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爱国主义
如果这个国家不爱你了，你还爱这个国家吗？ ——题记
这是八十年代一位作家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挑战爱国的合法性和神圣性了。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先要简单论述一下关于国家的概念由来。
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我对此一直存疑，且不说古代一直都有华夷之辨，即便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也是近代才提出来的。辛亥革命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若不是当时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不在国内无法控制局势，否则怎么会有五族共和，甚至把满族也加进去。须知孙中山的革命目标一向是排满，所谓的中华也不过是指汉族而已。况且中国古代民族如此之多，爱国主义是否为其核心尚有待商榷。当然，今日此文意不在辨析何为中华民族之精神，仅就爱国主义发表一番愚见。
所谓爱国主义，首先得有“国”这个概念，然后才谈得上“爱”。事实上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有“朝”无“国”，大家只知道有王朝，而不知道有国家。“国”一词乃是由周代分封制演变而来，原意指诸侯王统治的区域，而“家”一词则是指卿大夫统治的区域。而实质上的国家，我们则称之为“天下”，以为天子统治的地方。古人对“天下”的概念与我们的理解也不一样，天下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它属于天子，但天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天下由君主进行统治，不同姓氏的君主代表不同的王朝，王朝可以发生更替，但天下不会变，它不会因为君主易位了就不叫天下。古代的王朝其实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政权”这个概念，即王朝（政权）可以随时替换，但天下（国家）是不会变化的。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国家”，其实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概念。西方的现代国家的产生是从中世纪末期的政教分离开始的，民族主义的产生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很大一部分就是沿袭了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指的就是民族国家。当然，西方近代产生了很多种关于国家的概念，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这个实体，凝聚集体的力量，但也需要警惕民族主义的狂热，德国纳粹政权其实就是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
既然国家是由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共同体，那么它就具有一个实体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组成这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集合。然而我们的宪法却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宪法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恩格斯《论现代国家的起源》一文里面的观念，认为国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这里便出现了歧义了，从民族主义出发可以推出的观念便是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然而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却是国家是一个统治工具，概念的歧义会导致我们行为的差异。官方默认国家的工具性为国家的基本属性，却忽视了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其实并不相同，有人可能对国家的认知为多民族的共同体，也有人认为国家象征着一种归属身份。因此，当你看见每个人都打着同样一种爱国的口号，然而所作所为却与你大相径庭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因为他就是趁机捣乱，也许是因为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不一样，才导致双方的争执。就好比中国和美国对民主的理解不太一样，因此才会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缺乏民主。这是概念的模糊不清，所以名家有名实之辩，虽然孔门认为名实之辩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其实这象征着语言的准确性，而语言的准确性往往影响着话语权。
如果这个国家不爱你了，你还会爱这个国家吗？如果国家指的仅仅只是统治工具，那么这样的国家不爱也罢。既然国家只是一种工具，而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当这个工具伤害了你的时候，你还有必要去爱一个冷血的工具吗？每当我看到历史书上写到有多少烈士为国家而献身，我内心就一阵心痛，我并无诋毁他们之意，只是觉得一个烈士太多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因为它本该让人生活的更好，却反而让更多的人为它而献身。韩非子在《五蠹》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说周文王的祖父最初并不居住在西岐，而在西部的边疆，当时狄人非常想要他们居住的那片土地，文王的祖父不给，眼见就要付诸武力了，但当时他们太过于弱小。于是周文王的祖父就对他的子民说，我不忍心见你们为了一片土地而付出生命，土地是为了养育人民而不是杀害人民的，所以我选择离开，如果狄人对你们好，谁统治你们都一样。大家非常感动，于是集体迁到了西岐这个地方，开创了西周的基业。引用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说明一个道理，不要为了手段而牺牲我们最终想要到达的目的，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鼓吹投降主义或出卖国家领土。我们爱这个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能庇佑我们，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因为它是国家，所以我们要爱她。因此，我所爱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人的共同体，就像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国家”。胡适曾说过，你为自己争取自由，便是为这个国家争取自由，自由不是建立在一群奴才上面的。我说，爱自己，并推及到自己的同胞，便是爱这个国家。当然为了国家的存在有时不得不付出一些生命的代价，但绝不意味着国家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的牺牲上面的，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靠人民的牺牲与无私奉献才能存在，那么这样的国家不要也罢。前几年出现的一些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而抵制日货，损害国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行为是值得谴责的，如果爱国行为最终变成了对自己同胞的伤害，那么这就不叫爱国，而叫害国。即便是国家的法律，终究还是为了拯救人，所以当有人提到儿子告发父亲犯罪的行为时，孔子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要比法律更重要，因为法律最终还是为了人而设立的。因此人比国家更重要。
我更愿意谈爱国，而不谈爱国主义。一百多年前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很赞成胡适说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并不是意味着胡适就是向现实妥协，而是有更深刻的含义。爱国是一种行为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爱国主义则是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行为和问题都是任何人都可以讨论的，都是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的。但任何东西被冠上了“主义”一词之后便值得注意了，因为主义往往意味着一种最终解释权，它与话语权密切相关。革命为何拒绝问题而要大谈主义，其实就是为了掌握革命的话语权，一个主义只有一种正确的理解，而最终的解释权则把握在革命者的手里。看看六十年代后社会主义联盟内部国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解释权争夺便知，我们斥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何尝不是一种争夺话语权的问题呢？爱国主义的最终解释权自然是在官方的手里。因此，当我们谈主义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多元化的理解，它拒绝了其他理解的可能性，把自己变成一种封闭的价值取向。所以胡适说要追求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一谈到主义便会出现所谓的“正统”理解，那么此时自由主义其实就已经禁锢了大家的思想，而自由恰恰意味着理解的多种可能性。
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在经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对国家产生怀疑，于是才有了上面这个问题。有人怀疑，有人却不以为然，反问道，如果你母亲错打了你一巴掌，你还爱她吗？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四人帮，或者把那些造反派当成是整个国家了，所以他们觉得受到了国家的迫害。保持怀疑的那些人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后者则有淡化苦难的倾向，那种程度的迫害可不是仅仅比喻成巴掌那么轻松，而是人身消灭。我的理解是少数人利用大家对国家的理解而使大家相互迫害，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国家伤害了谁，该不该继续爱国，而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存在或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国家这个概念。如果国家的建立威胁到每个人的安全，如果我们对于国家的理解仍停留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那么这种伤害就永远无法避免，那么此时应该考虑的问题便是国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了。
因此，如果基于我对国家的理解，我会赞成爱国，但我不相信爱国主义。
来源：简书