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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和我都住在伦敦,但讲的故事各异,这就是移民作家的特点: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但不生活在同一个时间,就算同时钻进TESCO买同样的鸡翅膀。伦敦是个空间交叉的城 市。这么说并不是指有三维空间或他的新作《隐埋的巨人》的奇幻故事,而是作家在异国 写作,必然与家乡走的更近。因为不变的记忆会把细微的情节呈现扩展,恰恰是住在原地 被跟着变化的作家不经意失去的。记忆是变迁的克星。

石黑一雄的写作特点像是雕刻:先有主题,再一步步完成,下笔缓慢又精心。而不是如泼 墨般的中国名家,泼完了像个什么就说是什么。从《群山淡景》、《浮世画家》、《长日 将尽》、《上海孤儿》、《别让我走》到新长篇《隐埋的巨人》等,石黑一雄的题材看似多 样,但有一条思路没变,那是:帝国、阶级、回忆以及永远怀旧。因此,我预测这位仅去 过日本一次出席新书讲座的作家,下一步该写他出生地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故事了。因为作 家的精神状态脱离现实的目的,是隐忍于小说之中。但虚构的文学迟早会走向真实的内心。

我看石黑一雄的文学理念还是早年读过的《远山淡影》。是主角悦子对二战前后在日本的 回忆,故事平淡,但含蓄深密。代表了日本战后新生代对现代历史难以忘怀的感伤。书中 我更喜欢着墨不多的另一位母亲幸子。石黑一雄没有说女儿自杀的原因,连哀伤都没有展开,也没有结局,整篇淡如云烟,说是一幅写意画都行。但这是一部东方小说,在西方小说审美框架之外,即不是虚无主义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西方传统的哈代。唯一和西方审 美拉近的是如浮世绘般的那股颓废之美。

石黑一雄的小说和川端康成同样精微。甚至田间的水沟,天空的味道,落叶与落叶,尽管 他本人没生活在日本,都有一股日本风情扑面。这种特色源于作家个人的民族性格,而不 是必须长在那块土地才像那块土地。山离远了则看得更清楚。

但石黑一雄还是不同。比如1989年完成的《长日将尽》,便以住在英国的经验,完成了其 中的管家史蒂文森和英国家庭人与人的描述。这证实了作家是在它乡写故事,而不仅仅是 在异国怀旧。

老管家史蒂文森是一位内心复杂的人,他忠于仆人的职业道德,以逃避自己的责任为责任 ,认真地混到老。石黑一雄对史蒂文森的刻画,展现了英国的仆役文化,也正是此文化在 张显着英国的贵族,也正是有贵族文化才有今日的宪政英国。那么,文学可以通过触角深 入到过去与今天,展示文明的另一面。或者说不限国家地域的各种文明。这恰恰是坚守本 土的作家无法做到的。有趣的是《长日将尽》的叙事主题总使人感到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的落败。作为英国作家的石黑一雄,终生将被追问的就是他与日本母国的关联。这其实也是作家无法回避的文学之内的问题,既:写作的方向和风格。假如我写了英国老管家的命 运,是否也将残存着对中国儒家忠孝文化的反思?

那首先要面对的是丧失自由和丧失边界的区别。

石黑一雄的国家和印度一样都是民主国家,所以不存在被流亡的心态,买张机票就回国了 。只有极权国家才出现禁止作家回国的政治刑罚,因为极权者认为这是消灭思想自由者的 手段。因此碰撞出现了作家的离散、创伤和政治反叛意识。流亡作家以外人的角色把语言 作为文化护照,把政治作为挑战目标,明确了流亡的处境,那就是:重建家园或者消失于 自由社会。但哪怕流亡在最自由的社会,流亡者仍然活在或大或小的囚牢之中。但石黑一雄不在此列,他甚至也不是移民作家。因为他六岁到英国和出生在英国没什么差异。他不用日语写作,也没兴趣教女儿学日语。他的小说没有国家意识,故事的背景呈多面性。居 住与流亡的区别是思想精神。就算这两类作家住同一座楼。流亡作家的思想会发生裂变,终生试图剥离祖国的捆邦重建个人意识,其结果是更紧地盯着原社会,死守原语言,俗语叫更爱国。索尔任尼琴就是一例。而居住作家恰恰不在意国家意识,小说人物也更趋国际化,如纳博科夫。因此,石黑一雄的记忆式写作,没有抓住历史证据的紧迫,也没有冲破 囚牢的焦虑,他自由地叙述着人生哲学,表达思想的极端。当然,居住作家大都没有语言 和政治困境,文学观点如《无可慰藉》,似迷雾也无指向。仅仅过分地暗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孤独感。

石黑一雄渴望广域式写作,也刻意地去社会化。这就成了通常以批判战争宗教、环境污染 、人类危机的国际作家了。我理解他试图转述内心想法,只是写完之后意犹未尽,文本便成了经典小说风格的追随者。《上海孤儿》虽找回了《长日将尽》持之对人性的关注,但从哲学上看略显轻浅。而《浮世画家》恰是石黑一雄对英国古老传统以及日本文化的危险有所反省,但又缺少些俯瞰。

当然,要注意流亡作家会分化为进入宗主国的优越感如高行健,和退入个人困境的失落感 两大类别。而移民作家是放弃立场的相对主义者,抱着多元和包容的态度写作。流亡作家 大都会建构批判性的叙事文学。这两种心态都会写出风格不同,但都有深度的作品。因为 小说的冲突是发生在人物之间,其实也就是作者与小圈子的扩大。在《上海孤儿》中,主角的寻找冲动,就是把悲恸的情感化为文学真实,使人生看起来丰富多彩,也更是真实与 谎言的对抗。如果文学没有真理可说,哪怕是虚构的,也不值得写。石黑一雄在《别让我走》中,就能使语言流动来激活词语,给了文字以灵魂,而不仅是关于复制和探索生命源 头的死标本。

当石黑一雄在《隐埋的巨人》中讲集体失忆的故事时,出于去政治化的目的,他寻找更抽 象的背景。主角年迈的夫妇阿克塞尔和比阿特丽斯和村里的人一样生活在失忆的雾中。这就是石黑一雄面临的流亡心态,他试图填补民族记忆空白。尽管身居伦敦,遥远的故国,会从他血液里散发着叹息。也只有在这时刻,移民和流亡的不同,转化为挥之不去的共同焦虑。于是,想象和诗意成为语言迷途,使作家成为民族精神的囚徒。其实严肃小说最终 是流亡精神重返家园,是任何社会的流离者,文学就是祖国,这就是艺术的高境界。因为,流亡作家把自己低调处理为移民作家,那仅是人生的成功,文学则是失败的。相反,从移民作家走向流亡作家便证实了文学存在的真谛。因为写作的终极只有:内心自由,然后重建一个不存在的精神家园。

我在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时仅把那座商业城市当成来去自由的码头。十年之后离开西营盘 工作室时感到一去不返。但在德国鲁尔大学教授当代文学的日子里,发现记忆如影随形, 把你生活过的细节一天天地展开,人生就被定格在那儿了,而不管你是否喜欢。香港便再 次成为我的家园,和生活了十年的北京没有区别。记忆本身不撒谎。尽管香港处处排拆我 为中国大陆的作家,我还是自认为是香港作家。毕竟我的三部长篇小说《九条叉路》、《 拉面者》、《思惑》都是在香港南丫岛上写完的。其中的《思惑》就是从宝马山杀人案展 开。因此,不能因为是日本移民作家而否定石黑一雄不是英国本土作家。

这就是形成个人价值体系,是来源于记忆的闪动,而不是作者与社会的理性建构。

石黑一雄赋予记忆以关键的写作地位,他通过记忆来探讨身份重建。反思国际移民飘乎的 处境,也是作家流亡的心境。所以小说人物既是作者的对象也是作者本人。面对集体选择遗忘时,个人的记忆在仔细雕刻着文化身份。 我与香港的生活情节也许会成为下一部小说的背景甚至主题:街道两侧空调机的轰鸣、我养过的灰狗昏睡在洪圣爷湾沙滩和大雨从很陡的差馆上街的石头台阶飞落……正如石黑一 雄在每一部小说里都隐藏着长崎,那个他出生之地的真故事。作家也许在中年写作能摆脱 记忆纠缠,但老年便忧郁地展开内心,如《浮世画家》中的主角大野。记忆虽使他存活下去,又使他茍且偷生。因为记忆就是生活的备忘录。

石黑一雄的隐忍是因日本对战败的态度,他不是无根,更不是自卑感,而是刻意拉远。他的故事情节有张力,没有夸张,只是他太在意哲学意义,以为文学就是对人类的哀悼。其 实人类消逝之后的未来和人类毫无关系。怀旧也许是他的文学道场,因为小说是感性表述 ,情感因怀旧而存在。回忆把经历变成怀旧的过程犹如把照片在手机点了经典处理。文学 就是让读者去观想不曾经历的历史。《别让我走》就是通过主角卡西的回忆,让我们寻找情感联系,从而认识你自已。

石黑一雄看似如镜子反映了真实的人生但那真实却是相反的,因为他内心也许是记忆的黑 洞。所以他总以人类的经验展示。这当然能够增加各类读者。只是文学应更明确地讲出自 己的观点,让词语的力量渗透人心。日本长崎发生的那场原子弹爆炸,他是死者后代。可以这么说:日本战败是石黑一雄努力成为国际作家的动力。东方与西方,现实与想象,就是他故事的开头和结尾。

他意欲洞悉就会紧张的日本,不会终生回避。香港的读者也许弄不明白石黑一雄写作与身 份的冲突,他行文如水,阅读感不逊于村上春树。我是说,他其实确信自己故事的背后是不可传达的。正如本土读者不知道移民的生活。伦敦南部的人群不会看见西区中产阶级的 生活,任何城市都是三维空间。小说就是让我们去想象你从未知晓的社区和陌生人。它会令痛苦不安的人感到安慰,令生活安逸的人感到不安。尽管一切都是虚构。

有人说英国小说已死,所以有了移民作家奈保尔、拉士迪和石黑一雄。更有人说大英帝国 已衰败。但现实是这个世界还是英语世界,英国文学层出不穷。今天,人类还是按照英国 模式在建立国家和发展经济。我就住在英国的中心,根本找不到帝国不在了的证据。这里无论是文学艺术、媒体服装、电影体育甚至流行文化都枝叶茂盛。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 正是现代英国起步的开始。而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所反映的故事,正是人性的胜利。因为人应该是有缺陷,所以,阶级和帝国与民主自由可以共存,正如小说与读者。

对石黑一雄而言,小说乃是国际化的文学载体,他做到了让别人去猜测自己。这已经是他的文学成就了。

2015.8.3

来源:《字花》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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