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为平息朝鲜战火而行外交努力 1950年6月—10月
4.1 引言
从朝鲜战争爆发至中国出兵朝鲜之间的四个月中，在莫斯科配合下和指导下，北京为取得自身联合国代表权采取了七次之多的外交行动。这些行动多与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挂钩。北京所争取的“联合国代表权”分为两种，头种是可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正式代表权；次种是可参加联合国讨论会的临时代表权。头种争取不到，则退而求次种。苏中两国如何采取协同动作？怀廷曾问：北京怎么能够在支持平壤对抗联合国的同时，仍然觉着自己有机会加入联合国呢？ 本章换句话问，此时北京认为自身具有何种条件可以迫使联合国接纳它成为成员国？这些条件能够奏效吗？于此四月之久期间，北京就谈判解决朝鲜战争考虑到，提出过什么条件？
在威胁出兵援助朝鲜的同时，北京也采取了种种旨在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外交努力，希望对方能够转到谈判解决的立场，但是未获成功，怎会如此？
4.2 欲以不出兵换取加入联合国
华盛顿出兵干涉朝鲜和台湾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严重警告， 声称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而不应由美国来解决。 当时《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点出了毛泽东这一声明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一事，握有绝对的发言权；毛主席说了“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这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都适用。
1950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莫斯科发表了几个正式声明，否认联合国安理会1950年6月27日和7月7日所作出的对于北朝不利的决议的合法性，理由是苏联和中国都没代表出席安理会会议。 平壤和北京都赞同莫斯科的立场。 周恩来于其1950年7月初给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以及安理会成员国的电报中，以同样的理由声称：安理会1950年6月27日的决议无效。周恩来还谴责安理会没有针对华盛顿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表示反对。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发表了声明，但于1950年7月中之前，北京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可以利用朝鲜问题来解决它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下列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根据怀廷所写，朝鲜战争刚一爆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就通知中国，由于认定联合国将会讨论朝鲜问题，他的政府赞成：中国得到承认，获得联合国全权席位，苏联停止抵制，回到安理会席位。 英国、埃及也持相同观点。潘尼迦还说，如果中国同意，印度将向有关联合国成员国提出上述提议，促成讨论。1950年7月初，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传达了印度的这一提议，并提出了中国的立场：（1）只有在联合国驱逐国民党以后，新中国才会加入联合国；（2）北京同意印度和其他国家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而作的努力；（3）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不应与朝鲜问题挂钩，应作分别处理；（4）加入联合国后，新中国愿意参与讨论所有提交给联合国考虑的问题。 他同时将这一立场告诉了赖伊。
在共产阵营方面，不是中国而是苏联首先将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挂起钩来的。正如上一章第四节所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英国驻苏大使就向苏联提出，北朝若将部队撤至三八线以北，便有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此，他想听听苏联政府的意见。斯大林认为“英国政府的这个呼吁是无耻的，不可接受的”。莫斯科向北京和平壤转达了英国的呼吁和苏联的立场，并征求它们的意见。 于其1950年7月13日给北京的电报中，斯大林说，我们想这样回答：朝鲜问题只有放在有苏联和中国出席的联合国安理会上，才能得到解决，同时还应邀请北朝代表出席，以便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平壤和北京双双积极回应苏联的立场。 这是表明莫斯科想让新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企图并无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而终止的第一个证据。相反，苏联起念利用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来达到上述目的，野心勃勃地策划将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纳入共产阵营方面提出的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条件里头。下面是另一个证据：1950年7月初，莫斯科一方面同意北京愿让印度就新中国获得联合国正式席位开展调停的立场， 另方面也提出了它自己的提议。大约与此同时，印度驻苏大使也向苏联提出：朝鲜问题应由美国、苏联和印度三家一起考虑。不过印度驻苏大使却没提到其他有关大国以及中国。就印度的提议，莫斯科通知平壤和北京它的立场：（1）解决朝鲜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由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来讨论，并让中国和北朝的代表出席会议；（2）如果这个提议不被接受，就交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北朝的代表来行讨论。
就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而言，与北京的四点提议相比，莫斯科的两点提议没有那么僵硬，对立双方容易据此谈判。这是因为莫斯科意识到了：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可以成为解决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垫脚石，且有利于新中国最终获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正如怀廷所指出的，让新中国派出临时代表出席联合国讨论朝鲜战争的会议一事，可以成为撬开新中国获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大门的工具。 怀廷还指出，印度的外交努力让北京首次正式地，公开地卷入了朝鲜战争；尽管他又补充：应当承认，与新德里、莫斯科和华盛顿相比，此时的北京还只是被动的旁观者。
北京很快地接受了这种挂钩。首先，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完全同意莫斯科的意见。 同时，他还告诉潘尼迦，北京赞同印度的提议。当然，这次北京的立场与原来的不尽相同，北京修正了它的立场，使其与莫斯科的立场相一致。 其次，得到北京和莫斯科肯定的答复后，新德里开始采取行动。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他于7月中给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中提出：他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认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在于接受新中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北京的媒体也开始采取同步行动。《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指出：今天的新中国对亚洲事务最有发言权。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它的会议。 《世界知识》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社论，在提醒公众注意所谓“联合国已经沦落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的同时，强调只有苏联和中国才能阻止联合国的这一沦落： 只要苏联和中国没有代表出席，联合国和安理会就名不符实。因此，要想在联合国和安理会里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接受尼赫鲁的建议应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再次，1950年7月中，在斯大林答应为中国派往朝鲜的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后不久，周恩来就开始起草北京关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的条件。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些条件是由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制订的，二者将此视为可供新中国获得联合国代表权的机会。这些条件包括：（1）所有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2）美国武装部队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3）朝鲜的内部事务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4）必须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5）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应当举行会议，为签订对日和约做准备。
应该指出，将台湾问题和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因为如果国际社会接受台湾是新中国的一部分，新中国便可自动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按不同的成组排列或者一一单独列出的方式，这些条件被在各种场合公开发表。1950年12月初，周恩来正式通知了罗申这五项条件。
总而言之，正如福特所指出的，英国和印度的调停乃是基于它们认为可以利用新中国获得联合国的席位，作为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交换条件。它们的努力激发了北京为取得联合国代表权所作的种种努力。
问题是北京握有哪些有利条件可以迫使联合国接受它的联合国代表权？首先，施图耶克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叛徒盖伊·博格斯和唐纳德·麦克林曾将一些有关英美关系的文件交给苏联间谍，斯大林肯定知道几个月来伦敦一直在设法安排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1950年9月中，周恩来在谈到新中国应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正式席位的时候，告诉罗申，当前，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很担心苏联和中国会干涉朝鲜战争，中国已将大量部队从华南调到了东北。周恩来还说，北京认为这三个国家都不想在朝鲜卷入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中国和苏联应该利用这点，继续按照原定步骤行动。 在其于1950年9月底与苏联学者尤金的交谈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北京的目的。毛泽东说，根据目前朝鲜战争的趋向，华盛顿似乎没有打算发动一场全面战争。 它只是想了解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何况，由于已经承认了新中国，伦敦不得不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意图。毛泽东预测，战争将在这个限度里进行，甚至有这种可能性，华盛顿和伦敦为了结束战争而做出妥协，妥协的方式是它们会让联合国安理会制定某种方案让北京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它们必须知道，如果联合国接纳北京且华盛顿承认新中国，北京将会限制自己的行动，并且遵循它被要求遵循的规范；否则，北京将自行其是，采取某种行动，不受什么限制，而且会在亚洲采取其他美国的行动。这些“某种行动”是什么？毛泽东似乎是指武装援助或者装干涉。 在有限程度上，周恩来也国内公开地表达了北京的目的：在其于1950年9月底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谁想将五万万人口的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想专断地解决与中国直接有关的东方问题，而无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谁就会受到重大打击。 《人民日报》于第二天登载了这篇发言。
北京的意图引起了西方的注意。正如怀廷所描述的：当马利克的努力看来要失败时，北京添加了压力，意在说服西方：谈判解决战争胜于追求全面胜利。这种说服的外衣乃是遏制——北京威胁它有可能出兵朝鲜。
4.3 为获联合国代表权频做努力
从1950年6月到10月，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了花样多变的七次外交努力，以取得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尽管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正式代表权的努力最终失败，但在经过第六次努力后，共产阵营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果：联合国终于邀请中国派出代表临时出席联合国大会，新中国获得了一次短暂的联合国临时代表权。
第一次努力。正如上文所提的，1950年7月中，在得到莫斯科和北京的同意后，尼赫鲁给斯大林和艾奇逊写信，指出：接受新中国进入安理会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
在接到尼赫鲁给斯大林的信后，葛罗米柯将他与印度大使的谈话告诉北京。信中表明，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在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苏联恢复出席安理会之后，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磋商以及苏联、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调停来解决朝鲜问题。印度大使明确指出，他的政府希望在调停中发挥作用。葛罗米柯注意到，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印度大使的一个建议是：美国须从朝鲜撤军，但是他没提到英国的建议，即北朝应将人民军撤回到三八线。葛罗米柯继续说，苏联的立场是新中国应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他还说他将敦促印度进一步加大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
斯大林同意尼赫鲁的提议，强调：朝鲜问题必须在有五个大国——包括新中国——的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解决，并邀请北朝代表出席。但三天后，艾奇逊拒绝了尼赫鲁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一次外交努力乃以印度为主要发言人，以朝鲜问题作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垫脚石。但是这次努力失败了。诉说对象分别是莫斯科和华盛顿，而非联合国安理会，因为当时莫斯科仍然在抵制联合国。
第二次努力。但是，尼赫鲁的提议既没有提及美国从朝鲜和台湾撤军，也没有提及四大国开会为签订对日和约做准备。
1950年8月1日，于抵制安理会近八个月后，莫斯科重回安理会。苏联档案材料揭示，在此之前，莫斯科曾就重回安理会一事咨询过北京。 马利克提出应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列入安理会议程，但没成功。 1950年8月，马利克三次向安理会建议：（1）新中国应当被接纳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次佳选择便是新中国的代表应当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2）所有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3）朝鲜问题应当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次佳选择便是南北朝鲜的代表应当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陈述他们各自的立场。马利克特别暗示，让新中国成为安理会成员国是安理会的组成以及决议的合法性的前提，也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 莫斯科将马利克的建议的内容通知北京。周恩来回复，一经接到毛泽东的正式批准，他便会给赖伊和马利克拍发电报，支持马利克的建议。
北京支持马利克的建议，尤其是第一点。1950年8月初，《人民日报》一篇看来主要是谈朝鲜问题的社论，却对马利克的建议做了逐条解释，且将其中有关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条件放在了第一位。 1950年8月，《世界知识》的两篇社论声称：如果安理会真想解决朝鲜问题，就必须邀请中国代表出席； 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就应首先听取朝鲜人民的意见，其次是中国人民的意见。 于其1950年8月20日给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的电报中，周恩来同意马利克的建议，将安理会应当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讨论朝鲜战争问题列为第一点。周恩来还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怀廷坚信北京是于1950年8月底才决定出兵朝鲜的。他认为周恩来的上述电报是北京突然转变态度的首次表现，表明北京有了新的决心。怀廷用了整整一节来阐述这个新的态度。 但是，根据新揭苏联档案材料来看，北京有条件地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乃为一早便于1950年5月做出，而且于此后从未动摇。因此，事实上并不存在怀廷所说的“突然转变态度”和“新的决心”的情况。
1950年9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马利克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二次努力乃以苏联为主要发言人，仍以朝鲜问题为垫脚石，以联合国安理会为诉说对象，但也失败了。
尽管马利克的建议没有提及美国从台湾撤军以及召开为签订对日和约会议做准备的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于其1950年8月底给马利克和赖伊的电报中，乃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迫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也没有将召开准备签订对日和约会议作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此后北京再也没有提出这项条件。再者，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的第六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争期间的外交斗争”，也没有将对日和约问题包括在此期外交斗争中。从此书后记可以看出，该书实为一本新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官方外交史。基于这点，本书以后将不再涉这个对日和约问题。
第三次努力。第三次努力的主要发言人乃由印度和苏联担当。诉说对象乃是联合国大会，垫脚石在于要求让新中国出席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而非朝鲜问题本身。
1950年8月中，在会见罗申时，周恩来建议莫斯科提议由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他建议莫斯科向即将于1950年9月19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而不是向安理会，提出这个提议。周恩来问罗申：莫斯科认为什么时候做出这个提议更好？是于8月份苏联仍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还是之后？ 莫斯科回答他说，北京应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就北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一事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请求，以便他能有足够的时间将该请求告知所有成员国。中国还应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请求，于1950年8月讨论美国侵略台湾和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
然而，联合国大会否决了印度和苏联关于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提议。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三次努力还是没有成功。
第四次努力。牢记新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可分割，新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8月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联合国大会否决我国出席大会的非法决议；中国人民知道，这是美国政府侵略中国和扩大战争阴谋的组成部分。
周恩来根据上面提到的莫斯科建议 采取了相应行动。他于1950年8月三次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求，要求安理会对美国侵略台湾和侵朝美国空军空袭中国本土实施制裁。周恩来还要求安理会迫使美国从朝鲜撤军。周恩来还给艾奇逊单独发过电报，抗议美军空袭中国领土。 周恩来告诉赖伊北京已经任命张闻天为首席代表，和另外四名官员组成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于马利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期间，在他的支持下，安理会接受了北京于1950年8月底针对美国侵略台湾和美军空袭中国领土起草的两份决议草案，将它们纳入议程，但却仅此而已，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同时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讨论。
马利克竭尽全力地建议安理会邀请新中国代表参与安理会讨论后者起草的决议。但是他的提议又被安理会否决。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四次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此次主要发言人乃为苏联。乃以美国侵略台湾问题而非朝鲜问题本身为垫脚石，意图仍在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诉说对象乃为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尽管如此，安理会还是接受将北京起草的两份要求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和空袭中国领土的决议草案列入了议程。虽然没有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讨论，但此次接受还是为后面将会提到的1950年9月底的邀请打下了基础。
马利克没有忘记将这次失败归结为源出于美国政府企图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动机，这样他再次提醒他的听众：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乃与朝鲜问题存在关联。
但是北京显然对它的两份决议草案能被列入安理会议程一事感到满意。《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欢呼：通过马利克的不懈努力，我国针对美国干涉者和侵略者的抗议最终被列入安理会的议程，这是正义的胜利。 社论还对莫斯科表示感激。
第五次努力。1950年9月初，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不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北京的两份决议草案。他强调，在没有新中国的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北京绝不会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上述草案和朝鲜问题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1950年9月10日，周恩来向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请求，要求安理会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参与安理会对于北京针对美国空袭中国领土所提出的的决议草案的讨论。第二天，他的请求被拒绝。 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五次努力是由北京做主要发言人，以美机空袭中国领土而不是朝鲜问题本身为垫脚石，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但还是没有成功。
第六次努力以及北京接到联合国的首次邀请。1950年9月中和9月底，周恩来一再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请求：（1）应就美机空袭中国领土和美舰攻击中国船只，对美国实施制裁；（2）应将新中国针对美国的这类行为所提出的抗议列入议程；（3）应接纳新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讨论这类抗议的会议；（4）应迫使美国从台湾撤军。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苏联提出的要求联合国大会将北京针对美国的抗议列入议程的决议草案。它们还同意将美国提出的“福摩萨”（台湾）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北京反对第二项决议，在北京看来，这将再次涉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问题。
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厄瓜多尔针对美国干涉台湾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并同意邀请新中国的代表出席安理会将于1950年11月15日举行的针对这一决议草案的辩论。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10月2日正式发出邀请。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邀请，但是没做任何评论。六天后，《世界知识》称这个邀请乃是新中国的“胜利”。 1950年10月23日，北京正式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它接受邀请，并提名伍修权将军为代表，出席安理会对于中国针对美国侵略台湾所提抗议的讨论。 莫斯科和北京为新中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第六次努力是以北京为主要发言人，以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为诉说对象，以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为垫脚石，取得了成功，尽管是有限的成功。
北京为何称此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为其“胜利”？看来尽管当时北京尚不清楚它是否能达到以不出兵干涉朝鲜为条件，换取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目的，但它知道华盛顿非常关注它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并想知道它的意图。正如伍修权以下回忆所言：联合国的决议明显是违背美国的意愿的。但是，出于它自己的政策需要，美国也非常想摸中国的底。同时，又想努力将中国拉到自己一边，使中国不致完全倒向苏联一边反对自己。结果，它一方面在联合国大会上摆出反对中国出席的姿态，另方面它实际上又采取了勉强接受的态度。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美国真的反对中国出席，它完全可以对中国关上大门，因为它已控制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它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它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
第六次努力可被视为一直延续到了1950年10月。该月，北京再次请求联合国大会邀请它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讨论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的会议。北京将它的抗议发给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要求美军撤出台湾和朝鲜。
北京曾于1950年9月24日发表声明：侵朝美军对我国领空的挑衅性行动不断增加，没有停止的迹象。美国试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到台湾，继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 必须指出，北京担心战争扩大仅是表面现象。
其实，北京并不认为美国真会入侵中国大陆。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1950年8月给周恩来所发一份指示中，看出来这一点——该指示说： 美国海空军对于东北、上海以及山东沿海的侵犯很频繁。每次都提出抗议很麻烦。看来，每隔十天或十五天，针对一系列侵犯提出抗议方为合适。
作者将在第五章第五节提供更多的有关“北京并不认为美国真会入侵中国大陆”的证据。不过由上已然可见，北京不停地向联合国提出对于美军空袭中国领土和攻击中国船只的抗议，其主要目的，是为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开辟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解决“美国侵略中国领土”，而非解决朝鲜问题本身。1950年8月底，《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将朝鲜问题与本国安全联系起来：美帝国主义利用侵朝战争，已经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当然，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与朝鲜问题之间，仍然保有某种联系，即美军空袭中国领土的行动，乃是由驻在朝鲜的美国空军挑起的。北京表面担心战争扩大的第二个目的，乃是为它可能出兵朝鲜预先留给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旦出兵朝鲜，北京可有证据说明美机对于中国领土无休无止的空袭，令它忍无可忍。北京最后的一个可能的却非重要的目的，乃是借此是警告华盛顿不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但从刚才引述的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太担心这种情况，至少在当时的朝鲜战争阶段。
1950年9月19日，美军仁川登陆四天之后，《人民日报》社论仍在重申北京高傲的谈判条件。可能北京此时判断联合国军不会越过三八线，或者因为人民军的抵抗无法很快越过三八线。这一判断错了，因为人民军的抵抗并不如北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社论再次强调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如果联合国想名符其实，就应该通过决议，迫使美国陆海空军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的内部问题；社论再次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侵犯中国领土、领海和领空的罪行。
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必须看到：1950年10月1日之后的中国与这之前的中国完全不同了；社论发出警告：联合国如果继续无视这一重大差别，无视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无视中国在维护远东和平方面的巨大能力，其精神与目的必将毁于一旦。
1950年9月底，苏联派驻联合国的新代表安德烈·Y· 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提出一个更为泛指的和平提案，显然是在设法为各大国承认新中国创造机会。这个提案可被称为“第一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维辛斯基提议：（1）联合国应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2）联合国应宣布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为罪犯；（3）五大国，即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苏联，应签订和平条约，条约应包括将目前的军队裁减三分之一。在发言中，维辛斯基再次批评美国和它在联合国的支持者肆无忌惮地拒绝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维辛斯基的这个和平提案旋被联合国大会否决，这是北京早已预料到的情况。
第一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的一个潜在用途，许是用于事先防范核战。正如《世界知识》一篇社论的副标题“粉碎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扩大战争的阴谋”所示，它可能意在掀起世界舆论齐齐抑制华盛顿将战争升级——使用核弹遏制中国出兵朝鲜。
第七次努力。仁川登陆后，在实力大增的联合国军的攻击下，人民军节节败退，很快便面临了全军覆没的命运。结果，莫斯科和北京不得不软化它们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9月28日，马利克的助手察拉普金接到训令：他应通知一个名为兰卡斯特的美国中间人，告诉对方，马利克希望与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代表会面讨论朝鲜局势。训令特别指出：马利克愿意倾听美国国务院代表的意见，如果情况明朗，发现美国正在采取步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那么就应告诉对方，马利克将将会考虑会谈中提出的问题，并在下一次会谈时给予答复。
为了北朝的生存，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驻联合国的代表，于1980年10月2日向联合国大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和平提案。这份新的提案可被称为“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它建议：（1）立即在朝鲜实现停战，撤出联合国军；（2）举行大选，在选举前，成立临时联合政府；（3）成立由与朝鲜问题相关的联合国成员国，包括新中国，组成的联合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大选；（4）联合国援助战后朝鲜的重建，并接纳它加入联合国。 在这些条件中，特别强调“立即停战”，这远比“停止敌对行动”具体。
第二个维辛斯基提案反映了朝鲜战争变化了的局势，其条件远没有为马利克早期所提出的条件那么苛刻。首先，它赋予联合国更大的作用，不再坚持由朝鲜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次，如果在此危急时刻仍然将新中国的联合国的代表权放在首位，必然会危及目前所急需的停战。因此，莫斯科机会主义式地降低了它的条件。为马利克早期所提出的条件，声称只有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才能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降格以求，声称新中国应有权利参加联合国监督委员会，这个权利乃是基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而非其在联合国的席位。莫斯科似乎相信，即使寻求建立新中国与联合国之间的这种极为牵强的联系，也是值得的。苏联于此阶段不愿放弃的一个条件，乃是联合国军撤出朝鲜。
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于当天凌晨01:00唤醒潘尼迦并紧急召见了他，其原因将在第五章第四节解释。周恩来警告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而会出兵参战。他赞成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并令朝鲜问题地区化，呼吁：（1）外国军队撤出朝鲜；（2）所有有关国家应在联合国开会讨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问题。 这样，周恩来再次将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联系起来。如此这般，周恩来便与维辛斯基同声同气。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否决了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 并在同一天将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荷兰、挪威、巴基斯坦和菲律宾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表决。联合国的这项决议，批准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领土，并可利用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据一位作者记述：这当然是一个事后追认批准：麦克阿瑟已于1950年10月2日命令他的部队进入北朝，而南韩部队早在两天之前就已进入北朝。早于战争伊始，杜鲁门行政当局就一直在考虑联合国军应否越过三八线最终统一朝鲜的问题。看来这一进军北朝的决定乃是早于8月中旬就由华盛顿最高层做出的。9月27日，麦克阿瑟被授权越过三八线并摧毁北朝人民军。两天后，乔治·C·马歇尔 指示麦克阿瑟可以“不受任何战术和战略限制，向三八线以北进军”。
北京和莫斯科再次对此问题秉持相同观点。《人民日报》在反对联合国新决议的社论中，强调双方应当立即停战，撤出联合国军。 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乃为唯一合理和合适的提案，可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且保证朝鲜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他进一步指出，联合国新决议是绝对不合法的，违背绝大多数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意愿，实际上是在批准美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军强行占领朝鲜。 按照北京的观点，只要接受这些条件，战争火焰可被扑灭，战争根源可被消除，远东紧张局势可被缓和。北京认为联合国新决议的关键，在于它不同意双方立即停战，撤出联合国军。它等于批准美国实际上军事占领北朝，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主义专政”之下的“恐怖统治”。 跟苏联一样，《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不再强调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而是强调新中国必须参加由与朝鲜有关的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大选，并且提出了”若无主要亚洲国家参与，朝鲜问题便会无法得到解决”这一含糊笼统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在赞扬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时，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似乎赞同“先停战，后撤军”。他说：这是一个和平的提议，因为它首先提议朝鲜敌对双方立即停战。这个提议将能保证朝鲜的独立，将能保证朝鲜实现统一。
三个月后，联合国正式提出相同的“先停战，后撤军”的提案，但却被北京拒绝了，北京机会主义式地毫不念及它原先的这一立场。
为周恩来召见潘尼迦时的发言、《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所显示的，乃为北京对于第二个维辛斯基和平提案的第三点响应，它构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的第七次外交努力。这一次努力乃由苏联担任主要发言人，诉说对象乃为联合国大会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用朝鲜问题作垫脚石，再次提出新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为联合国实际上承认新中国创造条件，但是仍不成功。
4.4 警告美国人不要越过三八线
尽管北京做出过有条件的出兵——当北朝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将出兵朝鲜——决议，并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上做了几个月的准备，但于此时它仍然力图避免出兵。而这需要确知联合国军做出了不越过三八线的决定。因为这样一来，北朝的生存便会不成问题。这不仅可使中国避免出兵，而且还有可能为新中国加入联合国提供绝佳机会。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北京十分清楚，需要采取遏制手段。北京甚至抱有希望：美国将会自动止步于三八线，例如周恩来于1950年8月25日曾说：美帝国主义的最低限度企图，是将北朝人民军驱回三八线以北。
北京发出的第一个警告出于《世界知识》1950年8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该文声称：北朝的敌人就是中国的敌人，北朝的国防就是中国的国防，北朝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
联合国军于1950年9月底夺回汉城之后， 北朝内政部部长朴一禹来到安东东北边防军司令部。他请求对方将平壤要求北京立即出兵朝鲜的请求传给北京。 由于当时一些国家及其人民正在呼吁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由于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于联合国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的态度，仍不为外界清楚所知，北京当时仍然抱有希望：只要联合国军不越过三八线，就不出兵。 北京甚至希望华盛顿和伦敦许会制定一个计划，接纳北京加入联合国，以阻止北京出兵朝鲜。 正如周恩来于1950年9月中所说：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许会在抵达三八线后止步，转取外交谈判。 柴成文回忆道，关于出兵援朝鲜，当时新中国领导人这样看：对外，首先应对敌人发出警告，令他们知难而退。如果敌人有可能在抵达三八线后就提出停火谈判，那么就不应放弃这个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机会。
因此，北京此时仅以空洞的口号回答朝鲜的请求：我们保证成为朝鲜人民的坚强后方。 怀廷的看法与柴成文的回忆相同：其中一个原因许是北京对于预料中的联合国军的反击存有疑问：它会否止步于三八线？无论马利克的三点建议是否意在刺探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该建议肯定诱导出了下述答案：据美国派驻联合国代表沃伦·R·奥斯汀说，联合国的最低目标乃是控制朝鲜全境。只有在所有外交选择都告穷尽之时，北京才会觉得有必要冒险给予北朝积极的军事支持。
北京不停地向着对方发出它的意向信号以及警告，希望华盛顿转到外交谈判。例如，首先，它主要通过在安理会的苏联和通过印度的外交渠道，发动旨在结束战争或者能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的外交努力。 其次，它诉诸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9月底，《世界知识》的一篇纪念日本侵略东北19周年，题为“新仇旧恨”的社论发出警告：在美国的扶植下，在仅被赶出东北五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便又笼罩在亚洲人民头上。 这可能是在提醒美国注意上述中苏条约。实际上，早于1950年2月中旬中苏签署该项条约时，《世界知识》就已明确指出：新条约乃是用于防止日本以及与其勾结的国家再次发动侵华战争。因为一是被长达5五千海里的海洋与中国隔绝，二是惯于利用他国人民充当炮灰，美帝国主义必然需要日本充当它的基地，需要日本提供人力资源。 1950年3月，在一次内部报告中，周恩来在解释上述中苏条约的假想敌时说：条约所指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就是美国。 再次，1950年9月底，聂荣臻曾向潘尼迦解释了中国的立场：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起来反抗。潘尼迦说起，当解放军解放南京时，麦克阿瑟曾经对一个美国记者说，如果给他五百架战斗机，他就能打败共军。对此聂荣臻轻蔑地回答：原子弹我们都看成是纸老虎，更不用说区区几百架飞机了。 复次，周恩来在庆祝1950年国庆的集会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忍外国侵略，也绝不会允许和无视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他们的邻邦。 同日，《世界知识》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不断向我们挑衅，这充分证明了它蓄意寻求征服中国，让中国和平的土地浸满鲜血。社论称：我们有信心有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针对中国的战争。
应当指出，只是在断定只有出兵朝鲜而别无选择之后，只是在苏联答应为其即将派往朝鲜作战的部队提供大量武器和空中支援之后，北京的两项主要干涉目标，即让中国军队接受现代化战争洗礼和接受苏联武器来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浮出水面。北京可能怀有希望：联合国军许会止步于三八线，此后许会召开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将有利于实现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有利于新中国得到大国实际上的承认。显而易见，对于北京来说，这是一个更为迫切更为即时的目标。另外，北京当时还不清楚为莫斯科所答应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以往的经验告诉中国领导人，这些不到最后时刻，斯大林不会透露。
4.5 军事欺骗导致外交努力的失败
一方面，北京希望华盛顿会自动止步于三八线，或因为莫斯科和北京的警告止步于三八线。另方面，正如我们所知，北京一直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为美军最终越过三八线，从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做准备。正如古语所云“能战方能和”，这两方面并不相互排斥。这里的问题是：从一开始，北京就故意隐瞒一旦挽救北朝成为必要它就必会出兵干涉的意图，因此，它没有采取什么公开的军事行动来支撑其外交努力的可信性，除了在东北边境集结部队，而这一集结本身并不表明中国必会出兵朝鲜。在这一点上，杰拉德·西格尔的事后评论是在理的：公开的军事行动和明确宣布的意图，本可更为有效地说服杜鲁门约束美军越过三八线。
下面解释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第三章已说过，早于1950年7月7日和19日召开的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第二和第三次会议上，中央政府就决定：为了取得军事主动权，以求初战必胜，我们不能过早让敌人知道我们行将出兵的意图，令其警觉，也不要提前通知朝鲜同志。 此后，周恩来于1950年8月做了题为“做好充分准备，夺取初战胜利”的发言。 在发言中，他指出：在适当时候，人民军将会暂时撤退，诱敌深入，诱敌分兵，以达到各路歼敌的目的。这一意图牵涉到我们的备战。他还反反复复地说：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各项准备，不至于搞得在最后一刻还是匆匆忙忙。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以求初战必胜。为此目的，在我们做好准备前，不要过早惊动敌人。我们已经取消原来派出参谋军官组团赴朝考察的决定。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是，第一，如果因为无法按时做好各项准备而不能在几个月内出兵，朝鲜人民就会感到失望，于事无补；第二，为了取得初战胜利，我们不能让敌人得知我们的意图，令它提前做好准备。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 曾于1950年8月底请求周恩来批准将供给中国军队的物资提前运进北朝。周恩来却答道，为了保密，不能过早将这些物资运进北朝。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命令东北边防军的所有战备工作都必须秘密进行。1950年7月14日，13兵团奉中革军委之令被调到鸭绿江边仅二十四小时，知名国际事务分析家陈翰伯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一则带欺骗性的声明：中国和苏联应该参战吗？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于1950年10月初晋见毛泽东时，彭德怀建议：为了帮助东北边防军隐蔽其行动，媒体应在他们与联合国军交战之前，绝对保守他们的秘密，就算在交战之后，也应设法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诱使敌军指挥官做出错误判断。这样，中国方能取得军事主动权，取得先机。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后，毛泽东指示各报最近数月之内勿要公开报道出兵朝鲜消息，只有中共高级领导人才能被告知这一消息。毛泽东描述这种行动为“只做不说”。 1950年10月初，周恩来召见潘尼迦时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袖手旁观，而会出兵参战。 但是，中国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姿态来支撑这一最后通牒，以证实周恩来声明的可信性。研究朝鲜战争的解放军研究员梁彦宁和胡光正，曾于1980年代透露：北京于1950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在隐藏中国真正动机方面，确实起到了亦真亦假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中国选择采取含糊而非明确的态度呢？事实证明，当联合国军危及北朝的生存时，中国确曾试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北朝北部，在那里，北京更有信心打败或者抵抗它。
正如作者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首先，早在仁川登陆两周之前，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就向北京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 报告作出结论：人民军已经错失逐个粉碎和歼灭敌军部队的机会。 他们估计联合国军下一步将会以主力在人民军后方登陆，用少量部队将人民军主力牵制在朝鲜半岛的底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将会腹背受敌，陷入困境。他们建议：东北边防军参战的最佳时机，应当是当敌军登陆并深入到三八线以北之后。这一选择不仅可以为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更有利，因为与敌军在靠近中国领土的地区交战必会比较容易。 其次，仁川登陆三天之后，周恩来曾向罗申提出建议，让金日成将主力部队撤到北方，脱离与敌军目前防线的接触，然后秘密组建和储备一支生力军，以备在决定性的进攻战役中实施对敌打击。 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决定性战役中实施进攻“的主力军只能由中国组建和储备。再次，1950年10月4日，为了不惊动敌人，周恩来指示中国武官观察团不要去三八线以南，甚至不要深入到平壤—元山铁路一线和三八线。 复次，邓超于1950年10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世界知识》两周后给发表了，该文指出：人民军正在有计划地撤退，以便在北朝北部山区集中兵力，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这一战略是绝对正确的。
仁川登陆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更加相信，联合国军将会继续向北推进至鸭绿江边。他们为东北边防军起草的作战计预案，再次强调“诱敌深入”：敌军不是全线疯狂向北推进吗？我们可在北朝北部展开战斗队形，以逸待劳地隐蔽等待疲惫的敌军。
正如上文所提，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的想法不仅与中央的战略考虑，而且与当时毛泽东针对本国西南方向战场的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仁川登陆一天之后，毛泽东指示中南军区：这两个师要注意不要离越南边境太近。如果国民党残军从越南骚扰我们，我军应首先将他们诱入我国国境五十至一百公里，然后切断他们的退路，从东到西消灭他们。无论如何，我军一定不要过早出击，否则，敌军将被迫逃到越南，给我军留下更多麻烦。
实际上，这一计谋曾在1949年2月解放军在广西平而关战役中成功地使用过，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六千七百人。这一成功战例不可能不对毛泽东针对出兵朝鲜的战略考虑产生影响。
以上所述东北边防军、周恩来和邓超的观点，清楚地显示了在北朝人民军的撤退与中国志愿军的入朝之间，有着精心安排的应对预案。预案生效的前提是： 当北京预料到无论是北朝人民军的残余部队，还是莫斯科和北京的警告，都无法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结果，恰如解放军中研究朝鲜战争的专家胡光正所说，这一军事运筹曾令志愿军于入朝参战初期，取得了战略上和战术上的突然性。
然而，“诱敌深入”的军事运筹却使北京不愿一早派出象征性部队入朝，以令外界认为它的外交努力可信。这些外交努力是：（1）于1950年6月至10月此一期间，以不干涉朝鲜战争换取它在联合国的正式代表权；（2）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于1950年9月底或者10月初，遏制华盛顿止步于三八线。不提前出兵会给华盛顿留下北京“政治上强硬，军事上软弱”，只是“会吹牛皮，不会参战” 的错误印象。例如，艾奇逊曾在某一正式场合强调，如果中国人“想参与‘牌局’，他们就不得不在牌桌上摆出多过他们当时手中所有的赌注。” 即在联合国军进入北朝之后，中央情报局仍然判断中国和苏联参战的可能性很小。 再者，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于1950年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谈时，进一步排除了所有关于中国和苏联可能干涉朝鲜战争的怀疑。麦克阿瑟只是简单地说了：干涉的机会“非常小”，如果中国人企图进入平壤，将会出现“大屠杀”。 最后，正如波顿·考夫曼所指出的：直到中国军队入朝参战，且于1950年10月26日抓到第一批中国战俘之前，美国都没有拟过针对中国参战的应急计划。
这一军事行动也欺骗了许多研究朝鲜战争的西方学者。怀廷于朝鲜战争中结束将近十年后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对于这一军事欺骗也是一无所知。书中指出：其一，没有什么根据来说中国早有预谋直接参战”；其二，从1950年6月至7月，北京看来只是观望、等待。针对美国和联合国在朝鲜行动的反应，似乎乃由莫斯科决定，北京的主要责任仍是台湾；其三，否定以下假设乃属重要：中国曾经预先设计将联合国军陷于北朝的军事干涉；其四，证据说明中国并无出兵朝鲜的预先计划。
有谁认为军事欺骗和外交努力必是相互排斥的，建议他熟悉一下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法。133作者在第二章第二节扼要介绍过这一点了。
4.6 小结
朝鲜战争爆发伊始，为着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北京和莫斯科在外交手腕上显示出灵活性：从苏联抵制联合国安理会，转到两方利用朝鲜战争。战争展开之后，为着争取谈判解决冲突，他们还提过几种方案。当北朝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北京和莫斯科可以毫无难色地降低他们的要求。
估计到美国和英国可能会接受它加入联合国以防它出兵朝鲜，北京在莫斯科的配合下和指导下，做出过七次外交努力，以取得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北京和莫斯科成功地争取到了联合国答应邀请新中国的代表临时出席联合国大会，但北京并未随之获得在联合国的席位。这证明以不干涉朝鲜战争来换取联合国的席位的想法不切实际。为着谈判解决朝鲜战争，周恩来提过五个条件。 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五个条件显得越愈来愈不现实。作者在下一章将阐述这个问题。北京还一再利用各种外交渠道，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
在制定参战初期的战略以争取初战即胜之时，北京企图引诱联合国军深入北朝北部，在那里，它更有信心打败或者抵抗这个对手。当然，这一战略乃是基于人民军残部或者北京自身外交警告，都无法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这一设想而制定的。于是，北京故意隐藏其参战意图，没有及早派出一支象征性部队入朝，以令外界相信它为取得联合国代表权和阻止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的外交努力的可信性。北京的行动在华盛顿看来乃是吹牛皮。所以，怀廷的评论不失正确的：但从根本上来说，中苏战略没能达到目的。它既不能让联合国停战，接受平壤和北京参与谈判，也不能阻止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领土。” 这是北京力图实现其众多干涉目标过程中的第一次失败，而且是在中国出兵朝鲜之前遭受的失败。
第四章尾注: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59页。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3-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423页。
社论：“中国人民密切注视朝鲜问题的发展”，《世界知识》第22卷第八期（1950年8月26日—9月1日），2页。
“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无效”、“《真理报》论资产阶级报纸对葛罗米柯声明的评述”以及“苏政府宣布安理会七月七日决议为非法”，《新华月报》第2卷第三期（1950年7月），527页；第2卷第四期（1950年8月），733-738页。
“周外长严正谴责安理会支持侵略的声明”、“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无效”，《新华月报》第2卷第四期（1950年8月），733页; 第2卷第三期（1950年7月），527页。
“毛泽东主席在……讲话”，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5-6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5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4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4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7-38页。
韦瑟斯比“新的有关韩战苏联文件”（英文），4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6页；宜“苏联重回安理会”，《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五期（1950年8月5—11日），3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5页。
同上，61页。
同上，86页。
同上，8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8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60页。
社论：“美国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世界知识》22卷第六期（1950年8月12—18日），2页。
社论：“美帝挟持下安理会对朝鲜问题决议的非法性”，《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7月14—20日），3页。
《人民日报》1950年7月24日社论：“和平力量是在继续高涨着——评对尼赫鲁建议的两种答复”，《新华月报》第二卷第四期（1950年8月），744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7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62页。
福特《胜利的替代》（英文。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21-24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2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和53页。
《周恩来外交》，24页。
同上，20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8页；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8-3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8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48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60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1-5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0页。
福英“安理会中的两种立场”，《世界知识》第22卷第六期（1950年8月12—18日），15页。
“苏联代表马利克在安理会上的演说”，《新华日报》第2卷第五期（1950年9月），1，010-1，01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页。
《人民日报》1950年8月7日社论：“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新华日报》第2卷第五期（1950年9月），1，016页。
社论：“美国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2页。
社论：“中国人民密切注视朝鲜问题的发展”，2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13-14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84-87和127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86页。
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59-61页。
“苏联代表马利克在安理会上的演说”，1,010-1,015页。
该书于1994年由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页。
同上，43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拥护苏联和平方案”，《新华日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7页。
“外交部发言人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8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2-47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美国飞机……”、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裁美国空军……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裁美国侵朝空军继续……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15-19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69页。
同上，373-374页；“我抗美侵略案列入安理会议程”，《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期（1950年9月9—15日），4页。
“我抗美侵略案列入安理会议程”，4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3-374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54-255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254-255页。
社论：“中国人民的控诉”，《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期（1950年9月9—15日），2页。
同上，3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7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4页。
同上；“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美国侵朝空军再次……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控诉美国军舰……的电文”， 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0-23页；“周外长致联合国电”，《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300-1，301页。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374页；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46页；施图耶克《朝鲜战争》（英文），93页。
“周外长致联合国电”，《新华月报》第3卷第一期（1950年11月），24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256-257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联合国大会讨论……的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要求制止美国侵朝军队的抗议电文”；“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为严重抗议的电文”，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30-35页。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严重抗议美国侵朝空军再次……的电文”，宣传部编 《伟大的抗美》，20-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22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19日社论：“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和它的前途”，《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49页。
同上，1，293-1，294页。
同上。
“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9月20日”，《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4页。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拥护苏联和平方案”，1,297页。
社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一周年：粉碎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扩大战争的阴谋”，《世界知识》第22卷第十三期（1950年9月30日—10月6日）9页；《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社论，1,297页。
韦瑟斯比“斯大林和谈判解决朝鲜问题（1950—1953）”（英文），呈交给“亚洲冷战”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8和10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新华月报》第三卷第一期（1950年11月），87页。
“苏，乌，白，波，捷在联大政委会上关于朝鲜独立问题的提案”，《新华月报》第3卷第一期（1950年11月），86-87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189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56页。
乔治·C·马歇尔当时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
J·F·拉“联合国1950年10月7日决议”（英文），马特里编《历史词典》，496-497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87-88页。
“外交部发言人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八国提案的声明”，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8-29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侵略集团对朝鲜问题的非法‘决议’”，87-88页。
“外交部发言人对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新华月报》第2卷第六期（1950年10月），1,298页。
同上。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3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76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9页。
徐焰“出兵入朝”，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3页。
《周恩来外交》，30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70页。
同上，77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72,78页。
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102页。
社论：“新仇旧恨”，《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9月23-29日），2页。
李纯青“防止日本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重新侵略”，《世界知识》第21卷第七期（1950年2月24日—3月2日），12-13页。
《周恩来外交》，11页。
解力夫《朝鲜战争实录》第一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141页。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27页。
社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一周年”，9-10页。
杰拉德·西格尔《保卫中国》（英文。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96页。
孟照辉“抗美援朝”，5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3-50页。
同上，44-46页。
廖盖隆主编《总论》，291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星火燎原》1985年第五卷，43页。
陈翰伯“中苏是不是应该参战？”，《世界知识》第22卷第二期（1950年9月23—29日），21页。
高树等《历史巨人》，1，02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1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李跃然“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片段回忆”，摘自裴坚章主编《新中国》第一卷，97页。
梁彦宁“试论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积极防御方针”，《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44页。
杜平《在志愿军》，21页。
姚旭《从鸭绿江》，15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52页。
张晖“中美战略决策的较量”，36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48-49页。
《周恩来年谱》第一卷，84页。
邓超“美帝战略上的弱点”，9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1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84页。
胡光正“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发展”，《中国军事科学》1989年第二期，85页。
梁彦宁“试论抗美援朝战争我军的积极防御方针”，44页；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59-60页。
约翰·M·埃里森1950年10月4日备忘录（英文），摘自《美国对外关系》（英文）1950年第七期，868-869页。
伯顿· I·考夫曼《朝鲜战争：于危机、信任和指挥方面的挑战》（英文），第二版（纽约：麦格罗—希尔出版社，1997），68页。
关于威克岛会议的声明请参看《美国对外关系》（英文）1950年第七期，948-960页。
考夫曼《朝鲜战争》（英文），61-62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45，53，88，109和126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89页。
怀廷《中国跨过》（英文），114页。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