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墅“同学”录·五

──记永不向中共暴政低头的民主党人:牛天民

牛天民,是我在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第二组时,第一个走进我的视线并给我深刻印象的人。

记得那是我与姜福祯、史晓东、吴旭升,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的第二天,是星期六。监狱规定,除各生产大队上班人员外,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晚上放假,可在规定区域自由活动。

下午放假后,直属队一组的“6.4”朋友们,有的在卫生间洗衣服,有的在宿舍或走廊上,做着小板凳读书。我们在看守所时,书、纸、笔都是违禁物品。我与姜福祯刚从看守所到北墅,因而无书可读,便在走廊上聊天。

这时,忽听一首激昂的歌声,和着吉他伴奏,从卫生间那边传来,把我和姜福祯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

请你把我来埋葬。

……

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彪形汉子,一面弹奏着吉他,一面用浑厚地男高音,唱着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歌,《啊朋友再见》。一组张宵旭、张杰、陈兰涛、刘济潍等,一边拿着洗脸盆穿梭于宿舍卫生间,一边应和着他的歌声哼唱着。问过姜福祯,得知此大汉叫牛天民。姜福祯又指着哼唱者,一一做了介绍。

看到此情此景,我和姜福祯倍觉振奋。我在临朐看守所度过103天,姜福祯则在青岛第一看守所(著名的常州路欧人监狱──目前青岛正在重新修缮,准备作为旅游景点)所熬了七个多月。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整天在武警的监视下,一切活动都要请示报告,经常受到武警的训斥打骂,恐怖难熬的感觉,充斥着在看守所的每一天。今天,听到牛天民激昂悠扬的歌声,倍觉振奋亲切,心身犹如沐浴在温暖的春风之中。

受到牛天民歌声感染,我们急忙拎着小板凳在他不远处坐下,听他一曲一曲地唱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友谊地久天长》、《我的太阳》,……,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从他的嘴里如山涧泉水向外喷涌着,吉他清脆悦耳的声音,在他手指的挥动下向周围飞溅着。我与姜福祯多日郁结心头的阴霾,在他的歌声中不知不觉的散去。听着,听着,我与姜福祯都有一种从地狱升入天堂的感觉,心灵安详而宁谧。

唱完歌,他又用二胡拉起哀怨缠绵的《二泉映月》。听着他的歌声、演奏,我的心绪也随着这优美的旋律徜徉,一会儿血脉贲张,象一条小船冲刺于汹涌波涛之间;一会儿恬静安怡,犹如置身清静的深山幽谷。烦闷忧郁的心绪一过,充盈心间的是别有洞天的感悟。

牛天民睁开眼,思绪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回来,放下二胡,耷拉着眼皮,心不在焉地与我搭讪:“从那里来的?”

“潍坊临朐。”我怕他不知临朐我那个穷家乡,特意给临朐加了个帽。

“咦!临朐?”他瞪起眼睛,“临朐不产这种东西。”他接着又揶揄道:“临朐革命老区的老乡觉悟高,可不出产(‘反革命’)这种物。”

他看我直愣愣的样子,颇为自豪地解释:“青岛是有传统的,历次运动都会有人跳出来。只不过这次这些人,那次那些人罢了。”

“我是从石头缝里硬钻出来的,”我一面开玩笑逗趣,一面感慨地说:“我在一个无处用力的沼泽地里沉沦着,忽然看见一根稻草,很幸运我抓住了它,虽然挣扎的遍身伤痕,但终于挣脱出来了。我自由了,当然是心灵。”

他横竖把我端详一番,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小老弟能在不毛之地发出芽来,令人钦佩!令人钦佩!”

他以他独特的表现方式,把他的形象、歌声,以及初次接触的情景,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中。

牛天民与王在京同龄,大约生于1944年,是青岛最早到青海建设兵团支边的老知青之一。据说他到青海的第二个年头,因直言中共政策的偏误,被打成“反革命”,管制八年。他在青海的苦寒之地,整整熬了十年。最后,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后,“摘帽”返回青岛,分配到青岛运输公司工作。他每每谈起他的青海岁月,脸上就显露出痛苦的表情。据他讲,与他同室的一个受管制的青年,因承受不了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思想压力,在宿舍双手各握一块砖头,猛击太阳穴,自杀身亡。他一提起这位眼看着死去的同事,凄惨的表情就挂上脸庞。从这位青年决绝的死,可以想象牛天民等受管制者,在那个岁月,那个环境中,所经受的苦难。

牛天民在青岛,一如既往的与邪恶抗争。1989年,他义无返顾地投身“6.4”民主运动,与陈兰涛、张杰、史晓东等人一起,活跃在青岛的民运浪潮前沿。他被中共逮捕后,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与陈兰涛、张杰、孙维邦等,押送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服刑。

牛天民生性率直幽默,沉闷紧张的气氛,经他与王在京、张杰一搅和,也就风和日丽了。在张宵旭、刘济潍的批判会上,他指桑骂槐:“刘济潍同学,你骂谢组长道德败坏,是错误的。谢组长道德败坏,我们就是思想反动。我们比道德败坏严重得多……”接下来,大家在发言中,张口闭口道德败坏,弄得谢玉林这个奸幼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批斗会也就草草收场了。谢玉林见整张宵旭、刘济潍犯了众怒,在以后的日子里,收敛了许多。

牛天民后来与姜福祯一块分到五大队。我在五大队对面的七大队门卫值班,得以经常看到他。我刑满出狱后,他与姜福祯等转到潍坊监狱服刑。

1998年,民主党组党时,我按地址找到了久未谋面的牛天民。他出狱后,生活异常拮据。为谋生治病,他与妻子给两家公司看门。我找到他时,他正坐在值班亭子前,摆一杯清茶,拉一把二胡,悠然自得地拉着阿炳不朽的曲子《二泉映月》。一骑摩托车青年在离他不远处,骑在摩托车上倾听,听完曲子,竖起大拇指:“好!好!这个社会,就他妈的这个样。”丢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一踏油门,不见踪影。

我与牛天民相视一笑,问完近况,我向他介绍了中国民主党组党的情况。他看着我给他的民主党材料,两眼放光,表示:“只要是有利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事,尽管找我,不会推辞。”我与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牛,这事你可要考虑好,这不是一般签名。你要参与,弄不好可要‘三进宫’。我们身体好没啥,你这血压高、心脏病的身本儿,弄不好可就留在里面了。”“没事儿,没事儿,”他笑着说:“进去,也不过是从大监狱到了小监狱。”我们俩商量了一会儿怎样找其他“6.4”朋友。告辞时,他告诉我,他再去联络一下他的朋友们,共同为组党尽力。后来,组党运动遭中共镇压,我与他的联系也就少了。

牛天民参与“6.4”民运判刑后,被单位开除公职,身体又患多种疾病,本应退休领退休金、享受医疗保险,颐养天年的他,现在不得不四处找看门之类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杂活糊口,治病则是能拖就拖,能捱就捱。姜福祯曾就他的情况,写了《为牛天民先生化缘书》求助于《中国人权》,多次向刘青主席陈情,后来刘给汇过数额不多的钱,他立即全部把钱送到药店,买药治了病。他出狱后病魔缠身,经济拮据,还曾经在栈桥附近的第六公园早市上卖过唱.山东“6.4”朋友与他熟识者,非常担忧他步王在京后尘,对他的身体状况很是忧心,但大家经济都很困难,对他的景况有心无力。海外经济宽裕的组织或个人,若能给予点滴关注,并施以援手,他一定感激不尽,我们亦会深感恩德。

愿牛天民吉人天相!愿上帝庇佑正直善良的人们!

2006-04-23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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