九】作为北方大帝国曾经「动人」一幕的升级版，天津爆炸事件中的一位消防长官「数度哽咽」，他以悲情奉劝那些试图究问救灾细节的公众「不要在流血的伤口上撒盐了」【注二十】。
没有人企图伤害救灾者，但不断的捏造与偶发的灾难却有着高度关联。比如，在天津大爆炸事件善后未完之际，山东淄博发生了一起不算严重的化工爆炸事件，而爆炸发生的头一天，省级督查组还到过淄博。更早一些的时候，省级环保机构还约谈过事件企业【注二十一】。
五、分离论：社会真实存在
尽管大量事件的深度真相被权力当局深度掩埋，尽管悲情牌背后有着巨力的网控政策作威慑——「造谣者」很可能被抓捕，但是，社会公众的「喷涌」情绪与表达行为是高涨与坚挺的，其间或有低潮，但趋势合理的精神内核则愈积愈大、愈夯愈实。对于政治中性的股灾问题，除上述实证模式「十帖分析法」所展示的简单统计结果，还有另一个技术手段指标需要注意：在另一份不同来源但主题相同的报道中，十帖当中有九帖是「手机网友（用户）」【注二十二】。那些手持移动电话发表意见的人可能正在坐在公交车上，也可能一个人正在小餐馆等菜，或许步行在回家路上，但无论如何，他们组成了信息与情绪的「喷涌」态势。移动通讯工具也不再是先进科技的符号化表现，而更像森林猎人的原始工具（弓箭与弯刀之类—）。原始工具也代表着进化的希望，尽管小概率地导致剧变。这正然是一个社会有希望的微征！
虽然我既往的「社会何以抵抗国家」【注二十三】是一个高难度理论命题，但现实世界是：在一个失败国家，权力体系虽然试图完全自我等同国家，国家也试图完全自我等同社会，但是，国家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拯救与进化该一文化共同体（之文明）的仍然是颇具希望的社会。后者作为拯救者与进化者，其角色生成固然需要时间，但存在「喷涌」可能的生物学逻辑无疑已是最新的神学。这项新神学的使命就是小心而大胆地剥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基于「喷涌理论」的政治学分析，虽有较为明显的学术创新特征，但在我本人的出发点上，是服务于中国政治的民主转型之现实预测，其中包括为社会运动提供政治学之上的神学支持。这里的神学定义既基于科学与狭义神学的相洽性，也基于传统神学政治传承数个世纪以来而至今日的启示。很明确，第一大支点是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由研究《圣经》而创立的政治自由经典（一六七〇），其核心原则是：「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牲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忿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真正的目的是自由。」【注二十四】
结语：时间比例
关于斯宾诺莎在全世界的影响暨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自然无须多说，也用不着从学术角度深刻挖掘他与三百多年后的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之政治伦理主张的关系，但显然后者关于公民社会的特质之描述与「政治真正的目的是自由」相一致。伟大的达仁道夫写道：「显然，公民社会是一切独裁权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极权统治者们憎恨公民社会更甚于憎恨其他的一切，公民社会抗拒他们的肆无忌惮、骄横狂妄。」【注二十五】依个人学术积累与政治经历而言，我确信达仁道夫此论（一九八八）是斯宾诺莎自由伦理之后的又一坚实的政治学支点。达仁道夫的理论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经受住了考研，尽管相对于斯宾莎诺理论的历史还算短暂。
仍系于个人观点，现在虽还没看到关于凯文·凯利对斯达二氏的阅读报道，但我可以从逻辑上整合出凯利「喷涌理论」的社会含义与前两者的一致性。从纯文献学角度讲，也正是由于我深刻了解斯达二氏的自由伦理，才做到了对凯利理论的政治学解读。我相信：今后数年的时间里，凯利的理论必然在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其时间比较，可以用三十年与三百年之比例来做参照，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进化提高了速度的时代——人们普遍叫它为网络时代，而网络时代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喷涌」。
注释部分：
[一]参见凯文·凯利著《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汉译本，陈新武、陈之宇、顾佩嵚、郝宜平、卢蔚然、陆丁、王钦、小青、袁璐、张鹃、张行舟译），第五百八十七页，；两陈顾郝卢陆王小袁两张译版本：新星出版社，二〇一〇。
[二]同[一]，第二十一页。
[三]参见《圣经·旧约·创世纪》原文：「And 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made, and behold, it was very good.」（GENESIS，第一章第三十节。）
[四]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原文：[And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ROMANS，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五]与[六]参见我的短文《二〇一五年，旧冷战彻底结束的一年》，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七]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转刊新华网文章《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八大品质》（作者未详）。
[八]参见网易·财经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转刊人民网报道《日媒谈习近平八个特征：敢于打破陈规旧习》（记者未详）。
[九]参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三十二页；中研室编版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五。
[十]参见美国之音网·新闻/中国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报道《黑龙江省长陆昊因推荐国外经济学著作遭左派抨击》（记者：林枫）。
[十一]同[一]，第十三至第十四页。
[十二]华人网二〇一五年六月九日转刊观察者网文章《省长推荐的〈失控〉一书有多可怕？》（作者：余亮）。
华人网转刊时未具作者之名，现据[十]报道而补充。
[十三]参见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著《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汉译本，马慧译），第二百五十三页；马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
[十四]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转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沪指缩量收跌百分之八点四九 创八年半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记者未详）。
[十五]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转刊中国青年网报道《中央党校网站头条披露校名题词石去向》（记者未详）。
[十六]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转刊《新闻晨报（上海）》消息《新华社旗下媒体：中国政治透明化 北戴河不需神秘》（记者未详）
[十七]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转刊《华夏时报》文章《天津港集团总裁出席发布会：我们是被冤枉的》（作者：栗泽宇、张智）。
[十八]参见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文章《天津的教训》（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陆思礼）；新华社《参考消息》报八月二十日译介（另含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八月二十日报道、香港《南华早报》网站八月二十日报道），《中国要严办天津大爆炸责任者》，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十九]参见约瑟夫·布罗茨基著《小于一》（汉译本，黄灿然译），第十一页；黄译版本：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四。
[二十]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转刊人民网报道《天津消防局长谈灭火指挥质疑：别在伤口上撒盐》（记者未详）。
[二十一]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转刊《第一财经日报（上海）》报道《山东润兴化工爆炸内幕：督查组刚走就出事》（记者未详）。
[二十二]同[七]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转刊《华商报（西安）》报道《A股一日市值蒸发三点九六万亿 股民人均亏损四点二五万元》（记者未详）。
以本文「十帖分析法」分类：该报道的十大跟帖中有赞同帖四个（顶一千一百八十九，踩五），中性帖三个（顶一千〇一十四，踩三），否定帖三个（顶一百二十六，踩一）。其表现的质量结构即趋势之社会学意义，与正文中情形相一致。
[二十三]参见我的长文《社会抵抗国家困何而起，何以可能？》，载于[五]博客二〇一三年五月五日。
[二十四]参见斯宾诺莎著《神学政治论》（汉译本，温锡增译），第二百七十二页；温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七。
[二十五]参见达仁道夫著《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汉译本，林荣远译），第五十九页；林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〇〇。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