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北京终于正式发出入朝作战令，1950年10月1—19日
5.1 引言
北京实施出兵朝鲜决定的第一阶段乃为1950年10月的头19天。它终结出兵准备和启动了实施出兵。前两章所谈到的战前各种准备、争取和平解决以及意在阻止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遏制——虽然力度不大——此时都向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躬身让位。
目前大多数有关韩战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同意中国实施出兵决定是由美军越过三八线触发的。如果美军止步于三八线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中国还会出兵朝鲜攻击美军吗？中国真的担心美国会入侵中国本土吗？如果它判断美军不会入侵中国本土，那麽它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一判断的？
如果仅从政治而非军事角度观察这一中国实施出兵决定阶段，这一阶段便会显得矛盾，引致疑惑丛生。为什么毛泽东不将北京于1950年10月2日和8日作出的决定告诉斯大林？出于什么目的，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和林彪告诉斯大林下述错误信息：北京将取消或者推迟出兵朝鲜？最后，斯大林为什么会推迟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斯大林推迟派出空军的决定是否曾令北京出兵朝鲜的决定发生过动摇？
5.2 金氏请求中国派兵入朝参战
1950年10月1日凌晨02：50分，斯大林收到金日成于1950年9月29日写来的紧急信件，由于朝鲜战局急剧恶化，后者请求前者立即施以援手。 金日成写道：当敌军跨入三八线以北之时，我们非常需要得到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做到这点，作为替代方法，我们请求中国或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来帮助朝鲜。 不愿冒险触发苏美直接对抗的斯大林， 在其予金日成的回信中说：我们选择的援助方案是派出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同中国同志商量。
当天凌晨03：00，于收到金日成信件十分钟后，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拍发电报，要求中国直接干涉朝鲜：我们的朝鲜朋友在汉城一线没有胜任抵抗敌军的部队。如果你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之下，有可能派出部队帮助朝鲜人，就应立即部署至少五六个师向三八线推进，以令朝鲜同志得一机会，在他们的掩护下撤到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储备部队。
在电文末尾，斯大林告诉北京：关于此事，我丝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给朝鲜同志。 他将决定权交给了北京。
现在，金日成只能请求北京立即出兵参战。1950年10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封急信，然后派朴宪永带着信件飞往北京，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助。 在信中，他催促毛泽东在联合国军进攻三八线以北时，立即派解放军入朝，支援北朝人民军作战。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仅靠我们的部队无法摆脱危机”。 当天傍晚，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强烈要求北京尽快派东北边防军入朝。
第十次会议。第三章中谈到北京中央政府就支持或者实施毛泽东作出的可能出兵朝鲜的决定这一问题，召开了九次会议。1950年10月1日下午，朴宪永在北京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主人宴请了客人。 约于21：30送走朴宪永之后，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金日成、朴宪永签署的信件以及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呈报的信件。这是毛泽东于1950年5月有条件地同意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北京中央政府就出兵朝鲜问题召开的第十次会议。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外，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会议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看来，书记处各书记对于应北朝要求实施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没有异议。原因乃是：其一，1950年9月中，刘少奇向罗申证实，北京已做出决定，如果北朝人民军被美军打败，中国就一定会对它施予援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做好在必要时与美军作战的准备。 其二，几天以前，大约是于1950年9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接见了时任在中共中央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之间担任联络代表的罗贵波。毛泽东告诉他，鉴于朝鲜的局势，我们决定抗美援朝，公开派出部队入朝参战。周恩来让他转告胡志明和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北京的这个决定。 尽管当时联合国军还未越过三八线，中国领导人已倾向于相信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周恩来于1950年9月29日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所示：根据连日情报和倪志亮来电，美帝国主义者已公开宣布他们将进入三八线以北。人民军已无防守部队。敌人有可能直趋平壤。 其三，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袖手旁观。
尽管如此，还应指出, 当时，联合国军会否越过三八线，乃是北京会否实施其有条件参战决定的关键。上面引述的周恩来的话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一点之所以关键，乃是因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在其于1950年8月底向中革军委呈交的报告中建议：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不仅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利，而且在军事上也对中国军队有利（参看第三章）。
据聂荣臻所说，1950年10月2日凌晨——可能是在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北京接到一份错误的情报，说是美军已在大规模地越过三八线。 虽然实际上美军直到1950年10月3日才越过三八线，联合国随后于其1950年10月7日所作出的决议中批准了这一行动，但杜鲁门早在1950年9月27日就已批准麦克阿瑟这样做；韩国军队早在1950年9月30日就已越过三八线；同时，麦克阿瑟向金日成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并于1950年10月2日命令联合国军在向北进军，以上种种，便令这份错误情报显得可信。
北京如今迫切感到须得实施出兵朝鲜决定。1950年10月24日，中国出兵五天之后，周恩来如此解释中国为何不得不在外交努力失败后，对于美军稳步向鸭绿江推进采取武力行动：美军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猜想，美帝国主义者打到三八线后许会止步，转入外交谈判。敌人夺取汉城以后，尼赫鲁曾经告诉我们，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达成协议：三八线不能过，如果要过，须由联合国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意在首先稳住中国，过了三八线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于9月30日发表声明：对于美国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10月1日、2日传来的消息是，美军已越过了三八线……我们曾向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事态发展乃与尼赫鲁所说不同，因此我们只能加以干涉。我们请他经由尼赫鲁转告贝文。过了几天，敌军推进并无停止。不久，贝文经由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的联合国军，推进到了离鸭绿江四十英里时，便会止步。其时，敌人已经进入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所做的又一次欺骗。这样下去，如果我们坐视不救北朝，敌人必会继续推进，咄咄逼人，直到进至鸭绿江边。然后做第二篇文章。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2时电告高岗和邓华：高岗立即来京开会；邓华给东北边防军下令，要求他们提前完成备战，随时待命出发，按照原定计划与敌人作战。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美军停在三八线并保证待在那儿，中国还会出兵朝鲜攻击美军吗？陈兼认为，周恩来发出的遏制警告，可能只是拖延战术；就算美国止步于三八线后，中国仍会准备攻击南韩境内美军。
然而，再做深入调查可令我们想起：其一，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周之后，周恩来就已明确指出，如果美军越过了三八线，中国军队便得参战。 其二，正如上文所提，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国在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以后，方才出兵。此时出兵，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和军事角度来看，均为有利。 其三，正如第四章所提，毛泽东曾经告诉尤金，如果联合国不接纳北京，华盛顿不承认北京，中国将自行其是，不受任何限制，并肯定会在亚洲采取针对美国的措施。 但是，正如第四章所提到的第二次维辛斯基和平提案所示，当北朝人民军于1950年9月底遭到全面失败后，莫斯科和北京便不得不降低他们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一方面强调无条件停战，一方面不再提新中国的正式联合国席位问题。 此事证明：尽管业已加强备战，北京仍想使尽浑身解数来令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为此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其四，我将在第七章提到，据记录，1950年12月初，相信联合国军或迟或早许会要求停战的毛泽东强调：只有在华盛顿答应将部队至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情况下，才能举行停战谈判。 因此，我认为，如果美军自动止步于三八线并保证待在那儿，中国就不会出兵。但是，很明显，中国领导人更倾向于接受联合国军不会止步于三八线的可能。
对于“为何可能不会出兵”这个问题，托马斯·J·克里斯汀森推断出了与我上述意见相近的四个原因：（1）周恩来做出过上述多次声明；（2）此时中国对于国防的担心将会减少，因为此时北朝的生存，比起美军越过了三八线时，更有保证；（3）与美军深入北朝接近鸭绿江之时情形相比，如果中国跨过三八线作战，运输线路将会更加漫长，美军阵地将会更加坚固；（4）正如苏联档案所透露，斯大林的目的是防止美国控制北朝，而非确保北朝控制南韩。 不过应该指出，到了后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目标一度囊括南韩，但这是在与当时完全不同的形势下提出来的。
5.3 北京经过研究定下参战日期
第十一次会议。1950年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施出兵朝鲜决定。这是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书记处成员——除了任弼时，他许因健康问题缺席，再加上高岗和聂荣臻。必得明确，此次会议并无针对出兵朝鲜问题启动表决议程。正如第三章所示，实际上于1950年5月，毛泽东就亲自拍板：若有必要，定会出兵朝鲜，以助北朝度过难关。毛泽东在这个于1950年10月2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指出，朝鲜局势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不是是否出兵，而是是否立即出兵。出兵早一天或者迟一天，对整个战争局势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 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首先，决定中国何时出兵；其次，决定谁来指挥部队。
出兵日期给定在了1950年10月15日。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告诉与会人员，他的首选乃是粟裕，然而粟裕当时病重，无法担当此职；次选乃是林彪。但是林彪并不赞同出兵，并以身体欠佳的理由拒绝接受这一任命。林彪认为，中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一旦出兵，将会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他和林彪共事多年，从来没有见过林彪如同这次那般怕死。 毛泽东推荐彭德怀为第三候选人，获得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过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第二天就为彭德怀派出专机，接他来北京。 但于当时，尚不知道彭德怀会否接受任命。
5.4 毛氏暂瞒斯氏出兵决定原因
1950年10月2日深夜，毛泽东于会后起草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文，通知后者：北京已经做出于1950年10月15日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十二个师到北朝一些地区（但不会接近三八线）的决定，不惜冒战争许会扩大到中国本土的风险。中国军队的初期作战计划乃是采取防御态势，因为想着部队等到苏联武器装备运来之后方才策划进攻。 根据战争局势发展，将在明年春天或者夏天再派出二十四个师，作为第二和第三梯队。
奇怪的是，在中国官方档案中找到的毛泽东的这份电报原稿，在最新公布的苏联官方档案中却没有找到相应电报。中国大陆有位能够接触官方档案的中共党史专家李海文证实：在中方档案中，也没有找到斯大林针对上述毛泽东电报的回电。 直至1950年10月8日，当已确认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北京也没有向金日成通报出兵决定，东北边防军也没有接到挥兵入朝命令。 有鉴于此，本人认为：毛泽东在起草电文之后，又决定不将它发给斯大林。
导致毛泽东改变主意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一份新的情报指出：美军尚未越过三八线。 这份情报乃是他在起草完电文之后才收到的。于是，毛泽东决定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先不实施出兵朝鲜的决定，而继续采取遏制手段。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如第四章所示，周恩来于1950年10月3日01:00唤醒和紧急召见了潘尼迦，再次发出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管，而会出兵干涉。
5.5 北京确信美国不会入侵中国
许多学者——例如西蒙斯、郝雨凡和翟志海以及克里斯汀森等——相信，北京所做预测乃是：如果它不阻止其在朝鲜推进，随之而来便是美军入侵中国本土。西蒙斯甚至辩称，在担心美国人会像日本人不多年前所做的那样制定了掠夺中国的计划的中国领导人眼中，中国防卫美国侵略中国本土，远比保护北朝重要。
这种观点成立吗？事实证明恰恰相反：首先，于1950年8月9日东北边防军成立一个月时，周恩来曾明确告诉东北军区和金日成，中央认为，在鸭绿江中国一侧，不会有任何敌人出现。 其次，出席第十一次会议的成员之一陈云回忆道：其一，在列举出来的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三种可能后果中，会议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乃是第二种后果：（1）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我国维持和平；（2）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敌军轰炸我国；（3）我们的邻邦进入战争，敌军在我国沿海登陆，全国卷入战争。其二，会议认为：目前我们的政策乃是基于第二种后果。 这就是说，就算极为重视美国轰炸中国，在中国领导人眼里，美军入侵中国本土之事也不会发生。再次，于1950年10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份文件指出：战争可以被局限在朝鲜，我们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 这一预测显然曾在军内传达：根据一份新揭中国档案文件记录，1950年10月，时任海南军区副政委的黄康，向他的同事传达了中南军区转发的关于战争趋势的预测，预测指出：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全国无大战，广东许有战事 ——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可能会对广东发动进攻。
以上事实证明，尽管其下宣传机构一再指责美国企图入侵中国本土，北京实际上只准备应付美军的空中袭击而非地面入侵。我们可从毛泽东1950年10月24日对民主人士的讲话，和周恩来1950年8月26日对军队干部的讲话当中，找到中国调低美国入侵中国本土危险程度的最具决定性的原因。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和苏联之间有着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乃属密切。如果美国攻击中国，苏联必将履行条约上面规定的对于中国的义务。 周恩来也指出：美帝国主义者想克服其“太长”、“太远”的弱点，就必须花费更多时间在各地建设更多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为了解决战斗力弱的问题，他们还要在不断发动的战争中训练美军官兵。总之，于斗胆发动大战之前，他们仍需一段较长时间才能准备妥当。
5.6 彭德怀接受出任志愿军统帅
尽管新的情报指出联合国军尚未越过三八线，但它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北京不能停止出兵朝鲜的动员工作。
第十二次会议。1950年10月4日下午，再次召开了讨论出兵朝鲜的会议。这次乃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乃是前述五大书记，加上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林彪、邓小平和彭德怀。 一些材料指出康生和高岗可能并无出席会议。李富春、杨尚昆和胡乔木作为扩大的成员，列席了会议。
由于气候恶劣，直至1950年10月4日上午，接彭德怀的飞机在西安仍无法起飞。因此，彭德怀是迟至当天17：00点才抵达会场的，此时，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小时。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议题，直至毛泽东在会场门口欢迎他之后才知道。因此之故，在会议的剩余时间内，他只是听别人的发言，自己没有发言。
彭德怀抵达前，毛泽东于会议伊始，便已宣布书记处已决定于1950年10月15日出兵朝鲜。
接着，毛泽东让与会人员列出对于出兵朝鲜的赞同观点和反对观点。 列出的反对观点有：（1）中国自己的战争创伤还未愈合；（2）土地改革尚未结束；（3）土匪和国民党特务还未被清除干净；（4）一些解放军战士和老百姓厌战。 由于一周之后，周恩来和林彪向斯大林转述了这些反对观点， 不妨认为，这些反对观点许是毛泽东有意征集起来给斯大林听的。
但是，陈兼认为：可以说，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除了毛泽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出兵朝鲜秉持保留意见。旅日华裔学者朱健荣甚至说，与会成员产生了明显分歧，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强硬派。 时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于会议进行时，一直待在会场附近。他在接受我的访谈时回忆道，他没有听到何人发表真正的保留意见或者真正的反对意见，包括高岗和林彪。 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在接受我的访谈时，驳斥了所谓高岗坚决反对中国出兵朝鲜的谣传。她说：高岗全心全意支持抗美援朝，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但是现在的中共中央不让我说，邓小平不让我说。 时任高岗卫士长的魏宝玉在接受我的访谈时也说：我从未看出高岗对于抗美援朝持有丝毫勉强态度。 苏联档案文件同样表明，高岗是位抗美援朝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由此看来，陈兼和朱健荣上述观点值得怀疑。
我们再次回到会议。关键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乃是彭德怀是否愿意接受任命他做东北边防军司令。10月5日上午，毛泽东让邓小平陪同彭德怀到自己住处交换意见。 实际上，在昨天会议上，彭德怀内心就已倾向于赞成出兵。4日晚上，彭德怀一夜无眠，反复思考出兵问题。最后，他觉得这是正确的、必要的、英明的决策，而且不容拖延。 在得知彭德怀的积极态度后，毛泽东告诉他，政治局业已决定任命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经过短暂考虑，彭德怀说他愿接受任命。5日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彭德怀发言：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
会后，毛泽东请彭德怀和周恩来留下，讨论入朝初期作战计划细节，并一起进餐。彭德怀有十天的时间为出兵做准备。可能是为了表明自身坚定态度，毛泽东让彭德怀接受他的儿子毛岸英参加东北边防军。
同一天，19兵团司令部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该部于1950年12月5日前开拔到靠近东北的山东省集结，等候命令。
第十三次会议。1950年10月6日上午，周恩来召开中革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细节。会议就如下问题作出了决定，安排：东北边防军入朝、更换旧有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为彭德怀司令部调派干部，等等。 第二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和高岗再次会面，讨论入朝初期作战计划和后勤供应问题。
5.7 毛氏正式发出抗美援朝命令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批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于其时也，北京只得放弃按兵不动即可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所有希望。在所有其他手段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北京现在只有诉诸武力挽救平壤这一手段。
1050年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入朝；同时，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兼政委；授权高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以及与支援平壤有关的工作。
为什么毛泽东要将东北边防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陈兼的追溯是：一位亲共民主人士建议, 最好将入朝中国军队称为”志愿军”。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立刻看到这一建议的好处:可降低与美国正式开战的风险。
同一天，即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将出兵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见面，以对志愿军入朝和初始期作战做出安排。 柴成文回忆道，当他和倪志亮当晚带着毛泽东的电文进入金日成的办公室时，他们尴尬地看到金日成正和朴宪永激烈争吵。朴宪永离开后，金日成向中国外交官解释：朴宪永完全没有到山区开展游击战的决心。不过，毛泽东的电文看来可让金日成放弃进行游击战了。读完电文之后，金日成一跃而起。大笑喊道：“好极了！实在是好极了！请将本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的衷心感激转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这个事件清楚证明，直至此前，平壤都未接到北京通知，说明中国已经决定立即实施出兵救急方案。
1950年10月10日，高岗通知金日成，为了与他见面，彭德怀计划于1950年10月11日晚间抵达德川。当天晚上，北朝人民军一位副总参谋长在安东向彭德怀和其他志愿军领导人介绍朝鲜战争局势。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电告金日成和彭德怀，建议他们指示来不及撤退到北方的北朝人民军部队留在敌后作战，并努力防止联合国军可能又在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的海边登陆。 毛泽东还电告彭德怀，同意他在出兵伊始就派出全部而不是部分业已集结的部队入朝。第二天，毛泽东电告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命令将第9兵团提前开拔到到东北。 1950年10月8日至10日，彭德怀在北京、沈阳和安东之间来回飞行：会见北朝使者、主持志愿军将领会议、安排作战准备、按毛泽东指示回北京与他当面讨论关键问题，等等。按照李聚奎的建议，从10月11日开始，将首批给予志愿军的后勤补给从东北运到北朝，比首批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入朝早了八天。
但是，在近年公布的苏联档案文件中，人们并没找到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给金日成的电文副件。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没有将出兵决定电告斯大林，同时毛泽东也没让金日成将此决定转告斯大林。毛泽东很可能是在想：在决定生效之前，中方须得等待证实苏联出动空军。金日成壁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没有将决定告诉斯大林。这点可以从他1950年10月9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看出。在电文里，他对毛泽东1950年10月8日的决定只字未提。 在下一节，我将揭示毛泽东为何不将1950年10月2日和8日的决定电告斯大林的原因。
5.8 毛氏冀获更多苏联援助保证
再次回到1950年10月2日的决定。在隐而不发本应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突然进阶，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原先立场大步后退。1950年10月2日，在回答斯大林于1950年10月1日发出的请求中国出兵参战的电报时，毛泽东通过罗申告诉斯大林：我们原先曾作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出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敌人可能迫使我们后撤。这十分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苏联难免会被拖下水。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现慎重乃属必要。出兵将会全盘打乱我们的整个和平建设计划，国内很多人会因此对我们心怀不满。因此，最好还是暂缓出兵。
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并不满足只得到几个师的苏联装备。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话说绝，他显然还是给斯大林留下了余地。他继续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
罗申显然大吃一惊。他报告斯大林，毛泽东的话表明北京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即所谓“斗志高昂的解放军能够打败美军，且认为美军比日军弱”。罗申继续说，还不清楚改变的原因，据他猜测：北京可能是受到国际形势、朝鲜局势恶化，以及英美集团通过尼赫鲁所施诡计的影响。尼赫鲁曾敦促中国保持耐心，勿行干涉，躲开灾难。罗申还提醒斯大林，中国军队急需一些技术装备，如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以“一切皆为你好”的姿态，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劝他回到原来立场。 信文如下：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向您提出派出五六个师志愿军入朝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到：中国领导同志曾经多次发表声明说，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出几支部队前去援助朝鲜同志……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是至少而非至多派出五六个师，乃是出于以下几点对于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所表明的那样，美军目前还没有为介入一场大战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实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予美国军事援助；
（3）美国势必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着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我方就解决朝鲜问题而提出的条件，这些条件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他们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不得不放弃台湾，而且还将不得不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不得不放弃复活日本帝国主义和使日本成为它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在这方面，我进一步设想：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静观其变，而不是诉诸一场激烈的武装较量、一次鲜明的力量显示，那么中国就得不到上述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会把持台湾，把它当做跳板。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经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它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他用下列的话来鼓励毛泽东：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仍有可能被拖入大战……因此将把中国拖入战争，把苏联一并拖入战争，因为苏中签有互助条约。我们需要害怕？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合在一起，会比美英更有力量……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无多大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来吧，而不要过几年以后才来，到那时候，军国主义复活了的日本将会成为美国的盟国，李承晚将会控制整个朝鲜，美日两国将会在亚洲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1950年10月7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去信，在信中，他表达了与斯大林信中表达的一致的基本立场，宣称他将派九个师，而不是六个师到朝鲜。 据沃尔克戈诺夫所说，毛泽东的回信还有以下这样的话：您在信中提到，中国和苏联应当共同战斗对抗美国。这让我非常高兴。如果我们必须打仗，那就马上打吧。对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毛泽东在信中就中国出兵一事给予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们现在暂不出兵，过些时候才会出兵。他再次请求斯大林接见他的代表，与他们讨论军事援助北朝的详细计划。
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曾于1990年代初生动地描述过毛泽东不愿把话说白的习惯：在毛主席身边，我常常无法弄清他的意思。有的时候，他的话令人很难弄懂，让人一生都无法理解其中意思。近几年来，文艺界兴起“朦胧体”和“多义体”的风尚。我看毛主席的话就是朦胧的、多义的。你永远无法弄清那里面的意思。
1950年10月7日或8日，毛泽东的代表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于1950年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1950年10月11日下午，他们又从莫斯科飞到克里米亚的阿克哈兹，一个黑海海滨胜地，与斯大林会面。会谈乃在斯大林的别墅里举行，时间很长，从19::00到第二天凌晨05:00。中方出席会谈的有周恩来、林彪、王稼祥（中国驻苏大使）和师哲（翻译）。苏方出席会谈的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全部苏共政治局委员）和N·T·费多伦科（翻译）。
基于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似乎负面的答复，而非1950年10月7日给斯大林的比较正面的答复，周恩来强调，关于入朝作战，中国方面困难重重，最好还是不要出兵入朝。 毛泽东曾于1970年接见金日成之时回忆这段往事，回忆证实：周氏和林氏当时被派前往苏联的使命，就是告诉斯氏中国不愿出兵朝鲜。
斯大林没给中国使者施加太大压力，他请周恩来考虑，一旦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国就会对于中国，尤其对于东北构成巨大威胁。斯大林对在朝鲜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兴趣。接着斯大林建议中苏两造通知金日成速将部队撤到中国东北，他们将来从那里比从苏联更易重新进入朝鲜，可给将来打回朝鲜埋下伏笔。
根据师哲回忆，其实不愿就此打住的斯大林，仍然抱有北京许有转圜余地这一希望。他继续说：我们曾考虑过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是很久以前，我们就曾声明苏联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再让我们出兵实在困难，因为这会导致苏美两国直接交战。因此，我们曾经构想，由中国派出一定数量部队，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开战以后，苏联派出一定数量空军，来为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当然，他们的行动将会局限在战线后方以及前进阵地，不能过深突入敌军战线，以免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后落入敌手，这样必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我们也看到了武装中国地面部队、空军的必要性，以及帮助中国建立海军的必要性。
关于这一点，师哲继续说：基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假定，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例如，苏联可为中国装备一定数量的步兵师、机械化部队和特种兵部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坦克、火炮和战机。言下之意，是说苏联战后存有大量剩余武器。
最后，斯大林指出：中国考虑重新装备它的部队，使其标准化、一体化和现代化，是完全正确和合理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是，在战争中这样做比在和平时这样做来得更快、更好，且更有效。再者，由于经过重新装备的部队处在作战状态，就能同时发现不足，加以改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取得更好结果。
显然不过，斯大林是在暗示，他仍希望中国出兵援助朝鲜。
然而周恩来没做让步。 因此，无计可施的斯大林只好于1950年10月13日建议金日成将其政府和剩余部队立即撤到中国东北。 此一建议令到后者大吃一惊，表示北朝方面很难接受此一建议；但是，既然建议已是定案，他们只有接受。
我们知道北京已将派志愿军进入朝鲜的决定通知了平壤，且于1950年10月2日到12日之间，北京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备战。例如，1950年10月8日，就在毛氏告诉斯氏中国最好不派部队进入朝鲜六天之后，毛氏任命了彭氏为志愿军司令员。又三天后，东北军区后勤部接到了全力将物资运入北朝的命令。 那么，作为毛氏的代表，周氏和林氏为何未将这些情况告诉斯氏？
师哲认为，毛泽东这样行事是在有意哄骗斯大林。 在我对其访谈当中，师哲有此回忆：他问周恩来：您怎么能这么肯定地告诉斯大林我们不参战？后者既不加以反驳，也不给出任何解释。 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周恩来隐藏于胸的真正目的，乃与毛泽东的目的完全一致；北京实际并不反对参战。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回忆：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的那段时间，毛泽东曾告诉周恩来，继之，他应基于中国业已决定出兵的真相来与斯大林谈判，争取援助。 那么，毛氏和周氏为何需要如此哄骗斯氏？
师哲的第一个假定是：毛泽东希望通过推迟告诉斯大林中国出兵朝鲜的既定决定，来给对方施加压力，以此确保苏联为志愿军提供武器和空中掩护。 上面提到，毛泽东曾于1970年会见金日成。当时前者告诉后者：当做出出兵入朝决定时，我们迫切需要确切知道他们（苏联人）是否派出空军掩护我们。
毛泽东大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早些时候所做出的苏联可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空中掩护的承诺。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提，1930年代，斯大林没有切实履行他所做出的可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武器的诺言。而在朝鲜战争前五个月，莫斯科事实上并没有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北朝人民军的事实，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这一怀疑。
毛泽东可能感到担心：除了早先建议的五六个师，斯大林是否愿意装备更多的中国军队。以下一章将会谈到，前者原来是想利用后者的积极态度，寻求后者更多援助，以达到利用苏联武器装备解放军五十到六十个师的目的，是原定五六个师的十倍。
师哲的第二个假定是：毛泽东肯定是想摆摆架子，不能让人——包括斯大林——留下他是受到后者摆布的印象。
我还怀疑，通过哄骗斯大林，让他感到绝望，毛泽东可能是在报复斯大林直到1945年前都没切实履行他曾作出的会给中共提供大量武器的诺言，此事一度曾将中共逼入绝境。但这只是假定，仍然有待切实证明。
为让此一计谋奏效，毛氏通过周氏和林氏，向斯氏列举中国参战的种种困难；为此毛氏还得向斯氏掩盖他对出兵朝鲜的真实态度——如前所述，毛氏将北京于1950年10月8日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金氏，但随后毛氏和金氏却没有告诉斯氏。
尽管如此，正像斯大林最后还是向中共提供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缴获的大量日本武器，毛泽东此时也只不过假装不愿出兵朝鲜而已。1950年10月13日，斯大林可给金日成拍发一个利好消息了——下节即将给出有关细节：经过再三考虑和讨论，北京现在同意出兵朝鲜。作为回报，莫斯科同意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
在我看来，似乎此处存在一起重大档案缺失：经过讨价还价，中苏双方曾经签订一份秘密协议，规定：中国真个出兵朝鲜的话，苏联就不仅同意大量装备中国军队和为入朝中国军队以及有关中国本土提供空中掩护，而且还同意战后给予中国大量经济援助、国防援助。希望今后能够找出这一协议。
5.9 斯氏稍加推迟派出苏联空军
在拍给毛泽东的求救电报中，金日成和朴宪永一再强调美国空军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于1950年10月8日所作做出的出兵决定，仍然只是中国的单方面有条件决定，在决定生效前，仍需证实苏联空军可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
不过下列证据揭示，在周恩来和林彪于1950年10月10日与斯大林会谈之前，莫斯科并无通知北京它会推迟出动用以掩护志愿军的苏联空军。第一个证据乃是彭德怀于1950年10月8日拍发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文有关内容如下：至今尚未对地面部队与空军的联络方式做出规定。据说该项规定应由中革军委做出。请即详列规定。否则一旦出现误认，就会导致损失。
显然，当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飞赴莫斯科时，彭德怀还不知道苏联将会推迟出动空军。第二个证据是直至1950年10月11日，当周恩来和林彪在莫斯科得知斯大林将推迟出动空军后， 毛泽东才电告彭德怀“惟（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因此，可以肯定，当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离开北京时，莫斯科并无通知北京它将推迟出动苏联空军。周恩来和林彪去莫斯科，并不是因斯大林就出动空军食言而起，他们此行目的只是为了借哄骗斯大林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确保苏联为中国出兵朝鲜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
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告诉他在北京的同事：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对出兵朝鲜的决议，不持异议。 根据中共中央档案记载，如果北京决定出兵朝鲜，斯大林做了保证：苏联将会全部满足中国对于火炮、坦克、战机及其他装备的需要；关于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入朝地面部队的问题，斯大林是这样说的：苏联空军至少需要两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准备好为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提供支援。
许多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作者，在其撰写的有关志愿军入朝作战的著作中，都曾指责莫斯科此次食言，认为“这无疑是在危机时刻的背叛”。 但是，作者认为，莫斯科的行为并非他们所想象的那般属于背信弃义。
第二章曾指出，毛泽东和斯大林曾于二人在莫斯科讨论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提议后，达成协议：在必要之时和特定条件下，莫斯科将会派出苏联空军掩护志愿军。 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保留，是因为他不想在朝鲜半岛引发苏美直接军事对抗，不想让公众知道在朝鲜有着苏联空军。因此，当他于1950年10月初做出保证，将会派出一个苏联空军师来掩护志愿军时，他的意思是：苏联空军只在战线后方行动，以免飞行员被击落后——无论是生是死——落入联合国军手中。 毛泽东显然同情斯大林的这一保留，因为在二人会谈当中，他甚至建议斯大林仅为志愿军提供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日本生产的武器，而不提供苏联自己生产的武器，以免引起怀疑。 至1950年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之时，中国诱敌深入的战略，已令联合国军逼近中朝边界，这使苏联空军在朝鲜没剩多少可以避免被击落苏空军飞行员落入敌手的作战区域。因此之故，斯大林希望推迟出动空军入朝，直至战线向南推移一定距离。我认为这才是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的真正动机。
下一证据可以证实我的意见。1950年9月18日，仁川登陆三天之后，敌军还未入侵北朝领土，斯大林曾经命令苏联国防部制订一项为平壤提供空中支援的紧急计划。这时如果苏军飞机被敌击落，其飞行员仍可享有大片安全降落地区。该项计划预定从位于苏联远东海滨省的军事基地（包括战略海港符拉迪沃斯托克）调出几个苏联战机中队及其维修人员，连同雷达站和防空营，入驻平壤附近的机场。
这边厢，曼索洛夫和克里斯廷森认为，在1950年10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美苏空军在朝首次空中较量，发生于1950年11月1日），斯大林并非信心不足，他只是无法满足中国就空中支援问题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那边厢，徐焰暗示，斯大林确为信心不足——而当时在东北苏联已部署了四个空军师。 我同意斯大林并非信心不足的说法，但坚持自己在上面文字里提供的对于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所做的解释。
开始，如我所示，为着智胜斯大林，毛泽东假装不愿出兵朝鲜。实际上，在斯大林推迟出动空军之前，他完全没有困难坚持原定积极立场。但是，现在暂时没了苏联的同步空中掩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国根据原定计划派志愿军入朝，还可行吗？面临新的形势，毛泽东倒真有可能改变原来的立场了。
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在认真掂量了一天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的不祥信息后，于1950年10月12日晚间，他命令13兵团和9兵团的司令员暂不执行1950年10月9日的命令，而在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1950年10月13日和14日，彭德怀和高岗相继遵令回到北京。
第十四次会议。195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考虑出兵朝鲜的决定。会议做出的决议是积极的：中国将参加朝鲜战争，哪怕苏联推迟派出空军到朝鲜。
会议是否存在激烈争论？根据苏联档案记载，高岗曾告诉在沈阳的苏联人，会议期间，他和彭德怀坚决支持出兵朝鲜，与反对出兵的周恩来激辩。最后，他们的意见在政治局里占了上风。 但事实是：1950年10月13日，周恩来还在莫斯科，根本没有出席会议。高岗的意思大概是指他和彭德怀不同意周恩来于其1950年10月11日拍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里所表示的貌似消极的立场。他和彭德怀似乎也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当。在我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机要秘书的康一民的访谈中，对方回忆，周恩来此次访问苏联，他是随从之一；周恩来根本没有反对出兵。康氏提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乃是：飞抵莫斯科之后，林彪立即写了一份长达四页的电报给北京，再次质疑出兵。这份电文乃由康氏译成密码。林彪曾请周恩来共同签署电文，遭到后者婉拒。后者对前者说道：这是你的意见。 因此，我认为北京其实从来没有对于自身原先作出的出兵朝鲜的立场发生动摇。时任志愿军42军124师师长的苏克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暂停执行（志愿军入朝令）并不意味中国曾因苏联推迟出动空军，而在出兵朝鲜的决定上有所动摇。做出这个“暂停执行”决定，乃是因为需做更多准备，防范敌人针对我们的东北工业基地和东南沿海城市采取空袭行动。
应当指出，中国领导人事实上早就预计到了，苏联在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问题上，存在着不确定性。第二章指出过，通过他们于1945年前的革命经验，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吸取了痛苦的教训：莫斯科可以违背它做出的可给中共提供武器的诺言。因此，1950年10月初，当其齐齐开会讨论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时，首先困扰他们的问题乃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弄清莫斯科会否履行诺言：装备中国军队并为他们提供空中掩护。吴瑞林在接受访谈时回忆道，在于1950年10月9日召开的志愿军军级以及军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彭德怀指示他们，不要将希望放到苏联为他们的部队提供同步空中掩护之上。这样想是会犯错误的。吴瑞林还说，当时他们知道，抢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苏联已将一个空军师派到东北，以防止美军轰炸鸭绿江渡口。他们明白仅一个空军师对于他们在战场上争取胜利，没有多少帮助。 因此，我认为安东尼·法拉-霍克利将军爵士的下述观点并非正确：当斯大林违背他所做出的愿为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的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诺言时，毛泽东当即发生精神崩溃，尽管时间很短。
同一天，毛泽东将政治局的决定电告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经与政治局同志商量，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最为有利。他接着指出，如果改变原来的决定，首先对东北最不利，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敌人控制。他最后指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关于斯大林推迟两到两个半月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和中国有关城市的决定，毛泽东告诉周恩来：可以接受。
在接到毛泽东的最后决定之后，于当天稍晚时候，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我刚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他通报说，中共中央再次讨论了朝鲜局势，最终决定向朝鲜同志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中国军队装备不足。我正等待着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给我再发详细报告。根据中国同志做出的最新决定，我请你暂时推迟执行我于昨天给你的电报中所做的的指示，即撤离北朝，将北朝军队撤回北方。
第二天，当中方情况更加明了时，斯大林再次电告金日成：经过犹豫和做出了一系列临时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做出最后决定，出动部队帮助朝鲜。我很高兴中国最终做出了有利于朝鲜的这个决定。在此情况下，早些时候向你通报的为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所做出的那些建议，可告无效。你应与中国同志共同解决有关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具体问题。中国军队需要的武器装备将由苏联提供。
1950年10月14日，莫斯科时间01:38（北京时间07:38），斯大林接到罗申的电报。后者报告说：除了我于第2406号（第25612号报告随后就到）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毛泽东还说：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听任美军推进到中国边境，朝鲜将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危域，东北将会面临持续威胁。以往我们有些同志之所以产生过犹豫，乃是因为对国际形势、对苏联会否援助我们以及会否提供空中支援没搞清楚。目前，所有这些问题都得以澄清。毛泽东指出，现在出兵朝鲜对他们有利。中国有义务派出部队。先行派出由九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些，但是他们能够对付李承晚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同志将会准备第二梯队。毛泽东说，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空中力量。我们希望苏联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另外，毛泽东提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苏联提供的装备支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获得这些装备。这样，1951年的国家预算就不会受到影响，且也容易向民主人士解释。最后，毛泽东申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必须在朝鲜同志进行艰难斗争之时帮助他们。周恩来将与菲利波夫同志再次会面讨论这个问题。已给周恩来发去指示。
现在，北京出兵朝鲜的决定将要马上成为事实。
5.10 二十余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14日，毛泽东单独与彭德怀交换意见。 同一天，毛泽东告诉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肯定，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只采用有节制的防御方针。毛泽东此时在军事上似乎从原来的立场上有所后退，开始谈及革命战争：在第一时期，我军可在元山—平壤铁路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北朝根据地。” 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北京。
志愿军将按照原定计划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 他们的装备主要是由各式各样的轻型武器构成，原从日本军队以及南京军队手中缴获，现在要拿它们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1950年10月18日晚间，彭德怀代表毛泽东在北京起草了给志愿军指挥员的命令，指示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坚决参战。 由于莫斯科推迟出动空军来掩护他们的军队，这些指挥员对于当下即行入朝参战之事，曾表现出最后一刻犹豫。第七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一最后一刻犹豫。
在由北京回到位于鸭绿江边的安东后，彭德怀于1950年10月19日黄昏，带着一名助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越过鸭绿江。他将于10月21日早上在北朝的一个偏僻地点与金日成会面。 1950年10月19日17:30，二十五万五千志愿军官兵开始从三个地点越过鸭绿江，涌向北朝作战区域。为了便于伪装，所有部队严格按照命令，只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过江。
当天，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正式通知中央各地方局：志愿军已被派往朝鲜。 黄昏时刻，在接到聂荣臻关于第一批志愿军部队已经过江的报告后，据其卫士长回忆，毛泽东只说了两个字：“睡觉。”一经躺下，他马上就进入了熟睡。
5.11 小结
中国原来设法让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的努力失败了，只剩下出兵干涉这个唯一途径，可望达到所想结果。与中外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不同，本书提出证据，说明北京于实际上并不真正担心美国将借朝鲜入侵中国本土。据此推理，如果联合国军止步于三八线上，并保证不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出兵朝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对由北朝在南韩发动的人民战争提供大量援助，就像它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印度支那所做的一样，而不会诉诸直接武装干涉。
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各自出动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入朝的决定，一度发生改变，都有合理原因。这边厢，毛泽东想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确保志愿军能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和空中掩护。那边厢，斯大林想避免苏空军飞行员被击落后落入联合国军手中。当其时也，联合国军已经逼近鸭绿江，给苏空军飞行员留下极少安全降落区域。毛泽东希望在两个月内就能看到苏联空军抵达，来掩护志愿军。结果，仅于志愿军越过鸭绿江七天而远非两个半月之后，苏联空军就来了。
尽管有着种种前述障碍，经过最后阶段动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终于得以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号，由彭德怀率领，于1950年10月19日开始陆续跨过鸭绿江。
第五章尾注：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98页。
同上，112页。
同上，98页。
沃尔克戈诺夫《胜利与悲剧》，6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4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同上。
张希“彭德怀与中国入朝参战”（英文），陈兼翻译，《中国人史学家》第6卷第二期（1993年春季号），5-6页；洪学智《抗美援朝》，14页。
金日成的话引自齐德学《朝鲜战争》，46-4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71页。
李家骥和杨庆旺《跟随红太阳》（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73页。李家骥曾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据他所说，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共进晚餐的人是金日成而非朴宪永。但由于大多数材料都是说是朴宪永而非金日成飞抵北京，作者认为他的记忆可能有误。
张希“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高树等《历史巨人》，1，011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2页。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忆毛泽东和援越抗法”，编写组《缅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9-290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58页。
“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
罗印文《邓华》,194-195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36页。
《周恩来外交》, 30-32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38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0-181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35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89页。
罗印文《邓华》，194-195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3页。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9日社论：“坚决反对”，87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抗美援朝》，68页。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都没有收录这个观点。
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58-159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3页。
同上。
《聂荣臻回忆录》第二册，736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3-1，014页。
用于重新装备志愿军的的第一批苏联武器装，乃于1951年11月运达中国东北或者北朝，参看师哲《在历史巨人》，503页。
《毛泽东军事》第六卷，106-108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2页。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第二版，72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
李跃然“我在周总理”，97页。
《周恩来外交》，25-27页。
西蒙斯《关系紧张》（英文），164页；郝雨凡和翟志海“中国入朝”（英文），101页；克里斯汀森《有用的对手》（英文），157-158页。
《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一卷（1997），63页。
《陈云文选，1949-1956》，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2页。
张曙光《遏制与战略》（英文），107页。
我于1994年2月21日在广州对黄康的访谈的内容，该次访谈内容未被收进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9页。
《周恩来军事》第四卷，46页。
徐远东主编《新民主主义》，631页。
齐德学《朝鲜战争》，49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17-1，018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3页。
《彭德怀军事》，320-321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281页脚注78，此章朱健荣的观点出自此一脚注。
我于1993年11月27日在天津对李银桥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页。
我于1993年11月29日在北京对李力群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页。
我于1993年11月30日在北京对魏宝玉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7-19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8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3页。
《彭德怀自述》，257-258页。
同上，258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23页。
杨成武《新的使命》，12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徐焰《第一次较量》，23页。
张希“彭德怀受命”，1，024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87页。
同上。
柴成文和赵勇田《板门店》，82-84页。
同上，65-6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7页。
同上，547-548和551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44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02页。
同上，114-115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 （英文），1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5-116页。
沃尔克戈诺夫《斯大林》（韩文），8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5-116页；巴贾夫“政治评价”（英文），3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6页。
沃尔克戈诺夫《胜利与悲剧》，9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6页。
高智和张聂尔《机要秘书》，92-93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97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3-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495-496页。
同上，496-498页。
同上，498页。
同上。
同上。
曼索洛夫“斯大林”（英文），119页；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3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8页。
李聚奎“迎难而进”，4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4页脚注32。
李家骥与杨庆旺《跟随红太阳》，74页。
同上，92-94页。
陈兼《中国走向》（英文），199页。
我于1995年7月21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7-39页。
巴贾诺夫“政治评价”（英文），14页。
衡学明《生死三八线》，65页。
同上，69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48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2-94页。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7页。
李海文“中国为何”（英文），93页。
例如陈兼《中国走向》（英文），200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6-27页。
我于1995年7月21日在北京对师哲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37-39页。
曼索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英文），95页。
我于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对徐焰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12-1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2页。
同上。
秦婴编《摘要》第一部分，58页。
我于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对康一民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27-28页。
苏克之《铁马金戈：苏克之回忆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128页。
我于1993年9月2日在北京对吴瑞林的访谈的内容，参看秦婴编《摘要》第二部分，6-8页。
安东尼·法拉-霍克利“关于朝鲜战争期间持续运用的战略的笔记”（英文），呈交给“朝鲜战争：历史记录评价”国际研讨会的论文，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页。
王亚志“抗美援朝时期的聂荣臻”，《神剑》1994年第二期，6页。
曼索洛夫“新的证据”（英文），119页。
同上。
同上，118-119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率兵入朝前后”，《史学月刊》1985年第六期，11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56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7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0页。
明荣“彭德怀同志”,《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68页。
胡光正和鲍明荣“对‘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一文的若干事实修订”，《党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28页。
杜平《在志愿军》，38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第一卷，571页。
徐焰《第一次较量》，25页。
来源：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